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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890年结婚,妻子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哲学家。
他们的家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沙龙,文化界人士经常到此聚会。
齐美尔是德国最早在大学讲授社会学的学者之一,也是德国学界第一位将社会学作为书名的作者,他还和韦伯、滕尼斯一起共同创建了德国社会学学会。
为了获得与自己相称的学术荣誉,齐美尔多次向名牌大学空缺的教授席位提出申请,其中还有韦伯等著名学者的大力举荐,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1914年,齐美尔才在远离柏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谋到一个正教授职务,这是一所省立大学,位于德法交界处。
不久,一战的爆发使大学的运转陷入瘫痪。
1918年战争结束前,齐美尔因肝癌去世,享年60岁。
齐美尔的思想渊源非常复杂,他一生所受的学术影响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相互重叠的时期:
早期深受法国和英国实证主义思想以及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的影响;
中期当撰写他的最重要社会学著作时,则转向康德和新康德学派,并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启发;
晚期他又想借助尼采、叔本华和柏格森的思想建立一门活力论哲学。
他一共出版了31部著作和文集,发表了25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美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其中,既有对于特别深奥的康德认识论的专题研究,又有关于气味社会学、食品社会学以及时装社会学等方面的学术小品文,真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及。
有人形象地将他比作一个哲学松鼠,从一只坚果跳到另一只坚果,并不抱住一只坚果啃个没完。
他是一个有着无穷创新思想的人,对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他反对泛社会学化,认为社会学不应该是一门包揽一切的社会科学或成为社会科学之王,它只是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视角,强调对人们社会交往形式进行深入的考察。
齐美尔的社会观是对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的批判性综合,他坚信社会不是定型的或已完成的实体,而是由个人之间相互作用并不断复制、重塑和改造的持续生成的综合体。
他主张应该同时承认个人和社会的真实性,而社会学要研究的是个人形成了群体,同时又被群体所决定这样一个事实。
齐美尔对社会冲突的含义、类型和功能等做了相当系统、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成为现代社会学冲突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他对现代文化和个人心理的细腻考察,也使无数的学者受益匪浅;
他对时尚、贫穷、卖淫、陌生人等众多主题的独特、睿智的分析,给予人们丰富与深刻的启迪。
在齐美尔撰写的大量学术著作中,涉及到社会学的主要有:
《论社会分化》、《历史哲学问题》、《货币哲学》、《社会学:
关于社会互动形式的研究》、《社会学基本问题》、《哲学文化》等。
二、作品内容概述
《货币哲学》发表于1900年,它不仅是齐美尔自身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对20世纪社会理论的发展也举足轻重。
该书深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该书的某些段落不过是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讨论转化成心理学语言,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该书是对马克思著作的一种重要补充。
《货币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哲学或社会学著作。
有一种含混的说法,称该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内容是经济学的,论述人与人的关系的大框架是社会学的。
可以这么认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样,《货币哲学》主要也是阐释自近代以来的货币经济现象以及与它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
在该书的前言中,齐美尔交代了他的方法论的基本意图:
“即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从而,经济生活被纳入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这种说法仍保证其阐释性价值,而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却被视为心理学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前提的更深层的评价和潮流之结果。
”虽然该书的终极目标可能是哲学的,但比较直接的目标却是社会学的:
作者试图表明,借助一种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可以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这从书中反复出现“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观点”等提法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
而选择货币作为研究对象,那是因为它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无孔不入并充分体现了社会现实内在的普遍关联性,因此特别适合作为捕捉现代性特征的一个基点。
《货币哲学》是齐美尔少有的大部头的专著,他撰写更多、同时也更富特色的是学术小品文。
尽管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货币哲学》是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但该书相对而言更具系统性,非常难得地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
同时,该书保持了作者的一贯作风,不受流行的学术规范的约束,书中没有一个注释,也极少征引他人的著作,而且该书的立意并不是单一的,也没有按照某一特定学科的体系来组织材料。
全书除了简短的前言外,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两大部分。
分析卷含三章,标题分别是“价值和货币”、“货币的物质性价值”、“目的序列中的货币”,主要从社会生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分析货币产生的原因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探究心理状态、社会关系、现实与价值的逻辑结构方面的前提;
综合卷也含三章,标题分别是“个体自由”、“个人价值之货币等价物”、“生活风格”,主要考察货币对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链节、对一般文化的影响”,即关注货币对现代生活和文化的诸多层面的影响或对人们“内在世界”所造成的结果。
齐美尔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将货币仅仅视为一种经济交换的手段,而是将货币和整个经济交换都看作人类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着重分析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所衍生的社会后果,揭示货币对社会关系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重要的文化事件。
因此,他分析货币的重点不是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而是货币及其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质的影响。
他的写作突出了景观角度和“碎片化”的风格,致力于拍“快照”,抓住现代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瞬间图像”。
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分析了许多琐碎的、与货币相关联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现象,诸如贪财、吝啬、奢侈、贿赂、罚金、嫁妆、卖淫等,以及现代都市生活的风格和都市人的种种心态。
他认为从生活的任何细节之中均存在寻求全部生活意义的可能性,试图从生命的每一个别现象中挖掘其整体意义。
下面我们分四个部分概述该书的主要观点。
(一)货币与价值
齐美尔首先考察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
在他看来,人们的整个生活(从其意识方面来看)是由价值感觉和价值判断组成的,人们的灵魂不是单单被动地反映现实的镜子,即便是客观的认知也只能从评价活动中产生。
简言之,人们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价值的世界里。
而无论是在经验还是超验的意义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都是可以体会和设想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客体的“性质”,而是一个仍保留于主体之内的判断。
事实上,价值存在于主客体的分离之中,即事物的价值在于它与我们之间的相对距离之中,如果距离太近、太容易得到,或者太远、太难得到,那它就没有什么价值。
因此,最有价值的事物,其距离既非太近也非太远。
另外,对象从实用价值到美学价值的整体发展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
当人们称一个对象为美时,较之它仅仅是有用的,其性质与重要性都变得更为独立于主体的安排与需要。
只要客体仅仅是有用的,它们就是内在可变换的,并且每一件都能够被别的具有同样用处的任何东西所代替。
但是当它们是美的时候,它们就拥有了惟一的个别存在,其中任何一个的价值都不能够被他者所代替。
齐美尔指出,人与人之间绝大部分关系都可以作为交换的方式去理解。
交换是最纯粹与最充分发展了的交互作用,当它寻求获得物质与内容时它规范了人们的生活。
可以说,交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现象,它是一种原初的社会形式并履行基本的社会生活功能。
通过把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交换,对象的价值被客观化了,其价值超越了单个的主体,这表明所谓客观性,就等于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
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生产和交换只能以“以物易物”的形式存在。
而货币的出现为各种不同的商品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一种普遍的价值尺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扩展了交换的深度和广度。
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有一个从珍贵品,如贝、帛、金、银、铜,最后到纸币的发展过程,但重要的是,货币作为衡量处于交换关系中的两种商品价值的第三种中介商品,日益脱离自身的表面价值或作为实物的价值,而转化为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其“功能”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
货币成为展示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代表,作为交换关系自主的呈现,“它将被需要的对象化为经济对象,并且建立了对象的可替代性。
”由于货币是交换的可分(份额)的对象,它的单位是与每一个不可分对象的价值单位同一的,因而它促使抽象价值从它的特殊、具体的内容中分离出来。
另外,由于货币定位于个别对象之间并且与它们的每一个都保持着相等的关系,它就必须是完全中立的,因而无特质性或无个体性就成为它的内在品格。
总之,货币只是可交换性的纯粹形式,它具体体现了那种事物据之成为经济事物的要素或功能,“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交换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较低级阶段,符号体系经常意味着误导和浪费精力;
而在文化较高级阶段,它则更多意味着合算和节省精力。
现代生活要求在综合的符号中有一种凝缩,以保证在使用这些符号时所引出的结果等同于所有具体细节都被考虑在内之后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价值操作日益通过符号来实现,这些符号越来越失掉了与其所在领域中的特定现象之间的物质关系从而成为单纯的符号,人们对符号与象征的认识与体验也随之不断深入。
因此,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与此相对应,货币越来越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符号,其内在价值变得越来越中性。
显然,货币的引人注目的发展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
齐美尔指出,“文化互动的普遍稳定性和可靠性影响了货币的所有外在方面。
在一个稳定和严密组织的社会中,针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双方的关系可以得到保证和保护;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从外在和心理的双重意义上,才有可能使纸币这种脆弱的、极易被摧跨的质料成为最高的货币价值的表征符号。
”他进而认为,社会的扩展,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强度的变化,以及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外加国家、法律和习俗的支撑,是货币失去内在价值而获得纯粹功能意义的前提条件。
而建立在社会稳定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离开了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货币交易也将陷入瘫痪。
换言之,社会权力在国家制度中的集中化和公民的个体化,通过纸币的日益抽象和非人格化象征性地体现出来。
“拥有货币在个人安全感方面所造成的感觉或许是最集中和最直截了当的,并且也表明了对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的信心。
(二)货币的社会作用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不但创造了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同时提供方法以克服它的限制。
一方面,货币价值附着于物体之后,将物体与人类之间的距离扩大,以致人们若没有金钱就无法获得这些物体;
另一方面,若人们拥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克服一切人类与物体之间的距离限制。
随着货币交换在现代生活中的不断深入与普及,货币成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甚至个人价值的标准,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它将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和特性转换为可计算的量,把所有经验形式中的特殊性和片面性都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简,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使得质的差别不复存在。
这样,货币最直接也最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价值平等的诉求。
货币还是一种最纯粹的工具,通过它,个人可以把他的活动和拥有都集中起来以便获取他不能直接得到的目标。
货币体现和升华了这样的一种实际关系,“即人对于他的意志、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的对象的实际的关系”。
作为一种工具,货币不仅为任何时刻的可用商品提供了选择机会,而且还为某一商品可以在什么时刻被使用提供了选择机会。
尤其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从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纯粹中性的手段,最终演变成了人类行动的绝对目的。
而且,货币是手段变为目的的最极端的例子,“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
”随着货币可以支配对象的范围不断地增加,货币自身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于是货币体现出了两重性:
其一是作为绝对的手段;
其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的目的。
简言之,货币被提升至一种具有绝对目的的心理意义的绝对手段。
由于相信有钱就有一切,货币成为人们最大限度追求的对象和生活的终极目标,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
总之,随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加强,市场经济得以巩固和普及,并导致了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的诞生。
同时,货币又通过两个途径增进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
其一,正是货币的出现使得社会对量的计算超过了对质的强调,或者说正是货币的广泛使用使得世界开始具有量化的倾向,造就了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计算性格;
其二,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扩展,因为现代经济中的许多货币交换和转换行为,都需要有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为基础。
货币消除了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质的差异,通过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的过程全面渗透进而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为传统的礼俗社会向现代的法理社会的过渡铺平了道路。
虽然货币推动了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和结构的现代性转化,但它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这首先表现在个人的没落。
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将所有事物贬抑夷平成为一个共同分母——金钱时,会使人完全丧失辨别所购买物品的价值差异的能力,只看重量的区分而忽视质的不同。
由于人的价值也被物质化、客观化,身处这种一切以金钱为价值尺度的文化里,人们已经忘却了其他价值的存在,并导致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失落。
货币经济另一个负面影响,是日益强化人们之间的非人格关系。
我们与之交往的不再是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具体个人,而是一些占据特定社会位置的各种抽象的角色:
邮差、司机、面包师等。
这正是货币经济下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一种悖谬情境:
一方面,我们日益依赖其他人的地位而生存,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知道的却越来越少。
填充在特定位置的具体个人逐渐变得不重要,人格特征消失了,其他许多人都可填充这一位置,人变成可以相互置换了。
货币经济使得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要,人与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的关系所取代,人跟钱更亲近了,人跟人反倒疏远了。
此外,货币经济和现代文明一方面将人从过去所依附的各种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
而另一方面又使得现代社会变成为囚禁个人的铁笼。
现代社会的人虽然可以只是为了特定的协议和安排而聚集一起,除此可自行其事,但他却变得孤立和原子化,独立面对不断扩张的外在强制的客观文化。
其实,相当程度上个人是被他加入的组织视为某种物而吸收进来的,他只是组织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因此个性是多余的,自发的行为和自然的情感都是不必要的。
总之,现代世界的个人,虽然解除了小团体的控制,但同时也遭受到大众客观文化的奴役。
(三)货币与都市生活
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支配下的现代城市生活,最充分地展示了现代性的特征,而典型的都市人的心态,即是现代性在个体身上的折射。
在他看来,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源自于个体在面对压倒一切的社会力量、历史遗产、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时,要求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
而大都市正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之上的强大而复杂的社会-技术机制,为了不至于被耗尽和毁灭,个体必须做出抗争和调适。
概括起来,在货币的影响下,都市的个体心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理智至上。
造成都市人个性特点的心理基础是神经刺激的增多和精神生活的紧张。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大都市的人是用脑而不是用心来做出反应。
理智之所以成为现代人心理能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与货币经济密不可分的。
货币所具有的中性的、客观的、“无个性”的本质特别有助于从人际关系中去除个人的因素,驱逐感情的作用,结果行动者只剩下一种纯粹的金钱兴趣,一切均以理智的方式、按追求货币价值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并因而常常表现出冷酷无情的特征。
“在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中,任何偏重情感的解释都已经销声匿迹,被一种客观理智的解释取代,与此类似的是,我们生活世界里的对象及其联系,由于它们组成了日益相互交织的系列,也把情感的介入排除在外。
2、计算性格。
齐美尔认为,都市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它具有将一切予以量化的特征,给人们的实践生活甚至理论生活带来了数字的理念。
数学的思维方式成为适合于货币经济的特定理智形式。
“现代人们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功能。
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一个巨大的算术问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
”货币经济讲求准确、精密、严格、可靠等,这自然会渗透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影响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使得现代都市人整天忙于估量、权衡、计算、还价,根据数字做出决定,将定性的价值还原于定量的价值。
“按照金钱对价值斤斤计较教我们学会了把价值确定和具体到最后一厘,并且在对比各种各样的生活内容时给它们强加上越来越大的精确度和明确的界限。
”总之,货币经济迫使都市人在生活中分秒必争,精打细算,讲究准确,追求效率,因此,现代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带有计算性。
3、傲慢冷漠。
对于都市来说,最独特的心理现象莫过于“腻烦态度”(blasé
attitude)了。
而货币经济就是产生这种态度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根源。
一般来说,获取越是以一种机械的和冷漠的方式完成,目标就越是乏味和无趣。
由于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中立之物,因此,凡是货币沾染过的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沉闷和阴郁,不值得为之激动。
在货币交换大行其道的都市,一切都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崇高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玩世不恭、傲慢冷漠的态度。
这种态度原本是个体适应都市生活强烈刺激的防卫手段,但如此也就不能不以贬低整个客观世界乃至个人人格为代价。
事实上,现代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一方面投入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又无休无止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其结果是筋疲力尽,腻烦之感油然而生,并对一切都提不起劲,从而在外表上流露出傲慢冷漠的神情。
另外,货币经济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隔着许多中间环节,彼此看不到对方,主体与其产品日益疏远,而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也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特定的方面,主体性遭到很大破坏,到处充斥着冷漠的矜持和匿名的客观性。
与此相对应,现代都市人的感情生活也趋于平淡无奇。
4、矜持保留。
都市生活作为由货币经济导致的社会关系客观化的一种极端形式,要求个体与其社会环境保持一种距离,要求人与人之间树立一道内在的屏障。
害怕深入接触,保持一定距离,漠然地处置一切,渗透到都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影响到人的感受方式。
“现代都市文化的商业、职业和社会交往迫使我们跟大量的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如果这种社会交往特征的客观化不与一种内心的设防和矜持相伴随的话,神经敏感而紧张的现代人就会全然堕人绝望之中。
种种关系的金钱性——要么公开地,要么以上千种形式隐蔽起来地——在人与人之间塞入了一种无形的、发挥作用的距离,它对我们文化生活中过分的拥堵挤迫和摩擦是一种内在的保护与协调。
”换言之,由于生活在大都市不得不跟大量的人(其中许多是陌生人)打交道,如每次接触都做出热诚的内在反应,心理是吃不消的,因此个体必须有所保留。
另外,都市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利益关系,社会互动多为萍水相逢的接触,个体自然会有所防范,不会轻信他人。
总之,虽然大都市表现为人口的高度集中,人们的身体距离很近,但人们的心理距离却很远,相互都成了“陌生人”,从来没有人像都市人那样感到孤独和迷茫。
5、自我表现。
随着货币经济的兴盛和现代都市的扩展,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整个局面,但作为这种兴盛和扩展的逻辑与历史的补充,个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人们可以追求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并将其表现在一种生活方式之中。
与传统人相比,现代人更希望展示和证明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价值,追逐时尚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通过赶时髦,区别于一般的大众,显示一定的优越性并获得某种满足感,而大众都开始模仿时,就需要创造新的时尚。
当然,时尚也是货币经济下商业运作的产物,通过引导人们追求所谓的特殊的同一性,争取贴上各种诱惑人的标签,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之成为消费社会自鸣得意的奴隶。
显然,大都市的生活状况和专业化的分工,为个体之间的分化提供了结构性要求和条件。
而都市人普遍缺乏内在的安全感和确定感,所以需要通过不停的追逐新的感官刺激和外部活动来达到暂时的满足。
时尚的风行和潮流的日益短命化,最能体现都市人的性格。
然而,不断地在表现自我的方式上推陈出新的结果,却可能使人们迷失自我,不再拥有内在的自由,找不到真正的归宿。
人们感到缺乏最终的目标,缺乏一种应该支配整个生活的理想。
这便是现代都市人面临的最根本的难题。
(四)货币与文化冲突
齐美尔像所有经典社会学理论家一样,特别关心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所带来的后果,关注现代性的问题。
然而,齐美尔的研究视角却与其他理论家有所不同,他始终将注意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上,竭力探讨现代生活状况对个体人格的完善有何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即由政治经济的观点,转换为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齐美尔将文化划分为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两大类,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整体社会生活风格。
客观文化也称客体文化,指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生产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宗教、哲学、组织、团体等;
主观文化又称“主体文化”或“个体文化”,指人们生产、吸收和控制各种外在文化因素的能力与倾向,是已经内化了的各种文化因素在行为者中的综合体现。
根据齐美尔的观点,两种文化不可等量齐观,主观文化应该是最高目标,客观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个体所内化,其价值就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
在理想情境中,主观文化影响塑造着客观文化,同时也接受客观文化的影响,此时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一一相符,两者达到和谐统一。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的理想关系难以实现。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货币经济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客观文化越来越朝着自主的方向发展,变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王国。
它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沿着专门分工的标准不断繁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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