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会馆的发展演变及其文化内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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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初的会馆,芜湖会馆并没有正式的规制,也没有具体的维持细则,因为当时在京师的芜湖人并没有很多,所以也并没有必要做过多的限制,而且这种状况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明朝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商业活动大量增加之后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自永乐年间到嘉靖时期,会馆仍主要是官绅聚会的一种场所,有的官绅长时期的居住在里面,而当时会馆的宗旨就是为同乡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这时的会馆不仅仅可以寄托乡思,而且还会勉励同乡之人廉洁为公、忠君爱国、患难相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然,当时这类会馆不仅仅存在于京师,还存在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如福建莆田会馆、广东潮州会馆、江西吉安会馆等等。
虽然它们都没有十分严密的规制,但是,可以这样说,此时的会馆与京师的会馆一样,有着一致的目标追求,都是志同道合的同乡人的聚会之所。
(二)兴盛时期(明朝中叶至清朝咸同年间)
随着明朝科举制度的发展,一种新的会馆形式——试子会馆出现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科举制度推动着南北方在朝官员的矛盾,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和及第者地域分布的失衡,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渐渐抬头,所以南北方的官员都极力的寻求团结力量,这样就使朋党政治愈演愈烈,这些状况迫使封建政府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与地域人员分布定制化的政策。
这样一来,来自不同地域的官吏为了使同乡能够有更多的及第者,便开始把会馆的功能逐渐转为作为安顿来京应试的同乡子弟的场所,为应试子弟提供饮食、住宿便利,还有的官吏在原来的会馆之外再添设新的会馆作为接待同乡应试子弟的便利之所,于是,原来的会馆变为兼做试馆便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
但是,并不能说,作为专供官绅聚会的会馆就从此消失了,这类会馆还是继续存在的,但是在之后发展起来的会馆的总数中它们的比例却日益的降低了。
就在此时,另一种会馆也兴起了,那就是商人会馆。
商人会馆出现以前,商人也曾捐资给官绅会馆或试子会馆,他们以商业资本资助子弟读书为官,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
但是,京师会馆过去大多看不起商人,不愿意他们使用会馆,即使是有商人出资兴建的会馆也是一样,商人们心中不服,但也无可奈何。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力量渐渐强大,商人们开始设置商业会馆,用来联络乡情,寄托乡思,对付牙行,沟通商情,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从而更好的发展商业。
这样的会馆在当时很多,如颜料会馆、临襄会馆、潞安会馆、河东会馆、临汾会馆、盂县会馆、襄陵会馆、浮山会馆等就是纯粹的为商业服务的会馆,会馆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推进了商人在各地区势力的发展。
随着明清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业会馆越来越多,成为明清会馆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散布于全国各大都市与工商重镇。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商业会馆也并非单纯只是由商人投资,作为士商合建的会馆也是存在的,比如康熙年间由福建莆田、仙游士商共同兴建的苏州兴安会馆和江西宁国士商共建的宛陵会馆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类会馆出现的原因大概可以看做是士人与商人的相互妥协,因为一方面士子们大多很有社会责任感,他们多抱有整治好社会的使命意识,这使他们在面对商人势力崛起时不得不与商人妥协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尽管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到这时已有所提高,但是他们主观上的自卑观念与商人地位客观上的卑微总是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对于官府的那种依附心理。
可以这样说,商业会馆的增多为明清商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明清时期,另一类重要的会馆形式是移民会馆。
明清时期,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大量的移民进入乡村场镇、农村野外、深山老林,由于这些移民大部分都是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所以难免会导致与移民地土著居民的矛盾,除了这种土客矛盾之外,移民之间的所谓的客客矛盾也是存在的,甚至更加的突出。
致力于解决这些矛盾,更好的为移民服务的移民会馆就诞生了。
由移民设置的同乡会馆以长江沿线的江西、湖广和四川最为典型,这类会馆大多以寺、庙、宫、观标明自己的存在。
因为移民们本身大多带有商业性,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移民会馆与大都市的商业会馆是一样的,而这类会馆的大量存在也成为明清时期会馆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会馆的发展兴盛不仅仅体现在新会馆的大量建设上,更表现在建立后的会馆的严格管理上,各种会馆的新旧规约集中反映了会馆管理的加强对形势变化的新适应。
可以说,会馆的严格管理与稳定维持成为明清时期会馆发展与兴盛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
(三)蜕变时期(清朝咸同以后)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外国资本主义首先从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了侵略,然后逐渐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既然中国的经济领域首当其冲,那么作为数量最多的商业性会馆也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做出改变。
它们中有的更加强了自己行业组合的特色,有的则将目标转向海外,有的通过集合会馆与分散公所的形式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比如说:
上海的万事丰会馆、潮州的八邑会馆等都通过分化与组合来使自己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一种更加有力的地位。
会馆的改变还在于会馆越来越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它们不在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同乡观念,而更加关注社会公益事业,越来越具有国家观念,这反映了会馆的一大进步。
渐渐的,会馆演变为了一种社会机构,如上海的会馆可以为公共租界的救火联合会提供资金,也可以出面直接与外国在华势力打交道,而外国当局也会依靠会馆来维持租界区的秩序,当租界需要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往往要借助会馆进行协调办理。
会馆的这种社会机构性质越来越明显,并且特别注重保护本民族的利益,所以它们有时比官方机构具有更大的作用,更能使一些事情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会馆并没有因商会的出现而走入消亡,反而更加注意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在清朝后期,会馆仍然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
到清朝末年,会馆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清末,外国侵华势力逐渐征服了清政府,清政府日益腐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这种形势使得商人阶层渐渐疏远了清政府,会馆便逐渐的成为了反清与反帝的重要基地。
举个例子来说,上海的旅居者商人团体在收回原籍省份路矿权运动,发动同乡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政府也开始实行企图挽救危亡的“新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实施了改革,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分步骤地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这样一来,北京的许多会馆就渐渐的演变为了同乡会,大部分会馆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时,会馆虽然仍在社会事务中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但是其走向衰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二、会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
会馆刚刚出现之时,主要是作为同乡之人聚乡情、寄乡思的活动场所,是节庆、闲暇时的同乡俱乐部,通过聚会、赏戏等等形式抚慰了远在他乡的游子情思,这可以说是最初的会馆的主要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馆的社会功能渐渐凸显,而且日益多样化。
会馆渐渐由抚慰游子情思向服务于科举、服务于工商业、服务于社会整合、服务于社会事业的兴办与管理转变,演变成了一种比较具有社会适应性的社会管理组织机构,会馆有时甚至是作为一种基层自治组织的形式存在的,在社会事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间文化的交融。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会馆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明清时期社会得以稳定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以作为对明清时期的会馆的社会功能的一个扼要的表述。
如果展开来讲的话,将会是一个大工程,鉴于篇幅有限,就不做过多阐述了。
下面我将着重谈一下会馆的文化内涵。
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讲,会馆都多有争论,可是着眼于会馆的文化内涵,则是无甚争议的。
因为会馆无论大小,无论强弱,几乎都有着同样的文化内涵,那就是:
“敦厚仁恕,保全信义”。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会馆都始终贯彻着这一准则,也有的会馆仅仅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但是大多数会馆在大多数时候还是积极地以浓厚的道德伦理来维持会馆的发展,进而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努力奔走着。
下面我来具体的分析一下会馆的文化内涵。
(1)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
明清时期,商业最初是在沿海沿河地区发展兴盛起来的,如广州、佛山、潮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地最早发展起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地区会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商业性会馆的兴盛,如广东会馆、潮州会馆、浙江会馆、宁波会馆等等。
这些会馆的兴起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海地区彼此间文化的交融,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同时,沿海地区的文化又不断地向内地辐射,推进了内地商业文化的发展,而会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2)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
明清时期的会馆虽然以工商性会馆居多,但是也包含有官绅会馆、试子会馆、移民会馆以致农民会馆等,这些会馆成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融合的基地,它们的共同发展包含了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
这种交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会馆越发展,越倾向于谋求封建政府的承认,有的会馆会申请备案,有的会馆则寻求封建政府的庇护,亦会接受同乡士绅的捐助,通过这种种途径来壮大本会馆的势力,而这又势必会使士绅文化介入到本会馆之中,使士绅文化对庶民文化造成一定的影响。
2、会馆都有自己的神灵崇拜,这也是会馆的一大文化特色,但是,会馆发展到后来,其神灵崇拜却从最初单纯的乡土神崇拜逐步的过渡到了崇祀乡贤、名士的阶段,这表明会馆的神灵崇拜从单纯的寻找纽带发展到了进一步谋求教化。
这种变化使得很多士绅们积极投身于会馆的建设,而封建政府也鼓励士绅们的这种行为,给各地的士绅乡贤以封赠或崇其祀典。
通过众多神灵的设置,士绅文化中的忠、孝、节、义便慢慢的融入到了庶民文化之中。
3、会馆一般都把戏台设于其建筑中的显要位置,在节日或闲暇时间,会馆的戏台上便会上演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节目,所以说,会馆的发展推动了戏曲说唱艺术的发展,丰富了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
同时,因为戏曲表演是雅俗共赏的节目,不仅深受庶民们的欢迎,就是那些士绅们也都非常喜爱,所以推动戏曲发展的会馆也就促进了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相互交融。
(3)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
1、文化继承:
很多会馆在创建初期,就把“敦厚仁恕,保全信义”作为它们行事的准则与宗旨,在同乡或同行之中建造一个乡土氛围的环境,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集合来实现互相劝勉、互相监督,从而在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工商业都市,无论是商人独自创建的会馆,还是士商共建的会馆,也都把“敦厚仁恕,保全信义”的信条放在首位,体现了会馆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认同与维护。
这些都说明了会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一直都是做出很大的努力的,其中也包含了对明清时期社会风气趋向浮躁、奢靡的一种反抗和矫正,所以同时也弥补了封建政府在这方面管理的空隙。
2、文化更新:
会馆文化的更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某方面,首先,很多会馆是由商人独资建立或士商合资建立的,有的是由士绅管理的,这种新的经营体制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四民观的观念的更新。
商人们设立的会馆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加强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会馆的兴起于兴盛,使一种新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得以流行,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义利相得”的价值观。
这种新的义利观冲破了过去儒家一直倡导的君子舍利取义的罗网,提出应该以利为义,这种新思维,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当时人思想道德的完善都是起积极作用的;
最后,许多会馆都参与到了地方事务的干预、管理中去,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这种对社会管理事务的承担都反映了其不断适应新的形势进行自我更新的意识。
举例来说,京师闽中会馆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设置了京师闽学堂,之后又有春明女子中学和宣南法政专门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不仅设有外语、法律、物理、化学,还有外国历史、西洋音乐、百科知识等西洋知识,并且,还聘请了海外留学人员任教,反映了会馆不断适应新的形势进行自我更新的意识。
总而言之,会馆存在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存在与发展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与创新。
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会馆的存在与发展是在封建体制的夹缝中不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它们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尽管会馆最终走向了衰微,但是决不能否认它们的历史功绩,而且会馆在现在的海外华人社会中依旧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
回头来看会馆,我们与其把它们看成是明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新。
会馆始终自觉地奉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不断变迁中,既保存了自己的传统,同时又反过来推动着社会的变迁,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
主要参考书目:
【1】王日根著:
《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7月第1版;
【2】段柄仁主编王熹、杨帆著:
《会馆》北京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3】王日根著:
《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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