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抗战诗歌与图像的关系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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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中诗人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描摹着惨烈的战争场面,躲避敌机空袭的老幼平民挤在防空洞中,看到“黑色的巨翼盖满了灰色的天”,他们忍不住惶恐,呼号着“旷野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了?
/没有树没有草/一片青色到哪儿去了?
/还有那些花香呢?
/——我好像在这里躺过的/那日子是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谁欢喜这烧焦了的气息?
谁欢喜天边的那片混浊的猩红?
”安宁舒适的和平日子被迫终结了,诗人将其个人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秉持“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渴望“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用诗歌鼓舞民众用战争烧毁枷锁,打破牢笼,得到自由。
他的诗预示着民族的觉醒与时局的转型,其诗歌语言与绘画手法的结合也使诗歌具有更强的表现性和感染力。
一、诗歌语言与色彩
1.早期印象派的色彩理论影响
艾青在诗歌创作中常用画家的眼光来调和色彩,他在《诗论》中指出:
“一首诗里,没有新鲜,没有色调,没有光彩,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
”他自觉地吸收了前期“印象派”绘画理论中对色彩的强调和对光线变化的敏锐把握,主张以细致而斑驳的色彩来描摹自然,梵高和高更认为“色彩激情和‘欲望’的‘表现’,是原始生命力的燃烧。
梵高的画里,大地象沸腾的火球,树根痉挛地伸向地下,高树繁枝向着太阳舞蹈。
”艾青也将诗歌中的情绪以不同的色彩展现,他的诗作半数以上含有色彩词汇,据统计体上其诗歌常使用的色彩为白、黑、红、绿、黄、蓝、灰、青、金、褐、紫11类。
其中黑、白、红色使用频率最高,同一种颜色在不同诗歌中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情绪,丰富的色彩运用与有力的节奏搭配,可更好地引导读者进入诗境。
他的诗歌中不仅对单色进行大胆运用,同时也擅长将各种单色调和在一起,形成更为复杂多元的色彩感受,曾有研究者用“灰黄”和“金红”来概括艾青诗歌的两种色彩,这两种色彩是接近三原色,由多种颜色调和而成的浓郁的复色,这种色彩的调和表明艾青的艺术表达方式不是尖锐的冲突和夸张的对比,而是单纯又富有内蕴的抒情,复色与单色并用的色彩方案形成了艾青诗歌耐人品味的艺术特色。
艾青的诗歌作品类型多样,既有围绕抗战而作的悲愤之歌,也有大量的借景抒情的作品。
围绕抗战这一主题而创作的诗歌中,黑、白、红色是艾青使用频率最高的色彩词汇。
黑色多在表现贫苦、忧郁、凄惨的情绪,白色则代表衰弱或无尽的希望,红色的含义比较极端,既代表浓烈的热情,也代表战争的惨烈。
艾青在诗歌中运用这三种颜色调和出了自己独特的诗歌色彩,他将三种基本色按照色度区分成有细微差别的色彩,如黑色可分为乌黑、泥黑、黑暗、黝黑、深黑、乌暗、锈黑、铁黑、浓黑、焦黑、暗黑、黑青色、黑绿色、黛色等谱色;
黄色分为微黄、草黄、柠檬黄、淡黄、赭黄、枯黄、灰黄、土色、苍黄、土黄、粉黄、惨黄、米黄等谱色;
白色可分出雪白、苍白、惨白、嫩白、洁白、灰白、银白、斑白等8种谱色。
细微色调的区分更能展现出诗人描摹景色、抒发情感细腻之处。
如《黎明》(1937):
“希望在铁黑的天与地之间会裂出一丝白线”;
《吊楼》(1938):
“只能用阴黑的固执的眼看着兴腾的人群”;
《我们的田地》(1939):
“以黑色的乳液哺育了我们的生命”。
黑色成为艾青大量诗歌中的底色,它代表着保守混沌或稳重敦实。
对待黑色的复杂情愫,同样体现在艾青对白色的使用上。
“白日”与“白天”是艾青诗歌中与“黑”相比出现较多的颜色意象。
然而它们只是理想的符号和抽象的追求。
在1938年创作的《江上浮婴尸》多次使用白色、红色,并根据情境将其进行区分:
“被惊怖成惨白的母亲”,敌人将针“刺进你们嫩白的小臂”,“吸取鲜红的血”,借白色与红色两种色彩的鲜明比对,展现出诗人得知日军残忍戕害儿童的震惊与愤懑及其对遇难的孩子的深切同情。
1940年创作的《旷野》:
“灰黄而曲折的道路……/在广大的灰白里呈露出的到处是一片土黄,暗赭,与焦茶的颜色的混合啊/……灰黄的道路的两旁/……灰黄而又曲折的道路啊。
”诗人多次使用灰黄、土黄等色彩,用这种暗淡的颜色显示出这片惨遭荼毒的土地毫无生机的绝望,这片被灰白色的雾笼罩着的大地正是中国的写照:
“忧郁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贫穷苦难伴随着他,坚韧顽强是他永恒的品格,虽然面对的静止僵持的战局,寒冷绝望的前途,但他如旷野的土地一般总有广阔深邃的生机,总期待着阴影过后的光明。
当诗人试图乐观地看待战争时,他总会使用金色代表太阳所拥有的光明和希望。
早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艾青心中“难遮掩光芒”的太阳就“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滚来”(《太阳》)。
1938年,艾青直白地坦露:
“太阳是金红色的圆体/是发光的圆体/是在扩大着的圆体。
”(《向太阳》)。
1939年他赞美着:
“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啊/乘上有金色轮子的车辆,/从天的那边到来……”1942年,他讴歌道:
“太阳带着金黄的花束”,“洒满你心的空间”(《太阳的话》)。
同年,艾青再次咏叹:
“让你把金丝织的明丽的台巾,铺展在我临窗的桌子上”,“你把日子铸成无数的金轮”(《给太阳》)。
金色成为艾青诗歌中最特别的亮色,它代表诗人心中最崇高、最圣洁、最渴望的情感。
红色在艾青抗战诗歌中也常用来表示嘲讽厌恶,如《火把》(1940年)中形容宣传卡车上扮演汪精卫的演员时,艾青写道:
“那脸上涂了白粉/眉眼下垂/弯着红嘴的/是汪精卫。
”他描写日本军官与汪精卫在舞台上的丑态,特意将汪精卫塑造成阴柔卑贱的女性形象:
“他的另一只手拿了一块粉红色的手帕/他用那手帕给那军官的脸轻轻的抚摸/那军官的脸是被那女人打红了的。
”汪精卫扭捏作态,讨好日本军官,于是“那军官张开血红的嘴/大笑着大笑着”。
这首诗中的红色非常刺激人的感官,借汉奸在日本军官面前的媚态描述展现出病态血腥的战争背景。
浓重的红色营造了《火把》抨击时事,鼓舞青年抗敌热情的氛围。
艾青不仅善于用压抑、浓重的颜色塑造忧郁的诗歌风格,也善于用记忆中美好、明快的色彩促人直视现实的黑暗与残酷。
抗战时期他在湘南、衡山、桂林、新宁、重庆等地曾创作了一批风景诗歌,这些诗色彩丰富,层次分明,诗人借精致的景色描述、独到的画家观察视角,再现了诗人、画家眼中的自然,这些诗如油画作品一样细腻动人,立体感突出,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如《秋》(1939年作于湘南),“那里,翻耕过的田亩的泥黑/与遗落的谷粒所长出的新苗的绿色”交相辉映在“无厌止的雨中”,人们躲在“浓黑的屋檐里”,只看到“慢慢地走向地平线”的“褐色的马”。
无尽的秋雨中,哀愁地躲在屋檐下看雨的农人,黑色与绿色共同组成的田地景象形成了诗歌的忧郁底色,褐色的马在雨中寻觅着最后的一口青草。
整首诗看起来像描绘田园风情的一副静物油画,色调整体是暗淡的,像是前途无着的诗人在晦暗未明的战争局势中不由自主的喟叹。
1940年在重庆创作的《初夏》则展现出诗人心绪的变化,开篇就奠定了明朗欢快的基调,“初夏的晴空,/绮丽而净洁;
/晴空下的江水,明亮而柔滑。
”随后诗人视角从高到低不断切换,描述出碧蓝的天、软白的云下,矗立的松林和林间望去看到的远山,阳光照射下的江水不断奔流,褐色的船停靠着,田地里的农人在勤劳耕种,一派悠闲自在的风景画,很难让人联想到战局僵持的抗日战争,祥和的生活场景,美好的自然风光,明朗鲜艳的色彩组合,都展现出诗人对和平安宁的生活的向往,对战争的厌倦和憎恶。
吕荧认为艾青诗作中的色彩都浸染了作者的主观情绪,“诗人,常常容易沉醉于自己的歌声与意象,他所倾听到的大地上现实的声音和语一言常常被诗人自己喜爱地声音和语一言所变形,大地上的生活的彩色容易染上诗人自己喜爱底自我心情的彩色。
”这种彩色的写作使得“他不仅完成了感情形象的彩色的画面,而且结合这他的完整的章法与深沉的格律,获得了诗章的典雅性与音乐性,织成了淳朴的素美的诗篇”。
2、后期印象派绘画与诗歌理论的影响。
艾青受到后期印象派突出光线、色彩与音乐的协调的艺术影响,强调艺术要抒发艺术家的个体感受、主观情绪,表现“主观化的客观世界”,在艺术表现上注重形状、线条、色块、体积感等,对他而言自然不仅仅是具象的,更是抽象的,富有主体意识的。
在接受印象派影响的过程中,艾青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观念的接纳为他找到了绘画与诗歌的结合点。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指出自然界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相互存在着隐秘的、内在的、应和的关系,诗人能够“勘破世界的整体性”。
波德莱尔在《应和》一诗中具体分析了这种复杂的互相应和的关系:
声音可以借助于视觉,颜色可以诉诸嗅觉,芳香可以得之于听觉。
声音、颜色、芳香一切都是相互应和的,而种种感受都是在世界这个统一体中完成的。
波德莱尔将应和理论作为全部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他指出绘画与音乐具有文学自身无法比拟的暗示、象征功能,它们提供了超出文学之外的最大的隐喻、象征的可能性。
由此,绘画的色彩与音乐的节奏等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空前的强调与运用。
艾青接受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阐释这一理论,他要“给颜色以声音,给声音以颜色”,着力于将语言的节奏律动与绘画中色彩的调和相统一,这甚至成为他评判诗人优劣的标准,“诗人在这个时候,显出了他的艺术修养:
即除了他所写的事物给以明确的轮廓之外,还能使人感到有种颜色或声音和那作品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
”“调子是文字的声音和色彩、快与慢、浓与淡之间的变化与和谐。
”
后期印象派画家为了生成“光”与“色”交织变幻,生动鲜活的形象,他们运用“色彩分割法”或“色彩并置法”,用细致的笔触将不同的色块一笔笔接着画到画布上,色彩并列、并置或交错、重叠,甚至会交织成厚实的网状,从而获得比单色更强烈的复色,并通过色彩的比对,使画面形成立体动感,看起来如同自然的色彩与光交错闪耀。
艾青将印象派绘画的色彩使用技法转化成诗歌语言中具象化的形象不断组合、并置,形成了词语或句子过渡中的不确定性,让诗歌结构更灵动,语言更鲜活,更有想象空间,形成了诗歌语言与图像语言之间的隐喻再现,融合了文学与图像之间互相分裂后形成的解读界限。
如艾青在其经典作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7年)中通过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诗歌中不断地回环往复,借白雪、黑土地形成的白黑两色的视觉冲击,营造出苦痛忧郁的诗歌意境。
而在《人造雨》(1940年)中开篇和结尾都是“无数的雨喷射在黑色的水管上,像无数的蒲公英开在暗绿的田地上……”,透明的雨水、黑色的水管、白色的蒲公英、暗绿的土地形成了色块的并叠,光与色融合成一幅雨中求生,压抑苦痛的情境,展现出诗人对现实的愤懑不满,对神佛及当权者的反叛,“人造雨”本身即代表着诗人“由自己的智慧”不断自救,寻找个体发展道路的过程。
在《岩壁》中(1941年)“那层层叠叠的/倾斜的缝隙间,/悬挂着无数被水冲流程的/红土的金黄的颜色,/灰白的颜色/和滴漏而成的石乳,/和茸绿的苔藓,/以及千万种的寄生植物……/而壁面,被风雨所浸蚀,/已染成了紫色的、褐色的、酱色的”,诗句中将红色、金黄、灰白、茸绿、紫色、褐色、酱色多重色彩叠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动立体的画面,视角从低到高,对石壁的形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诗句结构也呈现出特别的张力。
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受到后期印象派绘画的影响,不仅在色彩上仔细推敲搭配,并大量使用象征、通感、拟物等手法,形成了别出心裁的诗歌形式。
如《沙》(1940年)中他说:
“我们呼叫着摆渡的过来/但呼声被风飘走了”。
这些艺术手法的应用使得艾青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诗歌不仅具有时代特征,更有飘逸忧郁的艺术特质,具有超现实的变形效果,从而在艺术上生命力更长久。
二、诗歌语言与线条、构图
艾青的美术背景常被研究者认为是其独特的诗歌创作的艺术来源。
美术训练使得诗人在观察及描摹事物时,关注事物形象,善于以线条勾勒事物形态,讲究诗歌结构,以简洁的诗句呈现出完美的画面。
艾青认为:
“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而且更应该有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
抗战时期艾青的诗歌创作多借鉴绘画中的线描手法,塑造出诗歌中的形象和画面,诗歌中的意象构建也极为生动细腻。
他总是用画家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忠实地再现自己眼中如画的事物,用形象思维来塑造诗歌意象。
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对具体事物的描摹中,如对岩壁、山泉、农田等景观的叙述皆适用,在描述抽象的历史、世界时,艾青也同样运用了这种手法,他眼中的历史会具化为细节、片段,以形象来构建历史,达到由点到面的艺术效果。
他经常通过人物形象或具体景物的描绘,展现出诗人对逝去的历史的认识。
他曾在《老人》(1940年)中描述: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样乌暗/他的皮肤像黄土一样灰黄/……明媚的阳光映出他阴郁的脸。
”这个终日“举着锄用力地继续着翻掘”的老人见证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苦难,他阴郁的脸正是抗战时期朝不保夕的平民共有的类型化的脸,而他不断翻掘土地则象征着中国农民坚韧执着的求生意识及其对战争的冷静态度。
艾青在《农夫》(1940年)中曾以类似的视角刻画中国底层的农民:
“衣服像黑泥一样乌暗”、“皮肤像黄土一样灰黄”、“从土地里钻出来的”“阴郁如土地”的农夫,通过对他们的衣服、皮肤的刻画,暴露出他们长久以来的困苦生活,他们是“被暴风雨击打着”的人,卑微而无人关注,满怀“悲愤”、“激怒”,这种对农民的描述可以唤起读者对于现代历史的停滞和阻塞的记忆。
色彩与线条相结合的造型让他诗句中的人物有雕塑的艺术效果,“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乌黑的手/要求施舍一个铜子。
乌黑的“永不缩回的手”完全静态地定格在画面中,让人感觉不到人的生机,乌黑则暗示着乞丐悲惨的命运,这种选色、造型的手法简明深入地展示出诗人对战争的憎恶和控诉。
当然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不仅对苦痛的现实进行描摹,他以敏感而热情的态度看待抗战,创作了大量鼓舞民众抗日热情的诗歌,他在《吹号者》(1939年)中强调要“以清新之声还于原野”、使“世界上的一切,充溢着欢愉”的号角,又呼唤着民众点燃思想的火把,“数不清”的“美丽”、“耀眼”、“热情”、“金色”而又“炽烈”的火把(《火把》1940年),诗人以乐观的态度期盼着:
“让黑夜里的一切的心都因了你的召唤而震荡”的野火(《野火》1942年)、“请所有的人准备欢迎,当雄鸡最后一次鸣叫的时候我就到来”的黎明(《黎明的通知》1942年)。
美术线条在艾青的诗歌中被转化成形象描述,这种描述不仅具有多变的色彩,且往往能于简短诗句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寥寥几笔,事物形象便跃然纸上。
艾青不仅善于将绘画技法融入诗歌创作,更注重绘画与诗歌之间的汇合,他的诗歌构图多富有深层情感意义,这种含蓄的抒情使得他的诗歌不会沦为简单的口号或时代宣传工具,因为美国学者罗伯特·
费兰德将艾青誉为“语言的画师”,并称赞他“诗中的形象,用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好像赋有生命,呼之欲出。
”对亲人的感激,对友人的怀念,对民众苦难的同情,这些丰富的情感融入到诗歌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共同构成了艾青诗歌的独特魅力。
抗战时期他的诗歌构图比较理性,塑造出大量典型形象,如1941年创作的《我的父亲》中诗人克制着自己对父亲既疏远又同情的复杂情感,塑造出“胆怯而能安分守己”、“中庸、保守、吝啬、自满”的士绅形象。
艾青因父母迷信自幼被寄养在保姆大堰河家,直到五岁才回到家中,他对父亲的情感极为复杂,既有怨恨疏离,又禁不住感慨同情,因此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多用对比、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浙江乡下接受过新教育观念洗礼的地主的形象。
他
父亲整体形象进行刻画,父亲“穿着长衫,留着辫子/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眼睛圆大大而前突,/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
”他不是固守传统的老顽固,“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知
道了‘世界进步弥有止期’,/成了‘维新派’的信徒,/在那穷僻的小村庄里,/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
”但他又满足于地主的安逸生活,每天“抽抽水烟,喝喝黄酒,/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讲女妖和狐狸”,他是现代意识的追随者,也是传统糟粕的拥护者,是“《东方杂志》的读者,/《申报》的定户,/‘万国储蓄会’的会员,”他“经常翻阅世界地图,/读气象学,观测星辰。
/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却一样的假装虔诚。
”他希望儿子发财做官,读法律经济,可是又拗不过儿子取出自己埋藏的鹰洋供应儿子出国读艺术。
这些对比鲜明的画面呈现出父亲身上的矛盾特征,诗人克制着自己的情感,直白地进行描述,并未进行价值评判,客观地呈现着父亲身上传统和现代、迷信和科学、享乐和革命等等一系列时代问题。
在对比中体现出诗人对父亲的不满和同情,这种难以辨明的情愫在诗句中弥漫。
在艺术上研究者对这首诗歌的评价不高,而艾青却曾多次谈到此诗的缘起:
“我的出发点是写个典型,父亲这个典型,我是意识很强烈的,是有意识地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来写的。
写他的环境,写他的社会关系等等。
写这首诗,我是酝酿了很久的。
在刻画典型方面,我觉得《我的父亲》比《大堰河——我的保姆》要好些。
三、诗歌语言与空间感
抗战时期艾青的诗歌作品除了具有丰富的色彩、明晰的线条、完整的结构之外,还具有立体的空间感。
这种空间感的建立同样得益于他的美术功底,西洋画在近代对中国绘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在于透视法的引入,艾青在巴黎游学期间,深受印象派绘画技法影响,之后他在诗歌创作中融入了透视法,对光线明暗、光与色的交融而成的几何效果、阴影等的透视技巧广泛使用,同时还有意利用西方绘画独特的“空气透视法”,来增加形象塑造和结构拼接中的朦胧跳跃的效果和立体的空间感。
印象派画家非常重视不同光照效果对事物色彩等表征的变化,他们经常观察并创作同一个对象在不同时间,不同光影条件下的不同表征。
艾青不仅接受了印象派的这种技法,还将其进一步发展,不仅关注光线投射到事物上对事物造成的明显变化,他还善于找到细微的
明暗对比,并从中展现独特的、有对比的光线感,他强调“甚至光中也有暗”。
在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明暗变化的有意追求。
“在褐色的地上敷上白光/月明的夜是无比的温柔与宽阔的啊”(《月光》1940年)。
褐色与白色形成了明暗的对比,安静的夜晚在白色的月光下诗人满怀温情,月夜安宁温馨的场景跃然纸上。
“它肃静地站在夜色里,全身的黑毛映着雪光。
”(《雪里钻》1941年),黑色的战马与雪白的大地互相辉映,显示了战士的锐气和战争的无情。
艾青诗歌中呈现的光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称得上变化万千。
“暗中的光”是他的诗句中比较独特的部分,他常用黑暗的背景,描摹常人不易发现的光线,借事物本身的光泽来展现光影的细微变化,如“闪着白光”的“池沼”和“映着雪光”的“黑毛”是池水和战马上的自带的光泽,这种暗处的光展示出事物的生机与活力,色彩与光线在此得到了统一。
这也是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空间感的原因。
对光的重视使艾青很多诗歌以“光”为主题,并在诗歌中大量使用“太阳”、“夜”、“光明与黑暗”等,抗战时期艾青创作了《向太阳》、《太阳》、《火把》等以追求“光明”为主题的诗歌,同时也创作了《夜》、《黎明》、《黄昏》、《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黑暗”为主题的诗歌,塑造出明与暗、冷与暖对比鲜明的诗歌世界。
当以“光明”为主题意象时,诗人在诗句中强调“光”的中心地位,如《给太阳》(1942年)“我从睡眠中醒来/看见你的光辉就高兴/虽然昨夜我还是困倦/而且被无数的恶梦纠缠/你新鲜、温柔、明洁的光辉/照在我久未打开的窗上/把窗纸敷上浅黄如花粉的颜色/嵌在浅蓝而整齐的格影里。
”明亮光洁的阳光照射在窗上,形成浅蓝的暗影,明暗交织组成了一副温馨的画面。
而以“黑暗”为主题进行创作时,晦暗的色调成为构图的中心,“黄昏的林子是黑色而柔和的/林子里的池沼是闪着白光的。
”(《黄昏》)暗淡的光线,闪耀着白光的池塘,黑色的树林共同营造出惨淡的基调,“希望铁黑的天宇之间/会裂出一丝白线。
”(《黎明》)诗人在漆黑的黎明期待着即将到来也必将来临的光明。
黑白色块的堆积,形成了诗歌的力度。
色彩和光的交叠促成了艾青诗歌主题的深化和诗歌意境的独特。
艾青对诗歌空间感的营造是有意识的,他曾就此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1938年给胡明树的信中提到:
“在衡山住着,每日清晨写文一两千,大半属诗论。
”。
在《诗论掇拾》里,诗人开始反省自己的创作,“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么?
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么?
”在不断反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断进行艺术实验,创作了一批关于秋景的诗歌,包括《秋日游》、《斜坡》、《秋晨》等,这组诗被认为是艾青自觉建立自己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的作品,而在这组作品中诗歌所具有的立体空间观念也得以确立。
自这组诗开始,艾青结合“空气透视”的方法来观察景物,试图以立体的结构和多面的眼光来塑造诗歌形象。
诗句中常用“阳光”、“雨”、“雾”等意象呈现湘南衡山山中雨雾、阳光掩映下的景色,不断变换的光线给诗人带来了空间不断转换、移步换景的感受。
“爱看晴朗的秋日的/云影走过的草原,/草原的低洼处/星散者白色的山羊/……新筑的黄土公路沿着小溪,/弯进了杂色的树林,/又出现在远方的,/照着阳光的山坡上……”秋日、云影形成了光线的敏感对比,草原、白羊、黄土、杂色树林则共同构成了秋日原野的景象,距离由近及远,形成空间广阔的立体画面。
“金黄的太阳辐射到/远远的小山的斜坡上——/那斜坡刚才是被薄雾遮住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红的泥土和浅绿的草所缀成的美丽的脉络了……”这首诗诗人的视角固定在地平线上,阳光最初被雾遮住,而斜坡在雾气中朦胧一片,随后诗人的视角由远及近,从高到低,塑造出阳光照射下的斜坡的秋景,景物从模糊到清晰,红泥、绿草、金色阳光共同构成了鲜艳温馨的画面。
随后诗人看到远处的林木,想象着林子背后的村庄里的农人和孩子。
光线明暗的变幻在诗句中营造出远近不同的空间感觉,并且营造了迷朦的艺术效果,而诗人对村庄生活场景的想象则进一步将空间开阔,形成了人在画中的艺术效果。
这种空间效果的营造使得艾青的诗歌有了更耐人寻味的艺术价值。
抗战时期艾青的诗歌创作与图像尤其是绘画之间的关系密切,他接受了现代派艺术的影响,但并未局限于此,在技法、修辞及其情绪传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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