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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智慧:
共生共存,和而不同。
两河流域的辉煌化作一抹烟云,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遥远而又凝重的一笔;
古埃及文明也随时光化铅,成为一段饱含沧桑的回忆;
古印度文明也早已化作被风扬起的尘埃,消散了踪迹。
唯有华夏文明,历久弥新,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灿烂光辉。
北魏有孝文帝改革,鲜卑族在华夏文明前选择了融合;
英姿飒爽的蒙古人当权,却选择了沿袭汉人制度;
豪情万丈要踏破关门的满人,在踏入中原前就沉醉于汉文化;
即便是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中华文化也以顽强的生命力走了过来。
为什么上下五千年的风霜不但没有侵蚀它,反倒为它的辉煌添砖加瓦?
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所特有的包容性: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壮大。
中外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内在要求,这种交流从古至今都存在着。
鉴真东渡,马可波罗来华,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所以,将各民族文化对立起来是极其错误的。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
那时的神州大地,是儒家和道教的天下,可是佛教并没有因此被排挤出去,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华文化起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自隋唐开始,佛教被中国的义理加以创造,从而使佛教中国化,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再后来,佛,道,儒在碰撞中交融,走上三教合一的道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桥梁,促进了这两种文明的相互渗透。
如今,重启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平台,既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各族文明在交流中共存,在交流中壮大。
纵观当今时代,多极化趋势日益深化,单一的文化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无法匹配精彩纷呈的世界,唯有文化共存才是出路,不同文化类型应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友好氛围中消除误解摒弃成见。
“韩流”也好,“日流”也罢,“西流”亦可,如果我们运用得当,懂得吸收适应社会主义实践的优秀部分,并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创新能力,这就这一个把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加深的机会。
文化共存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共生共存,和而不同,这是中华文化的智慧!
【篇三:
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作文】
在博物馆的书法展览中,我被那些极具气韵的展品震住了,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间一幅作品映入眼帘,它单个字看似歪歪斜斜,但总体却别有味道,形神俱佳。
我有些看呆了。
“那是郑燮的字。
”一个沉沉的声音。
我转过头去,是一个笑眯眯的老爷爷。
我禁不住感叹道:
“这字太美了,虽然不似柳体欧体的正统,但不妨碍它独特而一体的美,真不愧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之作。
”
老人笑了起来:
“这就是中国和而不同的大智慧啊。
单是从一副小小的书法便可看出。
每一个字歪歪斜斜,似乎并不美观,但将其融为一体,却具有极强的包涵一切,蕴藏万物的能量。
“这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大同,即容纳一切不相同的和吧,”我说道,“这种和不是强制所有事物的同一,反倒是名美其美,美人所美。
老人点点头,指着面前一幅幅作品:
“你看,板桥的字,用隶书参以行楷,非隶非楷,中华智慧又何尝不是如此。
它从没有具体的范式,没有统一的索求,古人将他们的智慧,放开于我们面前,任由我们一窥其所有,将各种文化,各种元素吸收并存于其中,最终臻于一种和的境界。
看看你眼前每一幅传世佳作吧。
每一幅都拥有其特殊的韵味,即使如板桥这般非隶非楷,非古非今,也是脱胎于最本源的精神。
”他突然停下笑笑,“大概从仓颉造字就赋予了这种能量吧。
我思索着,说道: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一个人应该也是如此吧。
只有获得和的力量,才能如此地将个性极强的字,幻化为一体。
和而不同,就意味着存在不同,不,必须是不同,只有如此,才能不刚愎自用,局限于自己狭小的空间内,看不到一切,也没有气度感受这一切。
“所以有人说郑燮的书法是不可无一,也不可有二的。
”老人回答道,“他便是那个唯一,便是那个不同。
你看看那些大家的字,金农、八大山人、张旭,狂放与收敛并存,刚健与阴柔并存,看似如此个性鲜明,但他们同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个脚印,一脉相承。
中国文化以其独有的气度包容着这些匠心独具的存在。
“和而不同,我从没如此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幅字画所藏有的智慧。
”我感慨道。
老人拍拍我的肩:
“中华智慧从来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它早已渗入每一个具象之中了。
你好好看看。
我沉浸于那黑与白的交替之中。
当回过神时,转头再寻,老人已不见踪影。
【篇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诗意地阐述过“古今之成大学问者”的三重境界,德国哲学家尼采亦将人生分为三个时期:
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创造时期。
然而他们都没孔子说得经典,无论做人做学问,这最高的境界曰其“和而不同”。
――题记
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我独爱读史书。
然而史书读得多了,便常常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也只有在这种文化环境当中,才孕育出如此不可胜数的这类英雄,焕发出他们独居一格的色彩。
这类人中我首推王安石。
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猪狗之食,不梳不洗,这种浅层的不同谁都可以做到。
但是他的“大不同”在历史上能与之媲美的人屈指可数。
他不满当时的政法,提出推行新法,朝中仅有两人支持,两人毕竟算是安慰的了。
但是连老臣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都纷纷背离,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创伤?
可是他从未放弃他的不同,印象里他潇洒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更清楚得记得他的自勉诗: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何等的境界?
他的最高“非同境界”历史上定是惟他独尊:
晚年的时候迫于多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归隐山林。
这本是他可拿来修身养性的时刻,要是其他人必定做了陶渊明这样的隐者。
可他不愿,他不愿与这些隐者相同,甚至觉得这是种耻辱。
他只想民,心系民生,仍然抱着做回救世主的夙愿。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阳碾作尘。
”每次我读起它,便有着无法言语的敬佩与赞许。
王安石为的是与苍生相和。
《免税法》、《水利法》泽被后世,功在千秋。
特别是《水利法》在推行后的短短几年内,全国就兴修水利工程几万处,灌溉田地数万亩――好一幅春和景明图。
和而不同,这人生的最高境界,被王安石诠释得尽善尽美。
又想起谭嗣同。
谭嗣同不愿与梁启超等人相同,他不愿与他们外逃避难。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由来一声笑,倚剑血封喉。
”一八九八的深秋,寒风飒飒,黄叶飘零。
京华大地,一片荒凉。
菜市口刑场,谭嗣同向闪着寒光的屠刀,对苍天大呼: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英雄倒下的时候,四海响起悲歌。
谭嗣同依然固执喊道:
“凡变法,无不经流血而成。
今变法不成,皆因为此。
流血,请自嗣同始。
”康有为走了,梁启超走了,他们劝谭嗣同来日方长。
嗣同与曾志同的朋友不和,他决意死国:
“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
”谭嗣同愿做的是与国家的命运相和,凡是其他种种,决不相和。
这样的理想,这样的舍生取义,九死也无憾了。
新中国也不乏这类英杰。
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谈到他最佩服的北大人马寅初。
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遭围攻糟排斥,那个时候大字报都帖满了他的办公室。
但他不愿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自辩: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死才会罢休,决不向任何人投降!
”马寅初向毛主席也不愿妥协,要知道那时候“毛主席就是太阳”,做出这样的举动需要何等勇气不言都知。
马寅初只愿意与真理相和,违背真理绝对不可相同。
和而不同更渗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正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
先秦百家争鸣,各家互相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情况更深刻地地反映了这一点。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
同时,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宋代的道学。
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和而不同,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总体体系的格局。
晏婴曾举君臣关系,说明和与同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
他说,唯唯诺诺,不说不同意见,君以为可臣亦曰可,君以为否臣亦曰否,这是同。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向国君提出不同意见,纠正其错误,弥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的结论,这是和。
他认为应该采取和的态度,而不可采同的态度。
这就是和而不同。
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我们都面临着多种文化互相激荡的局面,多种文化的碰撞会有什么结果?
有人提出了文化冲突论,预言文化差异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
面对这一切,重温中国古代关于和而不同的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就有重要的意义。
记得在访问美国布什图书馆时的讲话中也讲到和而不同,他说: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篇五:
文章中的和而不同】
记得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
如果单抛去君子不说,和而不同似乎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主流。
拿文章来论,我以为世间上各类文章,大抵分为两种:
为他人而写,为自己而写。
为他人而写文章看似包罗甚广,但细分起来,无外乎学生所作的作文仰或是刊物上的各类新闻评论。
这些文章具是为他人而写。
学生作文,虽美名其曰是锻炼学生文笔,但读者只限于老师或一些同学。
学生所作目的,无非是为了应付考试以及作业。
一旦真正远离所有考试时,似乎很多年都不曾再拿起笔杆去做一篇千言以上的文章。
当然要排除那些真正对文章感兴趣的家伙,他们在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而写的文章大抵便不是为他人而写的了。
至于各类报纸杂志上的新闻以及广告,便彻底是为他人所写的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和平年代中,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着战争。
以普通意义上血淋淋的战争不同,这场大战被称为文字之战,那些“文人”一个个都变成了鲁迅,在彷徨之际还不忘拿起笔杆子对敌人呐喊。
如名人同名人的笔伐,报社同报社的笔伐,一个社会同另一个社会的笔伐。
现代文人的见面用语似乎都变成了:
朋友,你今天被笔伐过了吗?
小到商业之中的各类合同文件,大到国家之间的战略方针。
文字,早已同利益连载了一起,变成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尚方宝剑,谁拥有了这把宝剑,便可以纸上谈兵,强橹灰飞烟灭了。
但文字也并不是具为他人所写,还有很多应该是写给自己的。
日记当然算是一种。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宇宙。
纷繁,复杂,神秘。
一些不善于表达的人,便可以借助笔来畅谈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童年时代的天真、活泼、幻想、纯洁、可爱。
青年时代的羞涩、懵懂、激情、忧郁、深沉。
中年时代的超脱、豁达、责任、压力、成功、失败。
世间上种种情感,似乎都可以用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下来。
我们用笔写自己内心,回首往事,便是一场征途。
文字,作为一只无言的精灵,它的存在无疑是在为生活装点更多绚丽。
无论是为他人所写的文字,还是为自己所写的文字,它们统一起来便是文学庞大的一支,相互分歧,相互结合。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便是文章中的,和而不同。
【篇六: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
——题记
如果向水中加水,又有谁能食呢?
如果只有一种音调,又有谁能听呢?
晏子这个浅显的比喻,却道出了一个深奥的道理。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诚然君子之间就像是阴阳八卦图中的黑白两鱼,两鱼有着看似截然不同的特征,但他们游动的身体却组成了世间最完美的图形——圆。
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熟谙这个道理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怀着“报国济世”的梦想,在面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宋朝,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
王安石认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败,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
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而司马光却认为“祖宗之法有何谬误,只是现在实施地太失败了,只要励精图治,就能让大宋保持千秋万代,为何一定要变祖宗之法。
于是两人成了政见上的死敌,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就极力反对,甚至不理政治,闭门写《资治通鉴》。
而私底下两人却是好友,都是对对方有着足够的敬佩。
当王安石临死前,就告诫叶涛(王安石的弟弟的女婿,很受王安石器重),“若学诗,当师苏子瞻,一点浩然气,干里快哉风。
若为政,当师司马光,葵花向日倾,清廉两袖风……”可惜叶涛最终却没有放过司马光,追贬以死的司马光的官职,不提也罢。
古人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我们新中国也不乏遵循这一原则的典范。
1955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面对着不同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就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立场,使得大会开得异常顺利,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而今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而不同的原则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这一准则,会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越磨越亮。
【篇七:
和谐,这个词既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难,简单的是它就代表着平安无事,这只是它最肤浅的诠释,难的是它是在人们独立思考、提出问题时,能够彼此融洽的进行心灵的交流的社会状态——即和而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混战的时期。
这个时代可谓与“平安无事”无缘。
但这个时代又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原因何在?
究其根本,是因为这是一个在思想领域“和而不同”的时代。
儒、法、道、墨、名、农、阴阳、纵横、兵、小说十大学派和数不胜数的小学派彼此争鸣,他们都竭尽全力试图驳倒对方,但又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相互的辩论中,与对手共同进步,正因为这种思想上的和谐,中国古典文化才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达到了古代史上的最高峰,而那些各家的大师们,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座巍峨矗立的山峰,受到后人们的景仰。
反观其后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在实现政治一元化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追求“一体化”,先有秦始皇独尊法家焚书坑儒,后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于是古代中国的文化界就此“稳定”,但也日益失去生机。
取得统治地位的学派成为了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日益僵化腐朽,而非统治思想则被视为“妖言惑众”遭到打击摧残,到了明清,中国古典思想终于彻底走进死胡同,知道烽火惊醒华夏,中华文化才迎来新生。
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兴衰,犹如我们耳边的警钟,时刻警示我们:
和而不同方为真正和谐,追求表面太平只会招致灾难和耻辱。
与摧残思想的古代反动统治者不同,新中国建国伊始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大力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
因此当今中国的文化事业呈现了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化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而在百花齐放的缤纷中,中国一步步走向和谐,走向进步。
和而不同方能造就和谐,在我们投入绚丽的现代生活中,让我们保持这和谐的文化底蕴,在和谐中成长!
【篇八:
一九五三年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遭到了某些国家的怀疑与敌视。
面对众多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疑虑和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担心,周总理提出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各国纷纷效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视中国的目光一下就变得温和而友好。
而在周总理身后为支撑的,正式两千年前孔子的那句:
“和而不同”。
中国历史凭借其浓厚的君子思想孕育出了孔子的那句“和而不同”,同样也孕育出了这样的一类人。
而在这类人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朱熹和张式。
朱熹和张式年龄相仿,同为当时着名的哲学家。
他们在岳麓书院进行的学术讨论,被后世称为“朱张会讲”。
他们两人本在学术上不同,有些乃至相背。
但在友好而激烈的学术讨论中,两人渐渐发现了哲学的内核。
两人所持观点,虽表象不同,却在本质趋和。
故此,二人的学术皆有精进,却又并未统成一说,而是在相当的高度里保持这和而不同的境界。
以至于朱熹用诗句来会议他与张式之间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联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诗中句句,皆是朱熹对于这位与他和而不同的朋友的真情实感。
至于王安石,更是此类中的杰出代表。
王安石能与司马光“不同”,靠的是对于世间真理的自信;
而与包括苏轼、欧阳修在内的满朝大臣“不同”,他凭借的是对真理的自信而派生出来的勇气。
亦因如此,他才会潇洒的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更使他自信的吟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样的诗句。
晚年他迫于形势不得不归隐山林之时,仍然写下了“纵被春风吹做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如此种种,皆为王安石之与世“不同”之处。
然而这“不同”之中却是与天下苍生的大和。
《免税法》惠泽百姓,《水利法》功在千秋。
看着被王安石变法所泽被的大地,任谁不能感慨,“和而不同”被王安石诠释得如此完美?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和而不同”的最好注脚。
佛、儒、道三家,本是相互冲突,可谓不同之深。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的调和下,不断的相吸收、相融合。
最终形成了佛教中国化、道教世俗化和儒教道禅化的三家互补互存,互相繁荣的文化格局。
这点从中国古代文化名人通常三家皆精的特点上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无可逆转,各种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因此有人断言:
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文化上的冲突。
那么究竟怎样才是一条正确之路呢?
或许江在访美时的一段话会给予我们一些指点。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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