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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文英杨欣主编.《新编应用文写作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后
记
二、课时教学内容第页
教学内容
备注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选自陈平原《胡适小传》: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
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
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
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岁。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
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
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
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
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
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
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
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
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
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
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
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
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
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
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
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
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20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
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
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选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胡适的白话诗: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鼓吹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
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
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
1916金年8月23日胡适写了首诗叫《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讲平仄,讲对偶,行文自由,意象清新,诗意浅露,格调不算高雅,但在当时封建禁锢几千年余威未尽的情况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大胆创新。
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
胡适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他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见《胡适文存》第一卷)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胡适还写过政治白话诗。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
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
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
“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
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
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动,饶有风趣。
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看来胡适也不无幽默。
“却寻残梦独多时”,胡適的《每天一首诗》
胡適在1934年4月20日,写道:
“从今天起,每天写一首我能背诵的好诗,不论长短,不分时代先后,不问体裁。
一年之后,这些诗可以印成一本诗选,叫做《每天一首诗》。
”一个月后,又说:
“后来我决计专钞绝句了。
”
胡適之所以对绝句情有独钟,这可能因为它少则二十个字,最多也只有二十八个字,一以当十,以少胜多,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短小最洗炼的品种。
他打算一天选一首,一年总共选出365首绝句,可五年以后,只选了一百多首。
胡適作为一代名人,身后的是是非非一直众说纷纭。
他一生的杰出业绩,没办法用几句话加以评说。
“五四”时期,他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文学”,进而成为一个“运动”,无疑是他学术生涯中,堪称辉煌的一大贡献。
对涵盖在“白话文学”中的“白话诗”,胡適提出了三“白”标准,即说白,清白,明白。
所谓“说白”,就是要像平常说话那样直接,通俗。
“清白”,就是清爽自然,不必去雕琢粉饰。
“明白”,则不能深奥难懂。
他的《每天一首诗》,正是他从古代诗歌遗产中,遴选出来的,可为三“白”提供生动实例的优秀作品。
胡適选中的第一首诗,为唐代诗人王梵志的《梵志翻着袜》: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二十个字,如同自言自语,活活勾画出一个不修边幅,自得其乐的散淡者形象。
我反穿着袜子,人们都说我错了。
但是,宁可让你们觉得不顺眼,也不可委屈了我的脚。
幽默嘲讽尽在其中。
稍加玩味,就会渐渐感悟到,这哪里是在说袜子,其实说的是一个人的处事方式,或者用文化点的词语表述,说的乃是一种人生哲学。
就像经常听到的那句老话:
我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或者转换成一个成语:
我行我素。
胡適很欣赏这个王梵志。
在他那本《白话文学史》里,就论及到此人:
“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戏的路出来的,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
”又进一步评价说:
“凡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只要有内容,只要有意境与见解,自然会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诗的。
打油诗容易流于肤浅,但也能够做到深刻耐读。
在“肤浅”与“深刻”的对立中,就包涵着丰富的哲理。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著全无是处。
(著通:
着)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辛弃疾《西江月·
遣兴》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
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记得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
“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
”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
“没有的。
”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
“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
“不一定吧!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
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胡教授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十五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
“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
“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
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
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恰当地反映,所谓研究,就是细心琢磨问题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白话文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
经胡先生这一精辟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连笔者在内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胡适学识渊博,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不枝不蔓,恰到好处。
在某大学演讲时,多次引孔子、孟子、孙中山语,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机智而戏谑地写道,“胡说”,引得哄堂大笑。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寓庄于谐,妙哉妙哉。
胡适信奉的格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这决定了他既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无懈可击,又潇洒儒雅,从容优游,深入浅出,应付裕如。
他在1949年7月10日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使用会议”的演讲,曾被一位美国学者称赞为具有“丘吉尔作风”。
他语言浅显易懂,振聋发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做狮子吼:
“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
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那篇1960年6月18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的《防身的三味药》──以一位长辈的殷殷之心,在同学们即将毕业之际,热诚真挚、推心置腹地勉励大家怎样走向社会,提出“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当作“防身药方”。
将读书、做学问、树立起追求理想的信心和勇气,出神入化、行云流水似的宣示出来,且跌宕得方、起伏有致、张弛有度、文白相间、警语迭出,如“努力不会白费”,“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自己的担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等。
胡适主张,“文学有三个条件:
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什么是文学──致钱玄同》),“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胡先生无论写作,无论演讲,通过严肃而认真的实践,算是比较完美地做到了。
胡适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照说智慧一流,可是他初到美国留学时,却被三十多个苹果难倒,因而改行。
胡适一生以文学、哲学闻名于世,怎么和苹果问题扯上了关系呢?
原来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最先是进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的农学系。
胡适在康乃尔农学院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下玉米田。
胡适对这些还都有兴趣,也可应付,可是到了苹果分类时,胡适却十分头大。
三十多种苹果,对美国农家出身的学生来说,二三十分钟就可分门别类,弄得一清二楚;
胡适花上两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20种,真正十分头大。
胡适是在宣统二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因胡适家道中落,美国的农学院可以免学费,故学农以节省学费接济家庭,既被苹果难倒,自知不是学农的料子,便转学历史、文学,后日方得成名,正应了那句话: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袁同礼考证过胡适的学位,胡适共得博士学位32个,但胡适自称他有35个。
二、文本详析
大学生乃至大学毕业生,虽然都已经是成人了,但因阅历、经验的不成熟,总还脱不了接受教训、劝谕的角色。
自有大学以来,此种教训、劝谕,可谓多矣!
但收效却很难一概而论。
因为多的是以大人物的身份、用大口气、讲大道理,对则对矣,好则好矣,而往往难于避免空洞、教条,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诚感人者实不经见。
本文是个例外。
胡适于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30年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后来又任校长),有长期在大学任教的经验。
他了解现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
并且,以他平和而谨严的性格,他对学生既不会疾言愠色,亦不会放任不问。
他的所长恰恰是作谆谆之教,循循善诱,以理悦人,以理服人。
最重要的,是他抱有拳拳之心,真个为国家、民族、下一代人、学校、学术、科学、文化着想,而不含私欲,其情也真,其言也信,故而有效。
可以想象,在一个新的学年的末梢,学生毕业礼前夕,作为也曾是“新青年”的胡适,忙过一整天,晚间才为第二天的演讲准备讲稿,可谓一灯如豆,百感交集。
这位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贡献了心血的著名教员,想到这一两个星期里,不仅北大,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年级,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想到自己少年离家,求学于美国,多年来,亲历目睹,对万千学生的这一关坎,可说颇具感慨。
学生的生活是被特殊优待的生活,在学校时,他们可以幼稚一点,也不妨吵吵闹闹,社会即便不能纵容,也还能够容忍,不必严格地要他们为其行为负责。
现在国家百事蜩螗,又一批有知识却不无幼稚的青年学子要走上社会,去用自己的肩膀来挑起委实不轻的担子了。
历年来,既有学生从此走上康庄大道,或艰苦奋斗而志不坠,也有颇具前途的根苗却从兹步入茫茫人海,淹没于芸芸人群,事无所成,亦验证其学无所成。
良可叹息!
于是作者在衷心祝愿新一届毕业生成功的同时,也不由不依据自己的经验,为他们写下几句,既是临别的赠言,又是对着全国的学子发言,于是有此文章。
我们看到,这可不是一般的赠言,不是含混的祝福,不是空泛的嘱咐,作者自负得很──“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岂可等闲待之!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大学常有,而好校长不常有。
北京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与它曾经拥有不止一任的伟大校长密切相关──除了蔡元培,更广为人知的就是胡适。
这(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是他在1932年6月为即将走上社会的毕业生所开的“防身的药方”。
别人对之未必个个承情领受,但在胡适,这却是他至老不变的信念。
两年之后他另写同名的文章,又重复了前文的内容。
到了28年后的1960年6月,他在台南成功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推销的仍是这“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并为这三味胡家铺子的陈药正式定名为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
他曾明确表示,希望大学毕业生能不忘记他们“曾经念过大学这回事”,而“一直保留一点儿与众不同的标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活叶文库》第1辑)
【层次结构分析】
本文是为大学毕业生所作的临别赠言,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1自然段):
表达赠言之意,说明写作缘由。
第二部分(2至4自然段):
写大学生毕业后容易遇到两方面的堕落。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第三部分(5至15自然段):
介绍三种防身的药方。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第三个方子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文章首先指出,毕业生们,无论走哪条就业之路,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
是的,“堕落”,作者说得很重。
危言耸听?
不是的。
在作者看来,学生离开学校,设若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或者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成为庸人、顺民,就是堕落!
这标准悬得不低,千百万匹夫匹妇,都是如此过活,为什么独独要求大学生不可以?
因为在作者眼中,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国家的中坚,民族的希望,文化的承传者,对己身的要求必须有所不同。
这一段可称当头棒喝,不由人不对下面所谈之“救命的药方”心存期冀。
为防御毕业后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被抛弃这“两方面的堕落”,胡适开出了“三种防身的药方”或称“防身的锦囊”。
而两年后,又到了学生毕业时,又要给学生赠言,作者“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
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直到1960年,他在台湾成功大学送给毕业生的,仍然是这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但把它概括为更加形象难忘的“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
可见此“方”不是即兴得来,偶发一噱。
而是这位“医家”念兹在兹,经多年反复“提纯”、“精选”而成;
不必屡试不爽,也当得起“验方”了。
这方子分别是:
其一,“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一首诗里写道: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
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
人力胜天工,只有每事问。
”可见这“问题丹”获得众医家一致认可。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
近代美国科学哲学家K.P.波普尔说:
“科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始于问题。
”爱因斯坦说:
“发现问题和系统阐述问题可能比得到解答更为重要。
”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一书中说:
科学始于问题。
胡适倒不以科学研究上的成功立论,他的着眼点在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故用“恋爱一个女子”作比,又强调:
“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极言其重要。
其二,“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在工作就业不如意(不是薪酬不如意,负担重不如意,而是今天所谓“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要保持求知(也是求智)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只有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即是说,应以高尚的、健康的业余爱好,正确地利用闲暇时间。
而这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
“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
其三,“总得有一点信心”。
这也是作者重点论述的一项。
在世事不如意之际,“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胡适先论“因果的铁律”以作鼓舞:
“我们要深信:
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又改造佛典里的一句话以成激励:
“功不唐捐!
”再细述科学家巴斯德的事迹,强调应该对学问、学术,抱“有绝大的信心”。
不难看出,这位启蒙先驱是借此阐发他的一以贯之的理想。
他对学生的企盼,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一生对各种学问都有浓厚的兴趣,孜孜以求,多谈问题,晚年致力于“业余”研究《水经注》──以致有人惋惜他为此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岂不知那正是他在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对政治也逐渐丧失信心的情况下,追求其精神生活的一种表征──都是明证。
应当说,每个人卒业后的境遇和机缘各有不同,不见得都能完满实现上述三个理想。
但预先服下这三味药,打了这类预防针,时时心存此念,自会终身受益。
本文虽不是演讲的实录,而是一篇拟写的演讲稿,但其口吻,其结构方式,其遣词造句,都是瞄准演说词而为。
知情者言,胡适在美国上学时曾专门练过演讲,早在学生时代,他的演说已经十分出名。
胡适的演讲水平十分了得,一派国士风度,带点南方口音的官话(近似普通话),缓疾相间,轻重有序,尤其是结末的几句,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之声。
尤其令人不能忘怀的是那篇1960年6月18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的《防身的三味药》──以一位长辈的殷殷告诫,满怀热诚真挚、推心置腹地勉励学子,演讲词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语言生动,出神入化,似行云流水,又跌宕起伏、张弛有度、文白相间、警语迭出。
从本文亦可略窥一二。
作者以师长、名家身份,面对自己教过的学子,却毫无盛气凌人之气,而是口气平和,字里行间蕴藏着诚恳与真情,谆谆嘱咐,娓娓而谈,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使人感动奋发。
这不但是为人的根本,也正是为文的根本。
三、艺术特色:
1、旁征博引,善于运用具体实例来论证观点。
文中阐述观点时使用了丰富多样的论据材料,有的援引古人谚语,有的借用佛典名言,有的巧设比喻,有的列举事例,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列举事例时,作者注意选取斯宾塞、巴斯德等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一些名人为例,既能充分说明观点,又为青年学生提供了具体学习的榜样,因而使这篇演讲文章具有很强的鼓舞性和感染力。
2、语言浅近自然、形象生动。
作者虽然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学者,但论事说理时却一点也没让读者感觉到艰深晦涩,而是形象具体,语言通俗,如同是朋友间娓娓谈心一样亲切自然,充分体现出演讲文体的特点。
四、其他参考资料
1、专家谈胡适之演讲
胡适演讲稿也是新版《胡适全集》的特色之一。
胡适先生演讲水平十分了得,早在学生时代,他的演说已经十分出名。
这次全集收入的胡适演讲稿,很大一部分从未发表过。
耿云志(胡适研究会会长、《胡适全集》编辑委员会第一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2003年9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
谁要说他是天生的演讲的材料,说就由他说去,我是不信的。
胡适的演讲是有名的,听过的一位老先生对我说,那真是国士风度。
我也曾听过他的演讲录音,带点南方口音的官话(近似普通话),缓疾相间,轻重有序,尤其是结末的几句,真是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之声。
记得看过的一本书上,他说自己在美国上学时曾专门练过演讲,有些小技巧则是他自己悟出来的,比如演讲前不能吃得太饱,最好能喝上一点酒,意绪飞扬,每每有出乎意料的效果。
专门学过,又用心揣摩,可见还是后天的长进。
《胡适演讲》,原载《今晚报》,引自2004年9月26日
2、小陶《当代北大人的读后感──胡适的三个药方》
1932年的6月27号,也就是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的大半年之后,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发表了一个演说,叫做《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收入《胡适文存》第四集第四卷)。
胡适说,“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大学毕业生肩头的担子“真不轻”,所以“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
胡博士对自己的这番赠言还颇为自负,认为“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胡适传授的锦囊妙计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是“三个药方”。
他说,大学毕业之后,可走的路无外乎这么几条:
极少数的人可以继续做学术的研究;
少数的人可以有一份好的职业;
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
再此外就是失业闲居了。
胡适说,进入社会的青年很容易“堕落”,因为社会要冷淡了求知的欲望,毁灭了对理想的追求,于是应该“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多发展一些非职业的兴趣”,最要紧的是相信“信心可以移山”。
胡适还又一次举出他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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