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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寄生虫感染与肿瘤
8寄生虫感染与肿瘤
寄生虫病与肿瘤是世界上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两类疾病。
以血吸虫病为例,据世界卫生组织1993年的报告,全世界有31亿人口的74个国家和地区有血吸虫病流行。
关于寄生虫病与肿瘤的关系,自从1898年日本金森首先报道血吸虫病合并直肠癌以来,国内外有关血吸虫病并发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及直肠癌)病例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直肠癌发病率与死亡率较高的调查已屡见报道。
如在我国血吸虫病高度流行的浙江省嘉善县,大肠癌的发病率高达44.2/10万,而吉林省仅为2.7/10万。
浙江省嘉善县大肠癌世界调整死亡率男女性别分别为33.27/10万和32.40/10万,比世界上大肠癌死亡率最高的新西兰还高。
在日本,大肠癌死亡率也以血吸虫病高度流行区的山梨县和久留米县为最高。
A-mano(1980)分析Yamanashi流行区临床病理资料中日本血吸虫病患者的结肠癌发病率比非血吸虫病患者高25倍。
埃及血吸虫病主要分布于非洲与东地中海,而以埃及的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的感染率为最高。
Lucas(1982)报道在埃及血吸虫病重流行区马拉维南部地区鳞状细胞型的埃及血吸虫病膀胱癌的发病串比英国高出35倍。
生化研究显示埃及血吸虫病患者尿中的挥发性与非挥发性亚硝胺含量分别比非血吸虫病患者高10倍与2—4倍。
进一步测定埃及血吸虫病膀胱癌患者膀胱标本的DNA损伤,发现其DNA甲基损伤后生成的O6-甲基脱氧鸟苷(O6—MedG)量显著高于非血吸虫病膀胱癌埃及患者与非膀胱癌患者,表明血吸虫病膀胱癌患者靶组织已出现癌前变化,而此种由于DNA甲基损伤后形成的修饰碱基与癌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埃及血吸虫感染与麝猫后睾吸虫感染评定为确认人类致癌物(Group1),将华支睾吸虫感染评定为对人很可能致癌(Group2A),将日本血吸虫感染评定为对人可能致癌(Group2B)。
由于我国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寄生虫种类各异,一种寄生虫可以有致癌促癌作用,另一种则未必有,而各种肿瘤的病因与发病机制也不尽相同,因此,加强研究寄生虫感染与肿瘤的关系,有助于阐明肿瘤的病因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从而为寄生虫病与肿瘤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8.1寄生虫病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多基因、多因素、多阶段的复杂过程,并与免疫状态有关,可分为启动、促进与发展三个步骤。
化学的(如亚硝胺)、物理的(如射线)、生物的(如乙型肝炎病毒、Epstein—Barr病毒、幽门螺杆菌、埃及血吸虫等)以及遗传的因素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细胞靶DNA,形成加合物,引起DNA损伤、甲基化水平降低等,导致原癌基因激活与(或)抑癌基因失活,前者表现为原癌基因的碱基重排、突变、扩增与过度表达,后者表现为抑癌基因的缺失、表达受限、失去对细胞凋亡的调控,进而使正常细胞转化为肿瘤细胞。
此外,也可能由于以上多种因素及其降解、活化或代谢产物对宿主靶组织的长期、慢性的累积刺激,引起炎症细胞及吞噬细胞的激活,产生诸多细胞因子与自由基及一氧化氮,引发细胞的脂质过氧化、多胺代谢异常,刺激细胞分裂导致癌变。
寄生虫病在此过程中至少在7个方面与肿瘤发生有关。
8.1.1引起炎症反应与细胞增生
血吸虫病是以宿主对血吸虫虫卵的炎症反应与增殖反应为病理基础,如肠粘膜与膀胱粘膜分别在日本血吸虫虫卵与埃及血吸虫虫卵刺激下发生脱落、炎症与增生。
Shindo(1976)认为肠血吸虫病的慢性炎症与上皮增生是发展为大肠癌的一个间接因素,并强调在免疫功能降低和亚硝胺等致癌物的协同作用下发生大肠癌。
Rosin等(1994)认为埃及血吸虫病可作为研究炎症反应与细胞增生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的模型。
亚硝胺有两个来源,即外源(如饮食)摄入的与内源合成的。
内源的又包括被病灶的炎症细胞与吞噬细胞转化的与被体内细菌转化而成的。
Tricker等(1989)测定27例埃及血吸虫病病人、23例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病人、27例埃及健康人及20例德国健康人尿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亚硝胺及非挥发性亚硝胺含量分别为143.6±136.3、5.18±9.11、3.47±6.42、62.91±21.96;175±190、1.75±2.81、1.71±l.96、44.94±7.31;139.3±82.2、17±3.0、0.32±0.64、31.20±22.07与97.1±48.1、未测0.2、0.2、14.43±5.48,表明两组血吸虫病病人尿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亚硝胺与非挥发性亚硝胺含量均显著高于两组健康人。
Mostafa等(1994)测定65例曼氏血吸虫病病人、79例埃及血吸虫病病人与27例健康人,每人每日尿中排出的硝酸盐与亚硝酸盐量分别为249±126、3.2±13,174±176、7.9±2.4与139±82、1.7;而以上3组每日尿中排出的挥发性N-亚硝基二甲胺量分别为2.9±2.9,19.2±21与0.27±0.47μg/d,其差异均具有显著意义。
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由于患者反复感染,血吸虫虫卵在局部不断沉积,形成粘膜及粘膜下层的炎症、损害与组织增生,加上膀胱上皮粘膜长期暴露于致癌物亚硝胺,这就为埃及血吸虫病并发膀胱癌创造了环境条件。
8.1.2引起染色体异常
染色体是细胞内遗传物质的载体。
大多数肿瘤都存在染色体的遗传学改变。
Rosin等(1992)与Anwar等(1993)两次在埃及血吸虫病高发区的开罗西南90公里的ShalE—shoulC村先后选择性别与年龄配对的在同一诊所就诊的男性农民与学龄儿童进行两次微核试验,每次各分为两组,一组为尿卵阳性(>5个虫卵/10ml尿)、尿中炎症细胞多的埃及血吸虫病患者(37例及66例),另一组为尿卵阴性、尿中无炎症细胞的非血吸虫病患者(32例及32例),用微核试验测定尿中脱落的膀胱上皮细胞的微核发生频率作为观察上皮细胞内染色体断裂的定量指标。
结果发现埃及血吸虫病患者的两次微核发生频率为0.97±0.12及0.84±0.69,对照组的微核发生频率为0.12±0.04及0.12±0.21,前者分别为后者的8倍及6.1倍。
经给予单剂量吡喹酮(40mg/kg)治疗后,埃及血吸虫病患者的尿卵计数及微核发生频率均显著降低,表明血吸虫感染与膀胱上皮细胞的染色体断裂增加直接相关,而吡喹酮治疗具有降低膀胱癌变的作用。
8.1.3引起DNA甲基化损伤及其修复功能降低
DNA的甲基化状态是调节基因表达的重要因素,DNA损伤后,其甲基化水平降低,碱基配对功能改变,最常见的DNA损伤是使鸟嘌呤的O6位甲基化,形成O6。
甲基鸟嘌吟(O6—MedG),但细胞中有一种酶即O6—甲基鸟嘌呤。
DNA甲基转移酶(O6MedG—AT),能将甲基从鸟嘌吟的O6位上转移到同一蛋白的半胱氨酸残基上,使鸟嘌吟得以复整,从而修复已损伤的DNA。
Badawi等(1992)用不同数量(50,100,200,400条)血吸虫尾蚴感染BK-TO小鼠30天后,测出鼠肝DNA的O6—MedG含量随感染尾蚴的数量而增高,二者呈正相关的剂量—反应关系,证明单独感染血吸虫可以引起鼠肝DNA发生类似烷化剂所致的甲基化损伤。
Badawi等(1993)取43人46份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的病人的切除的膀胱标本测定O6—MedG,结果发现46份中,43份阳性,阳性率为96%,含量范围0.012一O.485μmol/moldG,平均值为0.134±0.10μmol/moldG,而在12例正常人中,仅4例阳性,阳性率为33%,含量范围为0—0.225μmol/moldG,平均值为0.046±0.082μmol/moldG,二者有显著性差异。
另在3例患者各取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测出其O6—MedG值分别为0.13μmol/moldG(0.064—0.290)及0.087μmol/moldG(0.043-0.123),提示这样高的检出率系由于患者的膀胱上皮长期而连续地暴露于含烷化剂尿液的结果。
Badawi等又测定55例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患者、5例非血吸虫病膀胱癌患者及8例正常人的膀胱粘膜提取液的O6甲基乌嘿吟—DNA甲基转移酶活力,结果证明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患者的酶活力为5.6±4.0(2.0—16.2fmole/μgDNA)较正常人8.5±4.4fmo1e/μgDNA为低,提示患者的酶活力即修复甲基损伤的能力已降低。
8.1.4引起基因改变
P53基因是迄今发现与人类多种肿瘤相关性最高的基因,约50%的人类肿瘤都有P基因失活、缺失或其产物的异常表达。
Warren等(1995)对92例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患者P53例鳞状细胞膀胱癌、23例移行上皮细胞膀胱癌、13例腺癌、3例其他类型膀胀癌)取膀耽癌标本,各取2μlDNA,用PCR法扩增后,测P53突变,结果发现30例突变(17例鳞状细胞膀胱癌、8例移行上皮细胞膀胱癌、4例腺癌、1例其他类型膀胱癌),16例为碱基对置换,2例为碱基丢失,l例为碱基插入,2例同时各出现种突变。
Chaudhary等(1997)用链菌素。
生物素—过氧化物酶组织免疫化学法分析22例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患者的经甲醛固定、石蜡包埋的膀胱癌及癌旁组织标本,以鼻咽癌及结直肠癌作阳性对照,以正常免血清作阴性对照,观察P53与bcl-2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表明22例(11例为移行上皮细胞癌,10例为鳞状细胞癌,l例为腺癌)中,P53在16例(9例移行上皮细胞癌,7例鳞状细胞癌)表达阳性,阳性率为75%;bcl-2在7例(4例移行上皮细胞癌,3例鳞状细胞癌)表达阳性,阳性率为32%;P53与bcl-2同时高表达者出现于2例移行上皮细胞与l例鳞状细胞癌。
以上结果表明突变型抑癌基因P53与致癌基因bcl-2的协同或分别表达导致细胞增殖失控以致癌变。
Kamel等(1994)用免疫细胞化学法证明31例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患者中,P53的突变率为55%,c-erbB-2的突变率为10%。
Habuchi等(1993)报道7例埃及血吸虫病合并膀胱癌患者中,P53突变率为86%。
8.1.5抑制免疫功能
人与动物感染寄生虫后,机体的细胞与体液免疫功能受到寄生虫抗原作用后出现抑制。
表现为:
①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红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降低。
马北阳等(1993)报道42例巨脾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外周血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及中性粒细胞吞噬指数均明显低于正常人,据此认为会影响患者清除病原及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并可能与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易并发感染、结肠癌与原发性肝癌有关。
Gasti等也报道曼氏血吸虫病与埃及血吸虫病患者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均较正常人降低。
②激活抑制性T细胞与抑制性巨噬细胞在实验感染热带利什曼原虫的小鼠,抑制性丁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可以降低宿主的细胞免疫力;在曼氏血吸虫病,辅助性T细胞的活力受到抑制,宿主对羊红细胞或破伤风类毒素的抗体应答均降低,小鼠对可溶性虫卵抗原的足垫反应以及淋巴细胞对植物血凝素或刀豆素蛋白A刺激的增殖反应均减弱,表明T细胞免疫受到影响。
③T细胞及其亚群的变化。
马爱新等(1997)观察到小鼠感染卫氏并殖吸虫后脾细胞中TH数减少,T3数增多,TH/Ts比值降低,对ConA诱导脾T细胞增殖反应受抑制。
于文杰等(198g)报道小鼠感染旋毛虫后,TH/Ts比值明显降低,仅及对照鼠的24.1%。
张唯哲等(1990)报道囊虫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产生IL—2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而血清中sIL—2R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
Nam等(1995)报道弓形虫感染后,可使宿主鼠的T细胞及T细胞亚群受到抑制。
陈名刚等(1983)对56例急性血吸虫病、50例慢性血吸虫病、41例晚期血吸虫病及30例健康人测出的体外淋巴细胞转化率分别为29%±l.6%、4.8%±0.86%、33%±1.3%及61±1.7%,提示急性及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T细胞免疫功能被显著抑制。
易新元(1996)报道检测144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及100例正常人的平均花环形成率分别为51%±14%及66%±8%,也提示患者的T细胞活性显著为低。
又报道正常人的T淋巴细胞脑浆内的酸性。
—醋酸萘酯酶活性为68.1%±11.4%。
而慢性血吸虫病患者及晚期血吸虫病患者酶活性<50%者分别占16.1%及65.7%。
④多克隆B细胞激活。
不少寄生虫的抗原对B细胞具有丝分裂原(mitogen)的作用,促进多克隆B细胞增生,血中非特异免疫球蛋白的浓度增高,出现高球蛋白血症。
非洲锥虫病患者血中IgM以及内脏利什曼病患者与疟疾患者血中IgG\IgM浓度的增高均与多克隆B细胞激活有关。
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可导致B细胞功能缺陷或对抗原起反应的B细胞的耗竭,从而抑制宿主机体对各种病原体的免疫应答,出现继发性免疫缺陷。
⑤消耗补体。
在特异和非特异免疫中,补体具重要作用;细粒棘球绦虫囊液能结合补体,从而保护原头节免受补体介导的溶解作用。
8.1.6动物实验
迄今,相继的实验动物模型的体内研究已经积累的资料为了解宿主在寄生虫感染过程中的一系列机体反应的动态改变及寄生虫感染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与临床研究互相补充的重要依据。
李英等(1984)用日本血吸虫尾蚴8—10条感染50只6—7周雌性ICR小鼠,2个月后每周皮下注射l、2—二甲肼(DMH)20mg/kg,共18周,结果在第15周发现小鼠大肠粘膜上皮细胞增生,第20周检查18只鼠中有12只大肠下段出现癌灶,5只上段出现癌灶,其中的5只癌变已达粘膜肌层,主要为乳突状腺癌及管状腺癌,中度分化,而DNA对照组18只小鼠中仅4只大肠下段粘膜发生癌灶,3只上段有癌灶。
DMH合并感染组的癌灶数为DMH组的4倍,两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朱大和等(1996)用日本血吸虫与1%=乙基亚硝胺诱发家兔肝癌。
结果表明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尾蚴后,再灌胃给予二乙基亚硝胺的肝癌发生率较正常家免给予二乙基亚硝胺的为高;感染家免用吡喹酮治疗后再给予二乙基亚硝胺,则肝癌发生率降低。
提示感染日本血吸虫可促进肝癌的发生。
侯宝璋(1966)用含华支睾吸虫囊蚴包囊的3种鱼肉饲喂26只家猫28次后,从1只死于支气管肺炎的猫剖检证实其患胆管癌。
侯宝璋又从随机剖检215只自然感染的家猫中,发现2只猫患胆管癌。
从3只猫肝胆管内,分别检出105、150及200条华支睾吸虫成虫。
3只猫的胆管癌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均与华支辜吸虫病并发胆管癌患者的相似。
王磊等(1995)将叙利亚金地鼠经胃管感染20个华支睾吸虫囊蚴30天后饮用0.025%二甲基亚硝胺溶液17周,结果11只鼠中4只诱发肝癌,1只诱发胆管癌,而15只单服0.025%二甲基亚硝胺金地鼠15只中仅3只诱发肝癌。
提示华支睾吸虫感染引起胆管上皮细胞增生与肝细胞坏死以致对二甲基亚硝胺敏感性增高,促使肝癌发生。
Lee等(1994)将90只50—60克叙利亚金地鼠分为6组即①DMN→CS组:
先饮用0.015%二甲基亚硝胺(DMN)4周,隔1周后,每鼠感染15只华支睾吸虫(CS)囊蚴,5周后用吡喹酮治疗(200mg/kg·d—1×3d);②CS—DMN组:
先感染CS囊蚴,5周后用吡喹酮治疗,l周后,给饮0.0015%DMN4周;③CS—DMN组:
先感染CS囊蚴,同时给饮0.015%DMN4周,此后不用吡喹酮治疗;④DMN组:
仅饮0.0015DMN4周;⑤CS组:
仅感染CS囊蚴;⑥对照组。
以上6组各15只鼠,于第13周剖检。
结果发现①组及②组各有3只及11只鼠出现胆管癌。
提示低剂量DMN仅起启癌作用在先,但尚需华支睾吸虫感染起促癌作用,而③组鼠感染时间(15周)较①组鼠感染时间(5周)长,促癌作用时间长,胆管癌患病率也较高。
值得提出的是,泰国东北部居民日常食用的鱼酱中含高浓度二甲基二硝胺。
Thamavit等(1978)将麝猫后睾吸虫囊蚴100个经胃管感染21只3—4周龄叙利亚金地鼠,4周后给予0.0025%二甲基亚硝胶水溶液饮用10周,然后隔8周(即整个实验第23周)剖检,同时设感染组、二甲基亚硝胺组及不给任何处理对照组n结果在感染合并二甲基亚硝胺组所有鼠均发生胆管癌,而所有对照组各鼠均未见胆管癌。
Moore等用免.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证明,用60条麝猫后睾吸虫囊蚴感染4—5周龄叙利亚金地鼠后第3、4周腹腔注射二经基二丙基亚硝胺(DHPN)诱发致癌的肝脏癌前病变中胎盘谷胱甘肽硫转移酶(GST-P)抗体有较高的表达,GST-P阳性肝细胞病灶及胆管损害增多,合并应用dehy-droepiandrostero-ne(DHEA)后的癌前病变更为明显,而麝猫后睾吸虫感染起到了促进癌变的作用。
8.1.7寄生虫及其虫卵本身的作用
近年来,已知许多寄生虫感染被确认为人类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如埃及血吸虫、日本血吸虫、曼氏血吸虫、华支睾吸虫、麝猫后睾吸虫、疟原虫等。
以日本血吸虫虫卵为例,虫卵沉积是肿瘤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除虫卵的机械作用外,已知其含有吲哚、中性粒细胞刺激因子及多种抗原,其中吲哚是很强的DNA损伤剂,可溶性虫卵抗原至少含有25—30种多肽。
Ishii等(1989)采用诱导EPstein—Barr病毒在Raji细胞表达法观察日本血吸虫Kofu株的虫卵提取液的致癌活性,结果与阳性对照相比,出现了弱而显著的阳性反应,表明日本血吸虫可溶性虫卵抗原具有潜在的促癌作用。
8.2寄生虫病与肿瘤并存的疾病
8.2.1日本血吸虫病并发大肠癌
在我国,大肠癌(包括结肠癌与直肠癌)占常见恶性肿瘤的4—6倍。
大肠癌的高发地区有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省。
地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之间,血吸虫病发病率与大肠癌死亡率经统计处理,等级相关系数(Vs)为0.706,P<0.01,其相关性非常显著。
对24个省市自治区的男女性血吸虫病死亡率与大肠癌死亡率的相关系数测验显示,血吸虫病死亡率与大肠癌死亡率高低变化有平行关系。
郭志荣等(1993)对昆山县1984一1986年间生命统计资料中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病例进行恶性肿瘤史和血吸虫病史的调查,证明患有血吸虫病的男女人群的大肠癌死亡率均较非血吸虫病人群的为高,计算调整年龄的相对危险度(RRM—H)为13.2。
杨宝仁等(1995)分析1985一1992年经内窥镜摘除或手术切除共258例大肠息肉与癌变的关系,其中42例炎性息肉因直肠血吸虫病癌变5例,癌变率5.2%。
周锡庚等(1988)分析1954—1982年29年中手术治疗的1754例结直肠癌病人中,合并肠血吸虫病者266例,包括结肠癌67例与直肠癌199例,并强调指出结直肠血吸虫病是致癌因素。
综合国内报告资料,血吸虫病并发大肠癌患者的发病年龄较单纯性大肠癌患者低约5一10岁,发病年龄提前反映患者已存在肠血吸虫病这一致癌因素,并可能是大肠癌发病提前的原因。
在性别上,男与女之比约为2—4:
1,而单纯性大肠癌约为2—3:
1。
血吸虫病并发大肠癌的病变部位主要分布在乙状结肠、降结肠、脾曲部结肠与横结肠,而单纯性大肠癌则主要在直肠。
主要症状及体征除慢性或晚期血吸虫病常见的腹痛、腹泻、腹胀及肝、脾肿大外,特点有腹痛及腹胀发作频繁,逐渐加重,进食后更为明显;排便习惯改变,出现便频或便秘,便形变细;直肠与乙状结肠癌病例排粘液血便3低位直肠癌病例可们及肿块;发生在肝曲、脾曲与左侧结肠癌病例多发生肠梗阻,以急性阵发性剧烈腹痛伴呕吐入院,并多行手术切除。
由于在病例出现明显的肠道狭窄前,血吸虫病并发的大肠癌与血吸虫病症状相似,极易混淆,也常被误诊为痢疾或溃疡性结肠炎,因此,对腹痛、腹胀频繁发作,进行性加重及排便习惯改变、便形变细、间断性便血的血吸虫病患者应行肛门指诊、直肠或乙状结肠镜检、纤维结肠内窥镜检加活组织检查,以早期明确诊断达到手术根治。
术中对血吸虫病病灶如血吸虫结节、溃疡等应一并切除,必要时甚至做全大肠切除。
病理形态学可见血吸虫病合并大肠癌的肠壁增厚变硬,肠壁各层与癌组织间有大量变性或钙化虫卵沉积,癌肿附近粘膜内有较多的虫卵息肉或炎性息肉形成,并能找到在腺瘤基础上发生癌变的组织病理学证据,例如肠腺的形状及大小不一,上皮细胞变为多层或假复层,杯状细胞减少或消失,肠腺上皮的脑浆深染,胞核增大并失去极性,核仁变大,核染色质变粗并出现分裂相,癌肿向粘膜下层及粘膜肌层浸润,有的甚至深达肌层并穿出浆膜层,经淋巴结转移的少见。
肠血吸虫病并发的大肠癌主要为腺癌,分化程度较高,恶性程度较低。
一般认为癌变发生的基础是细胞增生,特别是息肉。
炎性息肉和虫卵息肉是肠血吸虫病发生大肠癌的前提,其发生率高达90.8%,而在单纯性大肠癌中,则以乳头状息肉及腺瘤性息肉较为多见,其发生率仅为60.9%。
大肠粘膜上血吸虫虫卵的长期沉积可造成粘膜反复的溃疡,修复及慢性炎症等病变,此后出现腺瘤状增生,并在此基础上发生癌变。
刘瑛等(1993)报道血吸虫病与大肠癌密切相关。
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587例大肠癌标本中病理检查,18.4%伴有血吸虫病,杭州肿瘤医院为27。
4%,嘉兴第一医院为96.1%。
8.2.2日本血吸虫病并发肝细胞性肝癌
苏卓娃等(19g7)报道肝癌发病率在全日本为19.7/10万,山梨县流行区为22.7/10万,有血吸虫病史者为227.1/10万。
对1977—1989年间住院的肝细胞性肝癌82例与肝硬化136例进行配对研究,用多变量分析法分析日本血吸虫感染、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肝炎史;输血史、饮酒史5种危险因子的顺位性,结论为肝细胞型肝癌的主要危险因子是肝炎史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其次为日本血吸虫感染。
井内正彦等(1973)认为血吸虫病患者由于肝脏内虫卵沉着、肝纤维组织增生及免疫功能受损,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可达正常人的3.3倍。
神代正道等(1974)报道血吸虫病合并肝肿瘤的患病率为无血吸虫病者的4倍。
郭志荣等(1993)对原为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的昆山县1982一1983年间死于肝癌的病例与同期死于非消化道恶性肿瘤病例和健康人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按性别、年龄1:
2配对,共166对。
结果发现病例组与对照组的日本血吸虫病病史有显著差异;在调整了血缘亲属中肝癌史和吸烟这两个因素后,肝癌病例的血吸虫病史为非消化道恶性肿瘤病例的2.69倍,因而认为血吸虫病与肝癌仍有一定的联系。
王爱莲(1994)报道自1978年至1992年15年问收治晚期血吸虫病病人1547例,其中发现肝癌46例,占2.97%。
部如保等(1996)对江苏省扬中市2073例晚期血吸虫病死亡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其中合并肝癌者49人,占2.5%。
林丹丹等(1995)用流行病学方法分析江西省九江地区日本血吸虫病与肝癌的关系,认为血吸虫病是肝癌的诱因。
8.2.3日本血吸虫病并发胃癌
关于胃血吸虫病与胃癌的关系,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朱砚蕴等(1985)报道135例胃血吸虫病,其中66例合并胃癌。
周希勋(1987)分析79例胃血吸虫病手术切除胃标本,42例为胃血吸虫病合并胃癌。
位于胃幽门区或胃体小弯侧,其中39例为腺癌,2例为印戒细胞癌,1例为腺棘癌;32例的胃粘膜上皮有不同程度的肠上皮化生,27例有局部淋巴转移,癌组织内及癌灶附近均有血吸虫虫卵沉积。
周祖平等(1987)分析41例胃血吸虫病手术切除胃标本,其中30例并发胃癌。
癌肿位于幽门胃窦部18例,胃体小弯侧11例,贲门部l例。
均有血吸虫虫卵沉积,多数已钙化,分布在胃壁粘膜、粘膜下层及肌层。
病灶处有纤维肉芽组织增生及假结核结节。
姜源新等(1990)报道胃镜活组织检查5例胃血吸虫病,其中合并胃癌4例。
胃镜检查所见同一般粘膜慢性炎症,不作活检难以病理诊断。
病理证实的类型为2例粘液腺癌,2例低分化腺癌。
虫卵沉着部位在胃小弯癌灶及边缘组织内。
由于门静脉无瓣膜,虫卵可借助本身的重力沿胃幽门静脉和冠状静脉逆流入胃,沉积于胃粘膜、粘膜下层及肌层,产生机械性刺激,引起局部粘膜坏死及反复形成溃疡与修复,导致腺体细胞出现肠上皮化生及增生、肉芽肿及息肉,最后发生癌变。
血吸虫病合并胃癌患者的年龄均高于单纯性胃癌病例,在40—60岁居多,男性多于女性,随着年龄增高,病例越多,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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