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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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消费一度是拉动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投资超过消费,并在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中凸显政府投资的重要;
2001年至2008年,出口增长强劲,又跃过消费和投资;
而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快速下滑,规模巨大的四万亿政府投资成为平衡经济的主要手段。
从消费拉动、投资推动、出口支撑、再回到投资推动,构成我国需求管理的主要轨迹。
当经济再次出现下滑危机,想方设法扩张总需求几近成为思维惯性。
由于全球经济尚在低谷、消费支出难以快速增加、私人投资又缺乏相应的动力与能力,稳投资,尤其是扩大政府投资,遂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
但当前,先融资再投资的常态化思路已难以为继。
因为,在货币超发与债务过重的双重制约下,调控总需求的两大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施空间较小。
一方面,当前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实际财富GDP的比重畸高,达到190%,远远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
若仍采取货币手段,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投资需求,不仅收效有限且风险巨大。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快速上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0年中央财政债务余额已达67548.11亿元。
而2011年审计署第35号公告则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
两者加总,占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401202亿元的43.55%,已接近经济学认定的60%警戒线。
渣打银行更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审计署未计入的债务,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在2010年底达到28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71%。
故仍以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极易引发经济体的内在矛盾。
稳增长,必须要探究,五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若简单沿用传统的需求管理策略,只会掩盖矛盾、推迟危机,不仅难收其效,还将导致深层次经济问题的累积与集中爆发。
本轮宏观经济波动乃200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延续,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因外部环境剧烈转变的触发,加速演变的结果。
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长期快速扩张的商品出口,因全球金融危机突然下滑,中国依靠巨幅增加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避免了经济大幅滑坡。
但这一措施,未能触碰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内在根源,还带来大量后续问题,包括腐败、资源利用低效、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等。
当前,如若继续依赖对短期投资需求的刺激而忽视长远经济优化,可能会埋下更为严重的隐患。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深层原因,在于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原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型。
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后者则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
转方式、调结构、深改革正是供给管理的主要内容。
廉价劳动力、强有力的外需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因。
这也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三项重要特征:
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出口导向与政府投资推动,而三者之间存在关联。
正是由于用工成本低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外部性,使我国出口商品具备竞争力,从而挤入全球分工体系。
相应地,居民收入低,也导致终端消费的内需不足,大量商品转向出口。
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在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的低工资成为吸引外资、建立本国出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广阔的世界市场引致国内分工体系迅速扩展;
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外部性强,为私人难以承担。
但是,这一方式也存在其代价。
明显表现在,居民生活水平未能赶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阶层、城乡、区域间出现结构性收入分化;
过分依赖外部市场,且处于国际价值生产链低端,耗资源、薄利润、高污染;
大规模政府投资则存在腐败与低效隐患。
当前,上述支撑增长的三项条件已不复存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上升期,必须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爆发式增长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既造就了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也导致当下人口红利减退后,老龄化加速,青壮劳动力出现紧缺。
加之劳动力城乡转移已显现刘易斯拐点。
自2004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后,企业用工成本便不断上升。
由此,原有依靠低工资、强劳动、低附加值的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积累模式已不可行,必须转向由技术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一方面,在同一产业内实现技术升级;
另一方面,促进资本流向技术创新潜力大的新兴产业。
由此,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提升,社会总劳动能够创造出更多价值,从而为资本与劳动分享剩余创造条件,以满足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
而全社会产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也能够缓解工资上涨压力。
第二,商品出口面临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压力,必须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
从供给方面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比较优势构成发生动态变化。
凭借低廉用工成本徘徊于世界分工体系低端已难持久,必须提高本国出口制造业在世界价值生产链中的位阶。
从需求方面看,从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相继重挫美国与欧盟经济。
作为我国最主要的两大出口地,其消费能力均下降,并出现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
因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共同作用,外需明显减少,必需转向内需。
一方面是原材料与中间产品出口转向国内。
消化这些产能,要求在国内建立新的主导产业,进一步升级、深化产业链体系。
另一方面是最终消费品的出口转向。
这要求国内消费能力增加,后者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收入分配调整为前提,如此,也能使人民切实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第三,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维系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必需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
但大规模政府投资必须依靠向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在当前货币超发、债务沉重的情况下,此举将极大增加信用风险,并引发通货膨胀。
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决策与管理,也容易导致巨大的腐败、浪费与投资的结构性扭曲。
并且,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金融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存条件下,政府资金将更多流入国有经济,对高效率的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因此,政府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质量较低。
而其主导的融资—投资模式却具有自我维持与扩张的特性。
其挤出效应越强、投资效率越低、内在结构越失衡,就越需要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融资与投资来维系增长,继而导致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直至原有增长模式彻底崩溃。
一旦如此,中国很有可能长期陷入滞胀状态。
我们认为,政府可以回归社会管理者角色,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确立市场的主导地位。
通过对民营企业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实现投资主体由地方政府转为民营企业,消费主体由“三公”开支变为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方式三个层次的转变相互联系。
只有以技术创新为增长动力,创造更多新价值,工资与利润的合理分配才有可能。
劳动收入增加,则又为出口转向内需创造条件。
而只有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大力发展民营资本,才能在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实现技术进步。
稳增长,是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平稳较快的水平,而并非回复到对增长速度狂热追求的状态。
经济转型,要求我们重新认知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辩证关系。
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尤其是鼓励最终商品消费,必然导致全社会资本积累比重下降,从而放缓增长。
但是,转型却能提升发展质量。
一方面,全社会消费比重增加,意味着人民群众能更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将提升资本积累的质量。
二、转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
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
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
”①它包括两个层面:
各生产部门间的社会分工与单个企业内的组织内部分工。
两者交互作用,实现分工体系的自发深化与扩展,构成经济增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分工体系自我演化的动态路径。
其关键在于,只有变革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打破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甚或路径锁定,使其进入新轨道。
第一个层次是需求结构调整。
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需求大小。
转变分工演化的动态路径,首先必须调整需求的内在结构。
只有重新分配最终商品国内消费需求、原料与中间商品国内生产性消费需求、两类商品的国外消费需求间的比重,调整政府需求与私人需求两者间的份额,才能使分工体系自发扩展的动力,由国外需求转变为国内需求、由政府需求转变为市场需求。
增加私人的消费与投资、减少政府开支,可以削弱拓展分工体系对于国际需求与政府需求的依赖,消化当前出口企业累积的过剩产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变革分工体系的内在结构。
第二个层次是分配结构调整。
分工受限于需求的容量,后者又由收入多寡决定,调整需求结构依赖于分配结构转变。
一是工资、利润与税收的结构调整。
私人消费源于居民工资,私人投资依靠企业利润,而政府开支则取决于财政收入。
我国原先出口拉动与政府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与该结构比例失调有莫大关系。
一方面,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小;
再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只有很少部分直接转移至百姓。
以至居民收入比重偏低,难以形成与我国快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相匹配的需求。
这是我国消费支出长期乏力的主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政府收入因高额税率、通货膨胀形成的铸币税、土地出让所得,加速扩张。
这是巨额“三公”消费与政府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根源。
当前,应降低税赋、提高工资所得份额、增加政府财政转移。
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价值创造,从而实现工资与利润的合理分配。
由此,才能增加私人消费与投资,扩大内需空间,平衡投资、消费与出口这三驾马车。
二是居民收入中,城乡、区域、阶层结构的调整。
由于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只有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减少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才能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中西部居民收入长期落后于东部,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扭转这一结构,打开农村、内陆省份与中下社会阶层的市场。
实现这一点,所依靠的是产业结构调整。
因为收入来源于生产,分配结构是由生产结构所决定。
通过在农村建立现代农业,在中西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主导产业以深化、拓展分工体系,才有可能向中低收入者分享价值剩余,建立起分配合理的居民收入结构。
三是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与覆盖广度的调整。
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工资以外,通过交易、运营个人财产所得到的收入,包括储蓄与债券利息、股票红利与利得、土地与房屋的买卖或出租等。
其实质就是凭借资本所有权分享剩余价值。
在我国,该项收入长期严重偏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扩大其分布广度。
它可以协调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增加私人消费与私人投资,从而扩大内需。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更多居民拥有更多的资本。
这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的明晰与要素市场的完善。
如,在私营企业推行劳动入股计划,在国有企业落实所有制产权的全民本质,并完善资本市场。
又如,在城市与农村清晰界定并充分保障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并建设土地市场。
第三个层次是产业结构调整。
需求源于收入,而收入却来自供给。
分工中,每个人既是供给者也是需求者。
商品的需求是交互的,“对任何一个工业部门(或企业,或个人)产品的需求都渊源于所有其他工业部门(或企业,或个人)的供给”②。
因此,需求结构与分配结构最终决定于商品的供给结构,即社会分工中各生产部门的产品比例、匹配程度与劳动耗费,也就是产业结构。
一是产业的技术结构调整。
提升各产业部门的技术构成,大力提升高新技术部门所占比重。
这是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实现分工扩展由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客观要求。
这也是利用后发优势,在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新一轮科技发展浪潮前夕,抢占战略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提升在全球分工与价值生产链中位次的主动选择。
应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知识技术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成新的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向、后向、旁侧联系,扩大辐射面,深化产业链,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二是产业的区域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体系,在技术构成、价值创造、利润获得、潜力空间上,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相平衡。
如此,才能实现区际收入的合理分配,扩大内需,并在更广阔的空间层面推动技术升级,转变分工演进的推动力。
当沿海低端制造产业日益丧失比较优势,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在东部地区实施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承接其转移的原有产业。
我们不同意这一看法。
它只会继续维持东部与中西部产业的垂直分工,非熟练劳动力虽将向中西部城市回流,但熟练劳动力与中高级知识分子仍聚于沿海地区,东部产业的利润率与发展潜力仍将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们认为,应当建构区域间产业布局的水平分工。
在东部地区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区位、资源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发展重化工、航天航空、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与军事工业。
从而,实现区域间的良性竞争与共同发展,转变增长路径。
三是产业的城乡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农业发展自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红利释放后便长期停滞,乡镇企业也在1997年城市国企改制后逐渐衰微。
劳动、资本、知识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极”集中,导致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
必须建设现代农业,深化、拓宽农村分工体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这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发掘农村市场,又能开拓投资场所,创造提高全社会技术构成的新增长点,还能增加农产品的数量、质量与种类,缓解其价格上涨压力,实现资本积累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
当前,应准许、引导、鼓励“资本下乡”,放松农产品价格管控,开放农村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创新农业生产、管理、销售机制,建立绿色环保、高效厚利的现代农业产业。
第四个层次是政府与市场的结构调整。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分工体系的演化路径,需要变革其引导机制的内在结构。
在分工体系中,各生产部门与部门内各个企业间的交互作用,能够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协调。
一是市场,由竞争中形成的价格“晴雨表”配置资本和劳动;
二是政府,通过行政指令直接调配资源。
两种协调方式均有自身的优势与成本,故各有其适用范围。
政府与市场共同构成分工演进的引导系统。
但随着分工体系的深化与拓展,信息分散程度不断加大。
以企业家创新为动力的市场机制,相较于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更能有效整合信息资源,在渐进试错中寻找到经济增长的平衡路径。
因此,应扩大市场的主导作用,减少政府作用范围。
一是,产业内的市场竞争,促进组织内部分工不断变革。
在一个生产部门内,竞争使同一商品统一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实现局部均衡。
此时,个别商品价值与个别劳动时间呈正比,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竞争并不是通过把一个生产领域内部的各种利润平均化的办法来确立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
相反,竞争在这里正是通过容许有个别利润之间的差别,即各个资本家的利润之间的差别,通过容许有个别利润对该领域平均利润率的偏离,把不同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同一的、相等的、没有差别的市场价值。
”③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与竞争的外在压力,使每一个企业家都努力通过创新,变革组织内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而“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小时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
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④超额剩余价值不断消长,同一行业内每一个企业都不得不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单个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
二是,产业间的市场竞争,推动社会分工持续发展。
部门间的竞争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
在这一机制下,单个部门平均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不断深化、拓展社会分工体系。
一是,与该生产部门相关联的其他产业,因需求扩大或成本降低,产生超额利润,吸引资本流入与技术创新,实现分工的深化。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⑤。
如“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刷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
⑥在各部门的不平衡发展中,超额利润不断消长,最终导致各商品部门生产率相继提升。
“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
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
⑦二是,生产率提高的生产部门中部分劳动随资本转出,创建新的商品部门,扩大分工范围。
“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
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
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
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
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⑧
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必须深化改革
面对越来越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而后者又要求调整经济结构。
从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到产业结构,我们发现,稳增长的重点最终落在增长动力机制的结构调整,也就是扩大市场的主导作用、减少政府作用范围。
扩大市场作用的关键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后者要求深化改革,它包括理论、法律、产权制度三个层次。
(一)理论改革:
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观
民营经济发展最深刻的阻力来自理论传统。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重新认识民营经济发展?
其关键在于怎样看待“公平”问题。
我们认为,通过创新、发展劳动价值论,可以在坚持其理论内核,价值创造的劳动一元论的同时,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观。
从而为发展民营经济寻找到理论依据。
一是,认识劳动的质的差异。
劳动不仅存在量的差别,更存在质的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
从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福特制、丰田制到谷歌制,劳动操作虽出现简单化倾向,但社会平均劳动的复杂性是在上升的。
认识劳动的质的差异,可以成为解答超额剩余价值源泉,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关系,“价值总量之谜”,平均利润率下降等一系列劳动价值理论基础问题的突破口;
也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福利水平显著提高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质的差异化,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们必须尊重复杂劳动。
实现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应当普及而非消灭复杂劳动。
二是,正视劳动力资本化现象。
劳动力商品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与劳动后备军的扩大,使劳动者只得到再生产自身、维系家庭与接受教育的劳动力价值。
而其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部分,便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剥削。
但是,如果引入预期因素,劳动后备军的存在,即一定比例的失业率,并不意味着工资将降低至最低水平。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工资也可以显著上升。
复杂劳动的劳动者更能获得超过再生产自身所需的剩余。
由此,通过引入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可以得到劳动力资本概念。
从生产角度看,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能转移劳动力资本的价值还能创造新的价值,形成价值增殖。
从分配角度看,与被完全剥夺剩余价值所取权的劳动力商品所有者不同,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不仅获取劳动力价值,还可以在价值增殖中同其他要素所有者一样分割一部分剩余价值。
三是,重新看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劳动者的剩余索取权被完全剥夺。
因此,生产资料占有不公使得劳动者只能再生产劳动力商品自身,而资本家却不断实现资本积累。
即便少量劳动者因偶然运气或信用杠杆获得资本,也不会改变生产资料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生产资料分配的金字塔顶端反而会因竞争的冲刷愈发狭窄。
但劳动力资本化却为每一位劳动者获得一部分自身创造的剩余创造了可能,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生产资料占有机会的公平,即均等的劳动力资本获得机会,均等的劳动剩余分享机会,均等的剩余积累机会。
随着劳动力资本化的普及,每一位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将可能出现,更能够打破资本占有的结构性不公,真正“重建个人所有制”。
金字塔式的资本—劳动结构,将被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所取代。
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就变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联合。
又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与劳动复杂程度的增加相辅相成,这两者之间是正和博弈的关系。
在以上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观。
它具有双重特征:
市场经济内涵要求等价交换,即过程公平;
社会主义内涵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机会公平,即剩余价值分配的机会均等。
这样,每一名社会成员的收入都将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
一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应平等参与社会生产,遵循同一经济规则,按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收入。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过程公平的局限、揭露等价交换下掩盖着深刻的机会不均,但并不意味着否定过程公平本身。
马克思批判的是“止步于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公平是机会均等的前提。
无论地位高低,每位公民平等享有公共资本;
不论数额大小,每份资本具备同等增殖途径。
只有这样,劳动力资本化才具有历史意义。
保护中小资本所有者权益,保障其有相同机会获得剩余价值并累积财产性收入,才能实现劳动力资本不断积累。
在社会转型、市场化变革的进程中,过程公平的实现更具有特殊意义。
它将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平等。
因此,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禁止政府官员凭借公共资源获利,规范市场秩序,须完善法律与信用体系,实现制度订立与执行公平,杜绝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强势集团利益的法制化。
二是,生产资料占有的机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任何公民都应有获取劳动力价值并转化为劳动力资本,以获取一部分剩余价值并可进行再积累的机会。
这是实现机会均等,加速社会阶层流动,创造橄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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