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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当前中国的消费者运动中,大众传媒是一支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力量。
媒介通过扮演故事讲述者、公共舞台和议程建构者等各种角色,不仅使得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公开社会表达在当代中国社会成为了可能,而且实践了社会与国家较为积极的正面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制度安排的调整。
对于这些社会运动,大众传媒何以成为“救命稻草”?
如果仅仅把大众传媒理解为一个传输社会运动口号的工具,那未免过于简单了。
众多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关系的研究者尽管在各自的视角和个案中寻找到的是不尽相同的答案,但有两个前提是基本达成共识的。
其一,在当代,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便是,对大众传媒的依赖。
“政治的内涵、组织、过程和领导权,就都被媒体系统尤其是新的电子媒体的内在逻辑所塑造。
”这种情形的背景是,西方代议制民主在20世纪最后十年间因新信息技术给政治争端带来的直接影响,卡斯特称之为“信息政治”。
在这种政治形态中,媒介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政治空间,媒体塑造着政治。
其二,当代的这些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有着实质性的勾联。
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力量对于大众传媒的使用。
吉特林的说法是,政治运动和媒体互相需要。
但这是出于政治运动和媒体自身的不同原因。
而在卡斯特看来,环境运动提出的主题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的基本纬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呼应关系。
综览这些研究者的近年来成果可以发现,在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有两个因素的变化引起特别关注,一是大众传媒本身的变化,以及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发生的新技术媒介使用导致的社会变迁。
全球化的网络社会的出现,使得大众传媒介入社会的方式产生根本变化。
二是社会运动本身的转变,它更多地呈现出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背景下的“生活政治”的特征。
这些社会运动不同于传统政治中的社会运动,被称为新社会运动。
尽管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的勾联由来已久,但在全球网络社会的背景中,大众传媒与新社会运动的互动为这种存在已久的关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一、生活政治:
大众传媒与新社会运动的勾联
新社会运动大体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别于
传统政治解放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主要类别有:
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公共健康运动(主要是抵抗艾滋病运动)、同性恋运动、民权运动,等等。
新社会运动究竟新在何处?
这个“新”致使其中的大众传媒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大众传媒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赋予了当前政治以怎样的崭新内涵?
大众传媒的政治角色发生了怎样的转换?
其一,从政治的视角出发,新社会运动被认为与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相关,吉登斯称之为“生活政治”,贝克则以“亚政治”命名。
相对于解放政治的“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
”解放政治是关于生活机遇的政治,生活政治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政治。
在政治学理论中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政治概念。
狭义政治概念是指国家的政府领域中的决策过程;
而广义政治概念则把用以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都看作是政治性的,“生活政治”的含义兼及广义和狭义的政治概念的意义。
亚政治是指“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跨越国家、经济、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临时的直接政治联盟。
亚政治意为“直接”政治――即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
这种参与是不经过代表性的意见形成的机构(例如政党、议会)的,甚至缺乏法律的保护。
(在这样的新型政治中,新社会运动获得了区别于旧社会运动的明显特征:
它的参与主体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政党等等指标都不能成为运动主体的类型标准,新社会运动因此获得了广泛的阶级基础;
它的目标并非主要针对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以及大众的价值观念;
它常常是一个松散的、临时性的政治联盟(尽管并不总是这样,比如欧洲的绿党就是相对成熟、稳定的政治组织);
它的参与方式常常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化的,而不是通过正规的政治机构、组织进行的;
它涉及的范围是跨越广大区域的,常常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很多是全球化的;
它的议题常常和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关,那些表面看来是私人性质的问题,进入公共领域后就成为运动的共同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实践“个人的便是政治的”理念的女性主义运动是“生活政治”的先驱。
新社会运动对于“生活政治”的意义在于,对于生活政治问题的提出以及公众对它们的关注,都起着基本的作用。
强调“生活政治”与新社会运动的内在性联系,并非否认“解放政治”的重要性。
吉登斯举例说,扩大和保持公民权利仍是根本的,这样的权利提供了生活政治问题得以公开争辩的论坛。
对于那些尚未制度化地解决“解放政治”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来说,“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之间的关联尤其复杂,大众传媒在这两种政治形态中是一个暧昧多变的角色。
在大众传媒构筑的政治空间中,“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交织纠缠,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媒介政治的特别景观。
在政治语境中的新社会运动,极大程度地依赖大众传媒,因为传统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方式完全不能适应新社会运动的需要,大众传媒契合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特质,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
大众传媒是“生活政治”得以生成、展开的最基本的公共空间。
其二,从组织方式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的特征表现为:
网络化的、去中心化的组织和干预形式。
比如环境运动是由去中心化的国内和国际网络组织起来的。
新社会运动对于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某种由某个中心策划协调的策略行动。
新社会运动的这些特质致使传统上依赖正式社会组织的动员方式不再有效。
简单说来,新社会运动要动员、吸引的是这样一些人群,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很少有面对面相遇的可能。
这些人要参与同一个主题的社会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依赖大众传媒。
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象的共同体”,而大众传媒是制造这种类型共同体的最有力的工具。
大众传媒的最早形态报纸,已经在安德森著名的阐释中成为塑造民族共同体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报纸的后继者电视更是凭借它的视觉化的普及性和冲击力成为世界性的传媒。
报纸、广播、电视这些大众传媒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在于,它们有着区别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
比如大众传媒可以克服时空限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舆论;
可以在短时间内积聚社会力量,将理性认知和感性情绪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在最近十余年间发生的变化,就是新媒体的高速增长。
互联网、手机这些新型媒体已经成为社会运动非常有效的工具,以互联网主导的社会运动已经出现。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新型媒体的传播特征就是去中心化、网络化的,从而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构筑了全球化的传播网络。
这恰恰契合了新社会运动组织方式的特点。
从传媒体制看,相较于主流大众传媒的体制内特征,互联网、手机的传播具有突出的非体制化特质,是更加接近民间的“草根媒介”。
譬如中国,一些相对敏感的公共议题在互联网中被触及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传统的大众传媒。
其三,就观念诉求方面而言,新社会运动更多地是反映多元文化冲突,而非传统的两元阶级对抗,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抗衡。
新社会运动呈现出政治文化的一种典型状态,尽管社会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在政治层面引起广泛的影响,但其实质是文化观念方面的认知和判断。
新社会运动的议题大多与阶级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联系,而是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相连接。
比如环境运动,主要理念来源于这样一种文化观念:
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类不应该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能以破坏大自然为代价实现人类发展;
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最终将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环保不是与某个阶级而是与全人类的利益有关。
环境运动以这样的文化观念作为集结大众、展开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的基础,以实现政治层面的诉求,如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改变。
又如新女权运动与旧女权运动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格外强调反对思想文化方面的歧视,因此又被称为“文化女权主义”。
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因此区别于传统社会运动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追求影响公共政策、改变社会意识和组织行为、修正、塑造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和行动,等等。
新社会运动是一种“认同政治”而非“阶级政治”,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不再单一地建立在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而是以不同阶层群体的集体认同为连接纽带。
身份认同这样的文化问题成为了新社会运动的核心问题。
比如女权主义者认同的是妇女有史以来一直受压迫的命运;
环保主义者以最博爱的代表身份出现。
新社会运动通过创造这样的身份认同来动员大众采取集体行动。
在创造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方面,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大众传媒有特殊优势。
传统传播方式集中于特定群体内部,群体成员大多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是血缘、地域等熟人关系,各个群体特别是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沟通甚少。
而大众传媒的传播对于各种社会阶层是相对平等的。
特别是以图像视觉刺激为主要传播手段的电视,是大众传媒中最具普及性的通俗文化媒介,它能最大限度地打破文化和阶级隔阂,在广大区域内实现传播和沟通。
相对于报纸因为文字限制导致的群体分割,电视能够最大程度地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级。
大众传媒在穿越时空构筑并维系社会群体方面的作用,在构筑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生活政治”为新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当代意义。
新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也正是对于“生活政治”在当代产生、发展的一个恰当的证明。
在“生活政治”的背景下,新社会运动和大众传媒互相需要。
联合国艾滋病协会项目执行主席彼得·
派特博士曾说:
“当涉及到艾滋病时,记者的影响比医生的更大。
”在抵抗艾滋病这个典型的公共健康运动中,大众传媒被运动的组织者认为是关键性角色。
大众传媒至少可以有如下作用:
其一,揭示真相,告知相关信息。
对象之一是公众,使得公众了解有关艾滋病的知识,采取各种防护手段免于自身传染艾滋病。
对象之二是政府,使得政府对于真实状况有清晰全面的了解,以动用各种资源、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阻止艾滋病蔓延。
其二,提供平台展开关于艾滋病社会问题的充分讨论,以形成舆论引导公众及社会、政府树立关于艾滋病及相关问题的正确态度,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防止艾滋病的行动中。
预防艾滋病的公共健康运动,呈现出“生活政治”的典型状态。
艾滋病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完全超越阶级、地域、文化等背景的界限,它对于人们的利益威胁是跨越社会层级的;
艾滋病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细节可能和艾滋病产生直接关联;
艾滋病涉及大众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反映出人们不同的判断和观念,这些观念与艾滋病预防的成败直接相关,正确的认知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阻止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
当前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问题,需要动用全面的社会力量、采取政策性手段加以解决。
面对如此多样化的目标,记者被期待超越医生等其它相关职业人群具有更强大、更重要的影响。
在抵抗艾滋病的社会运动中,大众传媒是必须使用的工具。
一般而言,社会运动依赖大众传媒实现组织目标,这包括,引起社会的关注;
争取参与者;
获得大众对于运动基本理念的认知和赞同;
形成有利于运动的社会舆论;
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对运动的参与和支持,等等。
除此之外,运动的参与者还通过媒体的报道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上电视的短暂兴奋可以补偿在运动中遭遇的艰难与失败导致的心理压力,运动可以昭示自我的存在。
社会运动对于大众传媒的需要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新社会运动的“生活政治”的特征,更强化了运动对于大众传媒的依赖。
其一,涉及大众的广泛性。
潜在的参与主体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社会层级,导致传统的社会团体的动员方式很难奏效。
而大众传媒接触的人群正是打破各种社会界限,遍及社会各个层级的;
其二,议题的日常生活化。
诸如环保、女性意识、艾滋病预防、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性恋现象等等新社会运动的议题几乎都和大众的日常生活体验紧密相关,大众传媒正是嵌入到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媒介,相较于其它传播组织,特别是正式的政治社会机构,大众传媒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性是无与伦比的。
其三,集体认同形成的自由和充分。
新社会运动致力于认同政治,尽管不排除直接的利益诉求,但更强调价值观的纽带连接。
大众传媒能够提供公共平台就争议性话题展开充分讨论,使得大众对于议题有充分的认知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观念认同。
其四,对于分散社会力量的整合,构筑强大舆论压力以影响大众意识行为以及政府公共政策。
新社会运动强调通过非暴力、非革命的手段实现目标,主要是依赖舆论力量。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的舆论工具。
在舆论的形成、以及舆论力量的发挥方面有强大作用。
在新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是,近十年来“符号政治”在多个国家的兴盛,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符号政治”的背景是互联网等新型大众传媒的兴起带来政治领域的新趋势,它的核心是电子民主,即是“新型传媒为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水平化沟通带来了机遇。
”符号政治开辟了在主流政治体系之外的新型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新型媒介使得个人或团体动员起来的、问题导向的政治成为可能。
这种变化对于民主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
一方面,允许议题动员绕过正式民主,也许会进一步破坏民主制度本身;
另一方面,假如政治表达和决策过程可以与这些新的公民参与形式构成联系,而不至于仅仅听命于技术精英,那么一种新型的公民社会就可能重建起来。
无论结果如何,“符号政治”预示着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今的政治形态。
尽管新社会运动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政治集体行动,“生活政治”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存,全世界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都以大众传媒这个相同方式命名,但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中,大众传媒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
同是“生活政治”,但其中的情形却千差万别。
中国的特殊性表现得十分明显。
从大众传媒的状况看,它与政治的关系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
中国的大众传媒体制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极为少见的国有制,这种国有制又是以媒介机构的有限市场化作为补充的,这就意味着媒介必须在政府行政力量和市场商业力量的双重规制下展开自己的实践。
其中,新闻传媒的专业主义理念又试图在这两种力量中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大众传媒因此成为多种社会力量交织、融合、争斗的敏感场域。
这种状况对于大众传媒介入新社会运动、实践“生活政治”有极其复杂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于新社会运动的作用千差万别,诡谲多变。
比如在消费者运动中,由于国家仍然在努力对媒介实行强有力的控制,从业人员就必须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动力之间寻求平衡,而传媒机构的这些非常规实践才构成了真正的制度重构过程。
在运动中,传媒机构利用市场力量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成功地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并直接推动了制度性的安排。
而在环境运动中,大众传媒主要处于政府、企业、民间团体、专家、公众等多股力量的包围中。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立场是强调经济发展,因此环境问题基本被忽略,大众传媒甚少触碰环境问题,民间立场基本没有通过大众传媒表达的可能,因此环境保护不可能成为一场社会运动。
近几年来,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有极大转变,比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政治理念的提出,使得环保意识突然间在政府、民间、专家、大众之间达成高度一致,大众传媒也以各种方式呈现环境意识,给予环保运动以推动。
但现实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环境问题包罗万象,涉及面极广,因此阻碍环境运动的力量十分强大,特别是其中牵涉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决非政府的政治理念以及一般大众的认知所能轻易改变,这也恰恰说明了开展环保运动的当前意义所在。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表现在,现代化发展中对于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破坏环境的行为频繁发生。
其中,甚至出现地方行政和商业集团合谋的情形,对于公共利益造成极大侵害。
大众传媒积极参与的环保运动对于这类行为的揭露和纠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特殊的媒介体制下,新型媒介对于“生活政治”的意义非同一般。
那些触及社会敏感议题的报道和言论,大都是从互联网开始的。
研究者认为,在缺乏制度化保障与文化传统支持的中国现实环境中,新型媒介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作用非常重要。
“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能保证有效的公民表达与社会协商。
普通公民没有资本,没有权力,他们只有网络。
网络表达平台和网络民主弥足珍贵。
”一些中央政府官员开始认识到,网络、手机等新型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说,“一些地方政府可能遮蔽了百分之九十的坏消息,只有百分之十被媒体披露。
”他肯定新型媒体的功用,因为它使得地方政府封锁坏消息的做法走到了尽头。
在这百分之十中,网络的主导或介入占了绝大部分。
在近期发生的厦门暗箱操作的PX化工项目事件,就是在网络上被披露、被社会舆论抨击的,以至于形成了厦门普通市民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环保运动。
总之,在我们以西方语境中产生的“生活政治”概念理解与阐释大众传媒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时,不能忘记的是,“生活政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有着差异化的丰富内容。
二、集体认同感的建构:
大众传媒对于新社会运动的作用
研究者发现,各种类型的新社会运动都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环境运动提供的认同是,把人类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博爱主义。
这种社会生物学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强调财富、权力全球流动的现实虚拟文化与原教旨主义文化或宗教认同的表达之间的对立。
是一种全球的认同。
不管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性别的归属如何,也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
女权主义则建立了诸如男女平等、女性本质的特殊性、离开男性世界的必要性、在姐妹情谊中重新打造性与生活等等内容的女性认同。
新社会运动与集体认同的这种紧密关系,使得它以认同政治的形态区别于阶级政治。
正如女权主义运动的研究者所言:
“与其说妇女运动是奠立在正式组织之上,不如说妇女运动来自于集体认同。
正是因为集体认同带来了彼此的忠诚,以至于一系列价值信仰、实践、个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个人、网络、组织才可能被整合进社会运动,并发展出女权主义的集体认同。
”
新社会运动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强调与运动本身的特征有关。
由于运动的参与者并不按照他们在阶级或民族群体中的共同社会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必须提出并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这即是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特别强调的这些运动的反思性。
传统社会运动更多地以阶级为基础,而新社会运动则是一个围绕着共同的认同感进行的集体行动,而所谓集体认同感,是从成员的共同利益、体验和团结中演化而来的群体的共享定义。
社会学将认同感分为个体和系统两个层次,因为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不能在系统层次上自然地获得认同感,所以他们必须在参与的运动中建构出集体认同感。
集体认同感对于新社会运动的意义是,一方面,新社会运动依赖集体认同感凝聚参与者、吸引大众,引导参与者实施行动以实现运动的目标;
另一方面,大众特别是参与者从集体认同感中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因此集体认同感对于新社会运动来说,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也是目标本身。
因此有学者认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
集体认同感在新社会运动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以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中的自我认同为背景的。
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境遇中,反思性的自我认同是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
“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
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今天社会的开放性,由于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生活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显得重要。
”吉登揭示了当下自我认同的三方面特点:
其一,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中,自我认同对于个体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其二,自我认同的建构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个体必须通过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进行认同的建构。
其三,自我认同的建构是通过日常生活行动完成的,它连接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
吉登斯的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新社会运动对于集体认同感以特别强调的思考路径。
参与和日常生活方式相关的新社会运动,为生活在晚期现代性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进行自我认同建构的方式,尽管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并不能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有着紧密关联。
新社会运动特别地突出集体认同感的意义,也是与新社会运动“生活政治”的特质有关的。
新社会运动之所以为“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认为集体观念的建构和表达就是政治,或者就是自我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
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集中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生活政治”的特点。
女权运动建构的集体认同感――女性认同,是与个人体验紧密相连的,这种集体认同感强调,性别不平等是嵌入到最常规性的日常生活中的,并且在这些常规互动中得以再生产。
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希望以政治术语对个人体验重新做出解释。
通过把个人体验和社会体验的几乎每一方面都看成是受男性统治来分析,就可以激励运动参与者向社会生活每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有关妇女的表征提出挑战,以此作为改变生产并传播这些表征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手段。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超出了黑人权力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范围,扩展到了60年代的其它社会运动中。
社会运动建构起了政治文化的“浸没了的网络”,这些网络是和日常生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提供了向占统治地位的表征发起挑战的、新的认同感表达形式
新社会运动对于集体认同感意义的强调,与大众传媒在当下政治中的角色和功能也有紧密关联。
在有关社会抗议行动的研究中,一个观点正在得到广泛支持,即,是人们对于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政治行动。
对不满情绪做出解释并提升人们对于成功的期望值,是抗议的社会建构的中心内容。
因此,不能把社会运动仅仅看成是现存思想和意义的载体,具有和结构性安排或不期而遇的事件一样的同构关系。
相反,社会运动组织和行动者是积极参与意义生产和维系的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运动是作为表意代理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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