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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人将他直接的利己利益附属于群体的利益,把火对安定富足生活的渴念溶入了图腾的仪式、舞蹈与歌唱中。
对火的崇拜也正是这样,在高度的利他性背后,先民以他们的祈愿、祭祷向我们透露出本质上的利己性。
这表明,即使是图腾活动也是一种人类人化自然的实践之一--童年的人类正在步履蹒跚却又义无反顾地走向文明。
我国关于火的图腾的实证也颇丰富,仅从繁多的孑存于现代的民间风俗中便可窥其一斑。
聚居在云南中部哀牢山、乌蒙山等地的彝族人民自古至今就有对火崇拜的传统,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都与火密切相关。
如火在彝族人民心目中是吉祥的象征,火能消灾祛邪,给人带来幸福。
哀牢山区的彝族群众,用烟火灭虫,以求五谷丰登;
巍山县的彝族妇女,在帽子上缀着火花似的花球饰物,此帽名日火花帽,彝家儿童则喜穿火花鞋;
火把葫芦笙是彝族的吉祥乐器,每逢喜庆节日,姑娘们便用这种乐器演奏乐曲;
火龙夺珠是哀牢山西部地区彝族民间的古老游艺活动,两人手中的火把飞舞,闪闪的火光表现出火龙抢宝珠。
我国的彝族、纳西族等民族,每年还要举行盛大的火把节。
三、炎帝的称号与火亦是大有渊源
《补三皇三纪》云神农氏以火得王、故日炎帝,以火名。
被使用于旧石器时代的火,发展至新石器时期,姜炎族人认识到火与太阳对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特别是炎帝榨农氏把火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使人熟食、范金合土、烧荒垦植、照明取暖等等,引起原始先民生活的巨大变革和人类社会的长足进步。
原始先民们以为火与太阳同源,日是火之精,姜炎族便尊崇其首领为炎帝,进而神化为火神和太阳神。
炎帝被幻化为神的历程,正昭揭了初民的关于火的神格与人格抱合的意问。
在炎帝故乡宝鸡,历代所建的炎帝庙或太阳神庙,每年夏秋两季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亦即卣普通群众装饰表演的神农擒野苗即草、火神等故事为主要内容的社火(这一名字的由来可能与火有关)。
正月十五日傍晚,耍火龙、放焰火、狂欢歌舞;
时届午夜,村民们在自家院门外堆放松柏点起篝火,祈求一年吉利。
小孩出生后,要从一堆篝火上面抱过,以保康健平安;
家人仙逝,子孙们祭奠时,也要围着一堆大火绕行三圈,虔诚叩拜,送亡灵早日归天。
在宝鸡,人们又把火与红色联系起来,姑娘出嫁要穿一身红(衣服),盖房建屋要搭红(布),表演出色的演员要挂红(布)。
这一系列民情风俗,无不显达出火,在人民传统观念中的深刻隐喻是家庭的守护神。
同时,也是赐予人们幸福、财富,以及人丁兴旺、传宗接代的源泉。
四、火是世界本原之一
流行于春秋的阴阳五行说便是一例。
这一派认为由于阴与阳二气的相互运作,而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再衍化出万物。
这种哲学思维形式是由可感的物质形象去思入世界之本原的,这显揭了哲学发展形而上学的童年期(皮亚杰语)的素朴性与雅拙性,而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人们对于这些自然力的一种超自然的崇拜与畏惧,他们认为是这些自然力孕化了大地、天空以至人类。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形而上学发展史中,虽然形式思维(即由概念思入本原的方式)主导了哲学的脉搏,然而这其中却始终贯穿着那种从具体的物象、形体思入的本体治模式,在自然面前的自卑与罪感,可以说,至今仍存留于人的遗传密码中。
而这种物象形式之一便是火。
五、火向灯之演变
灯文化之所以历经了孕萌期(火)、拓展期、流迁期的运作轨迹,是有其深刻的功利诱因、存在论诱因、心理诱因的。
火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最早膜拜物之一,乃是因为它是一种把我们带进物质世界隐秘的内在结构,给人们带来光明、带来温暖,为原始人类的定居生活、夜间劳作提供了可能。
它是青春和热血的象征,并具有红宝石和朱砂、赫石和赤铁矿那样富于象征意义的色调,人们正是用这些颜色郑重其事地描绘着自己的形象。
由于有了火,原始初民得以能够食啖在热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茎和块根,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
而人的无机的身体③的外延也随之扩展了。
另外,随着对自然的改造实践活动一步步深入,人们发现火不光具有破坏性,更具有改造性。
大约7000多年前的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便开始将孔雀石放进火里,从火中流淌出金属的红色液体,这便是铜。
而在中国的父系氏族时期,初民们也已掌握了炼铜术。
铜的发现-,向人类揭示了金属的秘密,同使用石制工具一样,它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而伟大的变革性领域。
一伴随火之操作而来的是火之保存。
前面已提到北京人已懂得如何保存火种。
人们发现,要想获得一个稳定的光源,仅靠篝火是不行的,必须有一种便于携带、且能防风的、并纳于器皿的设置。
于是,赋予火以空间,这一功利意向,已设入了原始人的遗传中。
如果从纯功利用途的角度来看,那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第一堆篝火,便是我们初民们的第一盏人工光源--灯了。
然而借助器皿加燃料来用火照明,当始于丝织业从农业、畜牧业中的分离。
故有人戏说灯的发明者乃是一名妇女,且她在众姐妹中最勤劳,到晚间也不辍劳作,她又最体贴人,为了不扰搅同伴的睡眠,她必然要想到把火集束于一点。
当然这种假说是毫无根据、不可考证的。
然而,为了防风,为了便于移挪、而给火一定的空间,必定是灯产生的功利诱因了。
火的空间化--灯的产生,昭示着人类一个新运动的到来。
这是技术理性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各生产部门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弓箭的发明、铁器的使用、水稻的发明,人在人化自然的进程中,达到了一个高峰。
灯,以空间的形式将火固着、延长于时间的序列;
使火器具化于先民的生活秩序中。
六、科学考证
在我国甲骨卜辞、金文中,尚未发现有灯字。
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当时用于照明的乃是一种烛。
烛大概就是一种火把。
据解释,没有点燃的火把,通称为炼;
用手执的火把较小,称之为烛;
放在地上的火把较大,称之为燎;
树之于门外的称大烛,门内的称为庭燎。
便有树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
之疏,而《红楼梦》在元妃省亲一回里亦有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的描写。
大烛和庭燎,都是大火把,这种火把的制作则很可能是利用松枝、竹、苇等材料制作而成。
因此,这一时期的烛虽与后世灯烛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含义,但烛可以说应是灯的前身了。
我推测,我国古代灯具的发明甚早,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始社会部分中的那件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陶盂,是一盏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陶灯,但这种推测难以确认。
我们认为,我国最早的灯,可能同陶豆这样的盛食器皿分不开。
七、灯的寓义
它承载着人类的光明、求索之梦替人类把心声传扬、讲诉。
灯,籍借着母性的、唯美的喉音替人类把光明和温暖作温柔的召唤。
灯的空间化、器具化,使火之意象更为深刻、更为神圣了。
死亡,向我们揭示那个永恒的伟大而古老的秘密!
人作为一种能在。
具有一种选择未来、驾驭未来的可能性,而正当人把自己开展出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临的乃是死亡。
这种悲剧结构,注定了人生的命运是忧扑朔迷离的神韵。
死者离弃了我们的世界,把它留在身后。
他人的死让我们习得了死亡经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处于死之前、死之外,然而在这种知道的同时我们还树立了这样一个意念人,终有一死。
故又有人死如灯灭一说。
火令生命的瞬息灵光承担起在之重,为在暗夜里漂泊的人们探寻某种方向,以现时性对有限性宣战,以奋争的生命向死亡宣战,以真诚的直觉与不可表达性对抗。
火是源自亘古的一条河,它承荷着此在之梦,在天空与大地间寓言般地、真实地流淌,生生不息
八、灯文化乃是人类之诗化的存在方式
灯文化,通过它独特的审美取向、功能内蕴、题材趣味,使生命的有限性得以暂时的否定,遂达于对人悲剧氛围及两难境遇的拯救,它是让人喘息的家。
隐喻对死的反动,也许是灯文化发展脉络中,搏动得最强劲、最深遂的一条了。
灯文化作为一种压抑性非升华形式对现实原则的超越则是一种彻头彻尾极富革命性、未来性的价值凝合与走向。
灯文化使人置身于一种深层审美状态,在这里,世界成为意义的体现和载体,人得以从物理时空、庸常生活中抽离出来超脱于功利之外,造成反因果、反目的的驻留。
在这种驻留中,一反认识、实践状态中的物我两不忘,而忘记了对象的存在、忘记了人与世界的隔膜,忘记了人与世界的双向异化、忘记了人作为主体的死亡命运。
在这类乎游戏的情状中,迷失于手段与工艺流程的人重又被拉回了家,而那久违了的自由世界又敞现在人们面前
灯文化又赋予人一种价值,它在已然的王国向我们把应然展昭,并将现象的事实世界与本质的意义世界勾连起来。
这又是价值之超越与升华。
在灯文化的运作与流变中,人获得一种解放的性质。
它由在灯文化的自由中挣脱了实用,生活被诗化、世界已不再是庸常的面貌。
九、桂林是中国的灯文化的缩影
桂林建城2100多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城市,我认为:
桂林中国的灯文化的缩影,是中国灯文化冰山之一角。
从它的变化和发展,可窥中国城市从火变灯的流痕......
明清时桂林城仅10大衙门有“灯”,说它是路灯,仅是悬在衙门上的灯笼,燃料为松脂油。
是哪些衙门?
抚台衙门(现中心广场东南角)、藩台衙门(文化宫后门)、臬台衙门(原地区专署大楼)、道台衙门(桂中)、盐道衙门(现红灯笼榕湖店)、巡道衙门(中山中路邮局东侧)、左营衙门(原法院处)、右营衙门(中山中学)、桂林府衙门(市公安局处)、临桂县衙门(中医院处)。
10处衙门的灯笼,起着路灯作用,这就是桂林“路灯”之起源。
进入晚清,财大气粗的广东帮、浙江帮、湖南帮商人从广州买来西洋宫灯(点洋油,防风防雨性能较好)悬挂于店门,比衙门的灯更洋派,连官府也望尘莫及,引来百姓围观。
而真正意义上的桂林路灯,据广西警务公所第四次统计资料显示:
始于1911年4月。
桂林街头开始安装洋油路灯711盏,其中官灯447盏,民灯264盏,这是用人工点燃的桂林城路灯(官灯即官府投资的灯,民灯即驻地商家出资的灯)。
其中北区(叠彩区)官灯120盏,商人出资的民灯26盏,中区(秀峰区)官灯129盏,民灯84盏;
南区(象山区)官灯79盏,民灯31盏;
东区(七星区)官灯52盏,民灯50盏;
北分驻区官灯15盏,民灯14盏;
行春分驻区官灯19盏,民灯35盏;
西分驻区官灯16盏,民灯7盏;
文昌分驻区官灯16盏,民灯18盏。
昏暗的洋油路灯较之衙门的灯笼,虽不及其豪华,但在便民、亲民方面却大有进步,而这也苦煞了点灯更夫。
遇到天晴无风夜尚好,若是寒冬腊月,刮风下雨天,更夫踏着街道上泥泞的黄泥巴,深一脚,浅一脚,一肩扛着竹梯,一手提着灯往来于辖区,挂灯、点灯、灭灯,为方便百姓,却苦了点灯人家,跌断腿、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
民国初年(1913年),来桂经商的广东人英甫臣、黄翰庚出资,从国外引进设备创办了桂林历史上第一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厂址设在象鼻山西麓,还建了个发电厂。
从此,桂林城有了电,一些达官贵人、巨贾大商家中有了电灯,店门口还悬挂能旋转的霓虹灯,桂林的路灯也开始上了档次。
桂林城路灯真正上街方便路人的时间是1936年冬,也从此结束了用洋油路灯的历史,再也不用人工点灯了。
1940年,桂林成立了市府路灯管理委员会,那时全市才有电力路灯344盏。
1944年秋,日本飞机炸毁了桂林发电厂,桂林又恢复无路灯的历史,时光仿佛倒退到了光绪年间。
1946年5月,抗战胜利后的桂林,重建了电厂、恢复了路灯。
不过路灯还是少得可怜,全市路灯和1940年的盏数差不多,不到400盏,配备5名路灯工人,全部工具是两把梯子,两对木踏板,5把钳子,5把电工刀,10把螺丝刀,5支电笔,以及为数不多的灯泡。
直至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前夕,桂林全市的路灯仅378盏,线路总长才20公里。
其设备之简陋、灯数之少、线路之短,岂能跟如今的路灯相比?
时代在变迁,从远古的火到灯巨变,至少经历了一百七十多万年!
如今桂林的灯,和全国所有不夜城那样,五花八门,流光溢彩,像首小诗,像首小夜曲,灯啊灯,我托物言情之灯,它又像我至爱古典美人今夜无眠在弹拨古筝,忽而把我飘向远古,忽而将我引进盛世,听!
宁静中传出优美的旋律,看!
火树中书写浪谩和谐的音符,为你带来健康和欢乐,给今夜无眠的恋人献上支支祝福曲!
灯啊灯,像长明的烛火带我穿过时空隧道,回到那奇妙的远古。
灯啊灯,像古老的梦那样疾驰,回眸起来仿佛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巳从火走进了梦幻灯的时代,中国的灯文化博大精深,恰似生生息息不灭的火泉在闪烁,闪烁中露出真容,灿烂中创迸辉煌,在辉徨中书写人生。
灯啊灯,它又恰似农人永不休止地播种人生,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无收获,冬天何品尝?
感谢古人历经一百七十多万年,历经永不休止亿万以上的实践让火变成了灯,使人类社会步入新时代!
远古火是坚强的发条,使永恒的自然循环不息,在巨大的天体钟里,坚韧,纯情,善良,欢乐,闪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从火到灯漫漫一百七十多万年中国先人的劳作不是这样吗?
世界万物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火到火树银花,亦变又梦幻,幻幻何其多,多些勤奋,少些折腾,多些辉煌,少些平庸!
不断创新幻灯,不断更新人生!
幻灯变幻无穷,它是写不完的诗,是一曲永没有休止符的小夜曲,如同满天的星星。
古有:
三更灯火五更天,今有火树银花不夜城。
它凝聚了多少华人血与汗,它历经多少冬与春?
看世界明珠桂林“两江四湖”夜的彩灯,如梦幻一般,每年引来千百万中外游客欣赏。
好像“天上的街市”,桂林的灯,中国的灯,换了人间!
(下照为广西桂林城中载入吉尼斯记录的金塔和银塔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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