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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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

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

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

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

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结构不行。

如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也绝大多数是文盲。

中国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

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

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

一是优化结构。

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

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

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

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

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

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

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

自主创新，早死。

”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

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二、宏观调控：

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

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

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

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

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

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

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

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

改革是不能拖延的。

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

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

一种观点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

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

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

结构调整得了吗？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

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

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

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

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

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

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

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

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

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

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

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

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

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

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

自己种的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通过货币进行的，但是过去是没有的。

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

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慢的。

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

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

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

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几个月前闹“钱荒”，原因是什么？

因为从统计数据看，M1（指狭义货币供应量，即在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M2（指广义货币供应量，即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都是很大的，表示货币流通量多。

但却借不到钱，到处在缺钱，闹“钱荒”，这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解释。

因为中国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货币流通大，实际生活中的货币要求、需求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另有打算。

在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每个企业都要保留一部分现金在手上，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准备不时之需。

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

这就是中国的情况，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

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

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

“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

这个说法也不准。

“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

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

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

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

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

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三、土地确权：

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

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

非均衡分两类：

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

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

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

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

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

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

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

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

怎么改？

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

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

一是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

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

二是林地可以抵押。

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

三是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

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

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

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

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

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职业，把老婆、孩子带走了。

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

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了，老婆孩子带走了，这就变成老鼠窝。

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

就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了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

我看到过一份材料说，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的说法是叫这一类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

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还有放炮仗的，情景和当年的土改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

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

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

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

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

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

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为有证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的缩小了。

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

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

1。

从3.1：

1变成了1.9：

1，为什么呢？

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

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因为他有积极性了。

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

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

”宅基地归他了，在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比原来大，比原来好。

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吗？

他说我哪住得下4层楼房，家里没那么多人。

我说那你怎么搞？

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外地来的商人或者本乡的商人，从事商业，开店、开作坊、开饭馆，有房租收了。

还剩三层，有一层准备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样。

如果对方愿意租二层，那房租高一点，愿意租四层，我自己剩下两层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

因为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

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

找农民开会座谈后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每个农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够丰产，所以坏地也变好地了。

第二个理由，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

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积，也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

第三个理由，当初承包时候要交农业税，于是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所以都少报。

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刚刚量完就实报了，没有人愿意少报。

因为也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

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

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完，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要多。

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

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是种田不用愁。

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

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

重庆的长寿区、江津区产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

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样的，是反季节柑橘。

人无我有，你不种我种；

人有我优，你种我也种，我质量比你好；

人优，我反季节。

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

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

还有跟农民谈判，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

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

几百块钱。

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

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

农民想不要我种，我还一年有几百块钱。

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

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

民营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有的种火龙果，有的种荔枝，有的种菠萝。

我们到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

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四、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在北京几次会议上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

一是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是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

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

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

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

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

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

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

在中国，工会管吗？

有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吗？

没有。

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是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

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

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行。

四是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

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

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

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

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

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

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都是年纪大的，甚至有70-80岁的。

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

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他转移了怎么办？

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

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

税率多少？

门槛多少？

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

一个是资本外流；

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

这样都不利于经济。

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

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

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

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

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五、城镇化：

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

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

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

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

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

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

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

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

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

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

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

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

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

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

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

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的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我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

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

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

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

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

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

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