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病理学及分子学发病机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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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y[Coloncancer（Ramicurimab）]. 

DianeMFSavares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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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副主任医师 

没有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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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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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最后更新日期：

20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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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题有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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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在少数几种以感染性因子为重要病因的恶性肿瘤中，胃腺癌是其中之一[1]：

●1994年，主要基于流行病学证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AgencyforResearchonCancer,IARC）将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ylori）感染确认为胃腺癌的一种主要病因[2]。

如果不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将导致终生的慢性活动性胃炎，而这是发生肠型和弥漫型胃腺癌的一个危险因素[3]。

然而，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的癌前病变是肠型胃癌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弥漫型胃癌的特征。

弥漫型胃癌的发病更可能存在原发性遗传学病因，幽门螺杆菌参与发病的情况可能仅限于某些散发病例[4]。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结局因人而异，只有少数感染者最终发展为胃癌（估计发病率约为每年每1,0000例感染者中3例）。

全球大约有32.5亿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每年的新发胃癌病例约为100万例。

目前认为，遗传易感性、外力（主要是环境因素），还可能包括细菌菌株的差异对幽门螺杆菌致病作用的调节，可影响感染向肿瘤性或非肿瘤性疾病的进展。

（参见“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关系”）

●全球约有2%-16%的胃腺癌中检测到了EB病毒（Epstein-Barrvirus,EBV）；

其中在近端胃癌及中间部胃癌中EB病毒的检出率更高[5-8]。

在胃癌中存在几个EBV相关基因（包括EBER-1、EBER2、EBNA1、LMP2A、BARF0和BARF1）的表达。

然而，与幽门螺杆菌不同，这些基因在胃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尚未明确。

在许多国家中，胃癌的发病率已稳步下降，呈现出生队列模式。

然而，近年来这一趋势已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患者逐渐增多的趋势[9]。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尚不清楚。

（参见“Epidemiologyofgastriccancer”,sectionon‘Incidence’）

肠型vs弥漫型 

胃腺癌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肠型（分化良好）与弥漫型（未分化），两者在形态学表现、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及遗传学特征等方面均不同[10,11]。

两者的形态学差异归因于细胞间黏附分子，其在肠型胃癌中保留完好，而在弥漫型胃癌中存在缺陷。

在肠型胃腺癌中，肿瘤细胞彼此黏附，往往排列成管状或腺体状，与发生于肠道其他部位的腺癌类似（因此被命名为“肠型”）。

相反，在弥漫型胃癌中缺乏黏附分子，因此使相互分离的肿瘤细胞生长并侵犯邻近结构，而不形成小管或腺体。

上述差异的分子学基础现在已经明确。

E-钙黏着蛋白（E-cadherin）是一种在建立细胞间连接及维持上皮组织细胞排列中的关键性细胞表面蛋白，其表达缺失是弥漫型胃癌中的主要致癌事件。

编码E-钙黏着蛋白的基因CDH1可因生殖系或体细胞突变、等位基因失衡事件[如，杂合性丢失（lossofheterozygosity,LOH）]或通过CDH1启动子甲基化异常导致在表观遗传学上基因转录沉默而发生双等位基因失活。

（参见下文‘弥漫型胃癌’）

基因表达研究已经确定了两种分子学表现不同的胃癌类型：

肠型（G-INT）和弥漫型（G-DIF）。

这两种亚型与根据上述Lauren组织病理学分型所划分的经典肠型和弥漫型之间存在部分相关性[12]。

然而，基因组分型与组织病理学分型之间的一致性只有64%。

从预后分层的角度考虑，基因组分型在区分这两种疾病类型方面似乎优于组织病理学分型。

Kaplan-Meier生存曲线清楚地表明G-INT的预后优于G-DIF。

此外，通过采用分子学分型，无需再使用“混合型”或“未分型”等术语来划分肿瘤的组织学类型。

基因组学变异型对治疗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G-INT型肿瘤细胞可能对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和奥沙利铂更敏感，而G-DIF型细胞似乎对顺铂更敏感。

与此相反，肠型胃癌的发病机理尚未很好明确。

然而，肠型胃癌似乎遵循多步骤进展的模式，通常始于幽门螺杆菌感染。

某些肿瘤存在同时表现肠型和弥漫型两种表型的区域。

在这些病例中，CDH1突变与E-钙黏着蛋白表达缺失仅见于肿瘤的弥漫型成分，这提示E-钙黏着蛋白缺失可能是使弥漫型克隆从肠型胃癌中分离出来的遗传学基础[13]。

以下章节将介绍肠型和弥漫型胃癌的组织学表现、癌前病变的存在以及分子学发病机制。

肠型胃癌 

肠型胃腺癌最常见于高危人群，散发型多于遗传型，且与饮食、吸烟、饮酒等环境因素有关。

该型胃癌也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病率下降最明显的胃癌类型[14,15]。

在低危人群中，肠型胃腺癌的发病率与弥漫型胃腺癌更接近。

（参见“胃癌的危险因素”）

幽门螺杆菌与癌前病变级联反应 

肠型胃癌的病因与幽门螺杆菌有关。

虽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通常开始于婴儿期或儿童早期，但需经历漫长的潜伏期，直到40年甚至更久之后才在临床上被诊断为胃癌。

在此期间存在一个漫长的癌前病变过程，表现为一系列事件呈“级联反应”模式，出现下列特征鲜明且序贯发生的组织病理学阶段：

慢性活动性非萎缩性胃炎、多灶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从完全型进展为不完全型）、异型增生，以及浸润癌[16,17]。

虽然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浸润癌是一个稳步进展的过程，在此期间病变可能短暂地退化为进展程度较低的阶段。

目前仍不清楚环境危险因素促进或影响幽门螺杆菌诱导的胃癌过程的进展的方式。

非萎缩性胃炎 

第一阶段，即非萎缩性胃炎，主要见于胃窦部，其特征是间质内存在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浆细胞浸润（图片1）。

偶而可形成淋巴滤泡。

术语“活动性”被用于描述在慢性胃炎的背景下存在局灶性急性炎症[在间质和上皮层存在多形核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neutrophils,PMNs）浸润]。

PMNs往往在上皮复制活跃的腺体颈部更加丰富，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偶尔在腺腔内可见PMNs聚集（微脓肿）。

PMNs的存在与幽门螺杆菌活跃定植于胃腔内密切相关。

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的特征是原有的胃腺呈多灶性丢失，包括胃窦部分泌黏液的腺体及胃体部的壁细胞和主细胞。

在某些患者中，活动性胃炎并不引起腺体丢失。

在幽门螺杆菌相关的十二指肠消化性溃疡患者中，主要表现为非萎缩性胃窦炎。

与一般人群相比，此类患者的肿瘤风险并没有增加。

该发现支持如下观点，即萎缩（腺体丢失）是癌前病变级联反应中的首个组织病理学改变（图片2）。

（参见“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关系”，关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一节）

肠上皮化生 

当胃黏膜发生多灶性萎缩后，可能出现肠型表型的腺体，这被称为肠上皮化生。

这些腺体首先出现于窦体交接处（即泌酸区）的黏膜，特别是在胃角切迹处。

随着时间的进展，化生灶逐渐增大增多，向胃窦及胃体部的黏膜蔓延。

萎缩和化生区域的面积越大，癌变的风险就越高。

由于萎缩和化生的腺体取代了原有腺体，正常的胃分泌物减少，导致胃酸过少、胃蛋白酶原Ⅰ（由胃体的主细胞产成）及胃泌素17（由胃窦的G细胞产成）的水平下降。

这些标志物可在血清中测定，可被用作胃黏膜萎缩和胃癌风险的指标[18]。

（参见“胃炎和胃病的分类和诊断”，关于‘诊断’一节）

最早出现于胃黏膜的化生腺体在表型上类似于小肠腺体，可见具有刷状缘（大量微绒毛）的嗜酸性吸收细胞，夹杂有分泌黏液的杯状细胞。

这是Ⅰ型肠上皮化生，也被称为完全型或小肠型肠上皮化生（图片3）。

更高级别病变的特征是表型改变，其表型更加类似于结肠黏膜，腺体内衬有不规则的杯状细胞（Ⅲ型，被称为不完全型或结肠型化生）（图片4）。

结肠型化生常见于小（早期）胃癌。

有人认为结肠型化生代表异型增生的早期阶段，与Ⅰ型化生（小肠型化生）相比，对其需进行更密切的内镜监测[19]。

异型增生 

异型增生（也被称为上皮内瘤变）是癌前病变进展中的下一步。

虽然异型增生的细胞具有肿瘤性表型（即，细胞大、深染、核不规则）（图片5），但其只局限于腺体结构内，没有穿过基底膜。

根据细胞核及结构的异型性和不规则的程度，可将异型增生分为低级别与高级别。

从低级别异型增生进展为浸润癌的概率为0-23%；

而对于高级别异型增生该概率为60%-85%[20]。

亚洲与西方的命名 

日本对于高级别癌前病变的命名与西方国家有明显区别。

在西方国家，胃癌是根据间质浸润的情况进行定义的，而在日本，只要细胞核和结构严重异常，即使病变局限于腺体结构，也被认为足以将其归类为癌。

对于在西方国家中被称为低级别异型增生的病变，日本的病理学家使用的是术语“腺瘤”一词进行描述。

Padova分类方案通过基于描述性的发现将病变分为多个类别，以此尝试消除两种分型方案的分歧（表1）[21]。

这些差异更多在于语义，而非实质性差异。

在西方国家，对胃低级别异型增生的患者进行密切的内镜监测被认为是合理的，只有当病变进展时才进行干预。

另一方面，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临床医生推荐对高级别异型增生的患者进行手术切除或内镜下切除[22]。

这是由于在某些因高级别异型增生进行切除术的患者中，可发现微小浸润灶，但此类患者的比例尚不清楚。

在日本，对大多数“腺瘤”和“早期癌”并不进行监测，而是采取内镜下切除进行治疗，在西方该方法的应用要少得多。

（参见“早期胃癌：

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和分期”）

浸润癌 

肉眼观，大多数肠型胃癌表现为溃疡形肿块，位于胃角切迹区及与之相邻的胃窦和胃体部黏膜（图1）。

某些病变的中心位于胃窦或胃体部，远离窦体交接处。

位于贲门部的近端胃癌与位于更远端处的胃癌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

●从流行病学角度，尽管在过去几十年胃癌的发病率已明显下降，但这几乎全部是因为远端胃癌。

近端胃癌及胃食管连接处癌的发病率实际上有所增加。

（参见“Epidemiologyofgastriccancer”,sectionon‘Changeinhistologypattern’）

●与远端胃癌相比，贲门癌在生物学上更具侵袭性，在分期相同的情况下，贲门癌的预后更差。

贲门癌更易浸润深层胃壁，更易出现淋巴结转移及淋巴管浸润。

●有人提出，在贲门癌中所见的遗传学改变更接近于食管癌而不是远端胃腺癌[23,24]，但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25]。

●近端胃癌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以及其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病变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质疑[26-28]。

所有这些观察结果均支持下述观点，即至少有一部分近端胃癌是有别于远端胃癌的另一亚型[28]。

有人提出，近端与远端胃癌表达的特定黏蛋白表型对细胞起源可能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继而对胃癌的预期生物学行为有一定的提示意义[29]。

然而，在癌前病变过程中，黏蛋白的表达存在差异。

在完全型肠上皮化生中以MUC2（一种肠型黏蛋白）的表达为主；

而在病变进程中较晚出现的不完全型肠上皮化生，除表达MUC2外，还表达MUC5AC（一种胃型黏蛋白）以及结肠型黏蛋白[30]。

因此，颇具争议的胃癌“细胞起源”无法根据黏蛋白的表型来确定。

事实上胃癌细胞可能起源于骨髓，这将在下文讨论。

（参见下文‘骨髓来源的迁徙性细胞’）

组织学表现 

WHO分型方案[20]（表2）将肠型胃癌的组织学类型分为管状、乳头状和黏液性癌。

在罕见情况下可观察到腺鳞癌的组织学表现。

某些肠型肿瘤并不形成管状结构，肿瘤细胞形成实性聚集。

此类肿瘤被认为是实体瘤，因为多种细胞黏附使之形成片状黏附性细胞结构，没有极性或不形成腺体。

无论特定的变异型如何，肿瘤浸润至胃壁的深度决定了原发性肿瘤的分期（T分期）。

在这方面，西方与日本的分期系统存在明显差别。

西方的分期系统遵循的是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JointCommitteeon 

Cancer）/国际抗癌联盟（InternationalUnionAgainstCancer,UICC）定义的肿瘤-淋巴结-转移（tumor-lymphnodes-metastasis,TNM）分期系统（表3）[31]。

（参见“Clinicalfeatures,diagnosis,andstagingofgastriccancer”,sectionon‘Stagingsystems’）

该TNM分期系统与预后相关，局限性、区域性或进展期胃癌的5年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图2）。

（参见“Surgicalmanagementofinvasivegastriccancer”,sectionon‘Prognosis’）

与此不同，日本制定的分期系统是为达到另外的作用[32]。

该分期系统是对外科治疗的综合性指导，它将胃内原发性肿瘤的具体位置与需切除的淋巴结的具体部位联系起来。

TNM分期系统中的淋巴结（N）分期只是根据转移淋巴结的数量进行划分的，与淋巴结所处的位置无关[31]。

由于TNM分期可更准确地提示预后，因此首选使用该分期系统[31,33,34]。

分子发病机制模型 

目前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幽门螺杆菌参与启动了导致病变从慢性活动性胃炎至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最终至腺癌的事件。

下列观察结果阐明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人类胃癌发生之间的关系（参见“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关系”，关于‘胃癌’一节）：

●流行病学研究和几项meta分析表明，幽门螺杆菌的血清学阳性率与胃癌的发病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35,36]。

●对存在癌变或癌前病变（如萎缩性胃炎伴或不伴肠上皮化生）的胃内的正常黏膜进行组织学检查，可发现幽门螺杆菌[37,38]。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使癌前病变退化[39,40]，但是否可遏制病变向浸润性胃癌的进展，目前仍不明确。

仅有一项随机试验有充分的检验效能可证明：

如果在胃发生癌前病变（如萎缩或肠上皮化生）之前进行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可阻止浸润癌的发生[41]。

（参见“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关系”，关于‘治疗能否降低胃癌风险？

’一节）

研究人员已提出几种假说来解释幽门螺杆菌在启动胃癌中的作用，但确切的机制尚未完全了解。

有研究认为，癌变过程的启动与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nitricoxidesynthase,iNOS）引起的氧化应激有关，该酶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参与应答的炎症细胞产生的[42]。

一氧化氮具有诱导突变的作用，可诱导上皮细胞的DNA异常。

目前已在异型增生的细胞和胃癌细胞的胞浆中发现了iNOS[43]。

此外，有研究发现，从胃癌高危人群中分离出的幽门螺杆菌菌株具有诱导iNOS和精胺氧化酶（spermineoxidase,SMO）过度表达的能力，这两种酶均与DNA损伤有关，该发现支持氧化应激和氮化应激在胃癌发生过程中的作用[44]。

幽门螺杆菌菌株的祖先起源似乎也会影响胃癌的发生率，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菌株表达CagA的能力不同。

（参见“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理生理和免疫应答”，关于‘菌株差异’一节）

通过多位点测序分型（multilocussequentcetyping,MLST），现已确定7种幽门螺旋杆菌原型：

欧洲型、北非型、西非型、南非型、亚洲型（印度、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型及东亚型（分为东亚、毛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3个亚组）[45,46]。

来源于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的幽门螺旋杆菌分离株携带欧洲型的基因型，这可能代表数千年前出现的美洲印第安原始株与约500年前出现的欧洲株之间的联系。

相比之下，从太平洋沿岸居民（主要是非洲裔）体内分离出的幽门螺旋杆菌菌株显示出不同的祖先：

约70%为非洲基因型，表明这些人体内的幽门螺杆菌是从非洲引入的，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其余30%为欧洲基因型，可能代表着与山区居民中相似的现象。

与那些从欧裔人群中分离出的幽门螺旋杆菌菌株相比，从非裔人群中分离出的菌株引起的组织病理学病变相对较轻、对胃黏膜细胞DNA的损伤也较少[47]。

这些发现可能至少部分解释了所谓的非洲人之谜，即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高，但胃癌的患病率非常低[48]。

与从非裔人群中分离出的菌株相比，从安第斯山脉居民（欧洲裔）中分离出的菌株在暴露于盐（NaCl）后可表达更高水平的CagA蛋白。

表达CagA的能力与一个特定基序（AATAAGATA）有关，该基序在欧洲裔人群的分离株中十分常见，但在非裔人群的分离株中非常少见[49]。

患者在感染幽门螺杆菌后，随后发生的推动病变沿癌前病变级联反应进展并最终发展为浸润癌的分子学事件基本上是未知的。

下列提出的模型反映了当前的最新观点。

基因变异的序贯累积 

上文中介绍的多阶段癌前病变级联反应代表了一种癌变模型，该模型与用于描述结直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的腺瘤-癌顺序相似[50]。

关于结直肠癌发生机制的“Vogelstein”模型已非常成熟，该模型将病变从腺瘤至癌的进展与序贯发生的特定的分子遗传学改变和表观遗传学改变相结合。

（参见“结直肠癌的分子遗传学”）

虽然有人提出在胃癌的发生过程中，明确的组织病理学阶段也伴随着遗传学和/或表观遗传学改变的逐步累积，但尝试重现与直肠癌发生模型相似的胃癌模型尚未成功[17,51]。

文献中描述在癌前/癌变级联反应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多基因改变，但这些改变通常并不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

某些改变发生于早期癌前病变，但在级别更高的病变中却不存在。

对所有研究胃癌分子学致病机制的研究进行综合汇编不在本专题的讨论范围内。

以下是关于癌基因、抑癌基因、生长因子/受体、细胞周期调控因子以及表观遗传学改变的某些异常的简要概括。

其中一些异常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而很多异常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

●癌基因—在胃癌发生的不同阶段存在几种癌基因的过度表达，但没有任何一种癌基因已被研究一致证实出现于任何一个特定阶段。

例如：

●研究发现K-ras突变存在于浸润癌、异型增生和肠上皮化生中，表明该突变在很早就参与了胃癌的发生[52]。

●研究发现在19%的肠型胃癌和39%的弥漫型胃癌中，编码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的c-met癌基因的表达增多，表明该癌基因参与了胃癌的发生。

6.0kb的c-met转录产物的表达与就诊时疾病分期更晚尤为相关[53]。

在体外，产生效应蛋白CagA的强毒力幽门螺杆菌菌株似乎可调节c-Met受体信号传导通路，这可能会影响癌变的启动和/或肿瘤的进展[54]。

（参见“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关系”，关于‘幽门螺杆菌菌株的差异’一节）

●抑癌基因—在约50%的肠型胃癌中，被认为起抑癌基因作用的基因存在变化，包括TP53、TP73、结肠腺瘤性息肉病基因（adenomatouspolyposiscoli, 

APC）、三叶因子家族基因（trefoilfactorfamily,TFF）、结肠癌缺失基因（deletedincoloncancer, 

DCC），以及脆性组氨酸三联体基因（fragilehistidinetriad,FHIT）[51,55-68]。

•p53基因（TP53）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周期调节因子，特别是在受损细胞必须渡过细胞周期停滞并进行修复（否则会发生凋亡）的情况下[55]。

TP53基因由于LOH或突变性失活而失去表达是胃癌中最常见的遗传改变，发生于超过60%的浸润癌中[51,63]。

这些异常还可见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的慢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55,56,60,61,69]。

p53与幽门螺杆菌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尚不明确。

p53似乎是对微环境慢性炎症应激的应答中的一个关键分子[70]。

此外，至少某些资料显示，胃上皮细胞中p53的失活可能减弱其在幽门螺杆菌引起损伤后发生凋亡的能力[62]。

•TP73是一个与TP53有关的转录因子，同样起抑癌基因的作用，在胃癌中可检测出该基因的LOH[57]，目前也有报道称在EB病毒相关的胃癌中，TP73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启动子甲基化）而失去表达[59]。

在胃上皮癌细胞中，p73及其致癌亚型DeltaNp73的过表达可抑制p73的转录及凋亡活性，增加细胞内β-连环蛋白的水平，当存在野生型（而不是突变型）p53时该作用被抑制[58]。

涉及β-连环蛋白的信号通路的重要性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参见下文‘β-连环蛋白/Wnt信号’）

•在肠型胃癌中APC基因突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在弥漫型胃癌中的检出率（33%vs13%）[71]。

在幽门螺杆菌相关的异型增生和肠上皮化生中，也可发现这些突变[72]。

APC突变可调节Wnt/连环蛋白信号转导通路，这将在下文讨论。

•TFF蛋白是一类胃肠肽，参与对黏膜上皮的保护。

TFF1在正常情况下表达于胃十二指肠黏膜，TFF1基因敲除的小鼠会发生多发性胃腺瘤和胃癌[73]。

在不完全型肠上皮化生[74]和胃癌中[75]，已观察到存在TFF1表达缺失。

•细胞周期调控分子—细胞周期蛋白E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1B（Cyclindependentkinaseinhibitor1B,CDKN1B,p27）是两个重要的细胞周期调控因子，参与G1/S期的过渡。

在胃癌中细胞周期蛋白E过表达是一个常见事件[76,77]，它可能是异型增生向恶性肿瘤转化[78]和/或发生浸润癌后肿瘤的侵袭性的一个指标[77,79]。

CDKN1B表达下降也与浸润性胃癌预后不良有关[79,80]。

而且，在感染幽门螺杆菌的CDKN1B基因敲除的小鼠中，CDKN1B表达的缺失使小鼠更易发生胃癌[81]。

●表观遗传学事件—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如基因启动子的DNA甲基化）可使某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