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岭典型报道方法论Word下载.docx
- 文档编号:17532587
- 上传时间:2022-12-07
- 格式:DOCX
- 页数:14
- 大小:38.97KB
孙金岭典型报道方法论Word下载.docx
《孙金岭典型报道方法论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孙金岭典型报道方法论Word下载.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所以在新闻评论部,现在叫做新闻专题部。
所以大家都向这方面发展,只是遗憾的是,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很多优秀的,让老百姓能记住的。
而今天的记忆停留在那个时代,是当年的那些精彩的片段。
正因为如此,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提高,去找出我们许多的不足,去加以改进。
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这个栏目、这个人才能走得更远,单腿英雄已不适合这个时代,所以今天要把最难的话题抛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不知道大家是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给一些掌声。
这不是要掌声,因为我知道说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沉重,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新闻工作者之一,感同身受,任何一个栏目在这个时候不是说该不该做正面报道的问题,而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栏目的定位是什么,特点是什么,我们的正面报道一直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正面报道如何做,我相信大家在新闻专业里可以开一门课,从年初讲到年末,未必讲得完。
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也未必能讲好,我只想结合一下我的工作,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摸索的东西。
既然要讲,也要装模装样地弄一些材料,光口头讲好像显得没文化。
作为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报道在唱响主旋律,积极引领健康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都是字面的意思,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无论是联播也好,访谈也好,还有我们的省台东南卫视等等,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很大。
我们会想,正面报道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我把它概括为四大内容:
一个就是重大成就宣传。
对重大成就宣传不难理解,像邹主任做的海西之路专题片12集,这些都属于重大的成就报道,还有重大典型宣传,这个大家就更加清楚,像任长霞,牛玉儒等等,还有一条就是重心工作宣传,为什么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每一任的领导都在其任上有重心工作,要配合他的重心工作,一定要从正面的角度去报道,它属于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
还有一个叫重点自选题材,尽管在这方面给我们电视人自己运作的空间很好,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自己也有义务和能力去做这样的选题,这些选题未必是来自中宣部、来自省委宣传部、来自台长那儿,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采访中发现的,给我们感动的,让我们热泪盈眶的内容。
所以这些内容都很宽泛。
所谓的典型,很显然三岁孩子都会说,就是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为什么要重点说一下它?
因为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新闻宣传一直伴随着典型人物的宣传在前行,我们大家都能记得起焦裕禄,也记得起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也能偶尔记得起今天的任长霞,牛玉儒。
在2006年的时候,这一年对中国来讲没有太多的大事,中宣部向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各类宣传人物达17个,但是能记住的微乎其微,我印象中有一个好像叫马国光的。
我自己都记不清楚。
在一年当中,要记住国家的事啊,要记住重要的领导人,要记住外国的大事,还要记住这17个人,确实挺难为观众的。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一个典型的树立,一定是一个行业的标杆,一个行业的旗帜,一个领域的模范,一种思想的代表。
那17个人不知道代表多少种思想,中国的新闻界对于宣传典型既熟悉又陌生,既老练也幼稚,所以到今天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来反思一下、总结一下,我们就想一想还是从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什么是所谓的典型?
我认为这种所谓的典型就表现在思想和行为,忠诚体现党的根本意识,全面反映人民的心愿,真实地展示着时代的风范,正确弘扬着社会的正气,用一句马克思主义朴素的话,就是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对于新闻媒体来讲,进行典型宣传,观众认知的公信力之高低直接决定着宣传效果的大小,至于艺术的创造在其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座的诸位广电系统的同行,也有电台,三个代表宣传的时候,推出福建省的一个典型,叫谷文昌,17年前他带领群众义务在沙滩上植树,造福一方。
我们宣传的是三个代表思想,而这位书记已于三个代表提出之前早在16年的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把他拿出来往三个代表身上靠,他太有才了。
当时的记者绞尽脑汁把这位典型做成三个代表的宣传对象,大家想这样的宣传公信力在哪里,16年前他就知道三个代表?
难道7600万共产党员三个代表的思想要用一个死去的人来阐释吗?
当时我在审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不是记住他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实践者,而是他是一位离我们远去的植树造林模范。
这一点我感触很深,但是公信力不行,艺术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公信力表现在这么一个方面,现在的情况差强人意,老百姓也不信了,一方面也费力不讨好,既没有达到听众、观众的要求,也没有达到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认同,传播者和受众者都不满意,我相信官员就更不满意了。
我们记得有一次中宣部推出一个劳模,组织中央的主流媒体打战役,各媒体都选择精兵猛将,集中采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位记者也跟着这支庞大的正规军走了一圈,之后,正义的良知促使这位记者提交了一篇内参,告诉有关部门此君有可能不是典型,有可能是腐败。
就在全国准备大肆宣传的时候,挽救了一次媒体的公信力。
每次的正面选题报道比舆论监督报道花钱多得多,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的记者去做舆论监督,自己打车,自己穿上胶鞋去农村,但是做一个正面的选题,天上掉了一个林妹妹,地方政府的接待海了去了,甚至这个正面选题都是正点播出,正时段播出,还有收入。
记者去采访回来的时候还给一点土特产。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成本有多大,那效果肯定是花钱买罪受,所以这两方面是公信力奇差的最主要典型。
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感觉典型宣传对公信力是致命的杀手,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高度重视的东西,怎么去做好呢?
课本上讲了很多,我结合我这几年做策划,尤其是做正面选题报道,都把我做得快吐了。
我记得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为党的十六大提前进行理论铺垫,这个讲话将是党的十六大的中心思想,所以接到通知,从7月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党80周年讲话时候,焦点访谈要做24期讲话的节目稿,平均一天一期,所以我那时候在新闻调查做策划,我做得挺得意的,但是这意外的事件就把我调到了焦点访谈了,因为焦点访谈的那班同志都是散兵,做正面的报道很棘手。
所以就先选题,再让记者去拍,做到了最后连托都找不着了。
所以像这样没有公信力的东西,使焦点访谈每天16%的收视率,直接跌倒了7%、8%。
我相信观众对这样的宣传很反感。
官员来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精神最广泛得到传达,可那只有7%的收视率,跟平时报道一个贪官20%的收视率,肯定是你不尽心了。
所以公信力就成为我们的致命弱点,怎么做好?
结合我的痛苦经历,也观摩了很多正面典型的片子,也做过一些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评选,有三个方面可以跟大家一起沟通。
第一个,做好典型宣传报道首先要摆正发言人和代言人的关系。
发言人就是要主动发声的,是抢话语权的一种行为,代言人是辩解的行为,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因为代言总不如发言那么痛苦。
但是反过头来讲,典型人物一定是社会的优秀成员,党的优秀分子,典型事件也一定是社会的正面浓缩,也一定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所以典型人物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就带有人民群众的普遍观点和社会的普遍特点。
这两个方面是构成典型人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之所以说代言人和发言人,其实说的是我们的两种责任,是我们新闻媒体的两种特性,发言人和代言人的媒体特性,跟先进人物的社会属性和普遍观点其实是吻合的,但是宣传的效果却很差。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没有摆正发言人和代言人。
这种东西大家自然会想到,我们发言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代言的东西太少。
2002年的时候,广电总局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征文比赛,新闻中心就找托来参加,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获得了二等奖,别人获一等奖的文章没反应,我这文章遭到一个老同志的批驳。
我说人民性和党性可以统一起来,这老同志不干了,说这思想有点反动,党性一定要高于人民性,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高度集中,最精华的部分,两者不能划等号。
台里很重视,让我写个总结,后来我说我也没有划等号,我说的是二者辩证统一啊,但这种思想就是反映了我们凸显了发言人的地位而忽略了代言人的地位。
就像党员一样,不能混同于一般的人民群众。
同样党性就是党性,但是同志们,最简单的理论基础我们都知道,党性、人民性说白了,就是马克思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来自于普遍性,普遍性是特殊性的基础,同样,党性来自于人民性,人民是党性的基础,这没有错。
所以一个典型人物抓住这两条,就是他的特点,典型人物典型在哪里,一定是不能混同于人民群众,这就是他的典型性。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他一定来自于人民群众。
我们之前有一个不正常的倾向,就是所谓的假大空、拔高,都是凸显了它的特殊性,而没有注重它的普遍性,我们做的同时也一直在强化自己的发言,要把这个人物推出去,并没有想到,要推这个人物,要起码实现我自己什么样的人生追求,然后再谈论是否能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标杆,什么样的力量。
很显然,发言就是要体现典型人物的言行,就不能拔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人物,我们以前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后来遭到了同行的批驳之后,后来又走了一种极端,就是代言过度,混同于太普通的人了,反而在思想上的闪光点没有显现出来。
每一个同志拿到一个典型人物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避讳的是不要把他拔高,一定要弄真实,但是出来的更不真实,我特别佩服西方的媒体能把假的做成真的,而咱们却能把真的做成假的。
这里面是有玄机的。
举个例子,为什么感动中国里面的那些小人物并不很伟大,但是会触动心灵最柔软的部分,为什么?
我就认为,对于典型人物来讲,在他身上体现了人民性,同时又体现出他有别于这个时代,同时也绝对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想想,感动中国到今年已经举办了6年了,6年来我们能记住的人不亚于电视剧中的人物,像为母捐肾田治国,还有像日本的律师为中国慰安妇打官司,那个人我们叫不上名字,但是知道在一衣带水的国度还有一盏良知的灯在那儿亮着。
像田治国,母亲在病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肾捐出来,无论他有多大的错误,人性的光芒永远可以胜过一切。
所以我们在给感动中国写词的时候也好,策划的时候也好,我们的记者编导去采访的时候也好,都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去对待,而是作为那一刹那中国人精神的层面来进行刻画。
同样,也绝对不能把他做成太普通的人,因为人性在那一刹那在他身上焕发出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光辉。
所以大家再看的时候,感动中国的代言和发言做到一定的统一,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努力在这方面寻找一种平衡,所以这种发言和代言很难,字面的理解很容易,但是一个发言和一个代言,尽管都是动宾词组,但是意义不同,发言绝对是主动式,代言一定是被动式,所以这个时候代言远远难于发言。
那怎么能够把握这里面的玄机,我们发现在做一个正面选题报道的时候,有四个的观点,一个就是中央精神,这是跑不掉的,任何一个典型给我们的时候,你必须想到这个,如果想不到这个你失去了方向。
第二政府力量,谁交给我们做这个,它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弄不清楚这一点,也等于缘木求鱼。
还有一种就是百姓,我们常常忽略了百姓,不知道百姓在这个事件中起什么作用,他们想表达什么,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点。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媒体的力量,记得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了观众,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连传播者都无法受感动,这个节目肯定不好看,但是感动了自己未必就一定会感动观众,这里媒体的立场就显得格外地重要,那么媒体的立场是什么?
还是要回到新闻概念原始意义上来说,媒体的责任就是在社会船头眺望的前行者,做不到这点,你就没有能力看到脚下和前方随时出现的暗礁,自然也实现不了导航者的作用,所以媒体的立场很重要。
这四者怎么体现呢?
大家都知道王志,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他很有个性,做了很多的报道,做了东方之子的报道,这个报道开始于非典的时候,王志采访王岐山那一期,这一期节目很完美把这四种观点结合起来。
非典是我孙金岭这辈子见到的最恐怖,最重大突发事件。
那时候的北京刹那间空旷无人,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中,每天睡觉的时候,摸着自己的头颅37.5,啊,我完了。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我还活着。
在北京人民医院我们久久不能忘却无数的千纸鹤在树上,这些千纸鹤更多的是磨难的象征。
这样一种恐怖正因为有了那一次,所以去年的汶川大地震,我去了我的心态都没有那么恐怖了。
大是大非面前,什么人最恐惧、最担心、最害怕,绝对不是官员,一定是生活最底层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处于一种盲目的恐惧感,对自己生命本能的保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志和王岐山的对话就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
当年在北京,由于信息不流通,所谓大道不通,小道必畅。
当时老百姓都在传北京有6000个非典病人。
天啊,6000个非典病人,那以后还有多少呢?
所以老百姓恐惧得一塌糊涂,官方的数字是三千多人,老百姓根本就不信,因为你之前信息不对称。
在这期节目大家都有感觉,最精彩的就是王志问的为什么,说实话在中国的官员里像王岐山那样好口才真不多,面不改色心不跳,首先王志问,非典来了我们有没有信心?
王岐山熟练的把中央精神倒背如流,王志问我们有什么措施吗?
王岐山又把政府的措施倒背如流。
这个老百姓也不信,剩下两个问题,百姓和媒体的立场怎么决定。
说实在的,王志虽然嘴唇厚,但是脑子的思想也很厚,当时他就让他们栏目组的弟兄,主动跑到大街上,逮人问,你们现在最想要知道什么?
不带话筒,因为北京的老百姓一看话筒,冠冕堂皇的话最会说了。
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六千人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要在小汤山建六千个床位吗?
如果是真的,那跟官方的三千人的数字是矛盾的,有矛盾老百姓会放大一百倍。
但是那个时候王岐山掌握的真实数据真的是三千多,但是老百姓不信,因为之前一直隐瞒了这么多的消息,所以老百姓就是不信了。
所以王志通过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街头问到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手机这么畅通,2003年发短信还没有成风气,但是那时候的段子已经有风气了,通过段子大家了解了恐惧在哪里。
在短信中表现了两个问题,一、他们恐惧的是什么?
二、什么时候能彻底找到传染源?
在这之前媒体没有办法找到,连政府都避而不谈。
大家都很恐惧,什么时候传到我头上啊,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让老百姓相信官员说的话是真的,其他的谎言就自然而然会消失,但是怎么让官员摆脱中国传统的官腔,说一句人话,这确实是很难。
这里面表现了媒体的力量,在这场生死大搏斗面前,我们的记者都冲到病房不要命去拍,要为这个社会传达坚强的力量,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所能,这是我们的立场,同时也要准确的、正确的、及时的把信息传达给百姓,让百姓有知情权。
很多记者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王志做到了,就是抓住了小汤山的六千个床位,究竟是为已有病人打造的,还是为未来的病人准备的?
王志无数次地问究竟传染了多少,回答是三千多。
王志就绕过来问,既然是预知的病人,那预判的根据在哪里?
王岐山又绕来绕去。
但是王志不放弃,当时这个画面掐掉了,他掏出手机说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你收到了吗?
王岐山动都不动说,你给我念一下。
王志就不紧不慢地念了,王志念完了之后说,我面对这个短信的时候,无言以答,不知道你作为北京市的市长,也无动于衷吗?
王岐山傻眼了,心里想,这哪里是采访啊,这完全是问责。
所以王岐山一下子就上钩了,开始为自己辩白。
他说是有微小的差距,但是这六千的病床是所有的专家预测的,顶多就是六千个。
由于前面有回合,所以这期节目到这的时候自然水到渠成。
那老百姓就松了一口气,准备了六千个人床位的意思就是顶多有六千个人传染,北京一千六百万的人口,顶多只有六千人被传染,那比中大奖还难。
这基本上跟我没什么关系。
在那样艰难的时候,没有给人彻底的信心,但是也没有消除人的信心。
所以这期节目之后,王志一炮走红,王志也由二流主持人上升到一流主持人。
刚才的事例我们感觉到,王志采访王岐山是正面典型报道中比较成功的例子,王志巧妙地把典型二字突出来,把典型先当典型,所以王岐山在那个场合就是个典型,这个典型必然决定了他作为抗击非典的标志性人物典型地树立在那里。
其次,再通过我们的采访,展示他人格的魅力,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中国的官员在面对灾难的勇气和铿锵。
所以在采访的时候,王志尽可能让王岐山的性格得到凸显,包括王岐山的手势都不剪切。
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但是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这次成功之后,我也跟王志交流过,王志在做面对面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采访那些贪官。
所以很多人找我,想在中央电视台露露脸,能不能上东方之子啊,我说行啊,上面对面吧,他们立马又不吭声了,因为王志会让鬼现出原形。
在今天的环境中,媒体的立场成了我们追求的东西,有一期王志采访藏族的女邮递员,柴丹卓玛,送一次信来回七天,其中要翻一次大山,要坐索道,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人,王志接到中宣部的采访,其中有一些画面我就提出尖锐的批评。
我说媒体的立场太突出了,其中有一个画面,采访这个女邮递员,我们都知道,她讲的是藏语,要用汉语接受你的采访,一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在转换的过程中信息一定有所变异。
其中有一个细节,王志说,通过短片看到你坐跨江的滑杆,很危险啊。
对方说:
“是的,是的”。
也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有,反正汉语说出来是“是的。
”王志问,“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万一人掉下去呢?
”因为每个观众看了那期节目都必然会觉得很惊险和震撼。
这个女邮递员可能也有准备了,说人出事也不怕,邮包不会出事。
王志似乎觉得找到了突破口,人都掉下去了,难道邮包不会掉吗?
这个藏族女青年再也不能回答了,更可怕的是这个编导保留了这个女青年憨厚的、尴尬的画面,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兴师动众,我们夸大了自己的立场,其实我们在面对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要以弱势的眼光去看他们,才能找到心灵的平衡。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做好典型报道要摆正宣传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新闻的真实是第一位的,倾向性是主观的东西,必然从属于真实性,至于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倾向性,相信在诸多的教科书和专业书里,都已经做过了明确、清晰的论述,在这儿就不重复了。
需要强化的是,倾向性跟真实性的关系也好理解,但是我们在这里有认识盲区。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新闻报道都是真实的,是不应该带有倾向性,其实是错的。
新闻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新闻视角一定是有阶级性的。
自然我们做典型宣传一定会有阶级性,一定会有倾向性,否则它就不会成为我们笔下镜头里的典型人物,这个典型人物一定是倾诉着我们情感,所以倾向性不必避讳,关键是怎么把这个倾向性和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里面有两个概念需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倾向性是需要标准的,标准是什么?
有两个,一个就是作为典型的宣传价值。
我们做一个典型,应该首先确立,典型的宣传价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标准,这种典型的标准价值,其实决定的是这个新闻事实值不值得报道。
有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这个人做不做,更多的事情是一种指令性的工作,那么这时候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新闻事实值不值得报道,第二个标准就是典型的宣传政策,所谓的典型的宣传政策,其实决定了典型事例原形,允不允许报道,也就是说前一个事情是要告诉人们干什么,第二个事情需要挖掘这个典型给人们什么样的启发,它的社会价值在哪里,所以决定典型的宣传政策的时候,需要把握哪些东西,需要报道什么,不需要报道什么。
感动中国有一期节目,有一个叫陈真的同志,是金训华的战友,义务为金训华守墓20年,他还只是金训华隔壁连队的战友。
按宣传的政策来讲,这个人物不是当事人,你让他讲当年金训华的事迹显然是远离于新闻内核的。
但是这个人物最终推出了,我们把握了两条,一:
典型的宣传价值,这个典型的宣传价值在于在这二十多年来,真的是在为金讯华扫墓,这个事实是值得报道的。
同样,第二个标准,典型的宣传政策,这个事例原形允不允许报道?
当这个社会充满了尔虞我诈,不讲信誉。
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一方面骂这个社会虚伪,不讲信誉,我们每个人也不自觉地虚伪和不讲信誉。
但是这个人起码在24年来,起码用人性的善良和忠诚来表达自己,这样的政策会有问题吗?
所以这位人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我们可以淡化金训华生活的那一部分,把重点放在,即使是这样一个人都能够坚守,人间的友爱岂不更让人赞叹吗?
所以你的倾向性也很明显,同时也不违背事实的真实性。
所以这个人物到今天还是有他的价值。
起码在那一年,人们为一个在北大荒荒芜的草地上,还有一个人坚守人性的承诺,在那个冬天,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倾向性是以真实性为前提,绝对不可逾越真实性为前提,一旦逾越了,对我们的媒体公信力,过犹不及。
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是真正的公正、公开、公平的,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强烈的倾向性去努力地追求公正、公平、公开。
所以倾向性应该是一个媒体的态度,其实这种态度说白了就是媒体的一种责任。
在这种责任,在这种典型人物身上,是可以通过典型人物的鲜活的语言来展示,而不必自己赤裸裸的跳出来展示,所以陈真这个人物出来的时候,让他的战友说他的坚守,让他的亲人说他的坚守,让墓地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他坚守,然后再直抵他的心脏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就达到了一种平衡,这个平衡分成了几个散点来完成,而不是一条线。
一定记住,当我们在进行典型宣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它是有几个不同的新闻点,不同的新闻点是有不同的核心人物的,只要我们所有的采访点都围绕着这个人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逻辑上的树立,才能真正地实现形散而神不散。
倾向性是让很多人反感甚至是厌恶的罪魁祸首,它的关键就是缺乏平视的理念,这种平视指的是目光和态度,而这样的目光和态度其实是内心的反应。
对于一个记者来讲,这种平视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平等。
它是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内心是否有一种平等的意识,决定了你的职业特点和职业行为是否也在平衡,我们常常把典型人物在没有采访之前就把他当成了典型人物,这不是一种平等,所以讲到平等、平视,我更愿意把他归结为一个团队的平等理念。
我是1997年才从山西一家小报社,从来都没有摸过电视,也不知道如何剪片,就冒然去了新闻调查应聘,当时的总策划是钱刚老师,他当时的理念就是这些电视人已经很优秀了,但是正因为他优秀,常常会用电视画面去构思自己的作品,那时候的新闻调查是美女如云,英雄如虎。
凤凰卫视的刘春,还有我台的张继红,包括现在的张洁、塞纳,这些人在中国电视界有点名气的人都云集在一起。
这么多年我感觉这个团队让我很舒服的就是平等,这种平等也让每一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平等相待,平等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尊重,尊重才会形成交流。
在交流中才能达到心灵的相通,采访到了这个境界,就很自然地水到渠成。
我这样的一个人,连电视都没摸过,能在这个团队里走到今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等。
今天我作为制片人,我常常对我的手下、弟兄们讲,我说当我们出现矛盾的时候,甚至拍桌子的时候,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孙金岭 典型 报道 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