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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门人遍布各地。
他的著作中,反映教育思想的主要有《传习录》、《大学问》等。
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心即理”、“致良知”学说和教育作用、目的的主张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础的。
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心即理”、“致良知”说。
“心即理”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南宋陆九渊提出来的,他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对此极为推崇并大加发挥。
王守仁认为,宇宙万物都靠心的认识而存在。
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内心之中。
他说: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充分表达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陷入唯我主义。
王守仁不承认有客观存在之理,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认为“心”与“理”是合二为一的。
“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除“心”外一无所有。
理在心,而不在外。
所以他说: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
王守仁从“心即理”出发,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多次提到“存心”、“尽心”、“明心”、“收其放心”、“求得其心”一类的修养方法。
他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味也;
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非自外得也”。
又说:
“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
”学问之道就是求得其心,这是因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
因此,王守仁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即是明心、存心。
求得其心,即是去人欲、去习染,即是存天理、去人欲。
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是“明人伦”,而他的理论基础则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良知”,也就是“天理”’。
但“良知”在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是不同的,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
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私欲所蒙蔽,有如晶莹的明镜,往往被尘埃所染,处于不显露的状态,要想除掉私欲,恢复本心,必须有个为善去恶的“致良知”的工夫。
“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
”因此“致良知”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以实现“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他所谓的“人伦”即是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他明确地说:
“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唐虞三代之世,教育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
”其实质就是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封建道德观念的“顺民”,维护封建伦常的社会秩序,以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二、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
为了实现其教育目的,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读经、习礼、写字、弹琴、习射,无不可学,但在“胜私复理”方面各有其用。
关于读经的作用,王守仁的看法与朱熹的意见是有区别的。
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之要,必在读书。
而王守仁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
”所以“六经”不过是“本心”的账簿而已。
但读经也很重要,其作用是寻求帮助,寻求方法,复明本心的常道。
就像病人服药是为了治病,跛人走路需要拐杖一样。
因此他主张,读书时必须与自己的心结合起来,他说:
“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
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
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
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关于写字、弹琴、习射,他认为对于陶冶本心很有价值。
王守仁说:
“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
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
……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
是故燥于其心者,其动妄;
荡于其心者,其视浮;
歉于其心者,其气馁;
忽于其心者,其貌惰;
傲于其心者,其色矜。
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学也。
君子之学于射,以存其心也。
王守仁根据这种教育内容的主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蒙教约”,其训练标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目。
所设科目为歌诗、习礼、读书三项。
歌诗可以“精神宣畅”、“心气和平”;
习礼可以“礼貌习熟”、“德性坚定”;
读书可以“义礼浃洽”“聪明日开”。
每日课程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
“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
三、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知行并进
王守仁在哲学上曾提出“知行合一”说,这是与其“心即理”、“致良知”说密切联系的又一哲学观点,也是他“致良知”的方法之一。
王守仁针对朱熹“知先行后”和“外心以求理”的观点,提出“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王守仁所谓的“知”、“行”基本是封建道德观念的“知”、“行”,意思是指“知”和“行”是一个功夫,不可分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知行原是两个学说一个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另外,他的“知行合一”包含有“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的意思。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行之明党精察处,即是知。
”如不着重“知”,光着重“行”,“冥行妄作”、‘懵懵懂懂”,缺乏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性;
如只着重“知”,不着重“行”,也会“茫茫荡荡”、“悬空思索”,对维护封建统治产生不出什么效力。
所以,只有发挥“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才能“行的是”;
又用“行”来完成“知”,才能“知得真”。
“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把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混淆了“知”和“行”的界线,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但他针对程朱理学知而不行的“空疏谬妄”,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在学习上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
未有学而不行者也。
如言学孝,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
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
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触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这里他强调行才谓之学,尽管其理论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其积极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二)自求自得
王守仁为了达到使学者“致良知”、“明人伦”的目的,强调要引导学生“各得其心”,学习贵在自得。
他常引用孟子所说: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认为要自得,才能左右逢其源。
教学要启发学者的良知,使他自己得到切身的体验,“静处体悟”与“事上磨炼”都是自求于心的工夫。
要达到自求自得,必须采取独立思考的方法,提倡怀疑,不盲目迷信书本、圣贤,并勇于坚持,使之“深人心通”,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轻易受别人左右。
“夫学贵得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他强调学贵自得,独立思考,从而提出天下学术公有的主张,他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王守仁这种提倡学术公有,提倡批判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
王守仁多次提到为学要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他认为教学必须注意“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一个人的发展,从婴儿到成人,有它的阶段性。
婴儿在母体中只是钝气,有何认识,出胎后,方渐渐能啼能笑,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改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到后来天下事无不可能,要顺着他“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为学。
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求在教学上要顾到学者的心理发展水平。
王守仁认为,良知到什么水平,教学就到什么水平,童子良知水于低,“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
同样,不应以初步浅近的学习,要求水平较高的人。
譬如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的人,不必教他在院子里学走路。
因此,王守仁提出“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就是说,教学要考虑学者的基础,从此逐渐加深,不可躐等而进。
“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
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他以灌溉树木为例,说明这一道理,“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
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它了。
”这就形象地说明,教师教学若不考虑学生的基础、接受能力,不但不能教好,反而起到相反效果。
与循序渐进相联系,王守仁还强调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资质、个性、长处、短处给以不同教育。
“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眼等。
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他把教学比做治病说:
“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不问症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
君子养心之学,亦何以异于是。
”王守仁这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主张是应该肯定的,这是他长期教学实践的总结。
四、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
王守仁对当时儿童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抨击和批判,提出了一些办法和积极的意见,这是值得重视的。
他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口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
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
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
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送其爆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
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这的确是当时传统学塾的写照,表现了王守仁反对外来束缚个性,从注重内心修养出发而“导之以礼”,“导之以善”的主张,这在当时具有一定意义。
。
王守仁提出,教育儿童要从积极方面入手,要用培养、诱导、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方法。
“大抵童子之情,乐馆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譬之时雨春风,纪被夺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接着他提出,诱之歌诗,导之以礼,讽之读书,以此三点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这里他把教学比作时雨春风,盎然生意,情意舒畅,使儿童在启发诱导、默化潜移中得到成长。
王守仁的这些主张,是注意到了儿童年龄特点,从“儿童心理”角度提出来的,有重要价值。
五、《传习录》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
《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
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
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
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
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
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
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
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
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
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
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
这个知是“良知”。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
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
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
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
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
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
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
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
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
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
”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
《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
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
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
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
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
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
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
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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