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下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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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对北京琉璃河1193号燕侯墓中出土的太保罍、太保盉铬的考释，商代后期确有羌人东达渤海湾西北岸，到周初成为燕侯率领下抵御北方髟人的同盟者。

可设想，桑干河谷那时已被东徙的人群作为方便的通道了。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的年代更晚的人群迁徙是白狄的东进。

我和韩嘉谷都认为桑干河流域的军都山类型遗存是白狄所建的代，早在1979年俞伟超先生就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了[10]。

不过韩嘉谷首先提出了这一支白狄是从陕北东来的。

根据是伊克昭盟桃红巴拉、凉城毛庆沟等地的墓葬和延庆军都山等地的墓葬有相似性。

但是北方长城地带春战之际的墓葬有很多北方草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并不能用这种普遍的共性来论证具体的族属上的一致。

我在新近一篇论文中举出了一些从河西黄土高原经鄂尔多斯、晋北，到桑干河谷东端的特殊的文化一致性，一是所谓的“秦式剑”的东传，二是椭方口的北方系铜釜目前仅见于河西黄土高原到桑干河谷一线，三是虎形牌饰也分布于这一线，在军都山类型的等级高的墓中，墓主胸前有金质的这种牌饰，而在河北北部的也是白狄建立的中山国早期墓中，也出这种金的虎形牌饰[11]。

这些考古现象和文献记载对照，白狄东进已有相当的依据了。

白狄的东进除了上文谈到的气侯变化是可能的原因外，应该考虑到秦国扩张的军事压力。

中部地区的古代部族一波一波的东进，是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上逐步趋向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西部地区的羌人，虽然在蛇纹鬲、花边鬲等方面也表现出和中、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其迁移的的趋向却有所不同，从史籍记载看，他们有一部份是被秦国和晋国迁到河南西部，即《左传》中提到的姜戎、陆浑之戎，伊洛之戎，较早地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

而其主要的迁移方向是《后汉书·

西羌传》有所记载的，顺横断山脉南下。

正因为他们主要的迁移方向不是东进，内蒙中南部的居民又不是西进，所以长城地带西部地区的文化在商代以后就越来越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了。

六、来自外部的人群和文化成分

中国的北方长城地带逐步形成了一个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带，这种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北方长城地带本地发生的，但有很大比重是受到离中原更远的地区的影响。

在第三节中已经谈到在夏代时期从新疆传入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的例子，而其源头还是在北亚地区的。

其实，影响到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也有源自遥远的西方的。

只是比较少一些，长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先谈一谈欧罗巴人种进入中国的问题。

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废弃时形成的红烧士堆积中，发现了两件蚌雕戴帽人头像。

从形制分析是作笄帽用的，其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等特征，无疑与欧罗巴人种相合[12]。

被公认为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欧罗巴人有所接触的证据。

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古颅骨资料来看，我国境内先秦时期的欧罗巴人种颅骨资料均发现于新疆。

以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组为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13]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便来到了罗布泊地区。

从其墓葬中使用大量树木材料的特点来分析，当时南疆地区的植被和整个生态环境显然与现在的情况全然不同。

稍后时期，古欧洲人类型居民渐向东疆地区渗透，并且与蒙古人种的土着居民发生接触、融合。

例如，哈密市柳树泉附近的焉布拉克青铜时代古墓群的颅骨，可区分为属于蒙古大人种的M组和属于欧罗巴大人种的C组，[14]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是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居民创造的文化，后来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迁移到这里并接受了当地蒙古人种的土着文化。

先秦时期进入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分属不同的支系，吐鲁番盆地鄯善县苏贝希青铜时代墓地的颅骨，被区分成两组：

苏贝希I组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

II组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类型东支关系较为密切。

[15]乌鲁木齐市附近阿拉沟东口的古代丛葬墓年代更晚，颅骨按形态差异被分成三组：

I组接近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III组接近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II组属于I组和III组之间的过渡类型。

其中以III组居民的人数最多。

[16]

当然，西周时的周人所接触的欧罗巴人，并不见得就是我国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种居民。

因为，从蒙古的发现来看，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欧罗巴人种进入西北蒙古，而年代为前七世纪至三世纪的鸟兰固木墓地的颅骨绝大多数是欧罗巴人种，只有少数混有蒙古人成份。

而俄国的土瓦和阿尔泰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17]所以，水涛认为周人眼中看到或听说过的欧罗巴人，既可能是活动于新疆东部的欧罗巴族群，也可能是来自北方戈壁或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考虑比较全面的。

[18]

周人所接触的欧罗巴人虽不一定是从新疆来的，但在新疆的欧罗巴人指示了一种人群迁徙的轨迹。

上文已经分析过夏代的喇叭口式耳环和套管式铜锛可能是通过新疆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

现在再分析两种可能也是从新疆传来的器物。

一种是管銎战斧，一种是柳叶形短剑。

我早已提出过中国北方系管銎战斧源自西亚的观点，近来又看到一些西亚的考古资料，想再介绍一下。

1977年和1984年在伊拉克东北部哈姆林盆地的苏美雷赫遗址进行了发掘，第Ⅰ-Ⅲ层的墓葬属古巴比伦时期，在Ⅱ、Ⅲ层中的管銎式斧，就和我北方系的管銎战斧很相似。

哈姆林盆地的哈拉瓦遗址第Ⅱ-Ⅳ层均属于古巴比伦时期。

Ⅱ层出土的斧也是这种形式的。

还有伊尔-塞勃遗址M20出的斧也是如此。

[19]和我国陕西淳化黑豆嘴、史家塬出土的殷墟时期的北方系战斧比较，[20]在有的斧的管銎与斧身夹角小于直角，銎口上下缘略呈弧曲等细节上都有相似处。

而黑豆嘴的战斧在背部有形式不一的小柱，这在伊朗、伊拉克的形式多样的战斧上也不乏其例，不烦举证。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苏美雷赫Ⅱ、Ⅲ层中还出土了扁茎而茎上有穿孔的短剑。

[21]在中国考古学中，周人首先采用的扁茎而茎上有穿孔的柳叶形短剑，起源久久不得其解。

[22]其实，早在1980年夏宿白先生到吉林大学来讲授“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专题课时，就谈到过扁茎短剑在中亚和西亚的编年都比中国早，特别介绍了伊朗鲁里斯坦的扁茎而茎上有孔的短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掘情况，以及70年代以后的编年研究。

[23]指出这对探讨我国青铜短剑的起源有好处。

伊朗的发掘品表明，扁茎上的孔是装柄安铆钉用的，因为还发现了空心的铜柄和铜铆钉。

但多数考古学研究者仍把目光局限在中国境内研究问题，以致这一意见久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管銎战斧和扁茎剑可以互相为证，证明它们是从同一地区经过大致相同的途径传来的。

大概都是通过羌人地区传到陕西，只是战斧主要向北而在北方长城地带流行起来，扁茎剑却只在西周早中期在周人中流行，而向南在巴蜀地区长期流行。

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特殊性的外来影响中，来自北方地区的影响当然是主要的，这个地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包括其北面的外贝加尔地区、西北面的土瓦地区和西面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

蒙古高原气侯条件宜牧而不宜农。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蒙和北部的色楞格河上已发现家畜的骨骼。

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早期，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阿法纳羡沃文化进入蒙古的北部。

往后有一段历史因缺乏年代明确的墓地和遗址难以详细说明。

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中亚各地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为早期游牧人时代，蒙古高原也不例外。

蒙古的这个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主要的考古遗存有三种：

分布于蒙古全境的鹿石，分布在蒙古东部和中部的石板墓，分布在蒙古西北部的所谓“昌德曼文化”[24]。

鹿石是一种人形石柱，与一种称为“凯列克苏尔”的石块构筑相关，两者可能都有祭祀方面的功能。

鹿石上鲜有细致表现的人的五官，但常表现耳环和项链，以及剺面的创痕。

中段有挂着各种器物的腰带。

身上除盾和其他一些物件外，常常布满鹿形。

也有全柱仅刻出许多鹿形的，“鹿石”即由此得名。

它的分布东达外贝加尔，而各种变体向西直到东欧都有发现。

伏尔科夫把鹿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耳环、项链、腰带和器物，而不带动物绞的，这类鹿石在东方发现也不少，但大多数见于西方，故暂名为欧亚大陆型。

另一类是有动物纹的。

其中特殊风格化的，见于蒙古和外贝加尔，故称为蒙古-外贝加尔型。

而作写实形的，分布在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地区，故称为萨彦-阿尔泰型。

[25]据鹿石上的武器的形式可以大体推定其年代[26]，则蒙古-外贝加尔型年代最早，其上有柄端饰动物头的刀子和短剑，但因这种短剑有明显的“凹格”，以我国出这种兽首凹格剑的昌平白浮墓[27]的时代来推断，蒙古-外贝加尔型鹿石年代的上限约在前一千纪之初。

萨彦-阿尔泰型鹿石上的短剑已是斯基泰-塔加尔式的了。

上限当不早于前八-七世纪。

可以推想，建造鹿石的人们，在还没有创造这种纪念石柱以前，已经生活于此地。

而这个地区的人大约到前三世纪还在建造欧亚大陆型鹿石。

所以鹿石上所表现的是将近一千年间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居民的典型服饰和器用。

从墓中的颅骨资料来看，蒙古东部、中部的石板墓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都属蒙古人种。

不过，杜门的研究表明，后来的匈奴人和蒙古中部石板墓文化的居民更为接近，而和东部石板墓文化居民在面部和颅部的比例上差异大一些。

而蒙古西北部的昌德曼文化墓中的死者，则和土瓦、戈尔诺阿尔泰的同期墓葬的死者一样，是欧罗巴人种的。

所以，早期鹿石的建造者是蒙古人，后来进入蒙古西北部的欧罗巴人，也学会了建立鹿石。

虽然人种不--样，在服饰和器用上却有很大的一致性。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所接触的北方居民，在商代和西周早期，应该是蒙古高原原来的蒙古人种居民。

后来也可能有些后到的欧罗巴人。

但文献上所说的匈奴和东胡，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大范畴。

至少从西周起，蒙古高原采用的服饰就是；

在袍子上扎一条可挂武器和其他用具的腰带，颈上挂珠子串成的项链，耳上带颇大的耳环，是长时期草原骑马人的标准装束，随身佩带的武器主要是短剑、短柄战斧，弓箭、圭形的盾。

其他用具主要是刀子、砺石、镜、挂缰钩等。

挂缰钩据我的研究是武士在骑马和驾战车时用以绊挂马缰以解放双手的工具。

[28]这和蒙古地区有大量表现驾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的岩石画，是相应的。

个别鹿石还刻有马和驾马的单辕双轮战车，也可以证明那时蒙古地区的武土是会骑马而又会驾驶马车的。

众所周知，中国中原地区驾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是在殷墟时期突然产生的，同时在殷墟也出现了小屯C区164号墓这样的人马合葬墓，可以表示骑马术的存在。

[29]当然殷墟的骑马术和马车也不排除有从新疆传来的可能，但目前不但在新疆地区还没有发现早到殷墟时期的骑马术和马车在在的根据，[30]而且北方长城地带的西部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到西周还没见到车马器。

所以我相信中原地区的骑马术和马车都是从北方传入的。

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这种传布过程中，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这就是小盂鼎记载被伐的鬼方也有马车的原因。

不过马拉战车的掌握，一方面要有多种手工业的技术为基础，另一方面要有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条件，所以战车只在商人和周人中得到高度的发展，并非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全部居民中都很快就普及。

《左传》二次中提到，晋国对狄人作战是“彼徒我车”，是不奇怪的。

对蒙古高原的居民来说，掌握骑马和马车是提高单人放牧能力和增强长距离迁徙能力的重大进步。

不过，掌握骑马术，用以发挥在放牧、狩猎和长旅行上的优长，与在作战用使用骑兵队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在与马拉战车同时期的蒙古岩画中，只看到徙步搏斗的武士[31]而见不到骑马作战的武士。

杜正胜在一篇论文中曾引敦斯的意见，认为马与其访问旬“作战”的动物，不如说是“逃跑”的动物。

又引格里尔的见解，说战马的训练是高度的技术。

所以指出：

同属战马，战车和骑射“是两个异质性的文化阶段”。

[32]也就是主张在骑兵群作战出现之前有一个只用马拉战车作战的阶段。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除了骑马术和马拉战车外，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还表现在两地有很多型式一致的青铜器。

俄、蒙考古学家通常所说的“卡拉苏克式青铜器”，从中国的发现来看，其年代从商代早期一直可以延续到西周中晚。

[33]从中国的角度可称之为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常见之物即鹿石上可见的短剑、管銎战斧和啄戈、刀子。

不过应该指出，这种一致性是双向的互相影响造成的。

例如，管銎啄戈显然是在中原的戈的影响下的产物，因而它只能是从北方长城地带向北，经过蒙古高原，再传到外贝加尔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

[34]凹格的短剑在朱开沟第五段已出现于鄂尔多斯，卡拉苏克短剑普遍流行凹格的特点，也应该是从长城带带传过去的。

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时段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的发现比较集中在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这一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有很多因素是从上一个时间演变来的，许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都可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发现类似品。

[35]特别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的石棺墓文化中都发现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相近的鬲，更说明了北方长城地带对更北地区的文化影响。

不过这时从西北方传来的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因而也渗入夏家店上层文化。

举例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北方系短剑，仍保持某种程度凹格的特点，但剑格却采用了和塔加尔文化相似的小鸟头装饰。

这个时期可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期。

春秋中期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有相当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斯基秦—塔加尔文化的青铜器的主要成份，并在长城地带迅速传布。

代表性器物是：

有鼻的带扣和S形构图的带饰、鹤嘴锄、斯基泰式短剑等，这类器物都可以在土瓦、戈尔诺阿尔泰发现类似物。

从这时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进入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式器物是从西方传到土瓦、阿尔泰和蒙古西部再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上文提到的清水河西麻青墓和米脂张坪墓中出的带扣，就是新式器物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的较早实例。

这种器物要传到这个地带的东部，已经是春秋晚期了。

青铜的鹤嘴锄在宁夏、鄂尔多斯常见，毛庆沟仅见铁的，冀北的军都山类型中不见此物。

这都说明这类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是从西向东传布的。

[36]

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想必不只是和平的贸易或馈赠所致，其间必有相当频繁的人群入侵和战争，人口的相互俘获。

我曾经设想，商代后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的全面南撤和北方土着文化的普遍衰退，主要是因为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大规模南下造成的。

现在看来，这是对蒙古高原居民当时是否已达到专化游牧业，究竟有多大人力和战斗力，对蒙古高原距今4000年以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究竟如何，都心中无数就作出的臆测。

也不符合第四节中所谈到的近二十多年来考古的实际发现。

但是，随着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普遍气侯干冷化，蒙古高原上的居民应该也有南下追逐适于放牧的水草之地的趋向，和南方的原有居民的冲突有加剧之势，仍不失为合理的设想。

西周晚期有名的玁狁入侵事件，在《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和多友鼎、虢季子白盘铭中都有反映。

涉及的地名均在陕西、宁夏乃至山西一带。

甚至侵至镐京地区。

从多友鼎铭可知，在一次战役中俘玁狁117乘车之后，玁狁仍能继续进行多次战役，还能俘京师人。

可见玁狁战车之盛。

这样一支以车战为主力的军队，似非当时鄂尔多斯地区所能有，很可能是蒙古高原远征而来的。

所以来时声势浩大，去后便销声匿迹了。

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蒙古高原上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游牧人，在战国时代全面进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

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以战车为军事主力，而用骑兵群作为可怕的打击力量了。

这激起了与之有接触的部族和国家的军事改革。

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而发展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和商代后期商人采用马拉战车一样，是中原国家对蒙古高原上已先出现的有威力的军事技术作出的反应。

不仅在对付北方来的入侵和向北开拓农业文化的空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结束中原各国的混战，达成统一方面也大显身手。

这里附带说明，过去不少研究者因为《管子·

小匡》有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之语，相信春秋时北方长城地带已用骑兵作战。

其实，《小匡》是一篇极端夸大齐桓公武功的演义小说。

从记桓公所征“南至……牂柯”来看，此地名到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后方听说，乃汉人笔下方能有之。

说桓公救晋公，就显属虚构。

这是用汉代已经把胡和戎狄等同的观点，编造的故事。

切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七、游牧文化带的形成

在北亚蒙古人南下北方长城地带的时期，从黄土高原的六盘山以东地区直到冀北的桑干河流域文化面貌实际上已相当一致。

已发掘的重要墓地如宁夏固原杨郎马庄、[37]彭堡于家庄、[38]甘肃宁县袁家村、[39]内蒙古包头西园、[40]杭锦旗桃红巴拉、[41]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42]凉城毛庆沟、[43]凉城崞县窑子、[44]河北宣化小白阳、[45]北京延庆军都山等[46]。

这些墓地的年代大体都在春秋中期到战国前期。

其共同的文化特征，除了都有上文提到的晚期北方系青铜器外，还有以下几点共性。

一、墓中都殉牲，且基本都用头和蹄代表。

反映一种重视畜牧业的文化传统。

二、墓中常有骨弓弭和铜镞、骨镞，说明对这种武器的重视。

三、墓中常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随葬铜质或骨质的马衔和马镳，说明骑马术的发达。

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的颅骨在彭堡于家庄和凉城崞县窑子已经发现，这两处墓地除颅骨形态和其它墓地反差明显外，在随葬器物上都有骨器发达而青铜器相对较少的特点。

包头西园的颅骨未经鉴测，但随葬品也主要是骨器，而且除弓箭外不见其他武器的葬俗也和崞县窑子一样，和后来匈奴的葬俗相似。

所以很可能也是南下的北亚蒙人种所遗墓葬。

随着北亚蒙古人种遗骸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战国时的文献中出现了“胡”这一称谓。

例如：

如《战国策·

赵策二·

武灵王平昼闲居》提到战国初年时“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墨子》的《非攻中》和《兼爱中》都把“燕、代、胡、貊”并列。

这里把“胡”与原先已有的戎、代并举的现象，说明那时人还没有把戎狄与“胡”混为一谈。

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原本就是游牧人，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是否也已经是游牧人了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王明珂对匈奴游牧经济的研究表明，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羊在游牧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它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所以发达的游牧经济应是羊占大多数。

马的移动性较强，可在远一点的牧场放牧，无须与牛羊争食，马作为坐骑有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牧草，而羊吃草更接近草根，可啃食冰下马吃过的草。

牛则因有强韧的体力适于作迁徙时的牵引力。

所以马。

牛、羊在畜牧经济中是互补的。

[47]杨建华据此分析冀北的军都山类型的殉牲情况，是以狗、牛为主，羊很少，冀北的东部不见羊。

而且马也不多，集中在大型墓。

因而不是发达畜牧经济的特点。

牛的移动性较差，猪作为可放养动物的移动性更差，所以岱海地区牛的增多和少量猪的存在，都说明畜牧业的游动性较小。

而内蒙古西部和甘宁地区的游牧化程度最高。

[48]所论大体可信。

庆阳地区是这时北方长城地带唯一不在墓中殉牲头的地区，可能反映了在经济类型上的特殊性。

但它在墓旁有葬整匹马的殉马坑，还伴出马甲，说明对战马的重视。

从文献来考证，当时在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是乌氏的遗存，[49]从彭堡于家庄的颅骨资料来看，这个部族既有可能全体都是来自北方的北亚蒙古人种。

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北亚蒙古人种。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弄明白。

《史记·

货殖列传》集解引《括地志》说乌氏是：

“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

”这是就地而言，不是就人群而言。

据《史记》记载是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修的战国秦长城，很有趣的从该类型墓葬分布区的中间通过，说明秦惠王时置的乌氏县只是乌氏部族的一部份。

秦始皇时长城北移，固原地区才全属北地郡。

因为有长城之隔，所以乌氏不可能参加匈奴联盟。

但《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时乌氏部族有个名倮的首领，善于和戎王做买卖，“畜至用谷量马牛”，可见该地畜牧业仍非常发达，但失去了较长距离转徙的游牧性质。

当时在甘肃庆阳地区的墓葬是义渠的遗存，[50]《史记·

匈奴列传》说西戎中“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筑城定居当有一定农业水平。

更不可能是游牧经济。

义渠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被秦所灭，逐渐融合到秦人之中。

冀北的代国是在赵襄子元年被赵所灭。

残余的狄人有一部分可能留在原地而渐被占领者的文化所同化。

例如怀来北辛堡的墓，[51]便是战国中期受燕文化影响颇深的土着之墓。

有的可能转徙东北，例如辽宁凌源五道河子墓中随葬多具军都山类型特有的短剑，可能是东进的狄人又融合了貊人文化的遗存。

主要的一支向南迁徙，建立了中山国[52]

先被魏攻破，寻复国，国君曾相于魏。

后屡受赵侵伐，前296年赵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君于肤施。

早在建立代国的时期，狄人的上层就已深受赵、燕等国的影响，墓中常有中原式的青铜礼器。

而且铸行了刀币。

[53]后来进一步融入燕、赵等国居民之中是很自然的事。

山西北部当时也有和军都山类存性质相似的遗存，但未经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仍有待进一步的田野工作。

[54]

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战国燕文化到达之前。

在努鲁儿虎山以西又出现一段空白。

目前有线索可以推测，以敖汉旗水泉墓地北区墓葬为代表的“水泉文化”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郭治中认为它最富特色的带耳叠唇罐是凌河文化的叠唇罐和长城地带中部地区流行的带耳陶器结合的产物。

[55]它的经济类型可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类似，但远不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兴盛。

此外还有敖汉旗铁匠沟墓地A区的三座墓[56]为代表的有较强北方草原牧猎文化色彩的人群在这地区活动，是否即为东胡，尚待更多的发现方能断言。

燕文化在战国时期迅速向东北方扩张，《史记·

匈奴列传》只写了秦开破东胡一事，而且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