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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并鼓励自由竞争,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
主张实行私有化,要求放松管制、削减赋税,鼓励个人积聚财富;
要求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
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发挥股票和证券市场对经济的杠杆作用。
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又称欧洲大陆模式,或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它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富典型,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欧国家。
二战以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在重建国家政权、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及本地区的情况,总结和吸取过去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它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依次经历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几个发展阶段,但其基本特征并没有变。
概括地说,它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契约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择业自由等因素,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先进成分。
这种模式既注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特点,同时又注重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断调整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三、转型国家发展模式
苏东剧变后,前苏东十几个国家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与西方特别是西欧趋同的经济制度。
历经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替换与体制转型之后,经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总体上都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近期以来,转型国家发展模式越来越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
主要表现为:
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不赞成由市场决定一切,强调国家的干预职能不能弱化;
重视塑造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原则的劳动市场体制;
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覆盖绝大多数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建设,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在公正与效率关系上,重视社会公正,努力缩小社会两极分化。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
一是东欧及独联体许多国家与西欧毗邻,与西欧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大。
二是历史文化传统大体相近,在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上对西欧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三是东欧、波罗的海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战略需要。
四是前苏东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在价值取向上更加认同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
四、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象。
1993年10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东亚模式”的概念。
实际上,东亚模式不是一个严格和准确的概念,而是便于人们与通常所说的拉美模式、欧美模式相区别,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在促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的共同做法或经验的统称。
它强调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但不否认东亚国家或地区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个性。
五、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指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
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会后,经济学家约翰·
威廉姆森在总结与会代表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振兴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举措,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随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成为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主流指导思想,形成名噪一时的“拉美模式”。
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主要
发展模式的变革与调整
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国外主要发展模式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与变革,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变革与调整的主要内容
第一,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迫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注重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外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造成的。
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国家广为推崇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金融危机面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这表明盛行世界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到重大挫折。
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过程,而且随着政党轮替,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始终在交替进行。
这次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国有化,体现了长久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斗。
现在美英等国政府,无论是偏好经济自由主义的右翼执政党,还是更青睐政府干预的左翼执政党,都奉行务实主义哲学。
未来,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
事实上,每当市场进入繁荣期,自由主义便会抬头,右翼政党得势,政府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
但是,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等到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危机,构成制度风险;
这时政府便会由幕后跳到前台、实行干预;
左翼政党就会上台,社会民主主义又会复活,直到这一轮危机暂时平息。
第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坚守自由、效率、公平等基本原则的同时,更加强调政府干预。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明显处于弱势。
但金融危机帮助它改变了处境。
尽管金融危机使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增强了“信心”,并且在当今政治思潮暂时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但这一模式的某些弊端并未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自动消失.比如体制僵化、制度创新不足的问题,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财政困难加剧问题,国际竞争力弱化问题等等。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重塑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趋向。
一方面,它将会更加高扬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坚持其基本价值取向,向国际社会张扬其公正、互助的“魅力”。
当前,欧洲政坛的主要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等都对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甚至要使该模式成为世界发展模式的样板。
另一方面,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会对其传统弊端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其经济体制僵化、劳动力市场活力不足、社会保障体制人不敷出等问题,学习和借鉴英美模式、东亚模式的优点,注重加强与其他发展模式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转型国家在总体仿效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过程中,更加注重根据本国国情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
金融危机表明,脱离自身条件,不切实际地向欧盟标准看齐,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奉为“圭臬”,在前苏东国家行不通。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东欧部分国家深受过度依赖西欧国家以及过分追求套用欧洲大陆模式的诸多标准之苦。
波兰、匈牙利等国就为此受到很大冲击,金融危机促使这些国家进行反思。
东欧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力图实现欧洲大陆模式的本土化改造,既把建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视为前进方向,又注重培育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许多独联体国家意识到只能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作为探索自身未来发展模式的参照系数,在大体的框架和总体思路上对之借鉴,并不能机械地模仿和照搬。
一种发展模式的培育和塑造,需要较长时间的锻造和实践检验。
总体上说,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尽管大方向上是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靠拢,但当前大都处在过渡阶段,要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和定型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较长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东亚模式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新课题,一些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
东亚模式曾有过较长时期的辉煌,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调整虽有所改观,但本次金融危机再次显现出该模式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
比如,进行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强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区域外的市场依赖;
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扩大政府对银行保证金的覆盖面,增加外汇储备,实行金融资源的多元化配置;
加快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
适度进行政体改革,顺应本国中产阶级等群体的民主诉求,增加决策透明度,减少体制性腐败;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遏制社会分化趋势,维护社会稳定。
综观东亚模式的未来走势,它不可能完全照搬哪一种发展模式,仍会以自身的传统发展模式为蓝本,保持自身模式的基本特点,同时会借鉴其他模式的优点对传统模式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
第五,拉美国家强调吸取新自由主义的沉痛教训,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新世纪以来,拉美大多数国家就在总结世纪之交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再次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判断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调整思路。
一是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力量,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彻底清算,谋求建立新型的经济体制,甚至走所谓拉美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主要举措就是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领导与管理,把一些重要的资源部门和重要行业收归国有,加强对市场自由化的约束,增强民众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二是以巴西、智利、秘鲁等为代表的国家,主张对拉美传统模式以及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和纠正,以拉美的民众主义思想为基础,注重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理念,更多地吸收欧洲大陆发展模式的优点,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
三是以哥伦比亚、墨西哥为代表的少数国家,他们基本上肯定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主张按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传统模式进行改造,加强拉美与北美的关系。
今后拉美国家仍会走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拉美左翼是部分国家的一种选择,但其能够维系多久,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鉴于拉美多次发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教训,新自由主义思潮难以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主流指导思想,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仍有一定市场,只是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照搬。
综合分析,巴西、智利、秘鲁等所倡导的发展模式将会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选择。
的基本走向
当前,国外一些执政党仍在不断地对其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革新,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
一方面,国外上存在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没有哪种发展模式是对国外所有国家共同适用的,不存在一个需要各国照搬仿效的样板。
哪一种发展模式对其适用,只能由本国国情决定,由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去检验。
另一方面,发展模式的更新换代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一种发展模式的优劣,只有在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比较中才能显现,在本国经济社会运行的最终成果中得到体现。
世界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而及时地进行调整和创新,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当今世界有不少发展模式都是在经过重大改革调整后而重现生机活力的。
对发展模式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掌握改革的时机和注意改革的分寸,讲究改革的方式方法,使改革稳妥推进。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软硬实力的全面展示。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综合国力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化,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竞争和博弈则是其重要方面。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探索出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其经济必然得到发展,社会就会获得相应进步,国力也将得到增强,群众自然也就拥护这一发展模式和道路,、本国发展模式的内外影响就会扩大,并最终使得本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发展模式也就成为展示其良好国际形象、彰显国际实力的最好招牌。
反之,选择错误的发展模式则使其在国际竞争中落伍,处于被动地位,并有损自身的内外形象,最终成为一国或一地区发展前行的枷锁。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培育非常重要,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决定一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
当代资本主义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面临两难抉择:
要挽救必然灭亡的命运,就要放弃早期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采用凯恩斯主义或推行罗斯福新政的做法,而这样做又带来“滞胀”危机;
出现“滞胀”危机,就要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复归,可是复归的结果就是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膨胀的恶果。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差异很大,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
罗斯福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元素,但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和转换,它们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值得重视的是,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暴露出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许多弱点,但英美模式中固有的科技和制度创新、灵活应变能力和实用主义精神依然存在;
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次危机过后,两种发展模式经过“修复”将会有新的发展。
第四,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调整中日益趋同。
发达国家执政党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尽可能避免走过去“左”、“右”两个极端,以满足选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左”、“右”翼政党彼此借鉴,政策主张“趋同”。
当前,二者只在社会改革程度和代表社会阶层方面有所差别,而在根本政治问题和对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一致。
与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相比,欧洲右翼传统政党,如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德国的基民盟、英国的保守党,比美国的民主党甚至还要“左”一些,这些现象在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干预、宗教政策等方面均有充分体现。
以法国为例,萨科齐上台后在政治上招揽社会党人人阁;
在经济政策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鼓励市场竞争;
在外交上,与美国靠近,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倚重美国来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
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萨科齐又主张国家干预,甚至想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其举措实际上体现了法国传统的波拿巴主义,即在社会危机来临时,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希望成为全体民众的代表。
事实上,欧美国家历来就有让“左…‘右”两派轮流当政的现象,通常是经济不景气时选右派当政来发展经济,经济景气的时候选左派当政来扩张福利,当然,也曾出现过“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法国)。
第五,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越来越小。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性。
例如,东亚模式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贸易。
因此,这一时期东亚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
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东亚模式的做法是积极发挥政府的“管理者”职能,在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时发挥主导作用。
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高筑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新生的工业。
因此,这一时期拉美的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点。
此外,拉美国家还不断强化政府干预,限制市场机制发挥其作用。
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拉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两个极为显著的变化:
一是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二是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这使得拉美的发展模式越来越趋同东亚模式。
当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都积极主动地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都开始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是普遍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是充分肯定外向发展的优越性;
四是高度重视金融创新;
五是重视可持续发展;
六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第六,当今国外进入多元模式竞争的时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
西方国家的模式特别是英美模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
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模式的弊端,更加重视借鉴中国等国家的发展道路,更加重视探索符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不同发展模式和社会理念的竞争较量将更加激烈。
这次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世人:
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发展模式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不仅是发展模式的竞争,而且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
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执政党,不论主观上是否愿意是否承认,都无法回避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竞争,都在千方百计寻找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
这种格局在将来会表现得更加激烈。
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把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可以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跨越式、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从整体上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调整和创新。
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会只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
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根本目的是要立足现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应该尊重国外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和借鉴发展经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
第三,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都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这次金融危机警示中国,无论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消极影响,还是保持长期的发展,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
第四,必须坚持提高效率和注重公平的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社会公平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必须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财富分配不公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基础上,使大多数人都能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第五,必须坚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
中国必须花大力气研究和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加强对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防止一些国家利用金融规则和工具优势操纵金融市场、攫取利益、转嫁风险,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社会安全问题。
还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第六,必须坚持积极稳步的改革路径,保持社会稳定向前发展。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与一些国家“暴风骤雨式”的改革不同,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
中国从实际出发,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
这种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改革的风险也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
中国仍继续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课题组组长:
高永中
副组长:
岳素花、赵湘江成员:
韩久根、龚加成、王殿强、孙炳辉)
(责任编辑:
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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