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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因为他和颜家是儿女亲家,更重要的是,他的祖上在青州满族中地位比较高,他说:
“我们家是正经的官宦人家。
”定鼎中原之后,“以神武定天下”的满族,高度重视军事力量。
经百余年经营,清廷在边疆、海防和内省各要害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细密的八旗驻防体系,山东青州的驻防八旗即是其中之一。
雍正七年(1729),经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力奏,雍正皇帝钦定,在青州修建八旗驻防城。
据《清史稿》记载,雍正七年设青州驻防将军、副都统各1员,协领4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16员。
旗兵的编制为,马甲2000名,步甲400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小萌说,八旗驻防,规格最高就是将军。
全国97处八旗驻防,只有10处设将军,青州是其中之一。
经过几年紧张施工,雍正十年(1732)九月二十日,青州满城竣工。
清末民初邱琮玉的《青社琐记》中记载说,落成之日,雍正皇帝钦定四门,城墙高一丈二尺五寸,城周为六里二分二厘,城内建筑按八旗布局。
按编制设官署58所,兵房2016所,此外还有匠艺房、官学堂、演武厅、庙宇等,共计4899间,总面积7466640平方米,是一个配备齐全,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驻防城。
清廷早期设立的八旗驻防,多于旧城内圈出。
而青州驻防军队集中居住的满城,是在青州府以北5华里处另建新城。
由于青州满城建在青州城以北,人们习惯称满城为北城,青州城为南城。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考证,凡雍正朝以后兴建的驻防满城,大抵在老城之外另建新城。
个中原因,一是接受了早期驻防城位于旧城之内引起诸多纠纷的教训;
二是这时朝廷已有了另行建城的充足时间和财力。
除青州之外,类似的“城外城”还有成都少城、呼和浩特的绥远城以及新疆伊犁的驻防满城等等。
雍正十年(1732)九月初二的京城,金风送暑,军旗飞扬。
这一天,2000名满洲兵丁以及他们的眷属共计15000人,在青州将军鄂弥达带领下,自京师启程,分作四队,浩浩荡荡前赴青州。
那端奎的祖先,一位名叫叶赫那拉广泰的军人,正是在那一年从北京被派往青州,官居正白旗协领。
从北京调往青州的满洲旗人,祖籍关外白山黑水,顺治元年(1644)“从龙入关”后定居京师,前后88年,至少已繁衍了四代。
自此,他们又一次踏上了漫漫征程,掀开了青州满族近三百年的历史。
据说,这年岁末的一个大雪天,他们才抵达青州满城。
那端奎铺展开家谱说,他们家在北京属正白旗,叶赫那拉广泰已是入关后的第四辈。
当时朝廷规定,青州驻防遇有官兵亡故,尸体运回北京,家属归回北京八旗。
老病致仕以及退甲(即退役)的也要回北京。
不过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皇上批准各省驻防官兵购置坟地,病故后在当地埋葬,其家属也停止送京。
从此,青州驻防官兵成为青州当地常住居民。
那端奎说,他们叶赫那拉氏在青州代代繁衍,至今已传至第十三代。
革命来了
辛亥革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热烈响应,但对于满人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清末已经生计日艰的青州满人,面对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选择了无奈而平静地接受。
宣统三年(1912)2月12日,隆裕太后以一纸退位诏书宣告满人建立的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
此时的青州将军文瑞恰巧被调往西安,于是,副督统吴延年(1872-1932)被推到了青州历史的最前台。
吴延年,青州满族正红旗人。
光绪三年(1907)任协领,宣统二年(1910年)升至副督统。
青州市文化馆研究员李凤琪说,吴延年这个人善于交际,处事圆滑,有文化,思想也比较开明。
当年,正是这位“处事圆滑、思想开明”的副督统,率青州八旗兵民接受了诏书,表示拥护共和,官守其职,民安其分。
据李凤琪分析,吴延年之所以拥戴共和,主要是因为民国政府承诺解决八旗生计。
清帝退位协议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优待条件,涉及“大清皇帝”,另外两部分别分涉及清皇族和满、蒙、回、藏各族。
在第三部分《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中有言曰:
“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正是这一条,让吴延年心里有了底。
今天回想起来,青州满人是非常幸运的。
他们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没有遭遇血雨腥风。
很多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流血奏为恭缴朱批折河东总督田文镜奏的革命,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部分地区,革命也带来了暴力。
暴力所及的牺牲者,就是一些地方的八旗驻防城中的满人。
革命初期,反满暴力持续高涨,最先开始于武昌,后来席卷了西安、太原、镇江、福州和南京的驻防八旗。
李剑农在《武汉革命始末记》中记录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屠杀满人的暴行。
当时革命军的口号是“杀戮满官旗人”。
尽管满族士兵基本没有抵抗,但很多人还是被杀死了。
到第二天早上,满人的尸体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青州满人能逃过此劫,主要是因为自雍正皇帝建青州满城以来,当地的满汉关系始终是比较融洽的。
”从小就听老辈儿讲故事的唐玉民说。
在今天的青州北城社区居委会大门前,矗立着一对两人多高的石狮子。
唐玉民说,这是照原来青州将军府门前的狮子仿制的,目前狮子的真身在青岛湛山寺门前。
这对狮子是平齿。
狮子是食肉动物,应该是尖齿,这对狮子为何是平齿呢?
原来,雍正皇帝想借此表达不鱼肉乡里的意思。
这个故事并无典籍可考,是青州百姓口口相传下来的,从中不难体察出青州满汉关系之一斑。
尽管青州满汉关系比较融洽,但面对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当一部分满人还是选择了改姓。
辛亥之后,很多满族人不愿继承祖姓,也不沿用原姓。
因而在青州,父子不同姓,兄弟不同姓的很多。
有的做工时顶替汉人的名字,就改用了汉姓。
唐玉民说,青州北城有个小名叫“石头”的满人,辛亥之后便改姓了“石”。
曾经目睹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用了八个字概括当时的社会变化: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那端奎听老辈儿念叨最多的,也是这两件事。
为表明拥戴共和,吴延年做出一项决定:
剪辫子。
当时吴延年和手下的四个协领带头,全城官兵每人发毛巾一条,肥皂一块,限期把辫子剪掉。
这一决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也有少数人不愿执行。
那端奎说,这就有了“大曾造反”。
大曾姓韩,正红旗步甲。
据说为人耿直,好抗上,不善阿谀奉承,当兵多年始终得不到提拔,还是一个大头兵。
民国元年(1912),大曾组织了一个“星星会”,每天晚上星星出来了,就召集人开会,抵制剪辫子。
次年,大曾和他的三个儿子,以谋反罪在满城南门外被斩。
大曾之妻和两个小儿子被逐出北城,后流浪到临淄于家村落户。
对青州满城历史颇感兴趣的李凤琪和唐玉民,为核实这件事的真实性,曾访问大曾的后人,证实了大曾造反发生在民国元年,的确是因剪辫子而引发的。
“铁杆庄稼”没了
对于青州满人,虽说山高皇帝远,但“皇帝倒了”也是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铁杆庄稼”不保了。
在清代,八旗满人以披甲当兵为唯一职业,“恃钱粮为性命”。
具体来说,清代八旗钱粮包括“坐粮”和“行粮”。
坐粮指每月一次的月饷和按季发放的季米,“行粮”指出征时发给的粮饷。
此外,旗营冬季供应劈柴。
春秋两季,每户能领到两包食盐,用来腌渍咸菜。
养马的人,还可领到马匹草料金和养马金。
驻防官兵如遇红白喜事还可借银。
但是,八旗兵丁在享有这些待遇的同时,生活也受到严格限制。
清廷规定,八旗兵民不准擅自离城,不准经营工商业,不准与外族通婚,不准学习工农业生产技术。
在编官兵,平时要练骑马、射箭、枪炮,操演武功。
尚未正式入伍的八旗壮丁,作为兵源的补充,从小也要跟随父兄练习武功,以便应考“补缺”。
这样,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便是“俸饷”,称为“铁杆庄稼”。
事实上,自清朝后期以来,旗人生计已经日益严峻。
根本原因是人口日繁而又不能从事工农商贾。
当兵这条路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容易,一个壮丁要想考马甲或步甲,首先要有“缺”(编制名额),然后才能参加开弓、步射、耍刀、举石锁的考试。
这些都合格了,还要在军教场经一马三箭或一马三枪的考试,成绩优秀才能入选。
那端奎说,在青州,一家数代当不上兵或吃不上钱粮的,极为普遍。
那端奎的祖父生了9个儿女,只有他父亲一人被挑选去北京做了禁卫军,其他人都未能“补缺”。
而且,青州驻防编制名额逐渐减少,粮饷也不断打折,道光以后只能发到六成,其他福利也都减掉了,加上物价飞涨,一个兵丁的收入养活不了全家。
那些补不上“缺”的人家,生活更为艰难。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
青州北城兴办了工艺局,工艺局包括铁工、木工、养蚕、织布、藤编等项。
当时工艺局制造的产品,在北城车站形成了一个小市场。
早在道光年间,北城周围已开始种桑养蚕,兴办工艺局之后,养蚕缫丝也是其中一项。
工艺局还购置了织布机50台,日产白粗布百匹以上,向外批发、零售。
北城十字路口西设专卖部一处,由原将军府的人员经营。
清末,一些八旗兵民开始做小买卖。
北城的商业原来由汉人经营,此时也转为满人经营。
南北大街的几座大商店,多为有钱的旗人或官宦大户所有。
当时,就是继续吃钱粮的士兵也兼做第二职业,比如做小学的体育教员等。
北城还曾组织兵民及闲散劳动力到附近山上垦荒。
由于八旗子弟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垦荒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
辛亥之后,青州驻防八旗起初尚能收到一定经费,但因僧多粥少,多数旗人生活难以维持。
好在取消了对旗人的限制,人们便由依靠“铁杆庄稼”,改为靠“三杆”生活,即有文化的谋个小职员靠“笔杆儿”,有本钱的做个小买卖靠“秤杆儿”,年轻力壮的去当兵,靠“枪杆儿”。
辛亥革命爆发时,那端奎的祖父已经过世,父亲在北京做禁卫军。
但因粮饷日减,亲戚们做工或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
“我的伯父去戏园子给人家打鼓,二叔学了木工。
”那端奎感慨道:
“皇帝倒了,我们满人倒也自由了。
”
旗兵团的岁月
辛亥革命后,清廷虽然垮台了,但青州的驻防八旗仍然存在,而且编制未动,只是变成了地方武装。
从民国二年(1913)开始,粮饷大大缩减。
北城曾派代表赴省上访,要求按照民国承诺的优待条件,解决八旗兵民的生计问题。
当时青州地方官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也愿保留这支军队,于是报请省里批准,在地方赋税附加款内,拨给一定数额补助费,维持八旗兵民的生活。
青州驻防八旗得以保存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自民国元年(1912)以来,北洋政府委派的历任山东军政大员,很多都是清朝旧部。
此外,唐玉民还说,青州八旗得以保留与迁居南城的满族绅士祁锡璋也有关系。
祁锡璋是青州满族镶蓝旗人,曾任河南登封知县,退职后定居青州南城。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势力很大,青州士绅房来鹤、陈丹书都是国民党。
祁锡璋联合房、陈等人上书地方官,要求保留这支旗兵武装。
而房、陈与祁锡璋等地方士绅,也借助旗兵武装自重。
民国十三年(1924),形势发生了变化。
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青州驻防旗兵粮饷断绝,只能靠地方补给。
次年,军阀张宗昌督鲁,各派军阀争权夺利,青州驻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25年4月,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
上任不久,张宗昌突然提出传见青州驻防城副督统吴延年,这让吴十分惶恐。
当时,孙中山在南方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誓师北伐。
到山东后大力收编军队,不论土匪还是地方杂牌军,一律整编据为己有。
张宗昌主政山东第二年,即组成直鲁联军(指河北与山东),张宗昌自任总司令,准备同北伐军决战。
彼时,吴延年不知道张宗昌心里打什么主意,担心青州八旗被调走或编散。
吴延年马上找到祁锡璋商量对策。
祁锡璋建议吴延年去济南找青州人,时任山东省议长的宋传典,请他在张宗昌面前为之说情。
数日后,张宗昌传见吴延年。
张宗昌对他非常客气,不但答应不调走他的军队,而且还要吴把青州驻防八旗兵改编为旗兵团,并委任吴延年为团长。
全团官兵由吴在满城内自行选拔,张不派人参加。
粮饷服装,按张的部队同等待遇,经费由省和地方共同负担。
至于满洲八旗十六佐的行政组织,仍继续保留。
对于如此有诚意的整编条件,吴延年连连称是。
从此,青州满城八旗进入了旗兵团时代。
通过清末训练新军,青州驻防城的枪械装备比较充足,武器也好。
这样,旗兵团虽然名义上由张宗昌改编了,实际上全团仍是清一色满族八旗人。
对这支部队的训练情况,张宗昌概不过问。
“青州八旗官兵觉得是虚惊一场,都认为张宗昌是个好人。
”李凤琪说。
李凤琪和唐玉民都是青州北城的老满族,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曾对青州满城的历史作过系统考察。
好景不长,到了1928年,青州旗兵团和张宗昌产生了矛盾。
是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进攻鲁南,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命令旗兵团赴前线作战。
此事引起旗兵团官兵的反对,一是因为辛亥革命时,吴延年一再表示拥护共和,不同南军(革命军)作战,现在出兵违反诺言,再就是吴也有保存旗兵团实力的私心。
最后,吴延年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由,派出两个营打仗,留下一个营,同时把好枪好炮也全部留下。
到前线后,两个旗兵营和张宗昌的部队被北伐军击溃,北城满族官兵们大部逃回。
1928年4月,张宗昌离济北逃,北伐军进入济南。
张宗昌败逃之后的青州,杂牌军、土匪各据一方。
北城虽然只剩一个营,但当地兵源并不缺乏,而且留下的是好枪好炮,所以这个营在当时青州地区是实力较强的部队,成为这一地区各种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
吴延年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也想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端奎听老辈儿说,整个1928年都是打来打去的。
青州城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不少居民弃家外逃,以避匪祸。
1929年初,吴延年见大势已去,携眷悄悄去了青岛。
2月10日,一股土匪武装突袭北城,一场混战之后,青州旗兵团被彻底打垮了。
至此,清王朝的这支八旗军队彻底解体。
满城的败落
1929年旗兵团解体,致使青州八旗兵民生活发生彻底改变。
在此之前,由于旗兵团的存在,北城仍保留着八旗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吴延年既是旗兵团团长,又是八旗副督统。
在吴的统领下,军队一团三营,仍有4员协领、16员佐领。
原八旗军队的其他军事官员,比如防御、骁骑校等,随着军制的转变,改称连长、排长了。
吴延年一出走,土匪占领北城,协领、佐领多数随即出走,八旗行政组织也随之解体。
此后,北城满族大量外流,主要去了青岛、济南和天津。
李凤琪出生于旗兵团解体前一年。
他说,6岁时第一次坐火车随母亲去青岛探亲。
母亲姊妹6人,除母亲一人外,其他5个都在青岛做工。
李凤琪说,1929年旗兵团和八旗组织解体后,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任副厂长的唐良恩,曾派专列来青州,接大批族胞去青岛打工,不论男女,分别安排在四方机车车辆厂和沧口的“钟渊”“大康”等纱厂,其中沧口纱厂最多,约千人左右,素有“小北城”之称。
李凤琪的5个姨妈都是乘坐唐良恩包的专列去的青岛。
“那段时间北城满族妇女外出打工的特别多。
满族妇女不裹脚,很多工厂招工都点名要满族女工。
”李凤琪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姊妹几个凑在一块,一说就是一夜,一边说一边哭。
旗兵团和八旗组织解体,俸饷全部停发,别无出路的青州北城满族只有“逃”和“卖”两条出路。
“逃”就是逃往外地,另谋职业。
“卖”就是卖官产,卖家产,有什么卖什么。
北城最初拆卖的公共建筑是将军府的两座辕门。
因为辕门是木架结构,好拆好卖。
当时,南城有个公产局,掌管全县的公共房产。
旗兵团解体后,北城出现无政府状态,公产局派人来看了将军府和各衙门的官房。
此后北城便有人煽动说,南城要来拆大人府(即将军府),与其让他们拆走,还不如咱们自己拆了呢。
于是,有些人便拆了将军府东西辕门的木料。
南城公产局得知后,也派人来拆,把拆下的木料全部用车运走了。
此后,有的人胆子越来越大,拆完辕门又拆将军府和无人办公的衙门。
一些满人外逃时,将自己的住宅托邻人代管,时间一久,也常常被拆卖。
也有些人流浪在外,生活困难,不得已回来拆卖自己的官房暂时糊口。
据说,当时青州火车站附近曾出现了一个北城人卖砖瓦木料的破烂市。
北城的北大庙和镶白旗的关帝庙是后来拆的。
因北城人崇拜关羽,所以保留了一段时间。
万寿宫的拆除也比较靠后,这座宫殿当初是作为皇帝行宫而建设的,并未因清帝逊位遭到破坏,进入民国以后,万寿宫成了学校。
具体是什么时候拆掉的,人们记不清了。
那端奎亲见了城墙和四门的破坏。
他说,城墙和四门遭到大规模破坏是在解放战争国共拉锯时期。
1946年,八路军占领北城,接着国民党第八军又打过来。
八路军为了使敌人难以固守,撤退时将北城城墙扒开了多道口子。
口子一开,城墙便一段段地被推到,城砖、三合土也陆续被当地人卖掉。
城墙破败不堪,四门城楼也随之被拆除。
毁坏最晚的是北城西庙,也就是敕建福应寺。
解放后,它又保留了17年,终于在1966年被拆除,理由是“破四旧”。
1990年代以来,旧城改造席卷整个中国,古迹已经残存不多的青州满城也未能幸免。
如今,颜家老宅是青州唯一保存下来的满洲兵驻防城的官宅,目前已成高楼中的盆地,人去屋空。
但对当地满族老人来说,这座老房子承载着他们的魂儿,意味着踏实、温暖和舒坦,也意味着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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