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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译注·
导言》)
孟子母亲的姓氏虽不可知,但西汉韩婴撰《韩诗外传》、刘向撰《列女传》却留下了孟母教子的论述:
孟子少时,诵。
其母方织。
孟辍然中止,乃复进。
其母知其諠也。
呼而问之曰:
“何为中止?
”对曰:
“有所失,复得。
”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戒之。
自是以后,孟子不复諠矣。
(《韩诗外传》)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
孟子问其母曰:
“东家杀豚何为?
”母曰:
“欲啖汝。
”其母自悔而言曰:
“吾怀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乃买东家豚肉而食之。
明不欺也。
诗曰:
“宜尔子孙绳绳兮。
”言贤母使子贤也。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
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
孟母曰:
“此非吾所以处之也。
”乃去。
舍市傍。
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
孟母又曰:
“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
”复徙学官之傍。
其嬉戏乃设俎豆(俎、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揖让进退。
“此真可以居吾子矣。
”遂居。
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
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
《诗》云: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此之谓也。
(《古列女传·
卷一》)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织。
问曰:
“学所至矣?
”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
孟子惧而问其故。
“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
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
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
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
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
”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
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孟子妻独居,踞。
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
“妇无礼,请去之。
“何也?
”曰:
“踞。
“何知之?
“我亲见之。
“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
《礼》不云乎:
‘将入门,问孰存。
将上堂,声必扬。
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
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
”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韩诗外传》和《列女传》记载的这些故事,多近似于民间传说,但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孟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母亲的良好教育,这种教育对孟子思想的形成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孟母的伟大受到了历代人们的赞扬,不但汉《列女传》、《韩诗外传》记有孟母教子的故事,我国旧时蒙学课本《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更是广为人知。
人们又把孟母、徐母(徐庶母)、岳母(岳飞母)列为母亲中的模范,号称中国“贤良之母”。
在国家层面上,从唐至清到民国,孟母被尊崇封号、立祠祭祀,绵延不绝。
2008年,经邹城市人民政府报请,每年的4月2日孟子生辰,国家确定为中华母亲节,更彰显了“孟母教子”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2孟子的师承
孟子之师承,说者不一。
《史记》本传说:
“及长,受业子思之门人。
”但刘向《古列女传》则说:
“孟子旦夕勤学不辍,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赵歧《孟子题辞》也说:
“长师孔子之孙子思。
”苏辙《古史孟子列传》同样说:
“学于孔子之孙子思。
”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因史无确载,很难定夺。
可就常理推测,孟子不可能师事子思。
《史记·
孔子世家》载:
孔子享寿七十三岁,孔子的儿子,也就是子思的父亲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早死。
《孔子家语·
本姓解》谓孔子二十岁生鲤(即伯鱼)。
则伯鱼死时,孔子六十九岁,即使子思生于伯鱼去世之年。
孔子去世时,子思已有四五岁。
孔子死年(前479)距孟子生年(前372),尚有一百余年。
世传子思活到六十二或八十二,所以孟子是无法见到子思的,就更谈不上师事子思。
因此,司马迁的说法还是较为可信的:
孟子师事子思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但从孟子的思想看,却是源于子思的,历史称为思孟派,乃儒家之正宗。
3孟子的游历
(一)在邹出仕(前333年到前330年)
孟子的政治生活,当自在邹出仕为始。
《孟子》载有邹与鲁閧(hò
ng相斗)有司多死者,邹穆公问孟子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
按当时之礼,庶人不传挚为臣不敢见诸侯,说明孟子当时已出仕。
另外,孟子丧父祭之以三鼎,三鼎是士人行祭之礼,而从《孟子》看,孟子丧父是在游齐之前。
这也说明孟子游齐之前在邹已经出仕。
(二)威王时首次游齐(前330年至前324年)
可能是孟子的主张终不用于邹,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所以孟子离开了父母之邦,远游他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
孟子去邹后,首先来到了齐国,此当是齐威王时。
但《史记》载: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说的却是齐宣王。
经众多学者研究,孟子实二次游齐,而司马迁混记为一,说是在齐宣王时。
首次游齐,孟子人微言轻,其所推行的仁政主张更不被重视。
故《孟子》全书没有孟子与齐威王的对话,孟子也长时间没有官职,只是参与了与匡章游等较小的政治活动。
但最后还是得到了卿大夫的地位,能够在此期间,母丧归葬于鲁时,祭以五鼎。
孟子在行三年母丧后由邹返齐,但不久就离开了齐国。
(三)之宋过薛归邹赴鲁游滕(前324年至前320年)
孟子至宋,约在公元前324年,《孟子》中不见孟子与宋王的谈话,说明孟子在宋的时间不久。
孟子至宋之初信心十足。
“万章曰:
‘宋,小国也;
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从语气看,似乎对像宋国这样一个小国不抱太大的信心。
但孟子不以为然,认为国不在大小,关键看是否有道,“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
齐楚虽大,何畏焉?
”
但在宋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他劝戴盈之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对方借口搪塞。
孟子更发现,宋国的最大问题是宋王周围的善人太少,“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期间,两次与滕世子相见。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这两次见面,为后来孟子游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孟子看到在宋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宜久留,便离开了宋国。
宋王馈赠70镒,孟子认为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便接受了。
孟子离开宋国后,路过薛国,薛王馈赠50镒。
孟子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有所戒备,也接受了。
过薛后,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邹国,此时大约公元前323年。
孟子在邹的事迹,可明确考证者,还有如下几件:
1.有个任国人就礼和食何者更重要的问题问于屋庐子,问到要害处,屋庐子不能答,“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告诉了屋庐子如何作答。
2.曹交问孟子,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这样吗?
孟子说,是的。
但曹交对此不能领会,竟以身高为衡量是否为尧舜的条件,孟子深入浅出地对其进行开导。
3.“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交,受之而不报。
他日,由邹至任,见季子。
”孟子住在邹国的时候,季任代理任国国政,送礼物与孟子交往,孟子接受了礼物,但没有回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孟子由邹国到任国,才拜访季子。
4.滕定公去世后,滕世子一直没有忘记以前在宋国和孟子交谈的情况,派然友到孟子那里询问如何办理丧事。
5.孟子由邹赴鲁(公元前322年)。
孟子赴鲁的直接原因,是鲁平公用乐正子为政,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喜而不寐”,因为他知道乐正子为政:
“其为人也好善。
”当弟子问“好善足乎”的时候,孟子说:
“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对乐正子从政充满信心。
经过乐正子的积极推荐,鲁平公打算接见孟子,但临行前臧仓却以“后丧逾前丧”为由加以阻挠。
孟子得知后,感叹道:
“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6.赴鲁不遇平公之后,孟子来到滕国,此时为公元前322年。
孟子至滕后颇受滕文公的敬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孟子才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思想的机会。
孟子在滕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主要内容包括: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避邪侈,无不为已。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论也。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
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制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另外,还有答滕文公:
“滕,小国也,间于齐、楚。
事齐乎?
事楚乎”之问,以及“滕,小国也;
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之问。
孟子皆答以务虚不务实的话。
农家许行自楚到滕,陈相“尽弃其学而学焉,”并向孟子道许行之言,引起孟子强烈批评。
孟子反对许行的君民并耕学说,赞成社会分工,主张“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滕毕竟是一个小国,滕文公也未必真心听从孟子的建议,孟子的政治理想最终无法在滕国实现,适逢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子便由滕来到大梁。
时值公元前320年。
(四)游梁(前320年至前319年)
孟子至梁后的活动主要是见于《梁惠王上》和《告子下》,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梁惠王上》第一章。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
‘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梁惠王由于接连败阵,赔地亡子,心中恼火,急切复仇,见孟子来,急忙打听有什么征战夺地的救急良方,好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所以才说“亦将有利于吾国乎”。
孟子知道梁惠王所说之“利”是所谓征战夺地之类,而征战夺地在孟子看来绝不是治国的最好办法,所以劝梁惠王不能以此法治理国家,只有积极施行仁政才是上策。
此外,孟子与梁惠王交谈的问题还有:
贤者如何看待娱乐问题,认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主张治国应从根本处着手,彻底施行仁政,落实五亩之宅、不违农时、庠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杀人以刀与政,有以异乎”的问题,提出“兽相食,且人恶之;
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如何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问题,强调“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都是劝梁惠王施行仁政。
与仁政思想有关,孟子对纵横家的做法极其蔑视,与景春有过一场争辩。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是以称为大丈夫了。
孟子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公孙衍、张仪之流只是妾妇之道,“以顺为正”。
此番对话,从内容看,很可能也发生在孟子居梁之时。
另外,孟子居梁时,与自圭关于税制和治水也有两场争辩。
经过孟子多次谈话,梁惠王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寡人愿安承教”一语可知。
但是非常不巧,在孟子至梁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就死了。
梁襄王即位后,孟子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有“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之叹。
孟子感到再在梁待下去已无益处。
此时,正值齐宣王初立,努力复兴稷下之学,又为孟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他离开了大梁,再次来到齐国,时值公元前319年。
(五)宣王时第二次游齐(前319年至前312年)
孟子由梁至齐,途经范和平陆两地,和平陆大夫孔距心有过辩论,批评他不行仁政,以致“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
经过在诸侯各国的周游,孟子到达齐国的时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名气已经相当大了。
齐宣王在尚未见到孟子时,对孟子有一种神秘感,甚至派人私下观察,看看孟子是否真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孟子听到此事后说:
“何以异于人哉?
尧舜与人同耳。
”从“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一语可知,孟子在齐得到过客卿的职位。
孟子二次游齐的事迹较多,主要有:
1.与君论政。
孟子游齐主要是希望在齐实现仁政,与齐宣王论政,自然是孟子最主要的工作。
在孟子与诸侯的谈话中,与齐宣王的谈话最多。
加上此时已近孟子的晚年,距归邹讲学著书不远,弟子记载特别殷实详尽。
在这些谈话当中,孟子巧妙地回答了宣王提出的问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其中包括:
(1)“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为小”,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
“以大事小,乐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者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
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故曰,国人杀之也。
如此,然后可以为人父母”。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
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2.出使于滕。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欢为辅行。
王欢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3.与人交谈。
与庄暴论齐宣王“好乐何如”,指出“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与公孙丑论“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与公孙丑论“四十不动心”,“养浩然之气”;
与公孙丑论“齐宣王欲短丧”;
与匡章论“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
4.止君取燕。
公元前316年,燕国发生了燕王让位给子之的事件,燕国大乱,齐臣沈同私下问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说可以,理由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
”齐国伐燕后,孟子又表示反对,理由是:
“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以劝之哉”。
公元前315年,齐国伐燕,很快取得胜利。
齐宣王问孟子,是否可以取燕。
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毋取”。
公元前314年,齐人取燕,引起各国不满,孟子劝齐宣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齐宣王不听,“燕人叛,”齐军大败,齐宣王“甚惭于孟子”。
此事使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日趋紧张。
齐宣王召见孟子,孟子称病不朝,却出吊东郭氏,为避免尴尬,不得已到景丑家留宿。
5.去齐归邹。
止君取燕一事,使孟子在齐国行仁政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孟子辞去卿位,并推却了齐王授室、赠禄,返回邹国。
返邹途中,于齐之昼邑呆了三个晚上,希望齐王能回心转意,却遭人误解。
孟子说:
“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
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夫出昼,而王不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
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
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
王庶几改之!
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若有不豫色然,”心情很不好。
当充虞问起的时候,孟子感叹道: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
以其数,则过矣;
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
(六)归邹(前312年至孟子卒)
公元前312年,孟子回到邹国,经过近30年的东奔西走,孟子已经明白,自己王道主义的伟大理想是无法实现了。
但他不甘心自己的思想主张不能流传于世,于是仿效《论语》,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一起著述《孟子》,阐明自己的主张,记述自己的一生。
公元前289年,孟子卒,享年84岁。
卒之日为冬至,邹人为寄哀思,废除了贺冬之礼,后遂以成俗。
4孟子的学术思想
一、时代背景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诸侯黩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士风卑下。
这些从《孟子》书中便可窥一斑。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域以战,杀人盈城。
”“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
“君之仓禀实,府库充,”然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弃者,几希矣。
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邪说诬行,陷溺人心,孟子挺身而出,以彰孔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二、孟子论性善
1.人性本善。
孟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即是人性本善。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譬如说,一个无知的小孩,将要掉到水井里去,不论什么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它完全是出之于人的天性,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掺杂在内,这就是所谓的“不忍人之心。
”所以,孟子说: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并且认为人们这种自然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开端: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这四端人们都有,就象人们都有四肢一样:
“人之有四端也,犹如有四肢也。
它们也不是谁强加给人们的: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2.存养善性。
孟子既以为人性有善端,但也只是“端”,而此善端则必须加以存养,否则极易为后天之物欲所斫伤。
孟子以“牛山之木尝美矣”为喻,说明人性本善。
是由于牛山在都城之郊,斧斤旦旦而伐之,虽有萌蘖之生,牛羊又从而牧之,于是就变得那样光秃秃的了。
但并不能依现在的样子来说牛山以前就不曾有过草木。
人的善良的本性也是这样,若不能存养,终必梏亡之矣。
所以,孟子告诫人们,对善性良心,要存、要养。
孟子的原话是: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孔子曰:
‘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失其乡。
’惟心之谓与?
”所以孟子教人: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3.扩充善端。
人性之善端,犹如萌蘖之初生,极为细弱,存养固属重要,若不能扩而充之,则徒然存养也无济于事,所以孟子说:
“凡有四端于我者,皆可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即始燃之火,不过点点,扩而充之,则可以燎原;
始达之泉,不过涓涓,扩而充之,则可以成江河。
仁、义、礼、智四端,倘能扩而充之,小至于个人修养,则不难成为圣哲之人;
大至国家政事,则将功至于百姓,而保有四海。
至于充实自我,孟子以为“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
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矣;
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
4.顺性而为。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只要顺着性之本然,就可以为善人。
孟子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乃若其情”就是“乃顺其情。
”因为人性之善,就象水之本性是往低处流一样,所以顺着本然之善性去做,就可以为善人,这是极自然之事,不需要特别力量去矫正。
生在孟子那时代,战争频仍,动荡不安,旧的规范、秩序破坏殆尽,所谓礼崩乐坏。
而新规范新秩序尚未形成,君不恤民,民不拥君,各行其是。
有些人便由此得出人性恶之说。
孟子挺身而出,力主人性本善。
要人们求善、存善、养善扩充善端,最终必能成就“人皆可以为尧舜”,社会就能改地狱为天堂。
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虽身处乱世,对社会仍能不失信心,奔走呼号,周游列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体现出儒家之积极入世、救世的悲悯情怀。
性善说是孟子思想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仁、仁政之存在的基石,成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心性说的发端。
后世之称颂孟子,亦多在于此。
5.明辨理欲。
饮食男女,是人的大欲,也是人性之所同然。
但是,耳、目、口鼻之官是不会思想的,偿若纵其所欲,势必有害于身心。
所以孟子要人对这些个人的感官之欲要有所克制,才能归之于仁、义、礼、智,而成为君子,才能避免沦为只顾一己私欲的小人。
所以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性,存乎本身,命,则有分定。
耳、目、口、鼻之欲,虽然是存乎本性,但也有分定,不是求之必得,也不应得而纵之,故君子不于此必求、多求。
而要如孔子所说的那样:
士居无求饱,居无求安。
对于仁、义、礼、智、天道,虽然有其分定,但作为君子,应勉力求之。
亦即当仁不让,一切作为惟义是从,如孔子所说:
“义之与比也。
”至其终极,甚至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宋文天祥,以及其《正气歌》所举之众贤,临死不屈的精神,是孔孟之舍生取义的最佳写照。
三、政治思想
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穷兵黩武,攻城略地,兵连祸结;
而政治腐败,生活糜烂;
对于百姓,则是横征暴敛,杀之无数。
孟子有见于此,继承孔子之传统,提出仁政之理想,凡能矫正时弊、为百姓谋幸福、为社会谋太平之政策,无不加以论及。
1.轻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个国家组成的要素,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有人民才有社稷,有人民才有国君,所以人民最为尊贵。
社稷之神是为人民而祀,如果社稷之神不能庇佑人民使免于饥饿,那这社稷之神是可以更换的,所以说社稷次之。
身为国君,最重要的是要爱护人民,使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要是暴君,不能尽为君主的责任,那要这君主何为!
所以当齐宣王问贵戚之卿时,孟子的回答是: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异位。
”又答齐宣王问弑君可乎,曰:
“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二千三百余年前,君权至上之际,而有此民本思想,其思想之开明,识见之卓越,足可照耀千秋。
2.保民。
孟子既主张“民为贵”,所以一切政治措施,都应以保民为首务。
能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矣。
而保民之实,先要使人民生活富足;
富足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使其仰事俯畜,无所匮乏,凶年之时,也能免于死亡。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又说:
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
”以此来说明制民之产的重要性。
又回答滕国臣子毕战问井地,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
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余夫二十五亩。
死徙无出乡。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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