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水浒传中宋江性格特征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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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宋江的人气,才有了水浒义军的发展与壮大。
一样,又是宋江的妥协投降,大有作为的水浒义军死的死,伤的伤,到最后落的失败结局。
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水浒义军的生成、壮大、乃至失败,跟宋江的性格特征密切联系,息息相关。
二、历史上的宋江
与《水浒传》中的一些杜撰出来的人物不同,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面都有关于宋江的一些零星记载。
《宋史》上记载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2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今山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东都事略》中也提到一名为侯蒙的官员,曾向皇帝上书建议“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
”
历史上也却有宋江起义,《宋史》中有明确的记载。
通过《宋史》的记载咱们可知,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在太行山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
起义的首领是宋江;
起义具有流寇性质,不必然有固定的的按照地;
起义的结局是严重受挫后投降;
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战斗力特别强;
起义的影响不算小;
起义的中心区域梁山泊,距东京汴梁仅百千米左右,严重要挟着京城的安全;
起义所涉及的地域,在北宋是比较发达的地域。
梁山泊在宣和年间是广济河中部的一个湖泊,而广济河的上游就是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中流出,广济河又是京东重要的漕运通道,占据在广济河中间的梁山泊,对于北宋朝廷的政治、经济、军事所组成的要挟可想而知。
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宋史上能够记上一笔,在民间广为流传,足以说明它的影响。
三、《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
宋江是《水浒传》贯穿始终的主角,是小说的第一号人物,同时他又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
宋江,人称“及时雨”,外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
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
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妻子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伺机要挟,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往沧州,被迫上梁山,后宋江做了梁山首领。
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医生,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
小说中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是悲惨的结局。
宋江接受招安是有历史按照的,并非是作者凭空创造。
在《水浒传》第32回,说到招安起初是武松先提出的,宋江表示同意。
在历史上关于招安的记载确有其事,但不过100字左右,而小说有相当的发挥,情节也写的很具体。
宋江接受招安,这与宋江矛盾的性格有关。
一方面,他是仗义英雄,义军首领;
另一方面他又想报效朝廷,忠君爱民。
宋江提出要招安时,武松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而宋江执意招安以报效朝廷,死而后已。
《水浒传》第39回中,宋江题反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湖漫嗟吁。
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我以为这是他醉酒后的信手而题,并非代表宋江的真实思想。
四、宋江性格演绎的三个时期
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断送了起义事业。
“义”使他偏向革命,不满现实;
“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这种双重的性格,不仅造成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起义军的悲剧。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
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依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
一是侠义英雄时期;
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
三是招安以后。
一、侠义英雄时期
这一时期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铺垫。
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描述宋江的“义”。
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础。
所以,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为他定下了“义”的基调。
小说第18回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
他生平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
因此,天下无论识与不识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称赞,也无不以结识宋江为荣,宋江也正因此而取得了极高的声誉。
在这一时期,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晁盖等人。
智取生辰纲以后,事情败露。
败露以后,首先宋江知道。
宋江见到官府防范梁山晁盖贼寇文公,有一段心理描述:
“晁盖等世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
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涛观察;
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
又把黄安生擒上山;
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
虽是被人强逼,是非得已,於法度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
”这段心理活动中传递出两个信息:
第一,宋江作为一个朝廷懂法的人,知道晁盖所犯的一串串事件,每一件事情都是灭九族的罪,虽然前面是事非得已,可是到了此刻已是不能够转头了;
第二,宋江担忧晁盖等人,怕他们出闪失,心中有种隐约的费心。
这是一对矛盾。
从理上讲,晁盖等人于法度上饶不得;
从情上讲,却不肯他们出现闪失,这是宋江很真实的心理。
他明明知道晁盖窃了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又因为晁盖是他的亲信兄弟,虽然法度上不可能宽恕,可是他要放走晁盖。
这时,宋江是以身试法。
能够做到这样,在他人可能容易,可是在宋江就很难。
这件事证明他是一个仗义的英雄。
虽然他出于“义”救了晁盖他们,可是从心里里又感觉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义。
总的来看,侠义英雄时期的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一个心怀忠义、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
表此刻他身上的“义”,表现了封建时期人民群众向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彼此帮忙的一种道德追求。
二、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
怒杀阎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为了逃避朝廷的惩处,他不能不亡命江湖,四处流浪。
作者写他亡命江湖的目的,仍是在于展现一个“义”字。
比如小旋风柴进对他的礼遇,清风山劫匪王矮虎前后不同的态度等,都从侧面衬托了他的“义”。
宋江的义,不仅使他侠名远扬,而且像一块护身符一样多次助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各路英雄对宋江的顶礼膜拜,正是对他的“义举”的回报。
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将众多好汉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也才能够稳坐帅位,说一不贰,具有那么高的威信!
显然,“义”是他往后统率梁山的资本。
不仅如此,亡命江湖还给了宋江展示其组织才能、领导才能的机缘。
亡命清风寨时,为报刘高之妻害己之仇,他与花荣合谋定计,取胜官军。
尔后,为了粉碎官军的追剿,他又用计谋赚秦明入伙,使秦明不能不走上造反之路。
宋江以他的“义”和智慧,在清风山初步集结起一支造反队伍。
为了躲避大队官军的追捕,他又踊跃献计献策,要亲率这支造反队伍梁山入伙。
宋江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大鄙弃与踩踏。
当此之时,他可曾想到对皇帝的忠?
秦明本无反心,他却逼其造反,这是在保护封建制度吗?
计赚秦明,致使秦明家少数人被杀,这是在保护封建国法吗?
秦明无辜而背反名,其佳人无罪而当场死,这是义仍是非义?
只是,宋江这种招架思想的萌芽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信所抹杀。
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等人邀其上山入伙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肯意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
这种骨子里对封建王朝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纠缠在一路,使他的洁身自好与造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宋江的入伙梁山充满了曲折性和戏剧性。
虽然在押赴江州途中,危险四伏,迭遇意外,使宋江饱受惊吓,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多次谢绝了各路好汉殷殷挽留的好意。
刺配江州以后,宋江本来希望悔改自新,再作良民,以上报朝廷,下安黎庶,但封建阶级并非买他的帐,最后因为一首所谓的“反诗”而要革掉他的命。
宋江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的被逼与武松、林冲等人又是何等的判然不同啊!
落草梁山以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华,整顿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要挟到宋王朝的生存。
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腕地笼络人材,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
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超级感激;
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
乃至卢俊义蒙冤陷狱,宋江为救他又率兵远行,兵临城下。
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皆无反心,是宋江逼人家造反,等到人家甘心归降后,宋江又以往后封妻荫子相安慰。
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见友辄称“小吏”,称己不得已暂居水泊;
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
无论作者的主观用意如何,落草为寇时期的宋江,始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造反精神。
正因如此他才能团结义军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为却把他自己置于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或许正因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
他们又如何敢给这个造反英雄以高度信赖呢?
宋江的“义”表现出了与朝廷公开对立的性质。
客观上讲,第七十回之前的宋江比较可信,但后期的不和谐致使了人物性格的矛盾。
3、招安以后
合法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为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个一贯标榜“替天行道”、“清君侧”的人不仅没有杀掉奸臣,反而恭恭顺敬地将其送下了山,向皇帝显示自己对朝廷的“忠”。
为了招安,他乃至去找妓女疏通与皇帝的关系。
因为在宋江看来,自己已完全具有了投降朝廷的条件。
不是吗?
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不正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吗?
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看成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
招安以后,他又马不断蹄地为统治者破大辽、平方腊,不是再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
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甘心!
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昏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得超级清醒,那就是从未信赖过宋江!
正应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
飞鸟尽,良弓藏”的俗语,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当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非自觉,反而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作了他“忠”的捐躯品。
造朝廷的反,是为不忠;
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
让众弟兄因他而死,是为不义!
而他恰恰以“忠义”相标榜。
通过上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进程的分析,咱们不难看出,忠义思想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偏重点有所不同算了。
而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五、宋江性格的复杂性
在《水浒传》中,性格最复杂的要算宋江,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两极的对立,即义士与忠臣的对立。
这种对立反映了正统文化中儒家忠孝思想与市民文化中的侠义思想的对立,反映了宋江性格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宋江一出场,作者就介绍他是“孝义黑三郎”,“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特别强调他喜好结交江湖好汉,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同时他一出场,也就受到严峻的考验。
宋江私放晁盖,说明他把“义”看成最高原则。
但当他“担着血海似的关连”放走了犯有“弥天大罪”的晁盖之时,他自己实际上也已是犯了背叛朝廷的“弥天大罪”。
“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
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矣;
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也。
”金圣叹这般评论,立场虽然不对,但指出了宋江私放晁盖是违背忠于朝廷的原则,而客观上为梁山义军的发展作出了庞大的贡献。
但宋江放走晁盖主如果出于拯救亲信朋友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无要反叛朝廷、聚众造反的意思,所以杀妻以后,他也并无想去投奔梁山,而是到柴进、花荣等处躲避。
不料又受到了刘高夫妻的陷害,而且连同花荣也被装上了囚车,押送青州府,路上为清风山燕顺等人所救,于是宋江等人决定投奔梁山泊。
正在这时,石勇送假信,宋江为了“孝”,撇下花荣等人,急忙回家“奔丧”,表现了宋江身上“孝”与“义”的矛盾与冲突。
没想到回家的当晚,郓城县两个都头就带着百余人来捉他,这时他对后悔痛哭的父亲说了这样一段话:
“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到是有幸;
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纵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
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往后归来,也得早晚服侍父亲终身。
”表明这时宋江对官府还抱有希望,并无想到与封建官府相对抗。
宋江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泊,晁盖等人要他留下,他毅然拒绝说:
“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
”忠孝观念此时在宋江头脑中仍相当牢固。
到了江州,宋江过起了囚徒生活,由于心中愁闷不平,信步来到浔阳楼,触景生情。
“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
在酒楼上写下一首《临江仙》词,又写了一首“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
小说这段描述展示了宋江隐藏心里深处的思想情感,这种在正常情况下,不肯透露的“真言”,酒醉当中透露出来了。
对那时社会黑暗的不满;
对自己才能被压抑的感慨;
和被刺配江州,过着屈辱生活的悲忿情绪一路宣泄出来了。
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报冤仇,吐怨气,展理想,干出一番像黄巢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忠孝观念在宋江头脑中虽然根深蒂固,而不甘屈辱,要施展理想的豪侠思想同时也在他心中激荡,这正是宋江的双重人格,正是性格结构中的两极对立。
宋江私放晁盖,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而江州题反诗,是他人生中的又一转折。
以后,他被黄文炳告发,被判死刑,梁山泊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
宋江已经无路可走,“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
宋江虽然上了梁山,并率领千军万马与封建王朝进行对抗,但他并无摆脱忠孝伦理思想的束缚,他把忠与义统一路来,用“义”团结世人,实现忠心报国的目标。
他在上山之前,就曾对武松说过:
“如得朝廷招安,你即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
往后可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
”上山后,他这种思想并未克服,而且不断向义军灌输忠义思想。
在晁盖身后,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他对那些归顺梁山的朝廷将领们老是一再表明自己上山是为了“权时避难”,往后“专等朝廷招安”。
他没有在身陷绝境时向朝廷投降,而是在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时候,率领着梁山义军去接受招安,他以为这样做是为了报效朝廷,是为了“顺天”、“护国”,是忠义两全。
结果,带给义军的是毁灭性的悲剧。
宋江既是忠臣孝子,又是侠义之士;
既是梁山义军的首领,梁山事业发展的功臣,又是断送梁山事业的罪人。
宋江的性格是十分复杂的,在《水浒传》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还不曾成功地创造出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从上面分析来看,宋江的性格具有复杂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组成都是具有复杂性的。
西方心理分析学说重视人物的童年经历对其性格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
宋江童年经历的具体情况咱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似乎更重视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作用,因此就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说。
我个人以为,宋江性格的复杂性与其职业是息息相关的。
很多人以为,宋江为人排难解纷,济人贫困,全面人性命,注意收拢人心,又生逢末世,实乃乱世枭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宋江帮忙他人后,常成心无心露出名号,说明他的心里深处常洋溢着一种极度的虚荣感。
咱们可以肯定宋江小时侯必然是一个乐于帮忙他人的人,这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本性”,这种“本性”在宋江后来的押司生涯里取得延续和发扬。
一个人一旦被社会定位为宜人,他就会在心理上取得暗示,在精神上取得鼓励,把好人当到底。
可是当好人是难的,因为“济人贫困”需要庞大的经济支撑,“排忧解难”需要出众的能力。
幸运的是,宋江的押司身份为他的行为提供了某种便利。
在封建社会,押司这样的职业本身就是社会寄生虫的一种,利用政府的公共权利,钻法律的空子,在案件的处置中上下其手,为自己谋取社会关系和经济利益。
行政机械运转真正依托的正是这样的一批人。
宋江“刀笔敢欺萧相国,声明不让孟尝君”,他正是由此而积累下财富,才有可能帮忙他人。
他要为人排忧解难,不仅要依托官僚机构本身的公共权利,还必需有通达的人脉关系。
在中国处置某些事务并非单靠法律的力量,更多的事务处置其实依赖于私下的协调,也就是宋江要为人排忧解难,则需要黑白道人脉关系网络,这也就决定了他要在官府与黑道之间游走。
而他的“公家人”身份也正是黑道势力所需要所仰仗的。
因此,咱们可以说,自觉不自觉地,宋江选择了一种“中间人”的角色定位。
所以,以为宋江一开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乱世枭雄,其实有点一厢甘心。
他的醉后题“反诗”,我个人以为,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儒生的酒后狂言,抒发心里壮志理想的一种表达方式算了。
中国的儒生受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大多激情昂扬,壮志满怀,但在现实生活里往往不具相应的才能,史上也多的是,大可没必要当真。
陆游、李白、杜甫一生都想在疆场上、政坛上大展“雄”才即是典型例子。
宋江的一生因为其性格而得以成绩,但也因其性格而遭遇损坏,正所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宋江“忠孝双全,美名远播”,使他取得了庞大的社会声誉。
但正所谓树大招风,纵使没有阎婆惜的要挟,在惊惧之下犯下杀人案,他的游走于黑白道之间的“骑墙”行为,也终有一天要将自己“逼上梁山”。
说来命运往往也是不由人自主的,宋江本性豪爽好义,他对名誉的珍视乃至崇尚,他对游走于“两极”之间的快感的迷恋,必然要将自己的生命推向某种“万劫不复”的境界,这正是希腊悲剧与希腊哲学里所表现的核心思想——宿命意识,当命运的马车一旦发动起来,一切就不由自主了。
因此,生辰纲案发,宋江在他的复杂性格的差遣下,已开始走向生命里最重要的转折。
若是说一开始是宋江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梁山作为他取得利益(包括赢取声名)的一个重要筹码,那么后来就是梁山选择了宋江,因为宋江的加入,可使梁山取得某种程度的正义性。
宋江被自己和梁山英雄“逼”上山后,他就必需从头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命作从头的定位。
受儒学教育的宋江真正的理想是为国家权利服务,赢取功名,荫妻荣后,但此时这条路几乎就是一条“断尾路”了。
于是他只能通过更长久的谋划来“曲线救国”,达到他的目标。
中国古代很多念书人以隐为进,宋江也正是用了这样的策略。
于是接下来他就认真与朝廷“作对”,壮大梁山,以博得以后接受招安的筹码。
固然,在冲击豪绅方面,他的坚决里也有他性格里的“扶危济贫”等平民思想的真正表现,毕竟他的身世和经历与民间尚有较密切的接触。
这和他的对国家政权的忠义思想是不违背的。
但儒生的斗争永远都是不可能完全的,因为儒生心底里的思想本身就是王权的乳汁哺育出来的思想。
所以,宋江在梁山最辉煌的时候,不顾梁山世人的强烈反对,接受了朝廷招安。
有人说,宋江是为梁山兄弟谋久远的幸福,我个人感觉这也是有的,而且在很大成份上说是这样的,毕竟宋江的性格本源里有着“义”的精神。
但如果是说全然为此,也是不太具说服力的,宋江是将自己观念强加在梁山泊里的世人身上了。
在他眼里,他最后的前途仍是归顺朝廷,这才是久远之计,是他也将对自己各方面利益的“博弈”以后的选择,他以为这也是其他人的最佳选择。
但问题的荒谬在于,单个的宋江,没有了梁山作力量支撑的宋江对朝廷来讲是没有效的,而接纳了有着梁山作为后台的宋江,无疑是朝廷在王朝的内部埋下一颗按时炸弹,即便最终能收服,它也会像成年人的盲肠---没多大实际用途,却时不时要制造麻烦。
受招安后的梁山英雄们,命休矣。
从宋江性格的主导偏向来看,宋江具有起义英雄的鲜明特色,可是这种招架与妥协是彼此矛盾而又奇妙谐调的。
宋江身世小地主阶级,尤其是他做押司的经历,封建观念在他身上特别强烈,一方面,他同情百姓疾苦,要求反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走上招架的道路,落个不忠不孝的罪名,同时由于他在水浒义军中的特殊地位,又使他有力量左右水浒义军的行动。
可以说,正是宋江性格的复杂性,水浒义军在妥协投降的局面下落个失败的结局。
参考文献:
[1]李希凡,《沉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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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9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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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9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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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0]酷文网致谢
本论文是在导师黎久新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贵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风度,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
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大体的研究方式,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
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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