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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采用的预期概念不是适应性预期,而是理性预期,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一致的。
他们认为,失业率是一个围绕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下波动的随机变量,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根本不存在有规律的相互替代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直线。
因此,以引起通货膨胀为代价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并不能降低失业率,在短期或长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均是无效的。
一、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菲利普斯曲线的有效性如何,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虽然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广泛研究和运用,但运用该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进行预测的国内研究还在发展阶段。
刘树成(1997)着重探讨了中国不同时期“产出——价格”菲利普斯曲线的具体形状,并进行了原因分析;
刘金全等(2006)发现中国的“产出——价格”关系具有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性质,经济增长率体现出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通货膨胀预期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适应性预期形态。
钱宥妮(2005)利用产业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对通货膨胀率回归,发现在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不成立的;
黎德福(2005)认为我国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此外,由于存在大量的劳动力转移,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著相关。
曾利飞、徐剑刚和唐国兴(2006)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开放经济下中国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结果表明,使用混合成本作为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具有显著性,影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是资本成本与进口中间品成本,认为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不适合我国。
他们探讨了开放经济下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特点,结果表明使用混合成本作为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具有显著性;
钱行(2006)的实证结果表明,各国物价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他还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通货膨胀的各条跨国传导路径,发现消费品和原材料价格传导路径非常通畅;
马丹、涂玥(2006)在对中国是否存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存在正向关系,同时通胀不确定性对实际通胀率影响不显著。
欧阳志刚和韩士专(2007)应用非线性阈值协整对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机制转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陈彦斌(2008)在改进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进行较为详细和全面的解析。
韩剑(2009)在考察全球产出缺口与国内通货膨胀变动关系的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影响中国通货膨胀变动的国内外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
王正双(2009)利用1978-2008年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运行中出现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并没有有效带动就业人员总量的较快增长;
耿强、张永杰和朱牡丹(2009)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引入新凯恩斯混合斯菲利普斯曲线,结论认为:
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通胀效应,通胀既受到通胀预期的影响而具有前瞻性,也受到前期通胀影响而具有后顾性,且前瞻性预期对通胀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中国通胀率的传递效应非常微弱且统计上不显著;
范爱军、韩青(2009)将价格调整的生产率与名义增长缺口加入简单预期增强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较好的拟合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
刘金全、曲国俊、刘汉(2010)采用门限自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非线性和非对称性。
二、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3.1模型构建
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公式为
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实际失业率,
为自然失业率,
为物价对失业率的反应程度,前面的负号说明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反向变动关系。
继80年代末“理性预期”理论之后,菲利普斯曲线开始将通货膨胀预期作为重要因素,诞生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为预期价格的通货膨胀率。
3.2数据说明
考虑到实际研究的需要以及为获取数据的方便,将1979年到2009年度共31个数据设为样本空间,并在数据指标的选取上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率的指标,将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失业率指标。
数据搜集如下表所示:
年份
通胀率(%)
失业率(%)
1979
2.0
5.4
1980
6.0
4.9
1981
2.4
3.8
1982
1.9
3.2
1983
1.5
2.3
1984
2.8
1985
8.8
1.8
1986
1987
7.3
1988
18.5
1989
17.8
2.6
1990
3.1
2.5
1991
3.4
1992
6.4
1993
14.7
1994
24.1
1995
17.1
2.9
1996
8.3
3.0
1997
1998
-0.8
1999
-1.4
2000
0.4
2001
0.7
3.6
2002
4.0
2003
1.2
4.3
2004
3.9
4.2
2005
2006
4.1
2007
4.8
2008
5.9
2009
-0.7
(数据来源:
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3.3模型计量
假定预期通膨率为上一期通胀率,令自然失业率为常数,并将其作为
中的一部分,作为新的常数项引进,经过变形整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变为
运用STATA软件得出结果如下:
由此可得:
3.4模型检验
3.4.1经济意义检验
所估计参数
说明上一年度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本年度通货膨胀率增长0.6072%,失业率每增加1%,通货膨胀率减少1.5084%。
即上一年度通货膨胀率与本年度呈正相关关系,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呈负相关关系。
这符合经济意义。
3.4.2拟合优度和总体线性显著性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
由实验结果可知,可决系数
,调整可决系数
,这两个数字都接近一半,说明解释变量对总体43.52%的差异做出了解释,所建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并不是十分理想。
F检验:
由实验结果可知,F值为12.17,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05,自由度为(2,27)的临界值2.96,说明解释变量整体对通货膨胀率
的解释程度很高,具有总体线性显著性。
3.4.3单个变量显著性检验
,t检验结果:
,不在拒绝域内,故接受
,所以该变量不显著,在
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9410,14.7400)。
t检验结果:
,在拒绝域内,故拒绝
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3045,0.9100)。
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3.7161,0.6993)。
三、结论建议
由下图可以清楚直观的看出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现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
但由于数据有限,仅有三十一个样本数据,尚不足以表现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所以针对货币数量学派的观点,“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不存在”尚未得到实证的证明。
关于拟合优度不高,考虑可能与失业率的选择有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且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但在模型中失业率的选取中选择的是城镇人口失业率,忽略了农村的失业人口,一定程度了可能低估了失业率。
因此数据的偏差可能影响到了模型的真实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我国的经济周期阶段大体相吻合,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大体表现为基本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
因而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低可以用来判断我国经济周期阶段。
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应当坚持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
同时,在控制货币供应量总量的同时,央行也要关注和研究货币的流向和结构这一问题,监测货币在各个市场的分布和流动情况,理清货币流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防止货币流动对物价水平造成冲击。
控制通货膨胀要加强对预期的引导。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拉动国内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
在危机波及全球的情况下,国外净需求或称出口的增长极其艰难,投资需求即使在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引导下已经开始增长,但想马上提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上显然不现实,这样,居民消费的提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必需考虑到以下几点:
(1)居民收入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偏低,但如果大规模地提高平均工资,不仅会使失业率增加,还易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2)居民消费水平低的最主要原因不仅仅是收入低,还存在不敢消费的问题。
因此,政府的首要举措应该是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例如解决城乡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看病、养老需求、子女择校需求等等,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居民消费水平才会大幅度提高。
(3)收入两极分化问题。
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整个社会的消费不是由富裕阶层拉动的,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拉动的。
因此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制定对低收入者征收累退税而对高收入者征收税率较高的累进税,缩小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
这样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加了,则会带动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加,相应的失业也会逐步减少。
中国高失业现象是由几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资本推动型。
高增长主要来自高资本投入,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本身对带动就业、降低失业率不能做出积极的贡献,不利于扩大就业。
二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对失业的影响。
经济转型不断显化原有经济体制和结构下的隐性失业,造成城市失业率的迅速上升。
第三个原因即过度劳动。
从业人员的过度劳动是导致就业岗位被挤占和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三种原因叠加在一起,便产生出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必然结果。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失业率是由经济增长模式、经济转型和过度劳动这三个长期的相互加强相互影响造成的,短期内很难有所突破。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也对经济恢复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力保障。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以往经济周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在前一轮经济周期中,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
出口、投资和消费使得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高增长;
进入本轮周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完全依赖于政府投资,民营投资跟进步伐慢,出口已经明显下滑,消费一直较为平稳,加上政府政策偏好GDP贡献大的行业,使得中国的过剩产能始终集中在一些竞争不足的行业。
同时,世界经济周期和中国经济周期相重叠,世界各国在超额发行货币救市时必然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使得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被压缩,新增贷款大量流向资本品,最终推动制成品的价格上涨。
这种国际上的通胀传导和其他国际因素也将影响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和相应效果,妨碍中国经济的复苏,使得本轮中国式经济周期的收缩期将维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这四大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在制定政策时,总要找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所在,先解决主要矛盾,再依次解决其他矛盾。
按照前面的研究结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时期,无论从图形上还是从相关性上适用性都较强。
由此,根据中国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加大通货膨胀率的调控力度。
针对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各种不同因素,为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应运用不同的政策进行协调配合,实行综合治理的对策。
但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的存在,表明了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刺激政策是有效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的同时,应该防止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
在防范经济过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遏制通货膨胀的时候,应注意通过不同政策组合,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问题。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可以考虑“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来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增长,而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通胀与产出之间的短期替代性在下降,通胀的治理成本将更大,货币政策的紧缩持续力度需更持久。
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带来的平坦化效应,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表明即使一个过热的经济体也可能导致较低的通胀率;
另一方面,为了消除一定程度的通胀将使经济体付出更大的代价。
经济体的过热或者宽松的政策环境并不会立即导致CPI的高企。
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即便CPI等物价指数是正常的,也不能得出通货稳定的结果,可能还需关注资产价格等其他细节,过多流动性可能最先表现为资产市场的通胀,然后才会出现消费者价格的通胀;
一旦通胀已经表现为CPI的高企,则下一次的治理将更加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开放度的加深对于通胀和产出交替关系的正向冲击效应,而此时政策的制定依然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则无疑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损害。
建议中央银行在不加息的情况下定向增发票据,提高法定准备金率。
不加息可以防止热钱的涌入,增发票据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可以回收流动性,减少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等投机领域。
除此以外,应通过行政手段,由各地政府出面建立农产品的缓冲库存制度:
当某项农产品产出过剩、价格过低时由国家通过保护价格收购,待农业歉收或因为过度炒作而价格过高时,政府再以保护价格卖出以平抑物价。
这样可以防止社会闲散资金流向类似绿豆、大蒜等农产品领域,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
针对失业采取更加深入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选择中,要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使劳动者能够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使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从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调整产业结构,积极促进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就业弹性,扩大就业渠道。
加强金融货币政策灵活性,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
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考虑到当前货币供给和投资、顺差等领域共同的问题,需要将就业确立为优先导向,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积极挖掘金融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加强不同政策组合的使用,注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加强财政投入的效率,提升创业机制的效率和民间投资热情。
通过削减税收的措施,扩展就业渠道。
同时,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资金过度流向虚拟经济体,减缓潜生通货压力。
促进两者在作用机制、作用方向、扩张和紧缩需求方面的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协调地位。
加强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充分考虑和估计经济主体的预期。
卢卡斯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告诉我们,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至关重要。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是有不小差距的,必须更加灵活,更加细致,刺激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尽量避免经济政策波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加强国民经济发展,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发展的任务还很重。
十二五提出了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对此,应当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努力遏制和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趋势,在促进经济增长率的稳键回升中进一步消除泡沫、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
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到短期和长期的因素,注重总量和结构之间的协调,强调政策和体制之间的互动,从而确保宏观调节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需要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丰硕成果,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确定适合的角度和框架。
总之,菲利普斯曲线只是揭示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一般关系,但两者的确切影响程度并不能具体确定,主要是因为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因素太多。
而且,中国市场机制与西方的规律不同,这使得完全照搬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并不可行,所以有选择性地应用菲利普斯曲线并加以研究,才能找到充分运用其背后的经济意义,不能盲目运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实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否则除了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之外,由于预期的不确定性,“滞胀”现象也有可能发生。
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我国来说,自1978年以来,价格逐步实现向市场化过渡,既经历过较长时期的通胀,也有过短暂时期的紧缩。
同时考虑前向的通货膨胀率和后向的通货膨胀率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分析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既受到超前一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具有前瞻性,也受到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具有后顾性,而前瞻性预期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
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与通货膨胀率相关的政策时,应高度重视人们对通货膨胀率前瞻性的预期。
事实也说明前瞻性预期的重要性,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支持大量发放信贷,不断快速增加的信贷导致了人们对通胀预期。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成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则成为2012年宏观调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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