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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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一、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一）政治差距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和经济上一样，发达的政治体制和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之间，文明政治和腐朽政治之间的差距也已扩大了。

20世纪50和60年代，急剧增加的政治骚扰和暴力事件席卷全球。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本书对此所持的基本论点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

德·托克维尔认为：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

如果人们要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正是由于没有满足这一条件：

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相互处理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

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

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

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二战结束后的20年，美国对外政策未能抓住这一问题。

在美国制定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策时，他们的信念是：

先发展经济，再进行社会改革，这两步成功了，政治稳定便会水到渠成。

美国人脑海里的因果链条是：

经济援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稳定。

实际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些例子证明，经济发展计划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些例子则表明，它反而会破坏这种稳定。

同样，有些形式的政治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形式却会阻止经济增长。

社会改革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

对于许多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这个公式是无济于事的。

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

问题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

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到限制权威。

（二）政治制度：

共同体和政治秩序

1.社会势力和政治制度

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制度和构成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社会势力指的是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集团。

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

另一方面，某种政治组织或政治程序，也就是对维持秩序、解决争端，选拔领袖从而促进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势力得以形成一共同体的一种安排。

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

在任何一个社会势力复杂且其利害关系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如果不能创设与各派社会势力既有关联又是独立存在的政治机构的话，那么，就没有哪一个社会势力能够单独统治，更不用说形成共同体。

在一个具有任何程序复杂的社会里，各集团的相对力量是变化的，但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

这些机构能柔和、缓解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从而使某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势力与共同体中的其它社会势力相适应。

道德和谐与互利互惠分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方面。

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的原则的政治机构。

粗略的讲，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

这些机构是道德和谐和互惠互利原则的行为性表现。

在复杂的社会里，只有政治行为才能造就共同体，也只有政治机构才能维系它。

历史地说，政治机构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从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中脱颖而出的。

人数很少、性质单纯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日趋频繁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从而最终产生政治机构的先决条件。

2.政治之制度化的标准

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

所谓广度，指的是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

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

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性来衡量。

同样，任何一个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也可以用这几个条件来加以衡量。

（1）适应性——刻板性

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

只要人们承认环境给政治组织提出挑战是因时而异的，那么，组织的寿命则大致可以用来衡量该组织的适应力。

而组织的寿命又可用三种方法衡量。

第一种就是简单的算年龄，就是说，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的年代越久，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

在某些情况下，特殊的经历会取代时间表的作用。

然而这种激烈的经历应属罕见，且即便有这种经历，时间因素仍不可缺少。

第二种方法是以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来衡量。

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解决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

第三，组织适应性可从职能方面来衡量。

一个已适应环境变化并已经历了一次或数次基本职能变化的组织，它的制度化程度比起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变化的组织要高出一筹。

（2）复杂性——简单性

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

复杂性具有这两个含义。

其一是，一个组织必须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其二是，这个组织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各自具高度专门化水平。

下属机构数量越大，形式越多，一个组织确保其成员效忠的能力就越强。

此外，一个有众多目的的组织，在其失去某一目的时，调整自己从而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显然较之仅有一个目的的组织的能力要强。

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

同时，这种政治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家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衷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

（3）自主性——从属性

衡量制度化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看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受其它非政治团体和程序的影响。

而在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它们极易受外界的影响。

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

同样，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它是否具有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

此外，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也是各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结果，这和司法机关是一样的。

和政治组织一样，政治程序的自主性也是高低不一。

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具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它能将体系内部的暴力成分降至最低限度——如是不是斩草除根的话，并能通过明确规定的途径限制财富的影响。

易受其社会内部非政治因素影响到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通常也易受来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

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容易被其他政治体系的代理人、团体和意识形态所渗透。

在所有受社会变革影响的社会里，各种集团纷纷崛起问政。

在那些没有自主性的政治体系中，这些集团不经认同现有政治组织或默认现在政治程序就进入了政坛。

这些政治组织抵挡不了新社会势力的影响。

相反，在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足以限制和缓解新生集团冲击力的那些机制却能保护住体系的自主性。

（4）内聚力——不团结

一个功效的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最起码应当有实质上的一致看法。

从理论上来讲，不具备内聚力的组织可以是有自主性的组织。

同样，没有自主性的组织也可以是有内聚力的组织。

但实际上，两者是紧密相联的。

自主性是获得内聚力的手段，使组织形成某种独树一帜的精神和风格。

3.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

政治制度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

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缺乏能力去抑制过分的个人或地区性的欲望。

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

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传统上，探索公共利益问题方法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有具体性而无普遍性，或者有普遍性而无具体性。

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从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

组织化（即制度化）的政治共同体比非组织化的政治共同体更适应于做出决议和发展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利益既非先天存在于自然法之中或存在于人民意志之中的某种东西，也非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一种结果。

相反，它是一切增强统治机构的东西。

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

它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

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

（三）政治参与：

现代化与政治衰朽

1.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现代化各层面可以广义地概括为两类。

第一用多伊奇的公式，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

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

这是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媒介和都市化的结果。

第二，经济发展指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

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经济发展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

对现代化来说，这两种变化缺一不可。

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

因此，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治的分水岭。

然而，假如就此下结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化就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而已，那就错了。

实践中的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但它却未必就会朝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作显著的运动。

社会现代化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政治现代化也一定会发生。

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最基本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

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

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

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玩意或新团体挂起钩来。

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他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

现代化最惊人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

2.现代化与暴力

（1）贫穷和现代化的论点

事实上，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

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

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

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动乱，而且动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