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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三经历过小娥的鬼魂附体而精神衰退,日渐老去的时候,白嘉轩不仅没有丝毫嫌弃,更是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
”[《白鹿原》p
402]他以自己的道德准则严厉的教育着下一代,正因如此,“仁义”的儒家文化才能在白鹿原上代代相传。
如果说白嘉轩对长工鹿三的照顾只是小仁小义,那么他对伤害过自己,甚至一直与自己为敌的人的态度与行为应该称得上是大仁大义了。
黑娃与白孝文、白孝武年纪相仿,在孝文孝武进学堂读书的时候,白嘉轩主动担负了黑娃的学费,并准备好了纸墨笔研送他进学堂。
而黑娃不仅不感激白嘉轩,反而一直觉得他的“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白鹿原》p236]。
后来,黑娃当了土匪,不仅抢劫了白家,更在白嘉轩的腰间狠狠地捅了一棍,使白嘉轩“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
[《白鹿原》p241]即便如此,白嘉轩并没有记恨黑娃,反而不顾众人的反对在黑娃被捕后为他四处奔走求情,这使得一向很少称赞人的朱先生也“以少有的激情赞扬他”:
“但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白鹿原》p421]也正是这种“以德报怨”的仁义行为感动了黑娃,使黑娃最终跪拜在了祠堂里。
对于一直与自己作对,甚至毁了自己精心培育的接班人——白孝文,辱没了白家,给自己带来致命的精神打击的鹿子霖,白嘉轩也宅心仁厚的宽恕了他,并本着一颗“仁义”的心帮助了他。
在鹿子霖因为党派纷争的政治原因被关押进县监狱之后,这无疑是白嘉轩可以光明正大的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佳时机。
然而,白嘉轩对于这个一直与自己作对,险些毁了自己家族的人,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反而尽心尽力地营救他。
他要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
这种所谓的“真正的人”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浸染的“仁义”之人。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仁义”的实践者,是儒文化的躬行者。
那么白鹿原上的另一位称之为“大儒”的朱先生,则是“仁义”的化身,是儒文化的精神领袖。
他一生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准则,坚决奉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强人格操守,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为其思想核心。
朱先生几十年坚守着晨诵的习惯,即使皇帝来了,也不能更改,所以早上到访的张总督的手下只能“等着!
”,因为“先生在晨诵”。
这里面有着读书人的自尊与坚守。
朱先生确乎继承着中国士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以致朝廷每每下文供职,却终究无果。
他始终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撰县志。
以一个平民贤儒的身份安稳的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式的清淡生活。
而一但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只身赴敌营说服方巡抚,免除百姓战患之苦;
为禁绝烟土,毫不顾忌亲友之情,毅然决然;
赈济灾民,不仅严守赈灾款项的用途,杜绝私自克扣,并与灾民同食共饮;
听闻日寇来犯,投笔从戎,誓死保家卫国,护卫人民……这些都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
他制定《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精神准则,纯洁乡风,礼教乡民;
他在一小块宣纸上写下稀稀朗朗几行娃娃体毛笔字教会了白嘉轩“仁义”做人,漂亮的平息了李寡妇卖地事件,并使渍水县令大为感动,亲批“仁义白鹿村”,“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白鹿原》p
49]。
他的逝世被称为“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并且“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白鹿原》p537]大家在朱先生死后一遍一遍咀嚼他的生平事迹,发现“这个人的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白鹿原》p
538]。
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朱先生的身上表现到了极致,所以,他不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了,他是一个神人,儒文化渗透进他的身体,铸就了他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化的人。
作品中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身上闪现的也是儒文化的光辉,他就是鹿三。
作为白家的长工,鹿三尽职尽忠的工作了一辈子,白秉德在世时,他听命于白老汉,白秉德死后,他便顺其自然的效忠于白嘉轩。
鹿三不仅自己为白家干活竭尽所能,不偷懒、不抱怨,还教育黑娃和兔娃要感激白家,努力为白家干活。
鹿三的文化选择,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是很合适的。
他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儒文化,正是白家基本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而且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才使他把在白家做一个好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因此,鹿三所体现的儒家文化核心便是“忠义”二字。
二、家族文化
“新儒家”的领袖梁濑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
“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
[7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家国一体”,家就是国的一个缩影。
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有如国家基础,重在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
《白鹿原》就通过族长白嘉轩这个大家庭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写在小说开篇的这句话并不是作者随便拿来调侃的楔子,它暗藏的是一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白秉德老汉临死前对儿子的嘱托不是好好管理家业,光耀门楣,而是赶紧娶媳妇,“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白鹿原》p
7]。
因此白家顾不得三年守孝不许婚嫁的古老习俗,不顾邻里乡亲的非议,在白秉德下葬两个月后即为白嘉轩娶来了第五房女人。
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女人也死了,白赵氏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白嘉轩说,“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
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白鹿原》p
10]。
两位老人宁愿倾家荡产,甘愿弃中国农村很重视的丧葬传统礼仪于不顾,这种强大的家族观念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样严守家族的思想教育下,白嘉轩自然而然的继承祖训,听命于父母,严格按照白家的家训家教行事为人。
白家门楼上挂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持家立业的基本理论,身为一家之长的白嘉轩也严格奉行着这个古训。
为了得到鹿家的那块“宝地”,他借口父亲托梦诓骗冷先生,不惜在鹿子霖面前装出楚楚可怜的不孝子样……总之,他想尽了办法,耍尽了心机,甚至瞒骗母亲,终于得到了那块地,并也以那块地为起源而使白家重新兴旺起来。
对一块耕地都如此重视的白嘉轩对于子女的读书问题更是关心备至。
为了方便子女受教育,白嘉轩亲自请来了教书先生,在白鹿村办起了学堂,不仅让自己的子女入学,更是鼓励村上所有适龄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甚至将女儿也送入了学堂。
由此可见,“耕读传家”的家族意识在白嘉轩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白嘉轩把自己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放在了家、家族上,而对于家族以外的事,他则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
白嘉轩在家庭出现人财两旺的局面后便倡导、主持翻修白鹿祠堂。
之后他总是把祭祖、拜祖当作十分重要、严肃的事情。
此外还有诸如满月、认干亲、婚礼、拜亲人、拜祖宗、治丧、修墓、迁坟等礼俗。
这些所有的礼仪都是用以调节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的,形成了外化的家庭伦理秩序。
这样,这些礼俗在白嘉轩的悉心经营之下就成了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有形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的妻子仙草也是家族文化的一个典范人物,她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
仙草嫁到白家后,严守着中国传统女子所应遵守的行为道德标准——三从四德,尽心侍奉婆婆,为白家生儿育女,主动操持家务,含辛茹苦而又默默无闻地尽着一个女人的本分。
在仙草的思想里,夫就是天,夫家这个小天地便是她的社会,她所有的思考、语言、行动都围绕着这个家,白家的四合院是她婚后生活的全部空间,而这个范围以外的人和事,都与她无关。
由此可见,仙草是白家这个大家庭中又一个以家为中心的人物,是一个贤惠的农家妇女,所以在她的身上体现出的只能是深厚的家族文化的影响。
三、信仰文化
小说《白鹿原》中的信仰文化主要体现为民间信仰。
所谓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
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
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3个不可分开的体系。
白鹿是贯穿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它作为一个被赋予了美和善等终极意义的象征,很美丽很活跃地闪动在小说里。
“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白鹿原》p
23]。
白鹿在小说中是平静、安宁、祥和、幸福、美好的象征,它在白鹿原人的传说中,是能祛苦禳灾除害兴利的。
白鹿“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白鹿原》p
但对于白鹿的信仰,在不同的白鹿原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
在白嘉轩看来,“白鹿已溶进高原,千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化作一只精灵显现了,而且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白鹿原》p
24],于是他便费尽心机,精心谋划,“迅猛而果敢”地将那块显现白鹿精灵的属于鹿子霖的漫坡地搞到了手,做了白家的祖坟,他希望借着白鹿的祥瑞,为白家消灾避难,使自己家运亨通。
尽管白嘉轩的家庭及家族秩序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摇动着白鹿原的政治斗争、自然灾害和神秘力量毁坏了、瓦解了,“白鹿”除了在梦境中告诉他心爱的女儿的惨死,并未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白嘉轩仍然把家里曾出现的人财两旺的局面“完全归结于迁坟”[《白鹿原》p
45]。
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坐在台上的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时,竟“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漫坡地精灵的情景”
[《白鹿原》p
572],由此可见,白嘉轩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改变着他的生活。
而在白嘉轩的女儿白灵的心目中,白鹿则是一种神圣和理想的象征。
起初当她在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就同时想起了白鹿。
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白鹿原》p
348],在这里鹿是神圣的象征;
后来当她的革命同志鹿兆鹏问她“这会儿想什么”的时候,她说:
“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
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
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
”这时,白鹿在白灵的心目中已变成理想的象征了。
只是最后白灵所信仰的白鹿却又成了白灵的替身,一起消失在了白嘉轩的梦里。
如果说“白鹿”只是白鹿原人独特的信仰的话,那么《白鹿原》中所描写的另一信仰文化——求神祈雨,便是带有普遍性质的中国农民的信仰了。
以土地为生的白鹿原人在连续几月干旱无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决定按照习俗向神求告取水。
求神的仪式是复杂而又严肃的。
首先是在关帝庙由关羽关老爷“亲自挑选”带领大众祈雨的人选,即在关庙前用火炉烘烧三只铁铧和几只钢钎儿,之后村里的男人扮成马角去接烧成金黄色的铁铧,能接得住的便是关帝选中的祈雨人。
这个人在被选中之后要用一根烧红了的钢钎穿通自己的左右腮,接着就会有人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做成骡马一样的套口。
在这次祈雨中,白嘉轩就是被选中的马角,在他当马角准备去接铁铧的时候,他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嗅不出任何气味”,“锣鼓家伙的喧嚣充耳不闻……大殿里变得异常清净”,“脑子里一片空白”,[《白鹿原》p259]俨然一副神灵附体的模样。
出了关帝庙,众人抬着白嘉轩走向黑龙潭。
到达目的地后,白嘉轩一步一拜一个长揖一个响头的一直磕进铁庙,点蜡烧香焚表。
之后带领众人从潭中取水,每户一升。
最后将贡品抛入潭中。
整个仪式刚结束,白嘉轩便扑倒在地不省人事,而当他醒来后却“似乎刚刚从西海龙王那里回来而不晓尘世发生过什么”[《白鹿原》p
261]。
小说中的这段信仰礼仪描写既符合一般村人的求神的仪式,又添加了些许的神话色彩,仿佛虚幻,却又很真实。
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是老族长亲自出马,带众祈雨,雨却仍然没有被求来。
四、新文化
《白鹿原》虽然是一次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现,但其中也融入了许多新文化的因素,展现着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反叛、融合与消解。
小说中青年一代的白灵、田小娥、黑娃、鹿兆鹏身上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闪现着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光彩。
白灵是小说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新时代女性,虽然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新时代的内涵,但与传统女性相比,她的身上已经闪现出了新女性的影子。
白灵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便不是身为传统农家妇女典范的母亲的言传身教,而是与哥哥们一样,进入学堂,接受传统的私塾教学。
然而,她比哥哥们更加幸运,因为在进入私塾不久,革命便爆发了,在旧式的学堂教育已经无法延续的时候,已经进入新式学校的表姐一家适时的为她接受新教育提供了条件。
进入新学校的白灵在战乱中毫不避讳的与许多青年男女一起“抬死人”,帮助革命军清理战场,为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清扫赃物。
面对找到表姐家来的气得眼睛红肿的父亲,白灵依然我行我素,没有被父亲的一巴掌吓到,也没有因为家里奶奶和母亲的担心而放弃学校派下的革命工作。
甚至当父亲为了不让她回城继续那些“疯疯癫癫”的活动而将她锁在家里时,她就独自在屋里“大声演讲大声歌唱”,她要“冲一冲”白嘉轩“那封建脑瓜子”。
[《白鹿原》p174]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白鹿村人信奉子女婚姻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王村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的时候,白灵不管不顾这些旧时礼仪,偷偷从家里跑掉了,并且瞒着父母与鹿兆海私定了终身。
后来。
当发现鹿兆海与自己革命信仰相背离,各自的政治信念都无法为对方改变,两人的感情也因之出现危机的时候,她遇到了鹿兆鹏。
在她发现自己对鹿兆鹏的感情由崇拜变为爱恋时,她又再一次冲破封建樊笼,与和自己信念相同、志趣相投的鹿兆鹏真心相爱了。
白灵是敢作敢为的,是率性自由的,是不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新青年。
只是,这样一个勇于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结局却是在后来的清党肃反运动中被活埋了。
如果说白灵的对自由、解放、革命的追求与对传统的反叛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抗争,那么鹿兆鹏的对于封建婚姻的反抗则是默默的、无声的心理的叛逆。
鹿兆鹏在未参加革命之前便由父母之命娶回了冷先生的女儿,但是他对她却没有一点感情,新婚之夜的一次初试成了兆鹏媳妇对于自己夫妻生活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遗憾。
鹿兆鹏追求自由恋爱,所以当黑娃带回别人的小妾而被全村人不耻时,他却称赞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白鹿原》p
146],是他在白鹿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
而他自己却由于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巨大压力而无法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爱人。
但是他又不甘屈服,他始终在心里无声的反抗着,这种不彻底的抗争不仅给他自己带来了痛苦,更是毁了他媳妇的一生。
后来,在他终于鼓起勇气冲破那个一直囚困着他的婚姻枷锁而走向自由时,他的所谓的自由恋爱却是抢走了自己的亲弟弟——鹿兆海心爱的女人。
白灵与鹿兆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彻底或不彻底,但都是自觉的,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他们对于新文化的展现;
而田小娥与黑娃的叛逆,与传统文化的格格不入,则完全是无意识的,是五四新文化中提倡的自由解放思想的不自觉萌发。
田小娥,一个穷秀才的面容姣好的女子,却因为家贫而被迫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武举人,按年龄,武举人都可以当她爷爷了,而且,她在武举人那里纯然只是一个性虐待的工具。
由于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她一开始就是这个传统文化世界里的叛逆者。
生存的强烈欲望使她的这种叛逆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她没有接受新文化的熏陶,没有表达自己反抗的其他办法,她叛逆的唯一武器和手段就是用情欲冲乱封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的堤坎。
她身为秀才的小妾却主动勾引黑娃;
黑娃走后,为了生活下去,她又不顾伦理道德与“大大”鹿子霖勾搭在了一起;
她为了复仇用性将白孝文拉下水,后来却又不管不顾地疯狂爱上了原本妻儿同乐的孝文;
她死后化为飞蛾为原上带来了瘟疫,她的阴魂附体一遍遍申诉着自己的反抗……然而,终于因为她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世界缺乏了解,她的这种盲目的反抗,只能在本能的意义上抗争,最终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
虽然如此,田小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抗争并非完全无意义,她的行为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农民的觉醒,是新文化普及道路上的一剂催化剂。
黑娃是《白鹿原》中又一个充满叛逆色彩的文化人物。
黑娃是鹿三的儿子,白嘉轩对他一直是仁爱有加,为他买笔买纸,供他上学读书,然而在黑娃的眼里,白嘉轩却一直是“腰挺得太直”,让他一看就不舒服。
对于儿时玩伴鹿兆鹏特意省下来带给自己吃的精贵小点心,黑娃却一咬牙扔到了草丛里;
在后来自己拥有了一口袋鹿兆鹏曾给过自己的冰糖时,他甚至毫不犹豫的在上面撒了一泡尿。
黑娃的这些叛逆行为并不是表达一种简单的玩世不恭的叛逆心态,而是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长工的儿子的被压迫被奴役的的社会地位的反叛。
这是新文化中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意识的萌启。
但是可惜的是他与田小娥一样,不懂得该如何实现这种反抗。
所以他只是坚决的娶回了被人称为“破鞋”的小娥,在走投无路时上山做了土匪,在打劫白家时捅断了他从小就痛恨的白嘉轩的“太直”的腰……他的所作所为让白鹿原上的人们既恨他又怕他,既瞧不起他,又接受他。
在经历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革命与反革命之后,黑娃最终的归宿却是跪倒在了白嘉轩的祠堂里,满含热泪地说着“黑娃知罪了”,并自称为“不孝男”,立志要“洗心革面学为好人”。
495]这样一个勇敢叛逆、无所畏惧、坚硬刚强、一直与传统文化水火不容的汉子,最后,还是回归了传统。
这样,新文化的火光在黑娃身上还没有被点亮,便已熄灭了。
在《白鹿原》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心理的围墙保护着它,以心灵的砖塔镇压着非儒家文化的成分。
儒家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几千多年的传承延续,是活生生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从发起至今日从未出现过断层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由孔孟所奠定的伦理道德今后还要延续。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8】白嘉轩、朱先生、鹿三、仙草……等人的生存历程展示的种种属于传统道德范畴的精神内涵无疑是中华民族生命有机体中的血脉。
它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它在整个民族生存史上的影响将会更深刻、更广泛。
作者陈忠实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小说塑造了白嘉轩与朱先生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充分赞扬了仁义、正直、诚实等美好的传统文化精髓,展现了中国历时悠久的传统文化。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从民族历史的曲折里去反思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因素,其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民族振兴的今天这些合理内核仍具有内在的强大活力,
应该成为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可贵历史财富。
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现实状况。
鹿子霖、白孝文等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因素,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理所当然的内部解构。
黑娃、田小娥等人在遭遇到外界族人的各种歧视和压迫后,通过革命或非革命、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报复社会。
这种抗争也对儒家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祠堂被砸,“仁义白鹿村”石碑、“乡约”石刻被砸毁;
白嘉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被打折;
白鹿原人知道小娥死因后心情颇为复杂的“大为感慨”;
当得知村里的瘟疫是由小娥带来时,不顾小娥是个被传统文化遗弃的“破鞋”,主动请命要为小娥修庙,供奉拜祭……而白灵、鹿兆鹏的反抗则不同于黑娃、田小娥等人来自生命本能的抗争,他们反抗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自己熟知的白鹿原,而是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
白灵、鹿兆鹏等是由“五四”新文化催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青年,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就连传统文化的代表者——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的传统文化观也在现实中不断地遭受阻碍,传家济世的理想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
仁义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和白嘉轩倾其全力培育出来的原本甚为优秀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都成了“不肖子”;
“仁义白鹿原”本应该是充满“仁义”的桃花源式的儒家理想社会,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乡约苍白无力,社会满目疮痍。
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均是强有力的个体,但随着儒家文化作用力的一步步衰减,他们的威力也一天天受到时代的挑战。
【9】老族长白嘉轩最终变得无奈而超然,曾经被白赵氏称作才子被白鹿原人奉为神灵的朱先生后来被讥讽为书呆子,而鹿兆鹏、白孝文、鹿兆海、白
灵等代表着新文化及现代政治的力量,则无论在原上还是在原外都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
白嘉轩与朱先这两个在《白鹿原》中被精心塑造的高大形象的悲剧性的结局,象征了在现代历史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不可避免地衰落。
对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力图肯定的”。
[1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11】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需要接受新时代的考验,旧的东西不可避免的要被更新的、更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代替,这就是历史。
只是旧的东西在快被消灭之前总会与新事物做一番殊死的较量与抗争,并且较为强大的旧事物总是在一开始时占领着与尚未发展成型的新事物搏斗的上风。
所以在《白鹿原》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对垒中透露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白鹿原》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描写人物的生命运动,将这些运动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之中,“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庄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
展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
12]
艾略特说:
“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
现在是历史向任何方向展开的起点和终点。
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面了。
陈忠实不是写历史中的人,他写的是人的历史。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
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人生,一经作家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后,表现出来的就应是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段里整个精神层面的一种比较准确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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