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国演义》中曹操文学形象的特点与塑造和表现手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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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国演义》中曹操文学形象的特点与塑造和表现手法
浅析《三国演义》中操文学形象的特点与塑造和表现手法
摘要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有个著名的人物形象——操,所谓“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大奸臣”“欺君罔上的汉臣贼子”“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是操这一形象跃然于纸上。
且为人所熟识。
罗贯中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人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各自表现出不同性格的特点,并加以丰富生动的情节,使人物性格呈现出复杂性、立体化。
在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中,操是颇为奇特的,一方面他承载着历朝历代卫道士们的谴责与鞭挞,同时也为人们认清生活中“操式的人物”的诡诈与奸险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他的“包藏宇宙之机”与“吞吐天地之志”,不知开启了多少英雄豪杰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干。
本文分析了操文学形象的演变与特点,并且与历史形象进行了对比,综合介绍了《三国演义》中对于操文学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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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其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首创的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一出世便达到了顶峰,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本[1]。
在《三国演义》中,绝大多数形象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
在作者笔下,操的“奸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不过,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操并非只有阴暗的一面,他还有辉煌的一面。
可以这样说: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
2.研究意义
《三国演义》中操的形象,既有应该肯定的东西,也有必须否定的东西。
历史上一切曾经起过某种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政治家都是如此。
操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们这种共同的本质特征,所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当然罗贯中之所以要把操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操的政治上的二重性等因素分不开的。
历史资料表明,三国故事在五代之前便有流传,拥反以成定势,而特别是由于诸亮其人超人的智慧和军事才干,亦不允许人们和作者反对拥反的倾向,而特别是操的许多思想和作为有违儒家思想和以汉为正宗的文化思想倾向,更由于《三国演义》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创作的所以操历史形象有相吻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吻合的地方。
由于罗贯中把握了历史人物本质性的特征,所以很容易使人把艺术形象与历史形象混淆起来。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看待操这一历史人物形象[2]。
3.文献综述
有关操文学形象的研究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不断涌现。
举其要者,如厚基的《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即主要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操[3],认为历史上操思想性格中的“丑”,经过作者“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融入其强烈的爱憎、鲜明的倾向,给人以真实、生动、可信的感觉,就由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的典型,具有了不朽的艺术力量。
许建中《试论操性格的二重组合》则运用“性格组合论”,指出操是个有机的“二重组合体”,“批判蕴涵歌颂,矛盾暗合统一,雄才大略的英雄与奸诈凶残的奸雄集于一身”。
不过,也有论者指出操身上“奸”和“雄”的性格元素,并未构成“相反相成”的“二重组合体”,因为“奸”是道德属性,“雄”是个人才能,二者并不“对立”、“相反”,实际上“雄”只是“奸”的强化剂,越具有雄才大略,就越奸,就越有危害性[4]。
也有的论者认为操身上的“雄”与“奸”是相辅相成的,“成雄”是其目的,“施奸”是其手段;不“奸”难以成“雄”,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5]。
上生的《操形象的成功奥妙》,则以系统论为武器来解析操作为“奸雄”的性格系统,指出“作者采取从心理、伦理、政治三个层次逐步展示而又综合整一的描写方法,出色地进行着这一性格系统的创造”,操性格的成功,就在于其性格结构的整体性、层次性、有序性和复杂性的高度统一。
其他如静河《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论诸亮操决策之得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丘振声《论操的用人之道》(《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邓玉景《〈三国演义〉中操性格探析》(《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雷勇《操形象的文化意蕴》(《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静《操生命价值得失浅探》(《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王理《〈三国演义〉中操形象的再探讨》(《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等等[6],则分别从管理学、人才学、政治学、文化心理学等角度,来对操形象进行多方位的观照和评价。
总之,新的理论视角的广泛运用,极丰富了人们对于操形象之审美价值与文化涵的深刻认识,同时也为操形象的阐释开拓出了无比广阔的审美空间。
二.操的历史形象
操,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本姓夏侯,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亳县)人,出生自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
因其父嵩乃是中常侍腾之养子,故改姓。
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
自幼放任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7]。
生于公元155年,卒于公元220的操,在三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纵横65个春秋,流传下的英雄故事,时时令后人感慨莫叹[8]。
观其一生,从举孝廉踏上仕途开始,到后来挟天子以令诸候,其间收黄巾,讨董卓,败袁术,破谦,平邈,杀吕布,灭袁绍,定乌桓,降琮,走赤壁,克马超,战权,收鲁,封王,弃。
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鲁迅先生曾说:
“我们讲到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操的真正方法。
……其实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这样的评价倒是和操刚刚去世时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类似,在操刚刚死的一段时间,曾经在国出现过一阵吹捧他的热潮。
植在《武帝诔》中描述了操下葬时的情景:
“华夏饮泪,黎庶含悲”、“兆民号咷,仰诉上穹”[9]。
这里固然有植故意抬高自己父亲的成分,但是在当时国境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三.操文学形象的演变
1.两晋时期操的文学形象
西晋辅,应该是高举尊贬大旗的第一人。
他在《名士优劣论》中,把备与操作了全面的比较,他说:
“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
荀文若,德祖之徒多见贼害。
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
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
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
岂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
辅认为操最恶劣的品质就是多疑、暴虐,而“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的备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名士[10]。
东晋习凿齿在辅“尊抑”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将氏贬的一无是处。
他主要的观点有二:
其一,以蜀汉为正统。
其二,他认为“汉亡而晋兴”。
他认为没有资格继承正统,认为“皇晋宜越继汉”[11]。
他甚至连司马氏曾为臣都不承认,说“宣皇祖考立功于汉”。
(宣皇指的是司马懿,司马炎即帝位后追封他为高祖宣皇帝)。
2.唐代操的文学形象
到了唐代,人们对于操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贬不一的。
唐太宗世民在《祭太祖文》中,虽然称操“雄武之姿”,还将他于伊、霍光相提并论,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他的匡正之功;但与此同时又说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
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句中这个“乖”字非常形象的刻画了操的野心,明喻操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而是为了一己私利。
后面一句“有无君之迹”更是直白地将操“奸臣”的形象公诸于众[12]。
由于世民的特殊身份,唐代士人对他是十分尊崇的,因此他对操的看法基本上为唐人所认同。
3.宋代操的文学形象
宋代司马光在其编著的《资治通鉴》中的不少地方对操都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
在对操杀彪一事的选材上,司马光没有使用语焉不详的《三国志》,也没有使用立场较为中立的《孔融传》注引《续汉书》的说法,而偏偏使用《后汉书》的记载:
“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
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小小一个“诬”字,却将操蓄意陷害他人的小人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实在是精彩。
4.近代操的文学形象
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涉与了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与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在对操形象的研究上,学者们虽承传统批评之余绪,尚不脱比经附史式的道德评点模式,但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分析、评价操等人物形象。
例如,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即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依据,指出《三国演义》“极力尊崇关云长,然写来不免有刚愎自用之失;写孔明亦是极力推崇,然借风、乞寿、袖占八卦、羽扇一挥回风返火等事,适成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与贤相身份不合矣。
……综观全书,倒是操写的最好。
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
先主奸而不雄,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操耳。
……书中写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与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
又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非常人所能与者。
盖煮酒论英雄与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
”这段评论就通过关云长、孔明与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较,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操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复杂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13]。
5.现代操的文学形象
十年动乱过后,学术界为了清理“评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乱,又重新探讨了对操形象的评价问题。
一些论者继续就五十年代后期为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论者则发现了《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对操形象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还有的论者则运用了新的理论视角对操形象加以诠释,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性的新见解。
程毅中指出,当年为操“翻案”,是因文史纠缠不清,《演义》不是史著,而是小说,故不应从历史角度否定它。
《演义》中的贬倾向源头古老,揭露操的酷虐变诈,正是历代人民政治上反暴政、道德上反伪善的美学理想的体现,决不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14]。
黄钧也指出,当年一些史学家说《演义》“歪曲”历史,丑化操,这是为了模糊文学和史学界限,用历史评价来替代道德评价,用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来掩盖他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17]。
在《真假操辨》一文中,他还将《演义》中的操与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的操相比较,认为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两个方面来看,罗贯中塑造的操更符合历史真实,更能再现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而《蔡文姬》中的操则“超越历史的界限,竭力把操美化为古今少有的完人,甚至把他表现为种种美德的化身”,这既违背了历史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歪曲了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
四.操文学形象的特点
1.生性多疑
操在军事上也犯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缺陷,操进攻东吴,因北方军士不习水性,屡屡受挫。
后听谋士进言,启用投降荆州军将领蔡瑁、允兼任水军都督,负责操练水军。
周瑜见蔡瑁、允训练水军有素,利用操生性多疑的致命弱点,诱使干传书使用反间计,使操中计杀了蔡瑁、允。
等操猛然醒悟知是中计已晩矣,应该说火烧连营、赤壁之战大败与操的多疑是有着直接的株连关系[15]。
操的多疑心理就是连睡觉时都搁置不下,有一次午睡时,有个士兵见操和衣而睡,怕他着凉,上前给他盖被子,他好像在梦中隐约疑似有人要杀他,随即抽出宝剑将那位关心他的士兵给杀了。
后知之错杀,又为那士兵举行盛大葬礼,来弥补由于自已多疑的过失。
2.求贤若渴
操的惜才爱才表现在对关羽的极尽能事之收拢。
对于关羽,操的求贤应该有着战略和战术的双重考虑。
如果能求得关羽的归顺,操不仅拥有了得意大将,更削弱了备的势力,从感情上摧毁了军的阵营,所以,操不惜代价,“上马金,下马银”,诚心诚意对待关羽。
但是关羽毕竟不是许攸类的谋士,他对江湖仗义的看重超出了对于自己正确位置的找寻,所以,操的所有努力,都不能打开关羽心中结义兄弟这把锁。
他始终追随备,演义了传世经典的结义之情。
不过关羽到底是仗义之人,虽然不能身从操,但是他在感情和行动上都对操的恩泽给与了回报。
白马之围,关羽挥斩袁绍的两员得力大将颜良、文丑,解救了操。
华容道放过操,也是他对操爱才惜才的一种回报。
3.才华过人
操“外定武功,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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