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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足球队首次闯入了世界杯。
那时,有一部分爱好足球的人在朋友的煽动下,开始赌球。
任杰也没有逃过这个噩梦。
“在一个早就设计好要拉我下水的朋友的煽动下,我也开始了赌球生活。
整个世界杯下来,我居然赢了42500元。
”任杰告诉记者。
尝到甜头的任杰在带盘人的鼓动下,与那些在世界杯中输红了眼的赌友们一起,开始走向了罪恶的深渊——赌联赛。
由于对球队不熟悉,盲目赌球,任杰不仅将赢来的钱输光,还“赔了几万元钱”。
那时,任杰的心里开始不平衡。
他暗暗发誓要将输掉的钱赢回来。
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他下注的价码从几千元涨至几万元。
后来,完全失去理智的任杰更加变本加厉,赌注由几万元加到几十万元。
在赢了近20万元后,却不愿罢手,总“想着多捞一笔”。
结果,在不断的输赢间,他又赔进去了近30万元。
2002年的世界杯,同样也令丘铭刻骨铭心。
中国队的首次世界杯之旅,成为改变他生活的起点。
初二就辍学回家的丘铭,在天津开起了出租车。
几年后,他到北京跑运输,并拥有了自己的运输车队。
在手头有了些资金后,丘铭囤积了一批钢筋,并在价格高点出售,大赚了一笔,随后进军建材销售领域。
在事业有成后,丘铭又回到了天津,投资饭店、娱乐场所。
经过几年的艰苦打拼,丘铭名下拥有多家公司,并且在天津买了20多处房产和多辆价值过百万的豪华轿车。
丘铭坦言,在2002年前,自己称不上球迷,甚至他连球赛都不热衷。
2002年4月,丘铭在与朋友聚会时,第一次接触网络赌球。
他告诉记者,当时就是想找个乐儿,只投注了200元。
但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赢了100多元钱。
在朋友的点拨下,丘铭又赌了几次,结果屡战屡胜。
输赢间的刺激,让他很快沉迷其中,并主动到朋友开的“公司”下注。
据丘铭介绍,这家所谓的公司不过是在写字楼里租用的一间办公室,里面仅摆放着几台电脑。
在那段日子中,丘铭一晚最多可净挣200多万元,而一输也都在百万元上下;
但总体上,他还是“输多赢少”。
从与“赌球”的意外邂逅到初尝甜头,再到后来在输赢间的摇摆不定,任杰和丘铭走完了“赌球心理狂妄症”的两个阶段——进入期和加码期。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一场声嘶力竭的心理挣扎阶段。
跌入赌球的沼泽
每到周末,任杰就盼着天快些黑下来,意甲、英超、西甲……世界各国的联赛,都成了他下注的对象。
在输了几十万元后,任杰开始害怕了。
但已经滑入赌球深渊的脚步,却再也抽不回来了,他没有收手。
“从赢到输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任杰说。
那时候,他就想“逮住机会,好好赌一把,赢个几十万后,再赶快收手”。
可是,当机会降临之后,他却没了收手的决心。
当任杰按照大赢家和体坛投注的推荐以及他自己的分析投注后,第二天一结账,他全赢了,“75万元入账”。
此刻,如果任杰回头,也许还来得及。
但停顿一段时间后,“禁不住庄家与带盘人(庄家的下线)的电话鼓动”,任杰再次陷入赌球的沼泽,并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自己有赌的技术,又有赢球的经验,于是,我下了十几场球赛的赌注。
”任杰回忆到。
结果,应了“久走夜路必撞鬼”的谚语,那十几场球,任杰全部赌输了。
心有不甘的他渐渐地丧失了理智。
“开始不断地赌、不断地输,越输越想再赢,越想赢就越输”。
从赢了75万元后,任杰就再也停不下手了。
到后来,他不但把赢的75万元悉数输光,还把家中的积蓄以及公司的资产共计近200万元输了个精光。
最后,他甚至到处借钱捞本儿。
但“有庄家赚钱,哪听说有赌客赚钱的”,结果,从朋友处借来的100多万元,他又全部“奉献”了出去。
为了还赌债,2003年年底,任杰把自己的捷达车开到玉泉营车市卖了。
任杰忘不了那一天。
当时,北京正下着雨。
“卖车后出来时,我伸手就去拦出租车;
但一想到以后就要过穷日子了,我又把手收了回来。
然后,我淋着雨去坐已经两年没有坐过的公交车,回了家”。
不仅卖车,他还将房子重新抵押贷款、公司易主,才还上了那笔赌债。
此刻,任杰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他再次暗暗发誓:
绝不再赌了。
那时的丘铭已深深沉迷于赌球中,整个生活完全颠倒了。
他白天睡觉,晚上赌球,生意被扔在一边,全部身心都笼罩在赌球的阴影之下。
丘铭告诉记者,他根本就不懂足球,从来不看球,甚至连球员的名字他都叫不出来10个。
但这并不妨碍他深陷赌球的泥潭,他“只是在电脑上看着比分押注”。
玩上瘾后,丘铭向几个庄家提出要求,给自己开通每天能下注500万元的账户。
实力雄厚的他对庄家来说是条大鱼,很快,5个能下注100万元的账户开通了。
丘铭下注的500万元额度赌球账户,就像是一个吸金黑洞,一点点地抽干了他名下各个子公司的现金流。
由于无心业务,丘铭旗下的建筑工程公司经营形势岌岌可危,他也渐渐失去昔日挥霍不尽的赌资。
2005年,丘铭手头的资金已输得差不多了,他早已没有心思照顾生意,就开始卖公司套现继续赌博。
那时,丘铭基本都是太阳下山了开始赌,天亮了回家睡觉,任何事情都不愿过问。
他甚至还跟朋友一起来北京的一家地下赌场,参与网络赌球,并在一夜间输掉了百余万元。
赌球、六合彩、百家乐……几乎所有网上能找到的赌博项目他都赌。
从丘铭提供的一份银行账单显示,近10笔支出明细中,每笔少则10万元、多则50万元。
他说这是当年与庄家每日结账的交易记录。
由于沉溺赌博,丘铭的公司彻底亏损,住宅和车辆也被抵押了出去。
2006年春节,丘铭卖公司、卖房产的行为引起他父母的注意。
最终,老人得知儿子已经有了赌瘾,开始劝导他。
丘铭则表示,输得太多,感觉整个人都膨胀了,明知撞了墙还得继续撞。
到2010年4月,丘铭的公司、豪车及20多处房产都砸进了赌局。
8年里,他投注的总额高达5个多亿,最终的损失总计4000多万元。
至此,从输光家产到举债赌球,任杰和丘铭完成了“赌球心理狂妄症”的疯狂期与绝路期。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生与死的较量。
浴火重生后的感悟
2004年1月的一天,任杰买了些橘子带回家给孩子吃。
“在公交车上,我特别想吃个橘子,但一想到孩子又舍不得吃。
”就这样,他拿出橘子,闻了闻,又放下了。
那个橘子,他最终带回了家……
可是,半年后,当任杰因为策划了一个项目开始逐渐有些收入时,庄家再次来电,劝他小玩一点。
任杰想到还背着一大笔债,决心“再赌人生最后一次!
”10万元输了,再追10万元。
一夜间,任杰输红了眼,他又欠下了20万元的赌债。
实在没有了办法,他将老家留给父母的两套新房子卖掉。
加上手上的钱,还清了这笔赌债。
这以后,“每个月依然要还近5000元的房贷。
更可怕的是,我母亲生病了,父亲身患恶性肿瘤需要开刀,我却拿不出钱,也借不到钱”,任杰说。
还完赌债的第二天深夜,任杰悄悄离开妻子和孩子,准备投河自尽,但妻子突然在小区门口拦住了他……夫妻二人抱头痛哭。
任杰说: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要想不赌,必须去除心魔。
”而后,任杰去了朋友的公司打工。
他的妻子将自己的首饰全部卖掉,给父母治病。
她鼓励任杰说:
“要相信自己,重新开始拼搏,会有新的幸福生活等着我们的。
”
2006年5月底,在世界杯来临前,任杰在朋友的支持下,对赌球发起了一系列“攻势”:
首先,他公开自己的“赌徒”身份;
紧接着,在网上发起成立反赌球联盟,并公布了热线电话;
随后,又在新浪网开通反赌球博客,随即,博客访问量突破4万人次。
任杰从一名赌徒,变成了一名反赌球的斗士。
随着热线电话的公布,任杰接到了数以万计的电话,很多人都向他痛述赌球的悲惨经历。
“很多赌徒赌到倾家荡产、被庄家追债、无处安身。
他们向我求助,为了安顿他们,也为了自己能够养家糊口,我在北京回龙观开了一家‘哭球餐厅’。
国内刮起的足坛打假风暴,让那些造假和以假谋利的人人心惶惶,就连中国足坛的掌门人南勇也被绳之以法。
然而,在世界杯期间,仍然有不少来任杰店内就餐的食客参与赌球。
最让他震惊的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小刘,因为赌球,小刘吃下了72粒安眠药自杀,被公司的老总给救下。
在那一年的世界杯中,他又复赌了,输到倾家荡产。
无望之际,他拿刀在脖子上抹了8刀。
活生生的实例让任杰痛下决心,卧底调查网络庄家。
从2010年世界杯开始,任杰就以一名赌徒的身份卧底庄家、了解内幕。
经过长期的调查暗访,任杰和他的战友们掌握了大量足球赌博的黑幕,并于2011年“3·
15”之际,公之于众。
实际上,早在2010年3月初,丘铭就决心要戒赌。
因为他被父母和孩子所触动。
为了偿还近800万元的赌债,丘铭年过六旬的母亲只得外出打工贴补家用。
更让他落泪的是,当他们一家卖掉豪宅时,孩子问他: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搬回来啊?
”当时,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孩子。
当丘铭与任杰联系上后,任杰便劝他将他的故事说出来,并举报庄家,让自己生活在阳光下。
其实,这也是任杰的一块心病。
他说:
“赌球的人基本上都有心理疾病。
他们的心理比较阴暗,不敢生活在阳光下!
他们大多想浪子回头,戒赌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他们不敢把赌球经历说出来,也不敢举报。
没有这勇气又谈何去戒赌呢?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鼓励赌球人走出赌球阴影,坦然面对一切。
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成功。
”而丘铭经过心里挣扎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天津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他用这样的方式对赌球说“再见”。
分别时,任杰紧紧握住丘铭的双手,感谢他是一个勇敢、敢承担责任的人!
丘铭却紧紧握住任杰的手说:
“任哥,感谢你,让我获得了新生!
任杰和丘铭在历经了“赌球心理狂妄症”的自杀期后,最终悬崖勒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同赌球说“bye-bye”。
但现实中,还有多少个同任杰、丘铭相似的赌客,正在赌途中越陷越深呢?
庄家的生财之道
他们是赌球利益链条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如何依靠“上下逢源”行走江湖……
庄家与带盘人
据了解,国内的赌球庄家分几种。
其一是来自欧洲的庄家。
欧洲是足球博彩的发源地。
最近几年,许多国际赌博公司都想到中国来坐庄,但因为政府管制太严几经尝试都不太成功。
其二,除欧洲球庄之外,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赌球集团也在积极抢占中国市场。
由于更符合亚洲人口味,东南亚公司在中国赌徒中的影响很大。
其三,除了国际庄,中国本土的大小庄家也星罗密布。
他们要么是国际庄在中国的代理,要么本身就是大庄家的赌客,依靠赌球集团发放的信用额度发展自己的下线赌客,从投注中抽取手续费从而达到坐庄的目的。
由于每级代理都可以从自己发展的赌球者的投注中抽取差额,庄家总是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
总体来说,国外的博彩公司在中国有总代理,总代理下面发展一级代理、二级代理、三级代理、四级代理。
所谓坐庄的人一般来说是大庄,而四级代理被称之为小庄。
一般来说,大庄都是很有钱、很有背景的人。
实际上,大大小小的庄家都有自己的业务员,也就是所谓的“带盘人”。
由他去不断地发展赌客,介绍赌客入局。
最初带任杰和丘铭入局的朋友,就是所谓的“带盘人”。
“带盘人”的收入主要是靠提成,由庄家养着。
庄家与赌客的“互信”
在任杰看来,很多地下赌球,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庄家首先会在赌客那里抽取提成,在保证他们盈利的情况下,还会派出专门的业务员物色赌客,并调查他们的资产情况,事后也会有相应的手段迫使赌客埋单。
庄家之所以会对赌客进行事先的调查,是因为“比如说你是个农民工,一年可能就赚个几千块钱,你赌个十万百万,他就是把你杀了,也拿不着这个钱”。
一般赌球的人都是通过熟人串联的,赌客一个项目能赚多少钱、大概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房子,都会被估价。
据丘铭介绍,庄家收取服务费,也会跟赌客对赌,从中牟利。
庄家根据大客户的级别往往会给出ABC三个盘,A盘是192,B盘是190,C盘是186。
192的意思就是下注1万元,赌客赢了,庄家赔给赌客1.92万元。
赌客每下一场,不论输赢,庄家还要返给赌客180元的水钱。
赌资是第二天结账,水钱是每周结一次。
丘铭赌球最疯狂的时候,下一注就是20万元,每周从庄家那里返回的水钱就有几十万。
在丘铭看来,庄家就是利用水钱让他不停地参赌。
经过几年的调查,任杰发现赌球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它永远是诱惑你,让人觉得从表面上看,有50%的胜率;
但实际上,庄家才有100%的胜率。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庄家开的盘口中,有很多专业数据分析人员,即所谓的盘口分析人员,甚至还有专业球探。
庄家与“塔尖”的暧昧
赌球操作比赛的关键,是被称为“水龙头”的角色。
“水龙头”即庄家与球队之间的联系人和实际操作者。
操作比赛的程序并不复杂,就是“水龙头”联系俱乐部的官员或者球队中的教练、球员等,确认是否合作、价格多少。
只要双方没有异议,一场比赛就将被操纵,配合庄家开赌,打出需要的结果。
据知情人介绍:
单纯做庄家赚钱太慢,而且利润要受很多因素的限制。
如果能够操作一场比赛来配合庄家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一场被操作的比赛,有时能给大庄家带来千万元以上的利润。
庄家联合球队做球,一般是做大球、输球和走地球三种玩法,而做比分和赢球容易出意外。
大球和输球,一般是根据盘口事先和联系人说好,然后在比赛中打出来就行。
走地球就会复杂一点儿,一般在半场的时候,庄家会通知“水龙头”最新情况的要求,“水龙头”再转达给球队里面的联系人。
实际上,赌局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除了球队关键人做球参赌能发财之外,一般赌徒十赌九输。
庄家则靠抽取下注的手续费稳赚不赔。
一般赌徒开始投注都不会太大,庄家有时也会让其尝到一定甜头。
赌徒一旦上钩希望赚大钱时,他们往往会执迷不悟。
据任杰的调查发现,庄家的回报是非常高的。
在他暗访期间,他总能听到一句话:
做三年庄,判三年刑,福三代人。
可见,庄家及赌徒有着怎样强烈的侥幸心理。
他们从赌球利益链的塔尖跌进法网。
他们是南勇、谢亚龙、杨一民、陆俊、黄俊杰、周伟新……这些名字,我们曾经耳熟能详。
2011年3月末,有消息称,“南勇、谢亚龙和杨一民等人的案件很有可能在4月同步公审”。
消息一出,记者立即向知情人士求证,据知情人称,4月中下旬,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等人将在铁岭受审,而谢亚龙、蔚少辉和李冬生等人将在丹东接受审判。
根据《刑法》第383条的规定:
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坊间有消息指出,南勇的涉案金额在200万元左右,而杨一民的涉案金额则远超南勇。
由此推断,对于这几个人的量刑极有可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风云变幻的官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协面临改选。
当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让王俊生成为第六届中国足协的掌门人。
王俊生任职期间,中国国家队的战绩是全盘失利;
但这并不能掩盖王俊生的历史功绩,因为他于1994年启动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他从一上任起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让足协和中国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足管中心”)并立在职业联赛面前,共用同一套班子。
足协主席仅是挂名不负责日常事务,负责日常事务的足协专职副主席即足球管理中心主任。
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露端倪。
首先体现在裁判以黑哨或红哨操纵比赛结果。
但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显然没引起王俊生的重视。
到了1999年年底的渝沈之战,王俊生也没有及时请求司法介入;
而是以足协内部行规替代法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对渝沈之战的最终处罚也不见得是王俊生的本意。
有意思的是,于2000年春天作出的这一处罚,恰逢国家体育总局班子调整时期,时任局长伍绍祖与新任局长袁伟民进行权力交接。
2001年年底,当足坛“甲B五鼠”案发,陈培德挺身而出,以浙江绿城的“家丑”做炮弹,向足坛的假丑恶宣战。
同样,接替王俊生出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面临这样的尴尬。
2002年年初,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和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老总宋卫平手里握着涉嫌受贿的裁判名单,阎世铎飞往杭州与陈培德晤面。
可最终,只是抓了一名足球裁判员龚建平做替罪羊,而名单上的裁判员陆俊、黄俊杰等人幸免于难。
2005年2月,谢亚龙接替阎世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
最初,他依靠同为校友的足协副主席杨一民。
但发生女足选帅的系列闹剧后,他开始削弱杨一民的权力,笼络时任足协党委书记的南勇。
在足协内部接近核心领导层的干部中,只有张吉龙和南勇两位副主席不属于“北体(指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帮”。
南勇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与综合部官员刘殿秋是校友。
张吉龙当年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先在国家体委搞外事工作,后调至足协。
让人欣慰的是,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后,开始重视足球外交。
只是,此刻的韦迪凝望的是中国足球的废墟,而他身后站着一群悲怆的看客。
裁判与官员的利益共同体 如果说足协官场上的纠葛风起云涌,那么,裁判界的暧昧,更是波涛汹涌。
“某队的某某是杨一民的同学,某队和南勇的关系如何如何,难道我的脑子还不清醒吗?
”这是原裁判员黄俊杰在向公安机关交代中颇有些痛苦的“感叹”。
这位中国裁判中最“杰出”的官哨代言人,无数次接到来自足协领导的电话和各种授意。
虽然有时候碍于领导面子没收钱,但他得到的回报是,一直是所有裁判中出勤率最高的(这意味着捞钱机会也更多),而且多次进入赛季最佳裁判的候选名单。
2003年,裁判员陆俊在上海德比战中得到前足协裁委会主任、自己在北体大的同学张健强的授意,在比赛中偏袒上海申花。
在申花如愿取胜比赛后,他与张健强每人分得35万元的好处费。
2004年,裁判员周伟新在北京国安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在比赛前判给沈阳金德队一个莫须有的点球,导致国安罢赛。
事后数个月,周伟新在百般“追讨”下,得到沈阳金德事先承诺的20万元好处费。
2009年,广州医药与青岛中能的比赛中,裁判员黄俊杰得到足协裁委会主任李冬生的授意,在执法中偏袒青岛中能,并在比赛中红牌罚下广药队长徐亮。
赛后青岛方面送上好处费,但黄俊杰以“卖领导面子”为由拒绝。
此刻,俱乐部官员、球员、裁判和中国足协官员赌球,是中国足球“假赌黑”的主流,但裁判在其中扮演的绝不是配角。
在诸多由赌球庄家掌控、双方球员默契参与的比赛中,裁判的作用绝不会被忽略。
所以,赌球庄家和球队方面都会考虑收买裁判。
但也有裁判干起了“个体户”,把比赛导向自己投注的结果,“经典战例”就是由黄俊杰操控、周伟新下注的曼联与深圳友谊赛,他们靠操纵谁先开球赚取了22万元港币。
谁造就了球场中的“官商勾结” 自2009年足坛反赌风暴以来,南勇、杨一民、蔚少辉、谢亚龙、张健强、陆俊等人纷纷涉案。
但是,他们不是注定要邂逅这场灾难,他们也曾经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26岁时的南勇正在国家体委人事司做一名干事,他踌躇满志,无时无刻不在筹划着自己的未来;
26岁的谢亚龙刚摆脱一个基层教练的身份,成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大学生,那时的谢亚龙再喜欢冥想,恐怕也难以想到几年后自己会成为伍绍祖的秘书;
26岁时的杨一民呢正在北体大读研究生;
26岁的陆俊在北京工业大学当一名体育教师…… 他们曾经的幸运,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赐予的。
同样是这个时代,又让他们的命运改变了颜色。
中国足球是最早走向职业化的体育项目,而当南勇、谢亚龙、杨一民们占据足协领导席位时,意味着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
他们在互相牵制、互相猜疑的同时,也拥有各自的利益链条。
于是,在缺少有效监督机制的足协,“官商勾结”像自己的左手握右手一样简单。
如果说南勇、谢亚龙们是落下的苹果,那么,中国职业足球运营体制就是不可抗拒的“万有引力”。
这种残酷的力量让他们曾经的理想与荣誉都成为过眼烟云。
最现实的是,他们失去了官职、失去了尊严,甚至失去作为一个普通人吃碗冷面、喝瓶啤酒的机会…… 他们穿上囚服、戴上手铐,或茫然、或绝望、或侥幸……他们点滴的记忆都反射着官场上难以避免的交易和倾轧。
他们的记忆落纸成字,注定是中国足球在特定时期的一部最灰暗的历史。
(此部分节选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足球窝案》一书) 链接 足球扫赌风暴中的涉案人员 姓名身份 高健重庆足管中心主任 谢亚龙前足协副主席 蔚少辉前国足领队 李冬生前足协裁委会主任 南勇足协副主席、党委书记 杨一民足协副主席 张健强前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 范广鸣中国足协官员 杨旭广州足协官员 杜允琪青岛海利丰董事长 杜斌青岛海利丰队长 刘宏伟青岛海利丰前领队 吕东前辽宁十冠王功臣 张曙光前辽足执行董事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5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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