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引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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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

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

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

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

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

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

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

不识病象，何施刀药？

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

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

凡其所爱，必其所知。

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

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

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

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

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

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

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

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

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

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

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

凡今之断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

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

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

）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

）三曰科学派。

（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

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

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

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

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

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

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

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

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

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

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

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

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

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

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

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

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

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

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

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

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

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

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

故彼辈论史，则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

”彼辈谓：

“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

”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

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

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

”彼辈或则谓：

“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

”或则谓：

“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

”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

或谓：

“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

“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

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

“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习，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

”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

彼辈谓：

“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

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

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

”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

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

“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

有告之者曰：

”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主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

或告之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

”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

“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

”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

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

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

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

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

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

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

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

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

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

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

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

明　其间，光辉乍辟，翳　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

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

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

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

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

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

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

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

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

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

则必泛滥而无归。

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

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

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

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

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

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

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

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

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

何以故？

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

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

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

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

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

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

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

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

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

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

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

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

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

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

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

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

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　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

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

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

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

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彼方目　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

故曰：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

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

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

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

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

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

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

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

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

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

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

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

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

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

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

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此谓求其同。

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

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

）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

）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

“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

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

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

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

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

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

如火如荼，可歌可泣。

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

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

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

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

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

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

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

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

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

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

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

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

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

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

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

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

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

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

此罗马立国形态也。

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

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

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

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

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

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

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

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

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

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

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

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

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

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

“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

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

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

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

（此在秦、汉完成之。

）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

（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

）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

（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

）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

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

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

）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

）所不能动者。

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

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

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

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

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

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

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

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

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

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

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

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

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

何者？

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

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

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

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九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

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

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

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

“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

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

”此非愤辞，乃实语。

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

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

太乐之下，自有倡优。

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

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

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

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

司马氏不以得罪。

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