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联举办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选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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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指出的,在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足中华文化风貌土壤,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争奇斗艳的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悠长,坚持海纳百川、融会贯通,开创中国文艺新风貌、新气象,创造出具有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
近年来,中国文联在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三贴近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也曾多次参与过中国文联组织的赴基层采风慰问演出活动,这些活动为基层群众送去了温暖和欢乐,已经成为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老百姓之间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更是我们深入生活汲取营养的一个平台。
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面对面交流,理解大家对文艺的需求、关注和喜爱,才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历史坐标上应该思考如何领悟、继承并创造性的发扬《讲话》精神,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总结新时期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以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谱写出中华文艺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
重到安塞寻找舞者的精神动力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冯双白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追溯《讲话》的背景,重温《讲话》精神,再提《讲话》宗旨,在21世纪的今年有特别鲜明的现实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历史投去匆匆的一撇。
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延安宝塔山如同大海中的明灯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投奔光明的各界人士,其中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另一方面为延安全新的生活而感奋激动,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全新的生活环境下找不到自我定位而困惑。
一方面,他们以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精英而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提出了文化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抱有划大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他们一方面在延安带着从国统区拿来的行头演出的洋人戏剧里的角色;
另一方面,他们从心里其实拒绝着民间流传的千百年的文化。
他们一方面努力创作的属于自己的阳春白雪;
另一方面在骨子里将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艺看作是下里巴人的东西。
于是,自我定位的崇高和艺术现实生存的冲突鲜明地摆在每一个亭子间出身的延安的文化人面前。
1942年,针对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存在的种种问题,在陕甘宁边去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全面总结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联系当时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实际情况,阐明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发展道路上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这两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20世纪40年代其实是一篇真典实例的经典之作,而70年来则是一篇全面阐述我党根本文艺方针的指导性文件。
毛泽东针对当时熟悉一些西方文学和戏剧的自居为文学家、戏剧家的人们指出,古往今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和大师名作都是生活之流变和反映,而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真正源头。
《讲话》中提出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应的产物的著名论断,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讲话》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创造新文学艺术作品的总体要求,对普及和提高文艺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文艺批评的原则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等等问题所做出的精辟阐述,今天重读仍然醒目而具有现实意义。
《讲话》落地有声,如同春雷警醒了延安文化人,一场以延安新秧歌运动命名的文艺创造展开了翻天覆地的惊人行动,原来言必称希腊的文学家们虚心向民间艺人学习,唱起了陕北的《信天游》,原来带着洋发套只演出外国大戏,言必称斯坦尼体系的鲁艺人拜民间舞者为师扭起了大秧歌。
可以说从《讲话》之后,2000年封建社会中一直被低看级等的人民大众的艺术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中国文学艺术历史发展实践中一种体现着文化公平、艺术民族的精神被《讲话》激活和启发了,这是一场以新秧歌的名义进行的文化艺术的全新突破,其方向温完全符合中国文明进步的历史总趋势,从而具有了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建设意义。
7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时代氛围、视野环境、审美趋势都发生了变化的今天,再读《讲话》到底有没有意义?
当然,《讲话》发表尤其鲜明和具体的政治目的,即动员一切力量为解放中国而奋斗。
然而,中国舞蹈发展的实践、中国舞协的工作经历以及我自己艺术创作的实践,都让我体会到《讲话》的真理性至今光芒四射,现实意义巨大。
请允许我讲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
第一件小事,草原深处的修鞋匠,贾作光先生被誉为人民的舞蹈家,他一生为人民大众创作和演出舞蹈,鄂尔多斯舞、鸿雁等等,不仅是当代中国舞蹈发展的旗帜性作品,更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欢迎。
我曾经带着领一个摄制小组为拍摄他的电视专题片而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很偏僻的一个小镇上,因为摄像设备修理需要一小块皮子,我们找到了一个在街头摆摊的老修鞋匠,请他支援一点,我说老大爷,请你给我一块皮子行吗?
他忙于自己的活计,头都不抬,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反复求他,最后当我说出要拍摄贾作光的电视专题片时,这位满脸沧桑的老鞋匠第一次抬起头来问我,是那个草原舞王贾作光吗?
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二话没说,从修鞋的箱子里剪下了一大块皮子递给我说,我看过他跳舞,一辈子没忘,拿着那块皮子我深深体会到人民艺术家的分量。
第二件小事,老师你是北京的吗?
中国舞协为把党中央建设新农村号召落到实处,设计并实施了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中国舞蹈队、中国舞协舞蹈培训学校有一位叫白雪的老师,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小学去教孩子们跳舞。
第一天孩子们怯生生的、小心翼翼的问白雪,“老师,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第二天,孩子们又问,“老师,你是北京的吗?
”第三天、第四天,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教学过程中白雪老师发现农村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一样能歌善舞,一样充满了对艺术素质教育的深深渴望。
教育教学结束了告别的时候,孩子们抱着白雪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喊着说,北京的老师你能不能别走?
这件事让我体会到,忘记了《讲话》,我们身在北京,其实离北京很远;
贯彻《讲话》,远在天边,我们离北京也很近。
第三件小事,漫天大雪中的两万农民。
遵照中国文联党组送欢乐下基层的战略部署,2009年春节,中国舞鞋组织艺术家到河北农村慰问,演出上午十点开始,天上一直下着大雪,我们到达演出现场时,将近两万人的现场把所有的艺术家们惊呆了,当我们得知最早的农民兄弟们是冒着漫天大雪提前五个小时到达现场争取一个座位靠前台近一点的时候,我们深深地受到了震撼,当天寒地冻条件下我们舞者穿着丝质的演出服装表演而得到雷鸣般的掌声的时刻,我们心中再一次深深体会到人民需要艺术。
第四件小事,80后的感动。
就在9天以前,中国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服务团赴延安开展系列纪念讲话活动。
中国舞协志愿团中有一位中央芭蕾舞团有名的编导,他是一位80后,在延安安塞小学,当听说费波是芭蕾舞艺术家时,农村的孩子们把他包围了,非让他跳跳芭蕾,他在农村小学的操场上第一次跳起了芭蕾,农村的孩子们发出了“咦、哦、哟”这样一阵一阵的惊叹,这样的惊叹,孩子们的眼光、孩子们热情的掌声让费波这位80后大受感动,他没有想到芭蕾艺术在农村孩子们心中引起的是这样巨大的反响,他更没有想到作为一个80后在滚烫滚烫的生活情感的土地上他深深领略了70年前一篇《讲话》,让一个80后的文艺志愿者在今天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讲话》发表70年了,今天重温《讲话》精神,重温《讲话》指导下中国文艺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成绩,重温历史进步过程中那一幕幕最深动感人的历史情结,重温艺术民主过程中有关民间文化事业带给我们的每一次激动和激励,重温每一次生活后我们创作的感动和灵动。
我们要大声倡议、要大声激呼,“千万不要忘记《讲话》,时时刻刻,千万不要沉醉于封闭的自我,清清醒醒;
立即走向火热的生活,走向身边的百姓,刻不容缓;
走出远离时代的象牙塔,不要犹豫,拜人民为师,拜人民的艺术和生活为师,老老实实。
”
以人民为中心
提高艺术公信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
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重温《讲话》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七届六中全会根据《讲话》精神,立足当前艺术工作实际制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奖机制,精简评奖种类,改进评奖办法,提高权威性和公信度,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艺术界的艺术公信度建设的一条总要求,因为艺术评奖标准及结果会直接呈现当代主导价值的艺术价值观及评价标准,给予全社会公众以巨大影响力,可以高度集中展现艺术界的公信度,这样以人民为中心,提高艺术公信度应当成为当前我国艺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我表达三点体会。
第一,提高艺术公信度是应对艺术界结构性变化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但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在特殊的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期间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会渗透到艺术领域,呈现为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使艺术公信度面临新挑战,艺术界结果性变化及其新挑战突出的表现如下:
一是艺术创作从艺术家个人创造向文化产业批量制作和市场营销转变,呈现出个人与集体、精神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张力,挑战艺术家精神操守、审美信誉和文化产业的商业整体。
二是艺术品传播,从单一媒介向跨媒介和全媒介转变,使媒介诚信和媒介伦理的重要性日以彰显。
三是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从传者到受者的单向传导关系,也成为及时双向互动关系,让艺术家诚信及艺术品信誉处在公众舆论的及时监督下。
四是长期被专业批评家掌握的艺术批评权利,正向新媒介展开及时评论的博客或微博转移,向习惯于传统媒介的艺术批评家及其权威发出严峻挑战。
五是集中于国家和人民团体的艺术评奖权利,越来越经常地受到媒体、产业或其他社会团体的干预、分解或监督,使艺术评奖的问题和风险加大。
正是在上述结构性变化及其新挑战的环境中,艺术公信度问题会不断被放大,受到人民高度关注,信字,从人从言,亦即人言为信,因言为心声,故言的本意应为诚,即实在而不自欺,也不欺人,《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若没有诚信就不知如何做人做事,必将一事无成。
当前艺术界面临的情形在于,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团体、艺术批评、艺术评奖者的公共信任直接关系到整个艺术界的生命线。
第二,提高艺术公信度是人民对艺术节的殷切期盼。
今天的人们群众既对高品位优秀艺术品有着不断增长的旺盛需求,但又常常受到各种媒体传播的艺术信息的轮番感化,常常在被宣传的艺术品价值与自己实际体验到的艺术品价值的鸿沟面前陷入抱憾、质疑乃至愤怒。
比如有艺术家和文化产品通过媒体宣传其新作如何精彩,但观众不买账;
有的艺术家在赞扬声中自满自得,不愿听取公共舆论的批评建议;
有艺术家甚至连本人的身份、诚信都受到怀疑;
有的文化产业以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展演取悦于观众的低级趣味;
有艺术评奖从评奖方式、过程到结果都受到公共舆论的质疑,体现出艺术评奖公信度的缺失,这些艺术失信行为虽然在艺术界为极少数,但对整个艺术行业的负面影响效应却十分严重。
在此情形下,人民有理由期盼并要求艺术工作者切实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努力增长自身的艺术公信度。
第三,提高艺术公信度应成为艺术界的自觉行动。
今年重温《讲话》精神,学习十七届路中全会决定,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文代会上的讲话精神就是要自觉行动起来,认真分析当前新变化和新挑战,努力为人民加强艺术公信度建设,对此我想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艺术品要切实经得起人民的公共舆论检验;
二是要艺术创作者要讲公共信誉,做人民信赖的诚信艺术家;
三是艺术社团要有公信力,做人民信任的艺术家组织;
四是艺术产业要讲公共信用,否则其艺术产品将遭到人们的唾弃;
五是艺术媒体要讲究公共伦理,做人民信任的艺术媒体;
六是艺术展演机构要有公信度,让其真正成为优秀艺术品的传播平台;
七是艺术批评家要讲究公共诚信,做人民信赖的批评家;
八是艺术评奖机构要有公信度,评出人民信任和满意的优秀艺术品。
总之,我们全体艺术界同仁应当以《讲话》所号召的那样警醒起来、感奋起来,向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那样,把诚信建设摆突出位置,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这样我国艺术公信度建设就会越来越好,艺术界就会成为人民更加信任、喜爱和满意的文化领域,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传承民族传统艺术让曲艺扎根民间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曲艺表演艺术家姜昆
讲话发表70周年,作为一名曲艺界的老兵我也谈一下自己的切身感受与大家分享。
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对《讲话》这篇文章的感情非常不一般,在我自己40多年的艺术人生里面,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对《讲话》这篇文章的学习、理解和实践,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经历过我们所走过共同岁月道德的人都知道,我讲这样的话决不是一句空话。
那我自己来说,作为文艺爱好者从学校到黑龙江的黑土地,到以一个曲艺家的身份从北京的大舞台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五湖四海,甚至到异国他乡的舞台上献艺。
我是在自己创作上百段相声和上千场的演出当中一点一点的知道《讲话》这篇文章所告诉我们什么文艺与人民,什么叫文艺与政治,什么叫文艺与生活这些道理;
一点一点的实践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
一点一点的理解《讲话》这篇文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
一点一点的认识到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的阐释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也感受到70年前《讲话》提倡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投身革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现代的年轻人由于时间的距离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些感受,而我们始终认为《讲话》70年来从来没有过时,就是现在我们面对自己的一些理念和社会的一些现实产生冲突、产生困惑和解不开疙瘩的时候,我自己也总能从《讲话》这篇文章找到答案从而坚定自己的理念。
《讲话》精神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我们觉得能够感受《讲话》放射出的真理的光荣。
我忘不了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们曲艺界同仁响应号召所创造出的一大批具有时代性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我也忘不了江泽民同志要求作家、艺术家在人类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我们曲艺同仁开始了艺术家文艺万里行的活动。
在火热的生活中感受群众对文化艺术的渴望和需求;
我们还忘不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证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让我们曲艺工作者在新世纪找到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一代一代领导人的重要论述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也让我们广大曲艺工作者一次又一次的受益,这些都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认识到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多年来曲艺界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讲话》的精神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生动实践之中。
2004年12月24日,中国曲协的曲艺演员到北京街头为农民工举办慰问演出,第二天早上中宣布部长刘云山同志看到媒体报道信息后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批示,他说希望你们能够组织曲艺界经常到下面为基层的严重做一些演出。
次日,中国曲协就决定每个月搞一次送欢笑到基层公益性文化惠民活动。
从此广大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中国曲协的号召,以波澜不起的方式陪风雪、跨黎明、翻山越岭、千里跋涉到革命老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农村、军营、矿区、灾区进行慰问演出。
从第一场开始一坚持就是七年,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截至今年,我们已经把欢笑送到了全国25个省市的68个地方,总计举办演出119场?
直接观众是一百余万人。
当我们在基层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人头攒动、喜气洋洋,笑声和掌声此起彼伏观众观看演出的场景,我们深深感到满足广大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社会现实,是党和政府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
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找到了曲艺的位置,让我们感到了自身价值,让我们曲艺界也经历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期,让我们看到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是从优秀作风做起的。
中国曲协于不久前召开了曲艺界的研讨会,在会上我们对98名积极参加送欢乐到基层惠民文化活动的先进个人给予了表彰,我们就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激励广大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中国文联提出的“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八个字总结出来以后大家同声相应,现在我们很多节目里都把这八个字镶嵌在里面进行宣扬,这让我们可以践行《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来。
我们相信弘扬先进文化、追求德艺双馨一定会成为我们今天有志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目标,用贺敬之同志在40年前我们背诵过长诗《雷锋之歌》里面的一句话,“因为我们站在不倒的红旗下,前进在从井冈山出发的行列中”。
坚持以社会效果为最高标准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理论家李准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核心,它的灵魂是对文艺以人民关切的科学论断,在我看来,这种论断至少包含了八个相互联系又层层推进的重要部分。
一,要以为人民而创作作为根本的立足点;
二,要把人民生活看作最重要的创作源泉;
三、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四,要把人民群众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加以表现和讴歌;
五,为便于人民接受,要参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六,文艺作品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七,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任何;
八,把文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及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
我以为,如果说《讲话》对人民群众关系的系统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个重要开拓和推进的话,那么《讲话》中提出的社会效果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或者全新的创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新的生长点。
《讲话》代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但因它深入地把握了进一步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断包括社会效果论的基本精神是穿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的。
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中央才明确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作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总方针之路,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反复强调,包括文艺部门在内的一切精神生产部门都要以社会效应为最高效益,还有的讲的是唯一效益。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思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从1985年的文件就一直是这样讲的,我想特别补充一句,在1994年1月份全党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讲话专门加了一句,就是“在两个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但是此后这句话就不见了。
直到2011年10月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又明确重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2011年11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作代会讲话中同样强调说,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这些论断都是和《讲话》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并且赋予社会效果以崭新的时代面容,为当代我国文化事业、文艺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讲话》的精神指引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文艺工作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文艺家、文艺单位自觉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力争实现两个效益统一的行动,进一步证明了社会效益的政策。
同时独具慧眼,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下,在创造主体和艺术生产全国范围的非凡的选择中也出了一些颠倒两种效益关系乃至削减社会效果本身的主张和做法,我认为需要认真加以辨析。
就结合重庆学习讲话分析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说作品是给人看的,票房价值、收视率就是社会效益,票房价值收视率越高,就证明社会效果越好。
我以为这种看法片面,我认为票房、价值、收视率是通向社会效果的一个桥梁,如果一个作品拍出来了,没有一个人看,没有一个人来,那么它的社会效益无从谈起,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并不是说票房越高、社会效益就越好,我以为这种说法首先抹杀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区别。
正如马克思所说也是现代中西方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反复指出的,在物价产品的交换中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浮动,与任何一个物质产品它的功效对于所有不同的购买者都是一样的,跟精神生产恰恰相同。
但是在精神产品的交换中很多时候都会出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格的表现。
在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逆反、倒挂现象依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怎么能将票房价值、收视率与社会效果等同起来?
进而言之,《讲话》所讲的社会效果并不是指一个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而是指人们看了作品之后的社会实践及其效益。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看了作品之后他干什么,这才是社会的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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