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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哲学的集大成黑格尔逻辑体系构成的宏伟殿堂坍塌后,哲学经历着“世纪末”的转变。
一些哲学家从以往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所强调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转向对经验世界的描述,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
另一些哲学家则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探索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心结构和人的存在价值的研究,由此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
以柏格森哲学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则是带动这一潮流的旗手。
今日的中国也面临着社会的转型,生命哲学对中国的发展是否有某种值得借鉴的意义呢?
本文想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进行解读,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一绵延自我记忆
“因为他那丰富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的光辉灿烂的技巧”[1]——诺贝尔文学奖对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颁奖语。
《创造进化论》是柏格森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它阐发了他最根本的哲学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这个体系的三个基本概念:
绵延,自我,记忆。
(一)、绵延:
真正的时间
首先看绵延。
绵延是一种无载体的生成状态,无有形之物的“生命之流”。
“绵延不是事物一个跟随一个的连贯或连串而是状态的连续。
在连续关系中分别不出一个个彼此相连的事物,因为这里不分彼此,连续而出现的事物都包含过去预示未来,”[2]它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或者有机体的生命,而且是宇宙内在的生命力。
世界或者说生命的变化一方面是连续的,绝不会停止不动,另一方面是异质的,就是它在变化中不断改变自己,不是量的变化,而是实在的、本身的、质的变化。
就像听一段音乐:
它不停的流动当我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我的内心和它的旋律相互交融,把它体验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绵延,音乐跟我生命的体验一起展开。
很明显,这是时间的状态——绵延就是真正的时间。
“柏格森哲学的逻辑起点在于对什么是真实的时间的思考,时间也就成了柏格森形而上学的对象了,时间——真正的绵延是生命的本质。
”[3]绵延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里感受和体验着它,没有绵延就没有运动变化,没有活的生命。
它是在知性构成的世界背后的真正实在,哲学要抓住的正是这个东西。
科学研究物质世界,而形而上学主要研究精神世界,为此,真正的哲学——科学的形而上学就是以此为对象。
在以时间为对象的形而上学中,柏格森区别了两种时间,一种是真正的时间,即生活时间或具体时间;
另一种是科学时间,即度量的时间或抽象的时间。
绵延就是真正的时间,它是纯粹的既不掺杂任何空间要素,是我们形而上学所要认识的对象,而科学时间是受到我们空间概念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是为我们生活目的而构造的实用时间,相应的人们把握世界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空间化的方式,把活生生的流动的生命变成外部空间对象,让它固定,静止,另一种是时间化的方式,就是从生命本身来把握它,不掺杂任何空间要素。
如前的音乐如果当我们把它变成空间化的东西,一个个排列的音符时,音乐本身就消失了一样。
在这里我们可看到柏格森的取向:
空间化的方式不能把握生命的流动因而也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日常的科学理性的方法。
科学理性是人们为了生活的方便,我们要用理智的方式把生成的某一部分暂时固定,就像电影胶片的定格一样。
虽然这对于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却扭曲了真正的存在。
科学、语言、传统哲学的概念这类东西的作用就像一个城市的地图,给我们一些参照物,不会在城市里迷路,但地图不可能复原城市真正的面貌,后者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如果你分析它,你就已经加入了它的变化。
对于生命之流的把握需要另一种方式——真正的时间。
(二)、自我:
在直觉中把握绵延
对于“真正的时间”或“纯粹绵延”,我们在外在世界是不可能把握的,只有在自我的意识中凭借直觉才能把握。
因为它本身既是意识之流也是生命之流,所以,柏格森又给绵延另一种界说:
纯粹绵延是我们让自我生活着的时候,即自我制止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
根据这一界说柏格森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自我意识状态的思想,提出他的自我概念。
柏格森认为,正如时间有两种一样,“自我”也可以区分为两种。
前者就是一般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作为科学认识对象,是在空间里的自我;
后者就是由内心体验到的处在真正时间里的自我,这种自我也即绵延。
在一般实验心理学中需要用切成片段的方法来研究经验到的自我,但在哲学中这样做就意味着用已有的思维习惯阻碍对自我进行正确的当下直接的体察。
于是人们往往只把握那个表面的自我,而忘记了较深层的内在的自我。
经验主义者的心理学理论对认识外在的自我是有用的,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方法认识自我的一堆外在表现,从而使我们增强适应环境的生活能力。
然而,经验的方法只是对非常简单的感觉才适用,对解释人的内部心理状态则根本不适用。
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状态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个性、个人内心情绪,根本不能用机械的、经验的方法加以说明。
所以,这种方法不能认识真正的自我。
但是,由于我们的内在生命是如此密切地同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需要相联系,以至于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总是要把心理上交互渗透的意识状态像事物那样来空间化,使我们的理智便于认识它们,这在柏格森看来,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人的语言表达也加深了这种错误,因为语言总是要把事物作为间断的、可分割的东西来表达,而且总是用同一个概念来称呼许多心理状态。
譬如,每一个人都是在具体的场合、遭遇之下产生自己特殊的爱和恨,你的爱不同于我的爱,你的恨也不同于我的恨,但是语言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用同样的一个字眼表示这些心理状态。
谁要想用语言来表达心理体验之流,谁就会把这种心理体验之流变成僵死的东西,因为语言的每一个概念或符号只能代表一个确定的、为了思想交流而把握住的意思。
诚然,这样做对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有好处的,但从哲学的眼光看待广延的自我,便应当时时提防自己不要沉溺在这个表面的自我中,而要努力从绵延出发,把握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同样,自我的意识状态也不是静止不变、彼此分离的状态。
但在柏格森看来,实际上一个状态的稳定的“保持同一”和一个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过渡”二者没有根本区别。
其实,我们不停地在变化着,状态本身只不过是变化。
柏格森强调,自我的意识状态是一股不断持续的流,只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才使它凝固和分开,使其中某些东西突出起来。
柏格森把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心理事件比作交响乐中不时奏出的鼓点,它们只是在交响乐的整个连续性的衬托下才分外突出。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它们乃是因为它们更使注意力感兴趣,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由于我们整个心理存在的流而产生的。
自我的意识状态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有机统一的境界,每一个意识状态既继承和包括了过去所有的意识状态,又宣告下一个新的意识状态的产生;
没有任何过渡,每一状态都伸展、渗透到别的意识状态中。
它就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绵延,它具有本原性、创造性、新奇性,它是五彩缤纷但又不可名状的。
一种强烈的情感往往是千头万绪的,彼此纠缠在一起,没有明确的轮廓和分界。
自我就是活生生变化着的、在内省中达到的这种心理状态本身。
自我何以能在直觉中把握绵延?
为此柏格森提出他的第三个概念:
记忆。
(三)记忆:
我们的原始历史经验
前面提到柏格森把握世界的空间化、时间化两种方式。
相应的在这里他引进了理智与直觉两种形式。
理智与空间化的方式相对,直觉与时间化的方式相对。
前面已经提到空间化理智这种方式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
那么本质就必须通过直觉时间化这种方式来把握。
。
但这里又一个问题:
直觉是一个单一的,瞬间发生的方式,它如何在当下直接的体验?
当包含在时间中展开的生命怎样在一瞬间浓缩无数的不可分的时刻和感受,“直觉是一种物自体——混沌——杂多的感觉。
”[4]在这里他借用了“记忆”。
他认为直觉的产生与记忆有关,记忆不同于感觉,感觉实质是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感觉到的都是当下直接的存在的空间的事物,而记忆是物质和精神的交叉点或者说根本分不清物质和精神,但任何知觉的丰富完整离不开记忆。
记忆在柏格森这里有两种,一种是“机械的记忆”,一种是“纯粹的记忆”,机械记忆是身体器官的习惯,如同走路动作一样,是习惯性的重复,我们记单词或背一个数学公式就是机械记忆的典型例子。
它并不内涵历史的维度,也不是过去生命经验的积累,被记忆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生命经验的一部分,而是始终外在于生命的东西。
纯粹记忆则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生命自发的活动,我们原始的生命经验、历史经验的自动的保存,不是用机械的手段人为地去定格生命的某个片断,割裂生命的流动,而是生命自我保存和生长的能力,我们有意忘记的东西,也会保存在下意识区,我们有意识想记住的东西会忘记。
记忆同生命的绵延联系,记忆中没有可重复的东西,它记载着绵延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异质的,但是记忆并不把每个瞬间用分离的方法保存,而是让他们滚滚流动,像一团毛线越绕越大,把过去的意识包含在现在的意识之中,因而在我们面对某个事物的时候,保存在我们记忆里的千万往事和当前的经验彼此渗透,不断堆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这时一下子就产生了对事物的完整意识。
比如你听到一句诗,仿佛一脚踢开记忆的闸门。
我们的整个过去,全部的、完整的过去与现在共存。
在这里直觉概念已经不是一种认识能力,不是一种神秘的内在审视,更多的是一种方法,是认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从发展的过程中理解所有存在的东西,即直觉由一种认识论概念变成存在论的概念,是把握生命存在的方法论,这样直觉由一种心理能力改造成一种哲学方法,使生命哲学有了有别于传统理性方法的直觉方法论支持。
二创造的进化
(一)生命的冲动:
创造进化的动力
柏格森认为真正的绵延是我们用直觉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生命,生命是一种本原的冲动力。
“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股可见的流,它连续而不可分割,它在每一生物之中世代延续而又时时更新。
”[2](第34页)这种生命冲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背后最深刻的根源。
生命冲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自身和创造新的东西。
由于它本身是绵延,它在不断进化,而且这种进化不是从同质向异质的过渡,也不是单纯同质的相加,它是纯粹的质的创造过程。
进化是一种不停顿的崭新创造。
为了区别于斯宾塞的机械的进化论,柏格森把这种生命进化称之为创造的进化。
“创造的进化”论首先坚决排斥机械论和目的论的进化论。
机械论把机械的因果制约性绝对化,排斥了世界的发展和创新,并且认为进化是一堆事件相加积累的结果,它根本不适用于认识生命有机体的本质。
因为进化不是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质的飞跃,目的论认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事先已经包含了的,所以也否定结果中有个新的事物。
目的论的极端形式是莱布尼茨的学说,即认为事物和存在物仅仅是实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计划。
这样来看待生命的进化,也无疑是扼杀了生命创造的种种可能性。
柏格森认为:
“机械论和目的论都是从一切既定的前提出发把未来和过去看成现在的函数,认为过去的事件是将来的法则,在相同的条件下同一性质的事件可以重复出现。
”[1](第4页)在这里时间只是单一匀质的过程,过去与未来并列,这里空间化的时间实际上变得毫无作用,甚至成为虚无,柏格森指出在生生不息的创造进化过程中,时间意味着发明,意味着形态的创造以及新事物的不断产生。
任何想让事物完全适合人们为它设计的成就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此生命哲学在一开始就力图超越机械论和目的论。
那么生命是如何进行“创造的进化”的呢?
柏格森认为,生命不是由于各种要素的联合和相加而进步,而是由于分离和划分而进步的。
生命从起源开始,它就是同一冲动的继续,这一冲动分化成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
生命进化是创造的,“进化并不是描绘出一条固定的路线,它是通向没有终极目标的不同方向,更主要的是,进化甚至在适应时也保留着创造性。
”[1](第82页)生命进化是发散式的,柏格森有许多形象的比喻,譬如说生命像一发炮弹,它炸成碎片,而每一个碎片又是一个炮弹;
生命像一团焰火向上发射,或像一股喷泉向上喷出,从一束源头出发,而又分化成众多的路线向上散开。
分裂的真正的深刻原因是在生命底蕴中具有的那些东西。
因为生命是趋势,一个趋势的本质是要以一束的形式发展,通过它自己的生长创造分叉的各个方向,它的冲动力就分散在这些方向里。
(二)顺行和逆行:
生命之流的两个方向
柏格森认为,整个宇宙自然的创造都是由于生命冲动促成的。
生命冲动产生万物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型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倾向。
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即生命冲动的向上喷发,它产生一切有生命的形式;
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的逆转,即向下坠落,它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
物质和生命是势不两立又互相抑制的对头。
生命在一开始就要受到物质的抵抗。
生命冲动的向上运动总是企图克服下坠的倾向,克服物质事物的障碍,而向下的坠落必然牵制其向上的喷发。
这两种倾向的交接点或汇合处则构成生物有机体。
换言之,在生命冲动受坠落的物质牵制发生"
停顿"
而与物质交接的地方,产生既有生命形式又有物质躯体的生物有机体。
大千世界中各种不同形式和类别的物种,包括上至人类和其他动物,下至最简单的植物的形成,都是由生命之流在发散时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与物质结合的方式以及生命在物种内保留的程度来决定的。
例如,植物和动物代表了生命的两大分叉形式。
在植物的路线上生命之流又发散为众多的支线,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植物种属,它们具有与动物类不同的固定性和无感官性,但是潜伏着运动意识。
在另一路线上产生了动物,其中又分化出产生不同动物种属的支线。
各种动物都具有不同的本能,在人这里还具有理智。
柏格森又说,植物生命、本能生命和理智生命,这是生命进化运动的三个主要方向。
“我们尤为关注的是通往人类的道。
”[1]为此柏格森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人与动物界的关系之上。
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基本错误就是把这三种生命进化方向看作不同程度的递次上升,认为理智要高于本能,而实际上它们是生命在同一个增长活动中分裂出的三个不同的分叉方向。
一般人认为本能是理智的初级形式,理智是本能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研究昆虫的时候,可以发现它们有比人完善得多的本能,特别是蚂蚁和蜜蜂,这些生物代表本能进化的最高点。
在人身上具有本能和理智两种精神活动方式,其中理智代表了生命进化在这一方向上的最高点。
可见理智并非是高于本能的东西,它只不过是精神把握实在的不同方式罢了。
本能和理智都是生命冲动在同惰性物质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两者都与制造和使用工具有关。
本能只发现在手头的合适的工具,譬如蚂蚁利用自然材料构造蚁穴;
而理智要努力花功夫去完善那不完善的工具,因此理智在处理物质对象方面比本能走得更远。
物质的障碍,理智必须认识物质,利用环境,来达到自己活动的目的。
如果没有理智,物质必是朦胧一片、模糊一团,无法利用的。
理智是看出各个物体彼此分离的能力,而物质就是分离成不同物质的那种东西,所以从认识逻辑上说,物质的起源同理智的起源是一致的。
柏格森认为,使心灵自己形成理智,即形成明晰的概念的同一种运动,也使物质自身分裂成为彼此互相排斥的诸多物体。
意识越是理智化,物质就越是空间化。
由于理智对于人认识物质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人的自然倾向就是高度使用理智,使它臻于完善,使它达到拥有根据任何规律来拆开和重新组合任何事物的无限力量的地步。
(三)理智的特征:
没有能力理解生命
那么理智是否实现了生命这一世界本质呢?
柏格森认为理智不能把握生命,这是因为:
理智具有抽象性和固定性。
它同物质一样具有惰性,它习惯于按照形式,机械地对待每一事物,期望在量的分析中找到一切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答案,这样它就根本不可能把握流变。
由于理智在空间方面起固定作用,在时间方面起固定作用,根本不适用于认识以绵延为本质的生命,所以柏格森说:
“理智的特征就是天生不能把握住生命。
同时理智的抽象性和固定性与它借助于语言来活动有关。
”[2]前面已经说过,柏格森认为,我们的语言用同一个词语来称呼许多不同的东西,这是语言的一大缺陷,不仅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而且世间每一样事物都是彼此不同的。
但是,经过语言的处理,理智抹杀了事物的个体性,它从来就看不透个别事物的内部本质,只是外在地比较它们的同异,通过归纳上升到概念、范畴。
他说认为:
按照我们的理智的自然倾向,它一方面是借凝固的知觉来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又借稳定的概念来进行活动。
它从不动的东西出发,把运动只感知和表达为一种不动性的函项。
它利用现成的概念,并且竭力企图好象在网中一样在这些概念中去把握实在的某种东西。
总之,思维愈是运用概念进行抽象活动,它离开生命的本质就愈远。
概念把对象复制出来,用的是符号。
每个理性的体系都可以采用自己的符号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同一个对象。
这样,对事物统一性的理解永远是任意的。
柏格森由此得出结论说,简单的概念不但能把对象的具体统一性分割成若干个表达符号,而且能把哲学分成若干个派别,每一派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选择自己的筹码,与其他派别进行永无止境的赌博。
哲学如果要成为一种严肃的精神工具,就必须超越概念,达到直觉。
因此,理智在生命进化中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由于理智同人类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需要分不开,它可以为满足人们的实际利益服务。
应当说,理智和以理智为基础的科学虽不能获得关于真正的实在的本质的知识,但它在实践范围里有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柏格森在其哲学中处处贬低理性和科学,但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反理性,而在于为理性和直觉分别划定地盘。
理智认识的目的"
不是为了获得关于实在的内在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而纯粹是为了使用实在。
在确立理性的地位的同时,柏格森通过对各哲学体系的批判试图对人们经常产生的两个错觉从理论上加以剖析从而消除谬误。
他认为:
第一个错觉是把绵延看成单个瞬间的汇聚,物质乃至生命的形态在这里成为间断的静态的东西。
柏格森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日常活动具有功利性,也使知性象感性一样以截流取波的方式来观察变化中的物质和生命的活动,因而我们不能真正的进化,也不会懂得逐渐的生成。
在柏格森看来,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处于不断的生成中“实体总是在自我创造或自我毁灭,从来就没有既定的东西”第二个错觉有着相同的起因,这就是我们习惯于用于实践的方法引入到纯粹的思维活动中,一切实践活动都旨在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创造尚未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特殊意义上我们的活动填补了某种空白,并从空虚走向充实,从不存在走向存在,从虚幻走向真实,填空补虚的行动产生了一切缺乏的虚无的观念。
如用虚无表达我们面前缺乏而又所需的东西,即把现实的事物表达为我们所需要的函数,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合理的,但当我们摆脱这种狭隘的功利观思考事物的本质时就应摆脱这种思维方式。
柏格森力图通过揭示虚无观念的自身毁灭自相矛盾的实质来消除一切不存在的“无”的错觉。
三 关注生命
(一)“科玄之争”
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绪论中提出:
“认识论和生命论似乎不能分离,生命论离开了认识论就不得不接受知性设置的概念,不管愿意与否。
它只会把各种事实纳入概念的固有框架中,从而得到方便的符号体系。
这对实证科学也许必要,但它无法告诉我们认识的范围,生命论和认识论这两种探索方法必须结合起来,相互推进。
”[1](第4页)由此可见,柏格森的观点不在于批判科学的知性,而在于传统科学与哲学片面发展的知性。
要把握整个世界,在重视知性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生命。
梁嗽溟对文化作了三种划分,他认为:
“文化的区分是由意欲的路向来决定的,人的意欲有三种因而造成三种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的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
因此西方文化崇尚理智着眼研究外在物质,追求现实的物质享受;
中国文化表现为崇尚直觉着眼内在生命,以求得内心的精神安定为目的;
印度文化表现崇尚现量着眼无生本体寻求解脱的境界。
”[5]而柏格森生命哲学就是站在传统西方的对立面通过内在的自我,直觉的方法来针砭西方传统的弊病的。
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化价值取向殊途同归。
在整个人类近现代史上,由生命哲学开启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在秉承生命哲学的“生命”、“自我”、“意识流”的理念中,极其深刻的影响着人类文明:
它通过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和近代牛顿经典物理学奠定的科学思维方式进行否定,为人类文明由“外在”向“内在”,“物”向“人”的转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柏格森哲学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他在二十世纪初期曾轰动一时,以至出现所谓“柏格森狂”,他波及到整个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部门。
影响最大的则是哲学和文学艺术。
在物质带来的“世纪末”时代,人类社会的生命冲动受到物质前所未有的阻力。
生命冲动要到达它的顶端——“人”必须有一种摆脱物质羁绊,再现“生命的冲动”的力量。
《创造进化论》就是秉承中国传统道路——“为了人”“回归人”开启了人类社会世纪末的转向。
早在五四时期,柏格森哲学就成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当中最有影响的哲学之一,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中国讲学比较全面的把柏格森哲学介绍给中国。
之后,一些知名学者如冯友兰,梁嗽溟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柏格森哲学。
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后,在理论界引起了相当的反应,由此引起了中国近代史著名的“科玄之争”。
“科玄之争”虽由柏格森哲学的传入而起,但它只是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其更深刻的原因是梁启超发表《欧洲心影录》,其中首次宣告了“科学万能论”在欧洲的破产。
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带来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伴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进程与日俱增。
对于这种认知价值取向,西方也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反思,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可以看作这种反思的特定形式。
当然中国当时乃至现在的情况似乎与此相反,中国需要科学技术,在中国有一种迎接科学技术革命的普遍心情。
因此有反科学倾向的柏格森哲学在大争论中无论从阵容还是结局看,以柏格森哲学为武器的玄学派遭受到了大溃败,在此之后柏格森哲学日益走向沉寂,并且留下了反科学,神秘主义的玄学家印象。
(二)“科学的发展”
时至今日,设想如果中国再来一次“科玄之争”其结局会怎样?
结局自然不能妄加揣测,但在笔者看来,其胜负之数大概不会重履上个世纪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这一点至少在当代中国至少应该如此。
有两点理由:
一是中国国情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相应诉求,社会的科学机器的运作亟需“人”来润滑。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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