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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读,我大声读,我大声读,幼儿小声读,边学边仿;
第三赏读,我借用录好配朗读磁带,一边放录音,一边幼儿反复倾听,在反复倾听中体验、品味。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杨三姐,本名杨国华,乳名三娥,因排行第三,人称“杨三姐”。
1902年出生于河北滦县甸子村(现滦南县青坨营镇甸子村),生前系唐山市、滦南县政协委员,1984年卒于滦南县倴城镇双柳树村,享年82岁。
要练说,得练看。
看与说是统一的,看不准就难以说得好。
练看,就是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扩大幼儿的认知范围,让幼儿在观察事物、观察生活、观察自然的活动中,积累词汇、理解词义、发展语言。
在运用观察法组织活动时,我着眼观察于观察对象的选择,着力于观察过程的指导,着重于幼儿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杨三姐告状真实案情如何?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1918年旧历三月十三日,河北省滦县绳各庄发生一起命案。
富家子弟高占英与五嫂金玉勾搭成奸,嫌其妻杨氏碍眼,便残忍地将妻谋害。
次日到杨家-----本县甸子村报信,说是杨氏昨夜得急症而亡。
杨家兄妹四人,大哥杨国恩随父在乐亭县打短工;
姐妹依次叫大娥、二娥、三娥,习惯上叫大姐儿、二姐儿、三姐儿。
大姐也已出嫁,二姐便是被害的杨氏,待字闺中的杨三姐1902年生,当时16岁。
要练说,先练胆。
说话胆小是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
不少幼儿当众说话时显得胆怯:
有的结巴重复,面红耳赤;
有的声音极低,自讲自听;
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惊闻噩耗,杨氏母女如遭雷击,当下就赶往高家吊丧。
杨三姐心中疑惑不解。
抚尸痛哭的时候,细心的杨三姐发现二姐右手中指缠着一块蓝布,这块布是她给二姐新做的一件蓝布褂子上的。
撕破新衣服包扎自己可能不小心划破的手指,二姐断然舍不得这样做,杨三姐的疑心更大了。
她质问姐夫高占英那块蓝布是怎么回事,高说是切菜切伤的,杨三姐说切菜用右手拿刀,应该是切左手,怎么能切到右手呢?
高占英无言以对。
当她掀开蒙头布之后,又发现二姐嘴角尚有血迹,下身也不干净,刚要细看却被高家拒绝。
他们强行动手,草草入殓,当天就埋了。
杨三姐认定二姐死得不明,决定到县衙告状。
关于这次告状,她后来曾对一个亲戚说:
“大宋朝还有秦香莲告状呢,当时都已经是民国了,我为什么不敢!
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讲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
我就是要到官府去找一个平等……找不到平等,我宁可死在大堂上。
”
四月初三,杨三姐请周永清律师写了状纸,具名“杨三娥”,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开始申冤告状。
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帮审”牛楚贤(相当于副县长,剧中人叫牛成)。
高占英向牛行了重贿,还买通了地保等人出示伪证,加上高本人当堂辩称杨氏确实“因病而死”,虽经三次开庭,牛楚贤始终偏向高家,斥责杨三姐“无端猜疑,不足为据”。
杨三姐气得拿出剪刀欲自杀,被人夺下。
没办法,杨三姐又找到周律师,周说:
“看来你的官司在滦县已经打不下去了,你到天津去上告吧。
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汉川,在天津当大律师,我写一封信介绍你去找他,他会帮助你的。
”杨三姐见到徐大律师就是一跪,恳求他为冤死的姐姐说一句话。
徐律师了解案情后,用了半夜工夫拟定一份诉状,还给杨三姐出主意要求“开棺验尸”。
天津高等检察厅受理了此案,但说开棺验尸必须“双方具结”,杨三姐急了,说如果验尸证明我二姐是被杀死的,绞死高占英;
如果不是被杀死的,绞死我!
新任检察厅长杨以德(剧中人叫华柱国)是行伍出身,曾办过贫民学校,免费招收贫民儿童入学,名声不错。
他在徐律师等人的劝导下于6月底亲往滦县调查案情,并决定七月初二开棺验尸。
这天,闻讯赶来的群众把高家坟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杨厅长也亲临现场。
第一次验尸因验尸官受贿,潦草结束,宣布除了手有轻伤外,身上并无致命之伤。
杨三姐闻言跪倒在验尸官面前哭道:
“我姐已死在高占英手里了,难道你还想让我死在你手里吗?
我可是拿命打这场官司呀,你可要对得起苍天啊!
”在场的人群也发出呐喊。
也许是受到震撼,验尸官当场交出贿银,再次仔细验尸。
只见死者左腹有一条二寸刀口,下腹中部有两处刀伤,两腿汇合处也有一处刀伤,裤内塞满止血用的白灰……最后竟从腹部取出钢刀一把!
铁证如山,杨二姐死于谋杀无疑。
验尸完毕后,高占英被带回天津,随即向直隶高等审判庭提起公诉。
杨三姐兄妹生怕节外生枝,也随后赶往天津“顶案”,观察动静,等待判决结果。
由于高家到处“打点”,还鼓动学界人士出面具保,致使案件迟迟不能判决。
哥哥杨国恩只好到一家牛奶厂做苦工维持他们在天津的开销,焦急地盼望着能早日给亲人申冤。
然而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个案件要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都是很不容易的。
1919年10月5日,在“开棺验尸”一年多以后,直隶高等审判厅终于开庭审判,主犯高占英在法庭上百般狡赖,拒不承认杀人害命的犯罪事实,但人证、物证俱在。
高等审判厅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刑律第七十八条,判处高占英死刑;
高贵章(高占英之父)、金玉(同案犯)因已潜逃,俟捉拿归案后另行处治;
原滦县帮审牛楚贤因系民国命官,需呈报省政府予以严惩。
10月6日,天津《益世报》的“本埠新闻”栏目中发布了一则短讯:
“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在天津“顶案”的杨氏兄妹,听说绞死了高占英,急跑到刑场时,人早已散去。
杨三姐后来的命运如何?
滦南县领导看望杨三姐
杨三姐,本名杨国华(村里人又称杨三娥),1902年出生于滦县甸子村一个雇农家中。
她生性耿直,敢作敢为。
帮助杨三姐打官司的律师周永清得罪了当地官员,出于无奈,放弃了县衙“代书房”的职务回到家乡。
杨三姐知恩图报,主动上门拜认周为义父,与其两个女儿结为姐妹。
哪知家乡有些人并不理解,散布流言蜚语,说杨三姐是出卖贞操才得到周律师的帮助,本来与她亲近的同村姐妹也开始疏远,杨氏家族甚至把她捆绑在祠堂前的大树上兴师问罪。
杨三姐未婚的婆家闻讯后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毁了婚约。
杨三姐想不到千辛万苦拼死打赢了官司,却得到这等下场。
为表示清白无辜,她悬梁自尽时被母亲救下。
母亲的劝导使她坚强地活了下来。
后来杨三姐嫁给双柳树村薛庆和为妻,生有三男二女。
丈夫在外面给地主扛长活,省吃俭用买下十几亩大田,土改时却被定为富农成分,她和丈夫带上“富农分子”帽子。
丈夫一病不起,很快亡故。
在十年动乱中,杨三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了她应有的关怀和照顾,于1982年担任唐山市政协委员、滦南县政协委员。
于1984年1月7日病逝,终年83岁。
评剧《杨三姐告状》如何诞生?
中国评剧院《杨三姐告状》(赵丽蓉谷文月)
就在杨氏兄妹苦苦在天津等待惩办高占英的日子里,评剧《杨三姐告状》应运而生,直接介入了这个案件。
这出戏的作者就是评剧创始人、着名剧作家-----成兆才。
原来,杨三姐告状的第二年,成兆才随警世剧社来哈尔滨演出。
有一天杨三姐家乡的亲戚李兴州经商到哈尔滨,将命案和杨三姐告状的经过告诉了成兆才,成激愤之余,随即来到家乡滦县进行采访,连夜写出了剧本《枪毙高占英》(后改名《杨三姐告状》),全剧分上下集,共56场,成兆才饰演高贵章(高占英之父),金开芳扮演杨三姐,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部评剧现代戏。
时至今日,《杨三姐告状》也是评剧界最具特点的代表剧目之一。
该剧最独特之处在于,除官方等几个人物外,主要剧中人均使用真名;
而且演的是法院在审案件,并在舞台上“枪毙”了凶犯。
这部戏刚在哈尔滨的“庆丰茶园”首演便引起轰动,随后唱遍了滦县、唐山、天津、北平等地。
“枪毙高占英”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呼声。
高家受到公众舆论和社会良心的谴责,十分恐慌,带上千元大洋找到成兆才,求他不要再演出这出戏,被断然拒绝。
后又买通警察局,借故砸了戏园子,成兆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一部干预现实案件的戏剧,就这样与司法程序较着劲。
真实生活中的杨三姐在丈夫死后,在人前始终抬不起头来。
自打评剧《杨三姐告状》在华北、东北等地城乡演红以来,许多人慕名看望杨三姐,均被她婉拒。
杨三姐只看过一次这出戏的演出,那是有一年十月十五县城庙会,孩子们让她去逛逛,没想到一看是演出这出戏,不觉心如刀绞,怎么也看不下去。
演到开棺验尸,她就泪流成河了,只好让孩子们套车送她回家。
对于该剧的意见,杨三姐只有一个,就是剧中没有帮助她最后打赢官司的徐汉川大律师,她说:
“我这场官司如果没有人家徐大律师亲自在法庭辩论,那是不可能打赢的。
徐大律师是我的恩人,我永远给他烧高香。
这些戏里都没写出来,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后来的改编才增加上“徐律师”。
真杨三姐对于《杨三姐告状》有何评价?
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饰演的杨三姐
1980年9月,中国评剧院再次重排和上演《杨三姐告状》,主角改由新一代评剧艺术家、新凤霞的弟子谷文月扮演。
继金开芳、芙蓉花、刘翠霞、白玉霜、韩少云、新凤霞、花淑兰之后,谷文月已经是第4代杨三姐的扮演者了。
她听说杨三姐依然健在,也萌发了拜访这位人物原型的念头。
正在与有关部门联系时传来一个喜讯:
78岁的杨三姐在外甥女的陪同下正在北京治病!
剧院领导得知后立即设法找到她们,派人把老人接了过来。
这是杨三姐几十年来第一次接触戏剧界,并且破天荒地走进大剧场,完整地看了一场《杨三姐告状》。
当老人看到戏台上的二姐抱着孩子出场时,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流淌。
她对陪着她看戏的人们说:
“跟俺二姐年轻时一个样。
看见自己的亲人了,我咋不哭呢!
”看完戏,演员们把老太太请到后台,谷文月问她,我演得像吗?
老人家笑着说:
“你,你演得真像。
如同当年的事又回到我的眼前,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第二天上午,杨三姐被接到剧院座谈。
看到赵丽蓉的时候,杨三姐激动地拉住她的手说:
“你演我母亲,演得太像了,走路说话和我母亲一模一样,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忘了你是赵丽蓉。
”当她得知新凤霞身体不好,目前又不在北京时,有些忧伤地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见她一面,向她道个歉……
刘巧儿原型
刘巧儿:
原名封芝琴
1924年农历四月十五,封芝琴出生在甘肃省华池县城壕乡转嘴子村樊坪庄,乳名捧儿。
幼时,捧儿便被父亲许给张家柏儿为妻。
随着年龄渐长,两人经常往来,互生爱慕之意。
但是,因张家贫穷,捧儿先后又被父亲另许给高家、另一户张家及朱家,但都遭到捧儿拒绝。
眼看其父不断为捧儿张罗婆家,张柏儿家担心夜长梦多,便集合族人夜闯封家,抢回捧儿,为两人完婚。
封父到县政府状告张家“抢劫民女”,县司法处未作深入调查,即宣布婚姻无效。
多变的婚事,并未让捧儿失去主意。
在陕甘宁边区新生活的感召下,捧儿徒步上百里路,到庆阳专署驻地庆阳城状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她婚姻的干涉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断案不公,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
时任陇东分区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采取调查、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方式,协同县政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开宣判,纠正了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错误判决,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马锡五审判方式”也由此诞生。
这起争取婚姻自主的民事案件不仅让周围的百姓们刮目相看,而且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成为20世纪中国八大名案之一。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陇东报》等接连对此进行报道;
随之,着名艺人韩起祥将之编成陕北快书《刘巧团圆》、陇东中学教员袁静创作了秦腔剧《刘巧儿告状》在边区广为传播;
解放后,中国评剧院又将其编为评剧《刘巧儿》,由着名演员新凤霞主演,随后又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使“刘巧儿”的故事传遍全国,甚至还推动了第一部《婚姻法》的宣传普及。
自此,捧儿便有了一个妇孺皆知的大名--“刘巧儿”,她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刘巧儿”成了新中国巾帼楷模、妇女解放的象征。
“巧儿旧居”今成红色景点
因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成为名人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
作为一名农村妇女,捧儿也发挥“名气”,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倡导婚育新风、参政议政,先后当过省、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乡、村妇女干部,出席过省劳模大会。
如今,无论各级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到了华池县,大都会慕名前往封芝琴的住处,一睹“刘巧儿”庐山真面目。
为此,从1984年-2018年,封芝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三建“巧儿新居”,如今已有新建“刘巧儿事迹展馆”3间。
2018年3月,华池县委、县政府又将“刘巧儿旧居”列入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点之一的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旅游规划之中,计划筹建“陇东妇女解放事迹纪念馆”予以重点开发建设。
在专辟的“刘巧儿”事迹陈列室里,简单的文字、图片和实物,记录了这位农村妇女大半生的光鲜与波折。
带动当地出了许多幸福家庭
“刘巧儿”勇敢争取到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美满?
封芝琴说,虽然在农村,但她和丈夫张柏儿十分恩爱,和睦相处,直到1991年张柏儿去世,夫妇俩几乎没吵过几次嘴。
老人的儿子说,在他的记忆里,除了偶尔吵吵小架,父亲和母亲从未真正红过脸。
说起家庭和睦、夫妇相敬之道,封芝琴传授起自己的经验:
“有事就得先商量好,相互理解,和和气气,多交流”。
婚后,封芝琴还常常以自己的经历宣传《婚姻法》,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处理恋爱、婚姻问题之道。
封芝琴说,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养子、三个侄女全部是自由恋爱结婚,自己从未干涉。
不仅如此,封芝琴还积极促使其他“小字辈”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封芝琴的带动下,悦乐镇上堡子村出了许多“好婆婆”、“好媳妇”和“少生快富”的幸福家庭。
老人的儿子介绍,母亲自1989年以后,除了参加政协活动,已经不再参与到其他社会事务中,也不再下田干农活,但她手不闲、做事麻利,性格开朗。
耄耋之年,封芝琴又以“刘巧儿”为名,创办了民间工艺品公司,注册了“巧儿剪纸”、“巧儿香包”商标,作品已享誉全国,成为华池、庆阳乃至甘肃的一张人文“名片”。
封芝琴也被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命名为“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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