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标语口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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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标语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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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标语口号
篇一:
不同年代的不同口号
不同年代的不同口号!
30年代,到延安去,到太行去,到敌人的后方去
▌
40年代,到辽沈去,到平津去,到长江的对岸去
▌
50年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
60年代,到山上去,到乡下去,到贫下中农当中去
▌
70年代,到城市去,到部队去,到生活好的地方去
▌
80年代,到大学去,到夜校去,到能拿文凭的地方去
▌
90年代,到美国去,到外国去,到不说国语的地方去
▌
00年代,到私企去,到外企去,到年薪百万的地方去
▌
10年代,到政府去,到机关去,到一辈子不失业的地方去
▌
20年代,到绿洲去,到原生态去,到没有毒素激素色素的地方去
篇二:
从标语口号到流行语
从标语口号到流行语,新中国的60年,每一个时代都不缺乏“代言”。
前30年的标语口号,沾染着革命色彩,出自伟人英雄之口,自上而下贯彻,“政治挂帅”占了主流;后30年的流行语,包罗万象风格不拘,饱蘸着“群众智慧”,靠新兴媒体快速传播,它的产生、走红及其变种、湮灭往往快速而没有定式。
谁也不能超越历史评判其优劣,谁也无法忽视这一个个句子、词组或者汉字背后所蕴含的历史。
您要是读懂了它们,就读懂了中国,我们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科学、民主的祖国;您要是理解了它们,就理解了中国人,我们越来越开放、富裕、包容、幽默的人民。
那时,革命、豪气、从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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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口号
标语口号可算正宗的中国特色,上至庙堂、下达草莽,说不出几句标语口号的国人简直无几。
新中国前30年,舆论工具远不如现在发达,标语口号既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所以连“齐家”
也得靠它。
政策题词是口号主要来源
1949年,雄鸡一唱天下白。
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开幕词的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建国后第一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口号。
新时代开启了,同时一个传统悄悄确立:
党政决策议政、领导口授题词,成为那个年代标语口号的最主要来源。
鲜活的社会就这样简明扼要地附着在标语口号上,机关传、报纸登、电台播、舞台演、墙壁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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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城市乡村,在围墙、水塔、烟囱以及任何可以写大字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宋体字常留在国人的集体记忆里。
上世纪50年代,百业待兴。
毛主席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赞叹当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同时还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指明方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倡文艺文化事业发展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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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语句,时至今日仍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蓬勃向上贯穿新中国前十年
1958年,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调声中。
在“超英赶美”的(:
60年代标语口号)口号带动下,全国还“大炼钢铁”、“放卫星”。
随后,“坚持自力更生,发扬革命传统”迅速成为全国人民面对困难时的精神追求。
广州知名媒体人陈扬现在回首那个时代感触颇有:
“从建国初期的万里晴空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这段时间的标语口号始终充满一种蓬勃向上、方向感十足的特质,能不断给人希望。
”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深入人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言,与“铁人”王进喜跳下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对新中国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蔚为深远。
但到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背后却是工交企业基本陷入停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结了千万青年的正常学业,“狠斗私字一闪念”、“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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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带来了新时代。
还记得那时作文里常用的“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吗?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分别成为1978年、1979年的核心用语,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接下来,从“对外开放”到“深化改革”,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治理整顿”到“宏观调控”,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连大白话“不折腾”都进入党的政治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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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口号依旧扑面而来,但谁都感觉到,它们的“风味”已越来越亲切、晓畅和清新。
轰轰烈烈的口号
中国的口号,是一种文化,大多是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宣传服务的,目的在于最广泛地深入基层,务求入脑入心,然后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
“人定胜天”
有多种说法,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的,但查无此句;二是在长征路上说的;三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文革”时期人们按照领袖的教导: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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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51年5月苏州小学生陈永康抓特务被打伤,毛泽东得知后亲笔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并派人制成锦旗赠给陈永康,同时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了这一号召。
“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
1964年2月5日,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介绍大寨发展农业的先进事迹,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形成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的这句口号,沿用至今。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为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XX北京奥运的主题口号。
大气、时尚,是新时代中文艺术的典范。
如今,亲民、草根、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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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无忌
改革开放以来,标语口号也“大变身”: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不再耻于谈论金钱和财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好似跟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父母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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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从一本正经的“只生一个好”,到推行有压力时口气很足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再到晓之以理的“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最终进入“男孩好女孩好,比例和谐更美好”、“让自己更轻松,使社会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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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众多网友戏称为“计生从良”的经历,口号一步步走出“高压态势”,平易、贴身地进入百姓生活。
口号变脸流行语登台
不过,如果还要以“标语口号”来定义目前人们社会语文生活最常用的标志性话语,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生活的丰富、资讯的发达、传媒的迅捷,给博大的中文、智慧的中国人民倍增用武之地,口号不经意间以“流行语”的形式登上舞台。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足见刚恢复高考制度时理工科专业是多么走俏!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可见上世纪80年代的脑体倒挂状况是多么耸人听闻!
“下海”、“下岗”、“倒爷”、“砸碎铁饭碗”,三言两语就道出经济体制改革给大家的印象。
全社会齐来“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新坐标。
春晚和大片制造热词
市场经济了,商业广告成了流行语的崭新载体。
随着女性用品成为商家猛攻之高地,“面色红润我喜欢”、“做女人挺好”这类引人遐想的句子迅速红遍全国。
“春晚”、“流行歌曲”、“国产大片”,本身就属于改革开放的新名词,这下又成了“流行语”的集中产地。
“领导,冒号!
”、“你太有才了”,直到赵本山老师三年如一日的“忽悠”,从春节联欢晚会走入千家万户;“我想有个家”,“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都是月亮惹的祸”乘着歌声的翅膀被人们演绎成各种表达;秋菊的“就是要讨个说法”,中年丈夫的“审美疲劳”,朋友间“做人要厚道”,借国产大片的传播飞遍寻常巷陌、田间地头。
网络语言成潮流先锋
不得不提到“粤语北上”的现象。
“广东腔”作为咱们改革开放先行地奉献给全国人民的“副产品”,当仁不让地在流行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有没搞错”、“搞掂”、“冇问题”、“炒鱿鱼”、“打的”、“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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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范例:
中央频频指出,我国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
又一个标准的“广式说法”!
用民间语词收集人、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集伟的话说,“流行语当中的网络新词海量增加,这当中既有生活的毒药,也有智慧的解药”。
21世纪,互联网和手机的加入,让流行语的传播更加势不可当。
“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打酱油”、“做俯卧撑”、“范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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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日,如果你看不懂“楼脆脆”、“被就业”,没听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不明白为啥“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或者还不能熟练运用“雷”、“囧”、“倒”、“汗”等等语词进行网络对话,那赶紧回家补课,不然就太“oUT”了!
陈扬觉得:
可以借用新中国最初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句式,当代流行语让“中国人民幽默起来了”!
理直气壮的标语
标语不仅是某项国家或当地政府政策的宣传手段,很多时候它更是民间智慧和语言的超级秀场。
那些在墙壁上用石灰和油漆书写的历史,既生动通俗,又诙谐幽默。
湖南某乡政府:
“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
某地有重女轻男之嫌:
“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
”
在贵州施秉看到的: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
安徽,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
“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
普及义务教育: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
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
”
广东南海盐步镇内衣厂很多,在镇政府围墙上刷了一条标语:
“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
篇三:
写在墙上的新中国60年史标语的变迁
写在墙上的新中国60年史:
标语的变迁(图)
20XX年08月03日08:
12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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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一处宣传“4+2”工作法的标语。
本报记者田国垒摄【点击查看其它图片】
齐保东今年66岁了。
他名义上的职务是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但实际上却是“搞宣传”的——就是下乡刷写墙头标语。
作为灌涨镇前楼村字写得最好的人,齐保东已在乡间地头刷写了43年的标语。
齐保东说,在显眼的地方的同一堵墙壁上,他写了又刷,刷了又写,年复一年,不知写了多少标语,每条标语对应的,是一项国家或当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标语,言简意赅,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标语可以称为时代的符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标语的变化,浓缩了新中国政策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常香玉向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
桃溪镇是内乡县最西边的一个乡镇,因为偏远,县城汽车站发往这里的班车,要50多分钟才能等到一辆。
7月31日,桃溪镇的天空中飘着时密时疏的雨点儿,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穿镇而过,不远处是层层黛色的山峦。
在这个穿过几处被炸开的垭口才能到达的宛西小镇上,两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租用了同一个门面营业。
贾清杰老人的营业项目是为故去者糊送葬用的“大马”和花圈,於敬军老人所做的是补鞋配钥匙。
天气不好,两位老人都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坐在只有几平米大的门市廊檐下,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边向记者回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标语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两位老人都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墙上到处写着“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赞颂新中国和毛泽东的标语,也经常听大人们讲“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怎样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
问及抗美援朝,两位老人都摇起头,“当时太小,记不得什么事情了。
”但两人都知道,豫剧大师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曾捐了一架飞机给志愿军。
“大跃进万岁!
总路线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因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被刷在了乡村的墙上,并很快为群众熟悉,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
总路线中的“快”,最先体现在了钢铁生产的“超英赶美”上。
1958年全国大炼钢达到高潮。
那时,贾清杰才9岁。
“重活我干不了,大人们就让我们拉风箱,炼钢用的风箱有6尺多长,我们几个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风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后跑三步。
”
贾清杰说,“当时的领导说,我们村里山上的石头是矿石,能用来炼钢,我们就二话不说跟在技术员屁股后头上山采铁矿石,可炼着炼着才发现那些都是吹牛的话,矿石放在土高炉里炼好久才出一点点钢。
”
贾清杰说,那时大家伙干得非常带劲儿,一想到几年后就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了,连我们小孩子拉风箱都不觉得累。
每过一段时间,大队就抬着炼好的钢到县城去展示,人们都非常有成就感。
大炼钢铁取得的成就感,刺激了群众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大跃进万岁!
总路线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人民公社无限好,万里江山一日新”等标语,铺天盖地地刷在了桃溪镇的墙上。
出于大炼钢铁的需要,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慢慢儿都被大队收走炼钢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员们开始吃集体食堂。
大队将各家各户的粮食都集中到一起,谁家有四条腿的大桌子和长板凳都要交给集体使用。
队长在大会上说,“只要好好干活,村里食堂有的是大米白面吃。
”
贾清杰回忆,大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吃得确实很好,“可以吃上以前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白馍、面条,还可以喝汤。
”
但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贾清杰发现,白馍逐渐变成了玉米窝头,捞面条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条少野菜多。
食堂开始主要供应红薯,每人一顿是8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儿,当地人戏称“端起碗,照相馆”。
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贾清杰,明显感觉到自己吃不饱,“一出食堂的门就感觉又饿了”。
在食堂吃不饱就得自己想办法。
“俺爸有时偷偷从队里的田里摘一些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回来,到了深夜才喊我们几个孩子起来吃。
”
肚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浮夸风”又兴起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出现在内乡县高“低”的墙上。
据贾清杰介绍,50年代末,内乡县化肥厂非常少,队里大都是用土粪追肥,小麦的亩产量顶多不过300斤。
可当时大队长说,只要胆子大一些,种田再精细些,亩产还可以翻几番。
贾清杰说,大队为了应付工作组的检查,就把其他几处田里已经结了麦穗的麦苗拔出来,临时“种”在一块示范田里,考察组的人站在示范田边望去,见田地到处都是沉甸甸的麦穗,就夸我们大队的麦子长得好。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一份《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在第五章第五节有这样一段描述:
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
实际上,当年全南阳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
1961年,12岁的贾清杰父母双亡,4个姐姐和哥哥只剩下了一个——贾清杰的二姐,他们姐弟俩成了孤儿。
在被二爹抚养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姐弟俩被送到了乡里的福利院。
尽管被送进福利院的事情已经过去48年了,贾清杰至今对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世。
“一天,区通讯员骑一辆黑色自行车到我二爹家,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福利院。
二爹说,‘到那儿后有玉米馍吃,就别在这儿跟着我受苦了。
’”
到福利院没多久,贾清杰和姐姐就分别被贾姓和魏姓的夫妇领养了,“贾清杰”的名字就是后来取的。
贾清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只知道姓付。
在后来几十年中,贾清杰与唯一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互无音讯。
贾清杰说他后来的父母对他很好,“送我上学,还给我娶了媳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等标语开始大量出现。
“文革”初期,不满20岁的贾清杰成了一名红卫兵,每天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内乡县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村里天天有人敲钟,每晚都有人偷偷贴别人的大字报”。
齐保东刷写标语的经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革”中,他刷了很多标语。
他坦承,铺天盖地的标语,营造了斗争的气氛,越写斗得就越凶。
“毛主席说‘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但人们只顾斗争了,生产完全停了。
”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内乡县赤眉公社高“低”的墙上。
随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城里的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知青农场。
1974年,21岁的英子从郑州来到内乡县“五·七农场”做知青。
英子说,“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天天坐在玻璃明晃晃的柜台里。
看到山里人,就寒起一张涂满‘面友’的白脸;看到公社干部,就笑得满脸菊花开。
”
但供销社的营业员是有门路的知青才能当上的,英子被安排到赤眉公社办的钉子厂,当上了工人。
1977年7月,农场里开始悄悄流传大学将要公开招生的消息。
起初,这个小道消息并没有激起知青们的兴趣,“大家都很冷漠,很不热心,似乎在听一个天外的神话。
”“只怕是筛子大的雨点儿,砸得地冒烟,也砸不到咱这些人头上!
”旁边有人边吸溜着红薯粥边说道。
又过了个把月,开始有一批批知青请假回城去,弄来中学课本啃。
英子也动心了。
她心想:
大学既然是谁都能考,那么不考白不考,咱也去凑个热闹吧。
她就去副场长那里磨着请了几天假。
当英子回家告诉母亲想参加大学考试时,“我妈像没听见,一边往锅里搅面糊一边‘嗯’了一声。
吃饭的时候妈妈又说,‘想考就考吧,反正你也没事干,咱可先说好,别总借这个由子往家跑,家里可没有你的粮票呢。
’”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赤眉公社的考场设在离知青农场20多里的赤眉镇的两所小学内。
开考前的那个下午,英子和一个叫小琴的女孩儿,费尽周折借到了一辆破自行车搭伴进镇,小琴骑车,英子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车子的后架上绑着她们的行李——一张塑料布和一个小被子。
英子回忆,考试当天,赤眉镇上的人们倚在门前,看着匆匆而过的各路考生,认不认得都像熟人一样向考生打招呼:
“进来歇歇,喝碗水吧!
”“考好考不好,先把心放宽!
”
大清早,镇小学的门口就挤满了前来参加考试的知青。
有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已嫁人挺着大肚子的妇女。
考场大门前扯起一条通红的大标语:
“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
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走到英子身边问道:
“闺女,要考了,你怕不怕?
”
“不怕!
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有什么好怕的?
”
“说得好!
有志气!
闺女,好好考吧!
”
开考前,有一个开考仪式。
一位领导在考场的大门前讲话,英子这才发现,刚才问她话的那个男人,原来是赤眉公社书记。
公社书记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
“刚才有个小闺女说,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没什么可紧张的,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你们要考出新中国年轻人的志气来,考出新中国的希望来?
?
”
公社书记的话刚一讲完,考场的大门呼啦就打开,几百号人一下子就涌了进去。
上午数学,下午语文。
第一天考完回来,小琴说自己考得不好,已经绝望了。
“一回到住处,小琴便拉了被子蒙上了头,我看那被子一抖一抖的,知道她是在哭,可也没法安慰她。
这一夜,冷得出奇。
我一次又一次被冻醒,每次都听到小琴在黑暗中低低抽泣的声音。
”
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小琴却落榜了。
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还不忘打听小琴的去处。
十年“文革”期间,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群众获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墙上的标语。
而当时身为前楼村大队会计的齐保东,却花大钱通过关系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齐保东称这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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