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魏晋南北教案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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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但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的核心是与儒学相对立的老庄学说，但不完全等同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而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补充、改造、阐释之后的一种新的哲学。

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抽象思辨哲学。

其主要内涵是关于人和自然以及天人关系的讨论。

玄学的有与无、言与意、名教与自然等的思辨哲学的发达，动摇了两汉以来经学独尊的地位，淡化了文人以从政为人生归宿的意识，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完成了他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导致了人的自然心性的解放和文学创作的心理自由，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乃至文学的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玄学论证的另一些重要命题，如才性的离、合、异、同，声之有无哀乐等的讨论，更使文学艺术由两汉以来只注重经国治世而转向人格的内省与表现。

诸如神笔、神情、神隽（juǎn）、神貌、神明、风姿、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气质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乃至遗形写神等美学要求和创作方法，已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

阮籍、陶渊明的诗歌，《世说新语》对人物画龙点睛式的传神之笔，东晋绘画实践与绘画理论的突破，无不表明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谈由玄学而来。

所谓“清谈”，即不务实际（社会、时代、时务）的谈玄论道。

玄学家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旷达、清高、风度，是一种崇尚虚无，空谈玄理的风气。

这种风气的产生，一是因为哲学的思辨而来，二是为了逃避杀身之祸。

这种“清谈”对后世确实产生过一些消极作用，即所谓“实干兴邦，清谈误国”。

但在当时，魏晋士人谈玄论道，其语言的机智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还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尚无多大影响。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才发展起来。

佛经的翻译、洞窟的开凿达到极盛的情况。

这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为魏晋南北朝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和土壤。

当时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许多文人或与佛教徒交往，或笃信佛教。

佛学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容。

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的喜爱。

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尚。

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

佛教的盛行，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

佛经中包含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这对叙事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如敦煌壁画中“割肉贸鸽”的佛经故事：

一只小鸽被老鹰追得走投无路，逃到尸毗王（佛的前身）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

“你不要吃这个鸽子。

”鹰说：

“我不吃它我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

”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是鸽子，另一端是从自己身上割下的肉，企图用自己的血肉换取小鸽子的生命。

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没小鸽子重；

当他用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放在秤盘上，即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抵偿，结果这时大地震动，鹰和鸽子都不见了。

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

这种佛经故事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

现实社会充满着悲伤、痛苦、恐怖、牺牲，人们只能从佛教的轮回观念中去找答案。

把一切美好的向往，无数悲伤的叹息，都寄托到佛教中去，努力忘却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悲伤和痛苦。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

（二）故事性的加强；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

（四）词汇的扩大；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起源于原始图腾宗教崇拜。

经先秦两汉的神仙方术学的培育而形成。

它推崇老子和庄子，但是把他们当成神仙，这和玄学在性质上不同。

道教的教义和佛教完全不同，它不否定现实生活，相反要以各种方术帮助享乐，即能给与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因此信奉者颇多。

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许多游仙诗，跟道教的影响有关。

总之，这个时期无论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学主题，即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

而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文学的酝酿新变就是自然的了。

表现在：

（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

（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

（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

从文体发展来看，五言诗得到发展并达到强盛；

七言诗确立；

骈文兴起；

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

出现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自觉

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

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

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

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

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

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

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

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

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

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就行品评、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

曹丕的《典论·

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主要的贡献：

（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

（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

《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

文与笔。

《文心雕龙》说：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

“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

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曹丕《典论·

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

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

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

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

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

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

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

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

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

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

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

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

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

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

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

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

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

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

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太康诗人、南朝诗人大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

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

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

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

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

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

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

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

这一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

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

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作业】

1、课外阅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课外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

魏晋风度》。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教学设想】本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点之一。

主要讲授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

重点是“三曹”和阮籍、嵇康的作品。

教学时要注意将文学史知识和具体作品结合起来；

要将本时期文学与前代（汉代）和后代（唐代）文学结合起来比照着来学习；

还要了解清楚作家的生平、性格，以做到“知人论世”；

本时期历史比较复杂，要弄清楚文学发展的线索；

对一些名家名作，要求学生熟读或背诵。

8。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一、曹操

1、建安文学（见教材47页注释1）

2、曹操的生平。

（见教材47页注释2）

3、曹操的诗歌创作。

形式上主要用四言为主的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

“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如汉乐府《薤露》、《蒿里》本是挽歌，他却用来写政治现实；

《陌上桑》本是写罗敷之事，他却改而写求仙；

《秋胡行》本写秋胡之事，他却用来述志。

他的四言诗苍劲有力，慷慨悲凉，已完全脱出“三百篇”境，更非汉人四言可比。

内容上主要有二：

一是用乐府记时事，二是用乐府抒壮怀。

【作品讲读】

●《蒿里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大幅度的勾画出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

明·

钟惺评此诗：

“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全诗充满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言简意赅，悲慨深沉。

●《短歌行》　“短歌”与“长歌”相对而言，非指诗篇幅的长短，而是就歌曲唱时声调的急缓、长短而言。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

全篇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

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

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

正因为感到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所以才有时不我待的焦虑，大业未成的忧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

诗人追求不朽的事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

全篇以比兴手法，如“朝露”喻人生苦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喻贤臣找到了明君，“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喻贤臣没找到明君的茫然，“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喻自己的博大胸怀。

全诗八句为一个层次，感情迂曲幽深，反复申说，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步出夏门行·

观沧海》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大海不但包容山岛树木，也吞吐日月星辰，这正是诗人胸怀博大、壮志高远的象征。

以如此豪壮的笔调，写如此苍茫的大海，画如此宏大的气象，在中国诗史上，《观沧海》是可推第一篇的。

同时这首诗也是中国山水诗之祖。

附：

毛泽东《浪淘沙》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之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神龟虽寿》　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理想和壮志是无限的。

所以就应以不懈的努力，获得生命的价值。

人的寿命的长短，不全由天定，主观的“养怡”，可以长寿。

这就从哲学的高度表达了自己对生死问题的精辟见解。

诗用托物言志的手法，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具体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既具文学性，又富哲理性。

小结：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又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影响了一代诗风。

曹操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表现其政治理想，抒发雄伟抱负。

他的诗歌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致，喜欢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风格悲凉慷慨，沉郁雄健，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乐府诗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二、曹丕：

曹丕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他的《典论·

论文》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

《典论》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已逸，《论文》是其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篇。

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别等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开了先河。

1、对文学价值的重视。

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丕所说的“文章”，指广义上的文章，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著，也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

它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必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建安七子作了评价，指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

3、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

它所说的“气”，大体指作家的气质。

作家的气质不同，导致作品的风格就不同。

4、初步探讨了各种文体的特点：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

”

（二）曹丕有一首乐府诗《燕歌行》，内容上仍脱不了古诗十九首“少妇闺怨”的题材，主要用情景交融的手法，风格清丽婉转，低徊哀怨；

更重要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古诗。

比较：

张衡的《四愁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但不是成熟的，因为还带有楚辞的遗迹。

3、与曹操相比，曹丕的诗表现出新的变化：

（1）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2）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

第二节　曹　植

一、曹植生平。

曹植（192—232，40岁）字子建，曹操第四子。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临淄侯。

曹丕称帝后，杀曹植好友丁氏兄弟，曹植备受猜忌迫害。

魏明帝曹睿太和六年封陈王，同年病卒，谥“思”，世称陈思王。

有《曹子建集》。

“三曹”中，曹植在政治上虽然满怀抱负，然终无成就，但在文学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它诗赋俱佳，尤以诗歌见长。

主要原因是跟他的诗人气质有关，再者跟曹丕的嫉妒和政治陷害有关。

陈思王植子建，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

“汝倩（请）人邪？

”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

”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

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性简易，不治威严，與马服饰，不尚华丽。

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三国志·

魏书·

陈思王传》）

谢灵运尝云：

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

（李瀚《蒙求集注》）

汉、魏以来，二千余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

顾所号为众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清·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二、曹植的创作。

曹植的创作，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诗歌的内容，一是反映战争和动乱，如《送应氏》（略讲），情调悲凉，如同他父亲的诗一样。

二是抒发理想和抱负，呈现出一种豪迈气概，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

富于进取精神和自负自信的少年意气。

【讲读】

●《白马篇》　诗中的游侠少年，实际上就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后期因受到曹丕的压制、猜忌甚至迫害，心情忧愤悲伤，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发生显著变化，早期的那种豪迈气概和开朗的情调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反映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不满和怨恨。

在他的后期诗文中，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充满着受压迫的苦闷与痛苦，和预感到生命即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他的前后期的诗歌创作，内容和风格明显不同。

他的诗歌是政治悲剧与诗歌才华的展现。

他的后期诗歌，又开启了正始诗风。

●《野田黄雀行》　建安十四年（219），曹操杀了曹植的好友杨修，次年曹丕即位，又杀了曹植的知己丁仪、丁廙（yì

）兄弟俩，这首诗就作于此时。

它通过黄雀落网和少年拔剑挑网救雀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政治官场上的险恶和黑暗，表达了对邪恶势力的憎恶和自己身处险境、无力救助朋友的悲愤心情。

诗中用“风波”喻环境的险恶，以“利剑”喻权力，以“鹞”喻强暴，以“雀”喻弱小和无辜的生命。

通篇用比喻，而通篇写心，写眼看一个个朋友被无辜的杀害而自己爱莫能助的无奈和悲愤之心。

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诗人只能用比喻的手法曲折深婉的表达。

●《美女篇》　诗借美女因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抒发有才能、有理想的志士因不遇明主，才能不得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

从《白马篇》到《美女篇》，可看出诗人由前期到后期的心迹。

●《赠白马王彪》　全诗共七章，感情丰富复杂：

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怨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达观的慰勉等等，层见错出，真切感人。

而且诗中还出现了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

这是因为，曹植既不能放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

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生无常，现实世界一片黑暗。

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慷慨激昂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人生价值追求的自信自负的基础之上的。

当严酷的政治现实粉碎了这种自信自负之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

由此开启了“正始诗风”。

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相通之处。

正是由于建安文人对于人生自由和生命价值有着强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打击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

写法上：

1、“愤而成篇”为一篇之警策，无论写景、叙事，都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悲愤感情。

2、章章蝉联，层层顶针，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眼前遭遇到人生遭际，层层加深感情抒发，其感情迂徐曲折，反复深入。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风格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第三节　王粲、刘桢和蔡琰

（本节略）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亦即“建安风骨”。

所谓“建安风骨”，即建安文学（“三曹”、“七子”的诗歌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格、气骨。

其内涵是：

1、政治理想的高扬。

造成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人生短暂的哀叹。

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态度（见教材41页）。

3、强烈的个性表现。

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

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

4、浓郁的悲剧色彩。

以曹植诗最有代表性。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

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

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

王粲、陈琳、徐干、阮璃、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

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

“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

…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

”陈琳《诗》云：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

时序》）的特点。

“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

”陈琳《诗》：

“慷慨咏坟经。

”吴质《思慕诗》：

“慷慨自侥仰，庶几烈丈夫。

”曹植《薤露行》：

“慷慨独不群”；

《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

《赠徐干诗》：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弃妇诗》：

“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

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阮？

《诗》：

“临川多悲风。

”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

”曹植《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

《杂诗》：

“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

《赠丁仪王粲》：

“悲风鸣我侧”等。

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