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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精品
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
>一、虚构的农民经验
在都市里虚构农民经验,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这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情。
我们经常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感叹声农民很苦哇。
解决农民苦的问题,是一个行政问题,需要周密的社会理性,需要数据论证,特别是需要真正的法律介入,靠几个文人在虚构的故事中长吁短叹并不管用。
这种长吁短叹的后果,就是将现代性的复杂背景简化,并试图用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问题。
文艺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行政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叙述经验的问题。
当代文学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叙述本身进行批判。
这种对叙述的批判,不是美学形式的,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的,或者说是一个话语符号的政治学问题。
我有理由做这样的类比都市中心主义就像西方中心主义;乡村就像第三世界;当代中国的精英主义就像中国农民面前的西方人,尽管他们在西方人眼里还是第三世界人,这与进城打工农民与乡村耕作农民之间的关系一样;农民向都市迁移与都市人向海外发达地区迁移本质上也是一回事;虚构想像的乡村世界就像西方人虚构的东方世界。
东方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想像在说话;农民借助于作家的想像在说话。
都市经验一直是作为农村经验的对立物出现的。
这种对立是近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矛盾。
艺术家告诉我们,这一矛盾转变成迁移伤害的主题,不是人为的虚构结果,而是生活所逼。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小癞子之所以迁移,之所以遭遇到各种伤害,之所以在伤害中还要继续流浪,原因在于作者假设了一个前提小癞子是一个孤儿,父母双亡,无家可归。
阿还有一个土谷祠,小癞子一无所有。
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流浪的小癞子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无家可归的状况。
当这个现实被抽象化、精神化的时候,这条路就被堵死了。
思想家将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抽象化、哲学化了。
它成了文化上的无家可归、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这样一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意象。
这就是近代文化具有反讽性的根源。
当代都市艺术经验的反讽性表现在,作家知识分子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他们热爱农村又逃避农村。
大批挤进都市的作家知识分子,将农民的外表和商人市民的心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参与了都市内部急剧的财富瓜分过程写畅销书,炒学术股,混文凭,当博导,抄袭论文,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农民经验打击市民经验,用乌托邦打击现代性,用马车撞击汽车,用牛粪嘲弄香水。
他们的确显得很有力度。
这种力度首先当然是来自于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
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的叙述权威,一种建立在我在现场之上的权威,或者说经验的权威。
他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常常以农民经验的亲历者身份出现。
他们将作家的虚构与记者的写实结合在一起,用虚构夸大写实,用写实支撑虚构。
他们试图用一种文人化的、人文主义化的,也就是形式化的农民经验,来打击市民经验。
半写实摆事实、讲道理与半虚构抒情及其伴生物眼泪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是他们的典型话语方式。
正是这一点通俗易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迅速地融进了消费时代的市民经验行列。
经验的可靠性就这样成了疑问,以至于更年轻的一代根本不信任这种东西。
这就是导致表达方式上的无厘头、大话香港艺人周星驰是其代表之风兴起的文化根源。
讲大话在粤语中就是说假话、撒谎的意思。
公开讲大话的人得到了青睐,那些假模假式说真话、背地里专门干坏事或者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不知不觉干坏事的人,遭到了一代人的唾弃。
文学艺术领域的突出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话语符号的道德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当代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
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是多种文化背景现代化、全球化、商品化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它对符号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下面我将分析一位以农民经验亲历者姿态出现的作者的作品。
刘亮程目前生活在西部都市乌鲁木齐,是《大西部文学》杂志社的编辑。
早年生活在农村,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
刘亮程的散文由两种主要成分构成,一是抒情,一是描述。
描述的目的是为了抒情,进而通过抒情产生批判效果。
正是抒情和感叹使他获得了青睐。
夸大的、随意的个人情感与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被忽略。
2000年前后,他的作品突然被所谓反抗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评审团相中了,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活例证,然后由文学摇身一变成了畅销文化产品。
刘亮程借着审美批判立场的名义逃离生活现场。
他伪造了一种与现代性相反的生活场景——稻草、牛、锄头、粪便等,并以此来要挟刚刚在都市站稳脚跟的农民。
刘亮程利用传统散文的修辞方式,用一种陈腐的抒情方式来稀释当代农民生活的残酷性,诗化当代农民的生活经验。
这位逃离了土地的农民,在都市里一副农民装扮,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但他无疑不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而像是一个在都市里流窜的文化贩子。
他的提篮里面装的全是农民的土货,一些反抗现代性的热门细节,就像酒楼里价格惊人的野菜鲫鱼汤、蚂蚁炒蛋一样。
刘亮程的作品具有美学和经验的双重性。
它时而以美学比如抒情的句式的面目出现,时而以经验农村生活的描述的面目出现。
伪知识分子在美学解释
出了问题的时候,就用经验来补充;在经验不能说明问题的时候,就用美学来搪塞。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著名散文《城市牛哞》开头的一个片断
我是在路过街心花园时,一眼看见花园中冒着热气的一堆牛粪。
在城市能见到这种东西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城市怎么也对牛粪感兴趣。
我翻进花园,抓起一把闻了闻,是正宗的乡下牛粪,一股熟悉的遥远乡村的气息扑面而来,沁透心肺。
那些在乡下默默无闻的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宰掉的牛……他们知道牛圈之外有一个叫乌鲁木齐的城市吗?
由于他被一种虚假的、脱离肉体的浪漫主义情绪控制了,才造成他表达的极端虚假,使他传达的经验变得可疑起来。
正像刘亮程所说的,城里的牛都被关在车厢里。
那么,城里花园里怎么会有冒热气的牛粪呢?
既然在冒热气,怎么会闻不到呢?
还要抓起一把放到鼻子边闻一闻。
要闻正宗的牛粪味很简单,住到乡下去。
我说的不是像那几个当代所谓理想主义作家那样,在城里玩腻了,就下乡去玩恶心的体验生活的把戏。
我说的是真的做农民,那你就能天天闻到新鲜、正宗的牛粪味。
农民对牛粪反映是唯物主义的,一点也不抽象。
比如,它可以用作肥料,比化肥更好;牛粪干还可以用作燃料,蓝色的火苗比管道煤气还要卫生。
惟一的缺点就是拾粪、晒干、收藏的过程很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他们宁愿选用煤块或者煤气。
生活在大城市的刘亮程,为什么那么爱牛粪呢?
为什么要翻墙到花园里,用手去抓牛粪呢?
他爱的是从牛粪中抽象出来的农民经验。
他想利用牛粪来反抗现代性。
在刘亮程那里,牛粪已经脱离了物质性,变成了一个符号,从而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品性。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也与抓牛粪的经验有关。
一位上海女知青下放到我老家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当县委书记要下乡来视察的时候,她事先得到了消息,便早早地等候在大路边,并当众将一堆新鲜牛粪捧到了稻田里。
后来她被推荐到省城的医学院学习去了。
毫无疑问,县委书记认为用手捧牛粪,就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具体表现。
实际上那位女知青与农民最格格不入。
也就是说,女知青巧妙地改写了牛粪经验,将它变成了一个道德符号。
我没有认为刘亮程抓牛粪与那位知青抓牛粪是一样的。
那位知青有急切的个人目的,而刘亮程则是有远大的革命理想的。
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拼命用双手在抓钱、抓权的时候,他就故意伪造了一个抓牛粪的场面,来区别于他们,批评他们,贬低他们。
实际上,那位女知青伪造的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假现场;而刘亮程伪造的是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中介的伪审美现场。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牛粪经验实际上已经被改写有的是用美学的方法改写,有的是用具体行为来改写,由一种具体的物质经验,变成了一种符号文化的、道德的。
它的质朴性变得虚伪了;它的具体性变得抽象了。
更重要的是,牛粪由它的工具的物质性,转而成了精神,物质变精神。
它离开了草地和庄稼,直奔作家的脑袋而去。
实际上他是在做一种移植工作,往农民简单的经历中,强行植入一种复杂的精神知识。
刘亮程试图通过美学和经验的双重性,来赋予牛粪以精神意义。
他完全可以直接反抗现代性,而无需通过美学形式来扭曲农民经验。
当经验过去的经验、农民的经验变成了一个古老的纪念品的时刻,也正是它在市场上、街道上招摇过市的时刻。
经验成品对正混迹于消费人群中的惊恐不安的流浪农民、修鞋匠的打击,比土地荒芜带来的打击更深远。
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吧,流浪农民!
土地的经验、牛粪的经验已经被媒体征用完毕,艺术家们才思枯竭了。
多亏了你们,为艺术家带来了崭新的题材、经验和加工原料流浪主题、金钱万恶的主题,偶尔也产生几个革命的气泡抛向市场,像一串串冰糖葫芦似的。
与虚构的农民经验在本质上相类似的,是一种至今都十分流行的虚构的‘文革’经验。
在这里我不准备详细分析。
因为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以一位当事人、经验权威的身份,在叙事学层面对20多年来文学中大量虚伪的、编造的‘文革’经验进行了一次过滤,还原了自己的‘文革’经验,从而使经验逃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圈套。
当然,他也迅速钻进了另一个圈套。
二、摇滚与郊区经验
在既成事实的现代性的背景下,纯粹的农村和纯粹的都市,都不是艺术的土壤。
只有在那些交界处、边缘地带、险情丛生地段、拐角处、视线的死角,才是滋生经验的地方。
它是两种经验汇集的暧昧地带,是斗殴的地带。
巴赫金称这种转折的地带为危机地带,本雅明称之为意象丛生的地带。
郊区正是属于这样一种典型的经验滋生的地带。
2000年,北京远郊,一位名叫平路的摇滚青年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开着摩托疯狂飙车,被一辆大卡车撞死。
他倒在玉米棒子堆里;那把心爱的吉他,连同他的希望和梦想一起被碾得粉碎。
这是由张婉婷导演,吴彦祖、舒淇和耿乐主演的电影《北京乐与路》中的一个镜头。
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一边是大都市的高楼和汽车,另一边是四合院,还有路边的农贸市场、草地上扭秧歌和打太极拳的市民。
背景音乐是热闹的唢呐声,还有怨妇一样的二胡独奏。
只要把眼睛闭上,我们就能听到中国农民文化的全部精髓。
由摇滚青年组成的艳阳歌舞团,就出现在这个城乡文化水乳交融的背景中。
他们为了将摇滚坚持到底,不得不卖身投靠,参与一位农民经纪人组成的下等娱乐团体。
《北京乐与路》是一个当代艺术在市场中的遭遇的寓言。
一群愤怒的外省青年来到了北京。
他们试图将批判和艺术的双重愿望,集中在摇滚音乐上。
同时,他们又希望通过摇滚音乐进入都市,进入艺术。
但现实告诉他们,第一,由于资金的限制,他们只能住在远郊的农村,白天给农民唱摇滚
,晚上到学院路一带的下等酒吧,为学生和市民无产者演唱。
在没有签约之前,如果还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只能像乡村马戏团一样演出门票三元,下雨天五折;当然,最好是唱港台的流行歌。
第二,反叛只能是符号性的,不能带进现实,否则就永远也不会有买主。
第三,他们终于发现,艺术家成了骂人的话。
他们对摇滚艺术已经绝望,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跟自己较劲。
在那个著名的摇滚村里,几乎集中了当代中国所有的摇滚艺术家。
他们整天唱着、喊着、又摇又滚、相互辱骂、斗殴、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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