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恋地情结的成因与破解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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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惠民政策:
免除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
取消了各种名目繁多的“乡统筹和村提留”;
增加了种粮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
实行粮
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2008年,国家对种粮农民的“四项补贴”就高达1028亿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
西安市种粮农户每亩的直接补贴就有53元之多,且直接由乡财政拨付到农民的银行卡上,这样,农民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成本为零,且不管经营状态如何,都可以享受一定的无偿补贴。
目前我国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播种机、除草机、收割机、秸秆粉碎机等一应俱全,农业的种、管、收基本都是机械化作业,种收管运的“一条龙”服务机构比比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里刨食的农作方式已不复存在,农民的田间劳动时间大为缩短,几天时间就可完成庄稼的收获与播种。
种庄稼已成为农民的“捎带活”。
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也在逐年提高。
我国从2005年开始先
后在主产区实行粮食最低价的收购政策,收购价连年提高。
2008年2月到4月,国家连续两次提高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其中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提高4-7%。
国家XX局,XX局局长聂振邦今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XX局,XX局长会议上指出:
“2008年,由于国家连续调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按商品量测算,全国农民因此增收500多亿元。
仅河南省就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近250亿公斤,全省农民增收30亿元。
”国家发改委决定2009年大幅度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
以小麦为例,三种不同品种的小麦收购价每斤平均提高0.11元,提价幅度为15%左右。
同时提高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建立农资价格上涨与提高农资综合直补的联动机制,出台母猪繁育补贴和农业政策性保险等。
多项惠民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种粮收入大有提高。
据西安市XX局2007年调查,扣除各种成本,种粮每亩的纯收入在210元左右。
西安市2007年底平均农户占有耕地3.89亩,这种“粗放式”的粮食种植,加上国家种粮补贴,每个家庭也能收入1000多元。
难怪有的农民说道:
“千买卖万生意,不如在家懒种地。
”
显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看好土地的收益功能是其普遍心理和正常选择。
成本为零的土地经营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白要谁不要”,“投入不大产出不少”,甚至“不用投入也有产出”的土地收益谁也不轻言放弃。
(二)期望土地的增值功能经济学理论认为,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的自然资源,同时又是人类各种活动必需的经济资源。
经济快速发展的“蝶振效应”必然促使土地的稀缺性愈演愈烈。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国家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直实行紧缩的土地政策。
土地尖锐的供需矛盾使其增值功能和升值潜力一直居高不下。
以国家级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10多年前征用农民一亩土地,连同地面附着物,每亩土地给农民的赔偿额仅为3万元左右,现在征用土地,不仅地理位置偏远,而给农民的赔偿费用接近20万,增高了6—7倍。
西高新管委会对外出让土地,从原来每亩不足10万涨到120多万,且往往有价无地。
土地租金也从每亩每年的300—400元上升为1500—1800元,有的甚至超过2000元,增幅也在5—6倍之多。
土地快速增值的现实刺激了农民珍惜土地的热情,诱发了农民潘多拉魔盒中自私的心理,他们不关心GDP而只关注自己口袋的鼓瘪。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农民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手中的钱日益增多,人人有饭吃,个个能生活,并不因为急于用钱而轻易放弃土地的经营权。
这些都助长了农民对未来土地增值的期望,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让土地经营权的收益也会水涨船高,因而一味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
目前农村中个别农户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不管现实情况,一味漫天要价的现象较普遍,因个人利益问题而阻挠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事件时有发生。
(三)依赖土地的保障功能
马克思指出: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器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
”土地是人类的母亲,是衣食之源。
土地在农民的心目中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孔子“为下人者,其尤土乎”的至理名言、“宁送三石粮,不给一寸田”的民间俗语,都深刻而形象地说明了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我国建国以来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制度,更使农民对土地的依恋甚至依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
由于农村的养农、医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民除依靠土地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外,还主要是依靠土地收入解决医疗、养老等问题,普遍地把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使土地同时承载了生存、发展、保障等多项功能。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对我国最早商品化、农业兼业最为普遍的苏南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工业化相当发达的苏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让渡率仅为15%左右。
他们的研究表明:
“苏南农民的恋地情结其实只是一种‘风险最小化'
行为,即农民耕种土地不是因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是因为种地解决了家庭的吃饭问题,虽然他们对于耕种土地的态度可能非常不负责任,但
土地具有生活最低保障的价值,因此,构成了农民的心理支持力。
”他们无奈地称其为“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民。
长期以来,我国耕地承载的社会压力过重,承载着8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压力和5亿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这种土
地承载社会功能的巨大压力更加深了农民的恋地情结,因为离开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和就业的场所保障,就会沦为一无所有的赤贫阶层。
土地尽管已经不当作谋生的手段,但还是保命的最基本条件。
民以食为天,农民将土地视为“保命田”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我国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高达2亿之多,但其综合素质普遍较低,非农就业能力较差,加之我国这几年就业形势严峻,农民更是就业竞争的弱势群体,40岁以上的农民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有些勉强就业的,其绝大部分都是从事强度大、环境差的重体力活,不仅收入不高,且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更谈不上在城市安家落户。
所以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将土地作为“在外混不下去”的“退路田”,耕地是其“进可攻、退可守”的保险底线。
这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年以上的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市场经济不同情眼泪,生存竞争不青睐简单劳动。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以及非农业产业就业难度的加大,使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难以从根本消除,不愿意甚至不敢放弃土地经营权自在情理之中。
恋地情结的破解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目前我国总体还是农村穷,农业弱,农民收入少。
农村中“人人有地、户户种田”的小农经济十分普遍;
“农忙种田、农闲做工”的兼业现象较为严重;
“小富既安、得过且过”的传统农民比比皆是,这些现象都与农民的恋地情结有着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联系。
这些行为都与党的大政方针及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格格不入。
台湾地区在1981――1985年进行的以政府提供贷款,推动土地共同、委托及合作经营,旨在扩大农地规模,促进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改革,其中的农地重划和农业机械化取得很大成绩,但“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的首要项目则步履艰难,仅有7.84%的农户出让了土地所有权,使该项目以失败告终。
细究其因,农民的恋地情结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显然,破解农民恋地情结,实行土地合理流转,这既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方向的必然。
既是大政方针,更是根本出路。
如果把土地喻为母亲,那么其既是哺育、喂养农民的“母体”,同时也是束缚、限制农民的“脐带”,这时就需要“助产士”来帮助农民割断脐带,使其脱离母体而新生。
而政府就是“助产士”,政策就是“剪刀”,政府通过制定政策,破解农民的恋地情结,引导农民加快土地流转,形成农业规模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进行土地产权分割
土地是农民的巨大财富,怎样使这笔财富保值、增值,实现其最大化,才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而与之相应的实现途径和运作方式,才是农民乐于接受和梦寐以求的。
农民的土地财产长期处于隐性状态,其财产权也长期处于无保护状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完全。
因而进行农村土地的产权分割,使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分离,也就势在必行。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著名的产权经济学权
威Y?
巴泽尔认为:
商品的“各种属性统统归一人并不一定最
有效率,因而,人们有时会把某一商品的各种属性的所有权分割给不同的个人。
”“对所有权的这种限制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使人们能够方便的使用排他性,以确保权利的完整。
可见,对所有权实行这种限制,能够防止人们染指非其所有的商品属性因此他不会稀释产权。
”通过农村土地的产权分割,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农民,这样有利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管理及农民对土地的充分使用,同时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分割后,确立了农民在土地使用中的主体地位。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至少应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①排他性占有权,即农户在规定的租用期内,其使用土地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
②开发权,即农户在租用期内有权优化土地配置,提高土地的产出价值;
③经济收益权,是指从出售土地产品中得到的利益以及因投入资本、劳动而增加了的土地改良价值;
④转让权,通过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和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来构造土地流转的内在机制;
⑤抵押权,通过土地抵押可以获得贷款;
⑥继承权,指土地使用权可以世代相传或相互赠与。
显然,对农村土地进行产权分割,给予农民完整的产权主体地位,切实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力,有利于破解农民恋地情结、促进土地流转。
(二)实行流转与安置结合
因为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导致农户转出土地后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问题无从解决,这是制约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瓶颈”。
因而,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必须把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安置农村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加强农民培训工作。
其培训费用由政府拨款、国家买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免费培训。
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其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技能和机会,扩大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途径;
其次,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我国加入WTO之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交易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风光依旧,前景看好。
我国13亿人口的食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大力开发方便食品和半成品食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就可以就地吸纳大批剩余劳动力;
再者,加快小城镇建设。
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小城镇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以城镇建设带动人口集聚,第二、三产业作为小城镇的经济支撑,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最后,农民自主创业。
随着土地流转逐步规范,农民将从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可以利用土地流转所得资金自主创业,开辟一片新天地。
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稳定转移,作到“能者有其事、干着有其位”。
这样有利于破解农民的恋地情结,促进农村的土地流转。
(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的就业保障都由土地来承担的。
土地既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是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重要手段。
但如果将目光仅仅停留于此,则容易产生土地利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土地的消极保障模式。
根据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规定,我国1999年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而且根据预测,老年人口还将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5%,劳动人口占老年人口的赡养比例将下降到4:
1,而农村老
年人口又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0%。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家庭供养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方式,据1998年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人的94.7%由子女、晚辈供养。
我国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应该再把土地的生产功能和保障功能混为一体,农村居民的老有所养,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完全由农民承包的土地来承担。
而当土地作为资本流转之后,通过政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功能体系,就有必要分离土地的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还土地以生产功能的本来面目,真正实现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的“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
显然,加快建设农村的社会就业、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既解决了目前农村现有老人的“老有所养”,也消除了未来老人的后顾之忧,这样有利于破解农民的恋地情结,加速土地流转。
(四)加强教育,完善服务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从全国各地土地流转后的情况来看,农民的收入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而农民又愿意相信榜样的力量。
因而,各级政府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报纸、网络、通信等各种媒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管理办法》、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介绍国外的农业生产现状,让农民真正了解土地流转的意义、作用及好处。
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对本地区流转典型的宣传,推介成功的经验,让农民看到土地流转带来的规模效应,以榜样的力量,消除农民的恋地情结,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民加快土地流转。
同时,政府应加强土地流转工作的制度建设。
一是要服务土地流转。
为土地流转建立中介机构,公平土地估价,指导土地流转,规范流转程序,保护双方权益;
二是要规范流转手续。
以书面形式签订流转合同,明确流转中的面积、时间、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和时间,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是要完善流转档案制度。
加强土地流转的备案、登记和档案管理。
建立信访制度,解决土地流转中的纠纷事务。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建立土地市场,完善中介服务,打造信息平台,促进土地流转的市场化运作。
使农村的土地流转工作逐渐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轨道、确保土地流转的规范有序高效。
(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农业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其“外部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政策,给予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形成“政府保护农民利益、农民保证社会吃饭”的农业生产模式。
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先后制定《农业法》,实施《土地整治法》,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调整零星小块使之连片成方,农场规模不断扩大,使原来规模较小的农场转变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富有生产力”的农场,同时,政府还利用信贷、补贴、奖金等经济手段加快土地流转。
1965年德国政府规定,凡出售土地的农民可得奖金或信贷,以帮助其转向非农产业。
凡土地出租超过12年的,每公顷土地可获得500马克的奖金,这些措施推动了土地流转,扩大了农场规模,在过去的50年间,德国的农场数量减少90%。
目前全国有18万个农场,平均规模为36公顷。
尽管我国对粮食生产也有补贴,建立了粮食最低价收购制度但仍然远远不够,这些补贴政策仅是对长期以来粮食生产的价值和价格背离的“补偿”,距价格体现价值还有较大的距离。
粮食生产的“鸡肋”现象还明显存在,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自发多、规模小、时间短、自由度大”的特点,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现象的生动体现,也是农民恋地情结的具体反映。
显然,政府应遵循市场规律,用经济手段刺激粮食生产,继续加大粮食生产的补贴,从根本上改变粮食生产中价值和价格背离的问题,保证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投资收益。
考虑到自然现象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直接因素,政府应尝试建立农业生产的灾害救济制度和保险制度,最大限度地解除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后顾之忧。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农业生产者既无能力也没兴趣投资,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又至关重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政府身上。
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先后斥巨资投资农业基础设施,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应继续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大江大河治理,修筑乡村公路,改良土壤结构,建设农村电力通讯等,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
政府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可以调动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土地收益,进而保证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能耕者”、“善耕者”乃至有实力的公司、集团参与农业生产经营,促进土地流转,破解农民的恋地情结。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以家庭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
”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史表明,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初级农业的经营组织模式,农业的家庭化经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既是农业生产的规律,也是党在新时期的农村基本政策。
因而,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前提下,通过土地自愿、合理、有序、有偿的流转来实现的。
土地流转时必须注意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受益权,既要让农民享有更多的地租增值,也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建立农村的小康社会,还得靠农民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理由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农民恋地情结的淡化乃至破除和农村的土地流转工作一定能做好,农村的小康社会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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