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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思路,政府职能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宏观调控职能、计划指导职能、监督协调职能、提供服务职能;
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应向“公共领域”倾斜,在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环境、资源、人口、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对于非“公共领域”,则主要应该发挥市场、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的作用。
第二章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按照行政生态学的观点,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行政体系必须之变迁以适应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行政体系的改革也会导引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
在现代社会更加强调行政体系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超前回应性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导引。
中国的行政改革长期以来都是立足于对经济社会的回应的基础上的,历次行政改革都是由于财政的紧张和经济改革的需要的而引发的,而加入WTO后中国的行政改革由对经济改革的回应性模式开始向行政改革导引经济社会变迁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前是经济改革引发行政改革,而这次变成了行政改革导引经济改革,而这次行政改革又是中国入世引发的,也可以说这次是以开放促改革。
(1)加入WTO给中国政府的压力:
承担WTO成员义务,履行WTO协议必须进行行政改革
WTO规则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间协议基础上的多边贸易协议,中国既然加入了WTO就要履行协议,履行协议就必须进行行政改革,因为WTO的这套规则主要是规范政府如何对对经济贸易进行管制的,主要是规范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则。
而我国目前政府的行为与WTO规则所要求的政府行为还相距甚远,比如对于WTO规则所要求的行政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还做的远远不够,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划分到权力的运行的规则与方式及行政程序都处于一种半神秘的氛围之中,各级政府面对的普通公众对之都知之甚少,以致于在现实中出现了专门代理企业从事政府公关中介组织。
关于政务公开我们的政府提了好多年,但很多仍局限在“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所谓的公开上,这些“公开”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政务的公开,我们真正的政务公开也不过都局限于乡镇的所谓的公开上。
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2002年1月25日)中还强调“全国县级机关都要实行政务公开,有条件的地(市)级政权机关也要推行政务公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目前的政务公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再比如对于WTO规则所要求的政策统一原则我国各级政府做的更差,到处都有什么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所谓“开发区”,各地都有对付上级政策的对策,土政策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针对这些违背WTO规则要求的政府行为,中国政府必须进行改革以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
而且必须在给定的时间期限内改革完成,否则就要遭到WTO规则的惩罚与制裁。
(2)加入WTO给中国政府的动力:
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必须进行行政改革
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取得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平等的贸易权益,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国的起点不同,自然会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现象。
中国加入了WTO面临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方面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WTO发达国家成员具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只有借助这次加入世贸组织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契机迎头赶超,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超,必须更多的吸引外资外商的进入,而外资外商的进入主要看你投资环境的优劣,而投资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由政府主导营造的。
试想在一个连开一家餐馆就得花几个月时间跑无数个部门,敲上百颗公章的投资环境下,有选择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资与外商怎么会光顾呢?
中国政府要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为,进行行政改革。
第三章“入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催化剂”
中国“入世”,国人振奋,世人评说,中国政府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新姿态参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和融合、竞争与发展。
中国“入世”,挑战与机遇同在,但机遇多于挑战;
困难与希望共存,但希望大于困难。
其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可以说,中国的“入世”,首先是政府的“入世”。
因为,“中国‘入世’的法律基础,是政府与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签订的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框架协议。
中国承诺将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原则,按照最终达成的多边贸易协议,分阶段、分行业地开放市场,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清理和调整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政策、条例、法律和法规。
”[1]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中的法律主体和责任主体,必须履行其协议中所规定的义务并承担因可能的违背协议规定所引起的责任。
“入世”后,中国政府将不容回避以下三方面内容的职能转变。
一是要解决制约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利益障碍。
即主要对已获得资源控制权而不愿轻易让渡给市场的利益获得者进行补偿。
如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资源分配的审批权、一些企业享有的对某种资源和商品经营的特许权。
二是要建立适应“入世”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
政府应主要依赖于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引导,而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活动。
宏观调控应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如货币、金融政策和法律手段如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手段只是必要的补充手段。
三是政府管理的重点要放在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上来。
政府应从直接干预管制转向研究制定和严格执行市场规则,健全法治,为企业创造更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正是在这种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势在必行的情形下,作为政府管制重要手段的行政审批制度亟需改革的呼声也空前高涨。
行政审批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随而生,并与其紧密相联的。
“审批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基本手段和方式,通过审批,政府实现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
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是以审批管理为主的一种经济制度。
”这种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停留在对大量微观事项的审批上,宏观管理比较薄弱。
而市场经济中,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调节经济运行,而不是主要依靠审批等行政手段。
这种经济制度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就是行政审批制度必须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几年来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中的种种问题还是不可抑制地越积越多、愈演愈烈,大有泛滥成灾之势,正在进行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收效甚微。
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思路不明、举措不力。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成为了加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催化剂”,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促进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第四章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作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审批制度的作用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社会情况越复杂就越是如此。
也正因为如此,行政审批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行政审批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失灵”发挥的防范作用和补救作用,这也是行政审批制度仍将继续存在的价值所在。
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有利于国家对重要社会事务的有效控制。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国家有效地将一些重要的特殊行业和特殊行为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为,使其按照国家宏观规划行事,对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讲,无疑会有更大的好处。
行政审批正是可以发挥这一作用,可以将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控制,保持社会的稳定。
二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免受侵害。
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准入的关卡,在某些特殊行业和领域内,为了保证这种行政相对人的特殊活动本着促进公益、有利安定,向社会提供质量可靠、数量充足、比例结构合理的公共产品和更好的服务,行政主体站在行政审批的“关卡”上检查进入特殊行业人员的资格和生产技术水平能否达到公共要求是极其必要的。
三是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保持经济持续性的发展。
通过在审批中确定明确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在审批中贯彻《投资企业指导目录》有关产业区域布局等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避免对资源盲目性、重复性、浪费性开发和利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是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提高行政相对人的素质,促进其事业的发展。
通过行政审批过程,可以发现行政相对人申请审批的项目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对其提出修改和补正意见,并对其行使监督检查职责,这也必然会提高申请审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素质,促进其经营和从事所批准事项的能力和效益,推动整个事业的发展。
五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如在行政审批中严格把关,对同一狭小地区内不批准两个以上以同样稀少资源为原料的加工项目;
或者不批准以我国国有企业已有的市场为市场目标的外资企业,或者不在相邻区域批准两个可能造成互相干扰的项目。
(二)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实施现状
据有关资料表明,到2001年5月止,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的许可、审批的数量是惊人的。
其中,中央各部门审批事项达2000多项,而省级和省级以下的政府和部门更是大量运用行政审批。
在一些省级(含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许可审批项目最少在1300项左右,最多的省份超过2200项。
如北京市在清理前原有审批项目1304项,辽宁省有1551项,广州市有1377项,山东省有2200多项。
这些项目分布在每一个行政管理领域。
如北京市行政审批项目分布在计委、经委、商业、教育、科委、公安、民政、财政、城建、交通、劳保、司法、民族事务、宗教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
行政审批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名目繁多。
从审批的内容来看,重点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许可。
主要有生产经营项目的审批、自然资源开采项目的审批、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审批,交通运输的审批,专营专卖特许的审批、进出口货物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审批、特种行业的审批等等。
从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许可、批准、核准、审核、备案、登记注册、证明、特许状等等形式。
(三)当前行政审批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目前,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审批事项太多,审批范围太广。
如以深圳市为例,根据有关资料表明,1997年止仅市政府就有700多项审批,还有近300项核准事项(有些核准事项其实也是审批),涉及到政府绝大多数部门和几乎所有的行业。
有的事项本是《公司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赋予的企业自主权,少数部门依然在审批。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如此多的管制窒息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活力。
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许可之类的管制制度使用的范围较狭窄,通常主要用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而很少用于对经济的管理。
即使用于管理生产经营活动,也是大多同公众的生活与健康有关
二是审批机构不协调,审批权限不清晰。
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同一项职能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部门来分担,这样可能导致单位间的推诿扯皮,丧失工作效率。
如有的地方部门既有“利用外资办公室”,又有“外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局)”,长期以来职能不清,造成外商审批报告两个地方来回跑,两边都收钱,还两边都办不好事。
另一种是一个职能单位侵占了另一个单位的应有职能。
如有些地方计划委员会侵占了建设局对房屋建设的审批权,意图分取更多利益。
重复设置的这种审批不仅使生产经营者不堪重负,也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三是部分审批设置目的不当,规划不合理。
国家设立审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对某些社会事务或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或规范,防止人们因自由从事有关事务或活动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以保障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
然而,某些部门设置某些许可或审批的动机或目的并非出于管理需要,而是为了设卡收费,增加本单位收入,是受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动。
这种做法背离了国家建立行政许可或审批制度的初衷。
有些审批规划不合理,导致盲目审批,造成被审批项目间可能相互“碰车”,对企业间的生产性要素配置不合理,形成“马太效应”。
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政府管制仅仅是为了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不是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出于财政的目的。
四是大量的审批环节过多,审批时间过长。
这主要体现于两种情形。
一种是部门与部门及部门内各处(科)室之间重复审批。
有些一般性的项目如一栋楼的建设要盖100多个公章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又如开办一家中小企业的前置审批项目,上海市共有237项,广州市有256项,武汉市超过300项,北京市高达440项。
另一种是上下级部门或部门内层级之间的层层审批,导致审批时间无法把握。
短则数月,长则数年。
造成了许多单位的“马拉松”项目和“接力棒”项目。
五是许多审批事项标准不明确,操作性不强。
由于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导致很多审批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习惯、经验、感觉甚至是关系来决定是否批准。
因为许多审批事项甚至连鼓励什么,限制什么,鼓励到什么程度,限制到什么程度都不明确,规定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必然导致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
六是行政审批程序不完备,缺乏理性。
其一是审批的决定程序不规范。
很多审批往往是部门领导在“酒桌上”或“KTV包房”中决定,还有的是上级领导以电话“通知
”有关部门审批或以批条子“指示”有关部门审批。
其二是审批中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尊重不够。
目前审批制度中普遍没有建立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制度。
信息不公开、理由不说明、意见不听取,审批人员态度恶劣粗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三难”现象普遍存在。
其三是程序僵化而且复杂。
要求提供一些并非必要的材料、经过许多并非必要的关卡、耗费过多的时间。
这使行政相对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毫无效率的行政程序中。
如我国《公司法》就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比较而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许可程序就较为规范而且灵活,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
如无论在美国哪一州,注册公司的程序都极为简单,只要出示必要的文件,缴纳几百美元的注册费(基本上没有注册资本的要求),在州务卿那里登记,注册公司的程序就完成了。
七是收费过高。
由于税外收入是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行政收费。
因此,不仅所有许可审批都收费,而且相当高。
审批收费超过成本,公共管理也就变成了有偿行为了。
比较而言,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许可是免费的。
即使收取费用也只是收取成本费。
八是监管不当。
有的主管部门往往只“批”不“管”,一“批”了事。
对审批之后的项目执行情况缺乏后续的监管,导致审批的项目质量不高、发展不利、效益不好。
也有的行政主管部门仅仅是通过所谓年审制度来监管许可证的使用,况且绝大多数年审也是收费的。
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年审制度。
对许可证使用的监控是通过平时的管理来实现的。
实际上,采用年审制度监督许可证的使用对绝大多数许可证来说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必要的。
年审最突出的负面作用是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相对人生产经营效率而提高其成本,从而最终削弱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五章
中国“入世”后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市民社会逐步形成、市场化观念不断发育、行政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这一切都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管制手段的行政审批制度予以相应改革。
我国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化进程加快,政府作为WTO成员之间协议的责任主体也不得不加快改革同国际接轨,塑造一个合法、有限、责任、高效、人道的政府形象。
此种情形之下,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之上又更添了一份现实的紧迫性。
总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法治化过程。
”因为市民社会中各类主体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这种独立性和自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非“法”莫属。
所以,就我国目前的现实而言,要构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面临两大政治转型:
一是政府权力必须从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撤出,把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政府不管不该管的事,将一部分事务交由社会、市场法则去调节。
二是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权因受到抑制而逐步萎缩,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并得到落实。
在这两大转型中,行政审批制度都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难以回避,也不容回避。
第六章
中国“入世”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行政审批制度的兴起是源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对“国家本位”的大力提倡,而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势在必行却是源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对“自由主义”的郑重重申。
显然,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与全球化的要求和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主要是源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对市场经济改革过程的桎梏,这也正是我国“入世”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所在。
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在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制度创新之前,必须努力转变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观念创新。
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而且“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
可见,法治观念、思维习惯、社会风俗对制度作用的完全发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以前的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中正是忽视了这一点。
因此,只有“制度创新先动,观念创新先行,两者并重”才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功之路。
(一)要借“入世”契机,转变观念,培植法治社会的价值理念
中国的“入世”必然对我们原有的传统观念形成革命性的冲击,造成强有力的影响。
这也正是我国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思想动员的大好时机,是我们实现“观念创新”的良好契机。
第一,培育市民社会化的人文精神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前提。
一是要培育社会中个人的独立主体观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集体仍然主宰着一切,个人仅是团体的一份子,以这种或那种身份而层层隶属,未曾谋得个人人格的独立。
”加入WTO之后,过去那些变相的对个人独立性的约束不得不解除,个人不仅具有经济上的主体地位,而且还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个人与国家处于平等的法律的普照之下。
“从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复是权威与虔诚服从加献身的宗教关系,个人不再跪服在国家的阴影之下,而发展成对话关系。
”二是要培育社会中个人的平等地位观念。
所以,要借WTO的东风,灌输和普及“政府与个人之间平等,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法治理念。
并力图在公法中实现民法般的个人价值理念,即——“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三是要培育社会中个人尊严普遍得到尊重的观念。
要在社会中普及权利意识,将“人权”提高到“人性”的高度来认识,将“人权”归置于“人格”的范畴来保护。
即,基本人权的法律保护是对于“人性脆弱的一种让步”,而且,财产表现为“物的形态的人格”,应得到同样的尊重,因为侵犯财产就是侵犯人格。
第二,加速行政权价值取向的转变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小前提。
一是要从行政权偏重“效率”转向“效率与公正”并重。
传统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主要是效率(EFFICIENCY)和经济(ECONOMY),但美国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现代公共行政必须考察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否促进社会公平!
效率必须以公平的社会服务为前提、为代价。
”即把“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价值。
而现代平衡论学者认为行政权应该民主与效率兼顾,正确地阐释了现代行政的理念。
当前要借加入WTO之际,张扬行政权应有的民主和公平的理念。
二是要从强调行政主体的“权力”转向“权力与责任”并重。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往往片面地强调行政权的优益性,而现代行政双方平等的理念使人们也认识到,行政权行使的同时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为其行为负责,行政权实际上是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三是要从重点依赖“强制性手段”转向“强制性手段和非强制性手段”并重。
随着政府民主化的进程加快,国家应该大量的采用非强制的行政手段如行政指导和公法契约来引导行政相对人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强制手段,而是各自在相适应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第三,端正对行政审批的不正确认识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落脚点。
一是要端正行政审批是对行政相对人“恩赐”的不正确认识,调整到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服务”的认识上来。
当前有的部门有的工作人员存在把行政机关的审批权当作自己的“特权”,批准是对行政相对人“恩赐”的不正确思想,导致工作态度差,向行政相对人“索、拿、卡、要”情况普遍。
一定要借加入WTO的时机,纠正这一不良思想,让主管部门认识到,行政审批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公共服务”,以切实改进行政“软”环境。
二是要端正行政审批主体“高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不正确认识,调整到两者地位“平等”的认识上来。
正是由于前一种不良思想滋生这种不良认识,政府部门的审批人员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相待。
三是要端正行政审批只“审批”不监管的不正确认识,调整到“审批并后续监督”的认识上来。
要站在整个地方或国家经济全局的高度来提高审批单位的责任感,对自己审批过的项目进行事后全程的监督和服务,促进其健康发展。
(二)要借“入世”良机,加速行政审批的制度创新
如前所述,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不是意味着要取消审批制度,审批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还有其存在的价值。
所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是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
第一,要调整行政审批的范围。
首先要退出一些领域。
对于生产性和营利性的项目交由市场规则来管理,采取招标、拍卖、邀请发价、直接磋商等方式取代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将企业经营范围内的权力交还给企业。
二是要保留一些领域。
对于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专营专卖项目,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和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少数必须严格控制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可以适当地保留审批。
三是要弱化一些领域。
如对一般的管理事项可以采取备案制代替行政审批;
对于凡是能够事后进行监督的事项,应该采取核准登记制代替行政审批,或者彻底放开。
四是要强化一些领域。
对于确实需要审批的领域,尤其是城市规划、土地开发和利用、环境保护、财政支出项目,以及涉及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全的特种行业和项目,不仅要审批,而且要从紧、从严。
第二,要改进行政审批的方式。
要结合审批事项的不同情况,对审批方式进行适当的改革。
比如,可以将许多部门分散审批改为联合审批,或将许多部门审批归口到某一个或两个部门依法集中审批,实行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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