民国有这样一群女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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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有这样一群女人

朱安（1878-1947）

朱安，鲁迅的妻子，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

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

因为鲁迅是长子，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了。

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

1901年4月3日，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

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和朱安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

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

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

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

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

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

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很简单：

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

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

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

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

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

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

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

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

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

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

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

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

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

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

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

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

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

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

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

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

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重新到日本去了。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

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

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

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

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

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

鲁迅多次对友人说：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孤独地来孤独地走。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

假如：

朱安不但懂得礼贤下士，而且又博览群书，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进步思想，是鲁迅先生的左膀右背，那么她的命运还会是这样吗？

鲁迅还会认识许广平吗？

要说朱安的婚姻是悲哀的，那是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

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

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

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

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

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

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

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

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

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

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

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

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

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

现在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

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

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

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

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

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

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

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

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

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

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

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

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

她说：

“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

”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

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

有一次在信中提出：

“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

”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

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

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

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

“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

”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

“……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

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

”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得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

“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

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

他常对人说:

‘我不知什么叫爱。

’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

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

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

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

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

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

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

“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

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

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

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

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

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

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

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

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

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

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

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

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

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

“官官来了。

”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嫂、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

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嫂、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

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才辞别上轿。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

“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

‘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

’”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在当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

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

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

“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

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

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

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

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

“结婚前一切我听你做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的。

”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

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

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

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

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

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

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

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

信中指出:

“……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

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

“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

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

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但可能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朱安请人代笔的回信里体会到内山先生的一片苦心。

信中说: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从信中可体会这位毫无谋生能力的老妇人凄凉的晚景。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这事的经过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关于周作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10月1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后，将书信一一投送，一面请赵万里把旧书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访问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条见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

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上比较精干。

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

她听了一言不发。

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

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

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

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

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

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

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张幼仪（1900-1988）

张幼仪（1900——1988），名嘉玢。

1900年出生原籍江苏宝山，比志摩小4岁，世居真如，后移嘉定。

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名祖泽，是当时上海宝山县巨富。

张祖泽有八子四女，张幼仪排行第八，为其次女。

她的二哥张君劢（音迈），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民社党创立者。

 1912年7月，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苏州创立“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2岁的张幼仪在二哥张君劢（嘉森）和四哥张嘉璈的帮助下到该校读书。

该校首任杨达权，重视女子教育，张幼仪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

但三年后，尚未结业的张幼仪就被接回家成亲了。

替她作媒的正是她的四哥张嘉璈，在当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在巡视学校时他发现杭州一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这就是徐志摩。

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和有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的父亲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徐父申如定下了二人

的婚约。

于是15岁的张幼仪就辍学嫁到浙江做了少奶奶。

徐志摩的态度：

“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

”

1918年生长子徐积锴（阿欢），不久徐志摩就留洋去了，1920年徐志摩收到张君劢的信，被迫不耐烦地把张幼仪接到他身边，张幼仪回忆当时徐志摩的态度“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

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

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

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

可是我晓得那是他。

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此时的徐志摩与林徽因坠入情网，不久徐志摩就提出离婚，已有二个月身孕的张幼仪毅然同意。

1922年生次子彼得，遂与徐志摩在柏林签字离婚。

这是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签好离婚协议后，徐志摩跟着她去医院看了小彼得，“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得神魂颠倒”，“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他，他要怎么活下去。

”离婚后，张幼仪到巴黎投靠二哥张君劢，并随其去了德国，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1925年痛失爱子彼得，1926年夏被八弟张禹九接回上海，不久她又带长子阿欢去北京读书，直到张母去世，她携子回沪。

经时张嘉璈已经是中国银行副总裁，并主持上海各国银行事务，而徐申如也把海格路125号（华山路范园）送给张幼仪，使她在上海衣食无忧。

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在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这使她的经营能力得到了极大发挥。

1934年，二哥张君劢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她又应邀管理该党财务，一时威风八面。

抗战爆发后她又屯积军用染料，大发了一笔横财。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

婚前，她写信到美国征求儿子（大儿子徐积锴）意见：

“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

”儿子的回信情真意切：

“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

谁伴母氏？

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阿欢在美做的是土木工程师，这封信颇得其父风韵。

时过境迁的张幼仪为这一段沉重生活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

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

解放前夕，张幼仪赴香港，1954年与与医生苏某成婚。

苏医生曾留学日本，在上海行医，也是离异有子女。

1967年，张幼仪67岁的时候，曾和苏医生一起，到英国康桥、德国柏林故地重游。

她站在当年和徐志摩居住过的小屋外，没办法相信自己曾那么年轻过。

第二任丈夫过世后，张幼仪到纽约居住。

在共同生活了18年后，1972年苏医生病死，张幼仪赴美，1988年病死于纽约，是诗人情感生活中，活得最长的人在英国伦敦、沙士顿，以及后来在德国柏林的那一段生活，徐志摩对待张幼仪并不友好，甚至有些残酷。

两人在沙士顿住下后，不久张幼仪就怀孕了。

此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无暇顾及张幼仪，一听便说：

“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幼仪说：

“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

”徐志摩冷冰冰地说：

“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要马上离婚，见张幼仪不答应，便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人撇在沙士顿。

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幼仪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

徐志摩明知张幼仪的去向，却没有理睬。

只是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找到柏林，逼着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