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Word下载.docx
- 文档编号:17362652
- 上传时间:2022-12-01
- 格式:DOCX
- 页数:10
- 大小:32.04KB
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Word下载.docx
《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Word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30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
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2];
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
[3]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
[4]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一、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
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
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5]卷30《平准书》。
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5]卷29《河渠书》。
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6个月。
元光六年(前129)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6]卷24上《食货志》。
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
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5]卷30《平准书》。
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
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5]卷30《平准书》。
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
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
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
开元初,每年约运100万石。
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3年才运700万石。
天宝中,每年约运250万石[7],京师依赖江淮漕运。
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
德宗贞元初(785)“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
”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
岁终宰相计课最[8]卷53《食货志·
三漕运》。
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300万石至陝时,德宗得知后“遽至东宫,谓太子曰: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9]卷233《贞元二年四月》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
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
萧颖士说:
“兵食所资在东南。
”[8]卷202《萧颖士传》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
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
“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
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
”[10]卷501《策问二十五》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
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
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
”[11]卷123《刘晏传》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11]卷149《刘晏传》。
宪宗敕书:
“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12]卷63《上尊号敕》权德舆说:
“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12]卷486《率江淮水灾上疏》宣宗制书:
“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
”[12]卷763《授杜琮淮南节度使制》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
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
”“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
”[10]卷788《铭三·
汴河铭》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二、长安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
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
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
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
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和消耗者。
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
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1.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
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
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
(2)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
[13]96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
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
[14]卷56《江统传》唐长安人口约70万[15],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
[16]102-119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2.京师官员人数增加。
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
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
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
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
职掌,指胥吏。
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
西汉哀帝(前6-前2)全国官吏130285员[17]卷36《职官曲十八》,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17]卷45《职官典二十二》,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
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
东汉(25-220)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
[17]卷36《职官典十八》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
而在开元二十五年京官有2620员、京吏有35107员[17]卷45《职官典二十二》。
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
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
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
京官,禄米自700石至52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
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
京官禄米一年约50余万石。
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
[18]181-189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
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
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12顷至2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
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
京官公廨田,自26顷至2顷不等。
“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
乃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
每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17]卷35《职官典十七》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
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
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杜佑上奏:
“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
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
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
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
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300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
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
”[17]卷40《职官典二十二》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3.京师军队人数众多。
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
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
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
加上驻守同州、华州、岐州等军队,约12万人。
[16]118-119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
如按《汉书·
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2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200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
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2500余万石,其中300万折绢布入两京库,300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400万石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500万石留当州官禄及递粮,1000万石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
[17]卷6《食货典》六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1000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1000万石。
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
“臣尝计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
”[11]卷149《沈传师传附沈既济传》吕祖谦说:
“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
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
所费广者,全在用兵。
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
”“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
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
……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
”[19]卷25《国用考三》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4.京师士人太多。
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
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
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
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
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
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
“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
”[17]卷17《选举典五》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悦说:
“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
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
两监博士,滥糜天禄。
”[17]卷17《选举典五》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
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
”[17]卷17《选举典五》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
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
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
”“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
何者?
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
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
”他主张,如果10000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
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
”[17]卷18《选举典六》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
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
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
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
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
秦代列郡40,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350郡。
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
“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
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
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
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
安得不重设吏职。
”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
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17]卷18《选举典六》。
5.京师佛道人口增多。
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
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
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
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
[16]116-119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
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
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末业日滋”等社会因素。
[17]卷174《州郡典四》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
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6]卷24上《食货志上》,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三、关中水利田和劳动人口投入的不足
关中郑白渠两岸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
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
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
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
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
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
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
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
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1.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
当秦孝公(前361—前338)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
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到北朝和隋唐时,1000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
由“宽乡”变成“狭乡”。
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
大致有两方面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
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
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
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
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15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
[5]卷17《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
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八九十;
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
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400至600万石粮食到京师。
“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
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
”[19]卷25《国用考三》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
自武德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
[17]卷19《职官典一》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
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
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
[8]卷116《韦嗣立传》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
“食封之家,其数甚众。
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
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
……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
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
国家租赋,大半私门。
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
”[11]卷88《韦嗣立传》自至德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215家[17]卷19《职官典一》,则大历时比唐初150年间增加了七、八倍。
凡食44860户。
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112人。
[17]卷31《职官典十三》10来年,封家增加了2倍多。
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
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
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
[8]卷116《韦嗣立传》直到开元时才规定:
“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
公所食邑,则全给焉。
二十年五月勅:
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
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
”[17]卷31《职官典十三》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
隋朝开皇初(589),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赡。
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
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
[20]卷40《王谊传》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
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
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
议者咸欲徙就宽乡。
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
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20]卷24《食货志》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6]233另外,佛道寺院占地甚多。
狄仁杰说:
“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
”[11]卷89《狄仁杰传》以及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
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2.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
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
[21]109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
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6000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
[22]91-95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
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
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
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
“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磴,止溉一万许顷”。
[23]卷1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
“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
”[17]卷2《食货典二》自大历到宝历(826)60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
[12]卷609《高陵令刘君遗爱碑》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3.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减少。
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
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
“逃丁避罪,并集法门。
无名之僧,凡有几万。
”[11]卷89《狄仁杰传》李峤说:
“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
”[8]卷123《李峤传》姚崇说:
“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
”杨炎说: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11]卷118《杨炎传》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
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
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
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
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
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
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
[17]卷18《选举典六》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
[17]卷5《食货典五》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
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
[21]225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
唐高宗末年(683)陈子昂上奏:
“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
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
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
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
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
秦之首尾,今为阙矣。
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
顷遭荒谨,人被荐饥。
自河已西,莫非赤地;
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至于……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
”[8]卷190中《陈子昂传》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汉唐 长安 粮食 供应 关中 天地 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