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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服务业对外贸易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在世界上已有的150多种服务贸易行业中,我国目前能涉足的不到其中的一半。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对我国具有些明显的优势,给我国进入国际服务市场造成严重困难。
我国必须从长远发展考虑,一方面加大服务出口的政策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在国内服务业对外开放问题上持慎重态度,防止西方跨国公司控制我国服务业市场。
二、国际环境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影响
将国内外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今后15年内,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矛盾和困难,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经济事业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
(一)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80年代末叶和90年代初叶以来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持续萧条和低速增长,而我国经济却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反差十分明显。
这种现象表明,虽然对外开放使我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但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仍然是国内因素,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大。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小气候。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我国的制约。
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西方发达国家居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利益往往流向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蒙受种种损失,很难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地位。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与生俱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是永远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受到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国际经济秩序的严重制约,这是我们在研究我国国际收支问题时必须郑重考虑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注意,某些西方国家极力渲染,把中国说成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再加上近年来席卷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采取反倾销、规定配额、采用新的技术标准和环保标准等手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限制,同时利用乌拉圭回合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并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武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要挟。
这些都构成对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的严竣挑战。
(三)我国政府的宏观决策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决定性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政府宏观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突变是造成贸易平衡和整个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恶化的决定性原因,宏观经济政策的突变往往造成贸易收支和整个国际收支的大起大落。
因此,必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稳定性和可行性。
1994年以来,我国政策调整幅度甚大,国内市场环境变化较快,外贸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比较多。
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地全面地了解情况,对政策偏差进行必要的矫正。
政府机关要充分发挥各种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注意采纳其合理建议,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三、我国对外贸易问题
(一)我国对外贸易地区结构的基本缺陷。
目前,我国对亚、欧和北美的贸易额在我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80%,其中香港、日本和美国又是尤为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地区)。
近年来,我国对拉美、大洋洲和非洲的贸易虽然有所增加,所占比重也有所上升,但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
我国对发达工业国家只能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价格低廉。
以很大的代价挣来的外汇,大量用于从某些发达国家进口一般性产品甚至消费品,如前述的钢铁、汽车、民航飞机、粮食之类。
这种对外贸易方式显然不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也无助于保持外贸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我国对外贸易秩序的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危害。
我国外贸出口多头对外,自相竞争,使我国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蒙受惨重损失。
据估算,若外销价格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即1985年的水平,我国外贸在不增加出口的条件下,可增加150—2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外贸主体分散,秩序混乱,缺乏集中管理和统一协调,或盲目进口,重复进口;
或抬价竞购,压价竞销。
不计血本的出口一方面造成国内某些商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也使国际上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日益增多,加重了我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三)对外贸易平衡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如前所述,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甚低,我国离开外贸实现稳定的顺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0年代晚期我国出口增长有许多临时的和特殊的因素在起作用。
从长期看,由于关税、退税、汇率和利率等方面的政策的综合影响,我国出口将出现放慢趋势,而进口则可能出现上升趋势。
因此,保证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平衡并略有顺差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保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手段。
(四)改革对外贸易的经营方针。
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指导思想的基本倾向是过分强调出口创汇,忽视经济效益,因而不能正确处理出口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我国外贸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外贸发展规模适度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营指导方针,从以创汇为主转向以提高效益为主,以质取胜,加强出口商品的非价格竞争。
我国已经具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进行非价格竞争的条件,关键是端正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方针。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战后日本经济从50年代中期起,经历了15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70年代进入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阶段。
韩国从60年代军人政府上台时算起,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到80年代初期也开始向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阶段转变。
在产业技术迅速发展和传播的今天,一国国际贸易从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从出口粗放型阶段向出口集约型阶段转变所需的时间有可能大为缩短。
中国经历了16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再加上前30年奠定的经济技术基础,完全具备实施出口产品集约化发展战略的条件。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贸易政策短视,缺乏战略目光,牵就外贸企业基于局部利益的呼声,不能从国家长远的发展利益出发,果断地突破当前贸易政策的恶性循环。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幅度下跌,有些几乎是下跌了一半。
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而是我国产品出口数量过大,相互杀价。
其根源在于出口优惠,补贴过多。
实际上,只要将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包装或款式上加以改进,控制出口数量,身价就可以提高。
因此,现阶段我国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变粗放式出口为集约式出口,主要是一个政策问题,管理问题。
目前,作为我国出口品的大宗的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大部分已经不是初粗加工品,而是具有一定的技术、资金含量的产品,有的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已拥有向非价格竞争阶段过渡的优势。
因此,我国应该保持出口产品价格稳定,并逐步将我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提高到同类产品的国际价格的水平。
否则,从长远计,我国产品不但不能扩大出口,反而会遭到对方反倾销措施的制裁而逐渐丧失国际市场。
(五)实现对外贸易的全方位发展。
在国内,要加强地区规划,实行各地相对均衡的开放战略,一方面增加对内陆资源密集地区的投入,提高其资源加工能力和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内陆及北方沿海地区机电、重化工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大力发展这类地区的进出口产业,促进对外贸易国内地域布局的相对均衡和出口结构的优化。
在国外,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相对均衡地开发世界各种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逐步改变我国外贸事业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日市场过分依赖的局面,摆脱被动的贸易竞争处境。
应大力开拓西欧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
(六)改革进口政策。
我国进口战略必须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的需要,合理调整进口结构,提高外汇使用效果。
优先保证关键技术和设备、国家重点建设所必需的物资和以进养出的物资的进口;
有步骤地扩大国内需求甚殷的稀缺资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进口;
适当组织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进口。
同时积极建立进口协调机制,坚决杜绝各地盲目和重复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保障我国进口战略的有效实施和国内市场的稳定。
(七)降低换汇成本。
长期以来,我国外贸的增长方式以粗放型为主,集中表现在换汇成本节节提高。
1995年我国出口价格水平继续下降,换汇成本指数已超过8·
5(当年汇率为8·
1)。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外贸价格指数(贸易条件)、企业经营成本和税金。
而其中价格指数的变化(下降)是造成换汇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
据估计,由于美元贬值,出口价格指数每年应有3%的增长才能保持贸易价格的稳定。
90年代我国外贸价格指数却一直在90%-95%(基期为1991年)的幅度内徘徊。
今后,我国应首先争取保持出口价格指数的稳定,然后力争我国出口价格指数的逐步上升,换汇成本趋于下降,使换汇成本经常性地低于年均汇率水平。
(八)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管理机制。
对经营秩序混乱、经营利润较高的大宗出口商品,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管理。
首先统一出口价格和国外市场报价,逐渐以国际市场价为参照系来确定外销价格。
在杜绝多头进口,重复引进问题上,应组建进出口行业协会或专业公司主持其事。
在这方面我国近年来已有成功的经验。
当然,形式不必拘泥,但有可能管起来的交易,特别是大宗的主要商品的交易,都应该管起来。
在对外贸易的各个经营环节,要尽快采用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手段和设备。
全国外贸进出口的数量、品种、价格、效益、税收等统计,要尽快实现电脑化,以提高外贸监控的效率和准确性。
(九)整顿有偿招标制度。
为改善外贸出口经营秩序,抑制抬价抢购和低价竟销的不规范行为,外经贸部于1994年试行13种出口商品有偿招标制。
外贸招标是有偿招标,并且是配额中标,能否对抬价收购和低价竟销产生真正的、长期的抑制作用,值得怀疑。
例如,1994年、1995年的出口招标商品价格的提高带有虚假的色彩。
根据对海关材料的分析,1994年和1995年上半年外贸企业普遍存在骗税现象,虚报出口价格问题很严重。
这两年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普遍上涨。
由此可见,招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抬价收购和竞价低销这样的无政府状态问题。
欲解决此问题,办法有二。
一是组织综合商社。
凡出口到一个特定国家的产品由独家公司垄断经营。
二是制定最低出关报价,低于此价者不得出口。
(十)完善外贸法律体系。
1994年5月12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标志着我国外贸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但我国尚未建成完备的外贸法律体系、执法体系和监督体系,这是近年来我国外贸经营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外贸易法》尚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第一、外贸法应重视主管部门和有关生产企业的意见。
例如进口商品对国内产品的冲击已有目共睹,主管专业部门和生产企业反应强烈,外贸法应当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
第二、建立凌驾于各部门和各地区之上的外贸综合监督和立法机构,克服和排除部门、地区偏见,使外贸事业的管理能经常体现国家的宏观利益和意志,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十一)改进外贸统计工作。
第一,把出口产品生产地纳入统计内容。
第二,制定科学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系,将出口效益作为统计的重要内容和评定实绩的基本依据,改变从计划统计到评定业绩都以创汇额为单一指标的作法。
这样有利于各级政府和企业注重出口商品的生产,而不单纯地在经营环节上打主意。
而且,外贸统计既要关注创汇数额额,又要重视经济效益。
(十二)改革和完善关税体制。
关税水平问题是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重要谈判内容。
在原关贸总协定体制下,发达国家的关税率为4·
5%,发展中国家不超过15%(13—14%)。
1992年10月我国的名义税率为42.5%,1994年名义税率为35·
9%,1996年4月1日起下调为23%。
但是,按照进口额与关税收入的比率计算,我国的实际关税税率1992年仅为4.79%。
按国际收支口径计算,1992年的实际关税率为5.55%,1993年为5.89%,1994年只有4.02%,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原因是我国很多进口产品享受关税减免待遇。
因此。
将我国关税率降到15%,既符合国际规范,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降低关税是否会造成进口规模失控?
对这个问题应当进行分析,特别是应进行结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对于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物资,一般应废止关税减免优惠,或在进口环节征税,或在出口环节征税。
对出口企业过分优惠只会使收入分配过分向这类企业偏斜。
我国许多出口产品数量过大,价格过低,征税可增加成本,有利于解决我国出口商品低价竞销问题。
配件、配料进口也应同样处理。
第二,对生产技术设备进口应区别对待。
一流尖端技术设备应减免关税,一般性的技术设备则应酌情征收。
各主管部门应制定具体标准,由海关执行。
这样,目前产品、技术的进口税率可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三,对下述几类商品的进口应严加控制:
一是消费品特别是公款购买的消费品(如汽车、空调等),二是对国内产业可能形成冲击的产品。
但是,有些商品如汽车,关税过高,反而促进走私。
像对汽车这类公款购买消费品的控制,高关税未必能奏效,应当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
大城市对私人用车的控制可以采用“拥车证费”、交通税费、环保收费等手段。
如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区,采用高额拥车证费加以限制,一辆轿车的拥车证费达1.6万新元(1992年),且可随时加以调整。
对于非高档消费品应根据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征收较高的关税。
某些产品的过量进口,大多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所致,不是关税所能解决的,如1984—1988、1992—1993年间的钢材大量进口,主要是因国内经济过热,价格过高所致,非高关税所能抑制。
关键在于国内宏观经济是否平稳,经济增长是否适度。
(十三)提高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做准备。
由于美国从中作梗,中国在近期内不可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2000年左右有可能加入。
迟加入有迟加入的好处,我国可以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做好准备工作。
未雨绸缪,以期立于不败之地。
应当从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两方面入手,提高我国主要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抵御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产生的冲击。
准备工作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在我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大力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搞好技术改造,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不断提高出口制成品的加工深度和水平,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增强竞争能力。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在政府的扶持下,选择一批大型机械、电子、化工和具有出口创汇能力的轻纺企业,组建大企业集团,作为我国出口的主力军。
准备工作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培养人才。
我们的教育机构应当有相当的一部分着力培养面向国际市场的人才,以适应对外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特别是大中城市和开放地区,应当建立相当数量的连锁院校,从小进行双语教育,进行专业培训。
对出口企业和其他从事涉外经济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也是一个很好的应急方法。
(十四)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外的直销比重。
出口产品直销比经过中间商外销,可降低成本,增加外汇收入。
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经香港及其他地方的中间商销往第三国的比重过高,中间商渔利过多,我方所得太少,划不来。
四、我国利用外资问题
(一)关于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问题。
当前我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不在举借外债的规模,而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对于后者,可以有三个衡量标准:
第一,外资对内资必须起追加作用,而不能起替代作用。
第二,利用外资规模不可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
第三,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不得危及国家经济主权,特别是不得控制我国的重要产业和重要行业,垄断我国国内市场,操纵我国的经济命脉。
“九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八五”末期,但绝对值将有所增加。
考虑到我国贸易收支的不稳定和增加必要的外汇储备的需要,我国“九五”时期平均每年外资净流入额似以控制在250亿美元左右,使资本净流入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大体上保持一致为宜。
(二)关于我国对外债的清偿能力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外债的偿还基础正在遭到削弱。
第一,日元的急剧升值,使80年代以来举借日元贷款的企业蒙受巨大的汇率损失,偿债负担加重。
第二,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原材料价格猛涨,导致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偿债能力削弱。
第三,税制改革后外债企业税前还贷、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归于取消,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第四,举借外债的企业原定产品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和需要,产品无销路。
第五、很多利用外债的项目属于长线项目或基础产业项目,缺乏创利和创汇能力,从而缺乏还债能力。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出于“政绩”之类的考虑,视外债为我国国家银行的贷款,对外借款的积极性有余,而还债的紧迫感和压力感不足,从而严重削弱我国的偿债基础。
(三)明确我国利用外资的宗旨,克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宗旨的模糊化倾向。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旨是在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这与在人们的心目中利用外商投资的宗旨的模糊化不无关系。
近年来,在理论界和各地实际工作中,往往将利用外资的目标扩大为四项,即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出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在“九五”期间,由于国内资金供给已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资本需求,资金供求矛盾的核心主要已不是总量问题,而是资金使用效率问题。
因此,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目标可相对弱化。
至于利用外资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标,实质上是谋求三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其种种弊端在近年来国有企业嫁接外资的浪潮中已暴露无遗。
这种作法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冲击着我国国内市场,因而亟待废止。
我们应当将我国在现阶段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明确地规定为吸收先进技术和扩大出口。
所利用的外资必须有利于国内企业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或者有利于扩大出口。
二者必居其一,否则不得引入。
目的是彻底克服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盲目性,彻底涤荡为利用外资而利用外资的不良风气,增强合理利用外资的自觉性,从而克服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不大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一当前我国利用外资事业的危险倾向。
在我国国内对利用外资的宗旨出现模糊化倾向的同时,外商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一方面,外商用大量的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设备进行直接投资,相当普遍地高价买进,低价卖出,逃避税收,转移利润,达到既占领中国市场,又获得超额利润的目的。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出口规模远远低于直接投资规模,外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进出口逆差。
近年来蜂拥而至的大型西方跨国公司虽然拥有一流技术,但其志在控制中国的市场,不可能发善心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帮助中国提高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等国的经验早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加以调整,显然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
(四)优化外资利用形态结构。
我国外债总规模不应再行扩大,并且应当继续坚持适当扩大官方贷款的比重,慎用商业贷款的方针。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当前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但应控制规模,优化投向。
应适当增加国际债券(主要指固定利率债券)融资的份额。
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进行部门分工:
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主要限于非主导产业、非支柱产业的出口创汇项目和部分基础产业项目,而对外借款则主要用于支持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可能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全行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五)关于利用外商投资的政策优惠问题。
调整和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实施国民待遇原则,把吸引外资的工作重点从制定优惠政策转向优化投投资环境。
我国对外资的政策优惠是否还应该继续下去?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从理论上说,按照国际经验,利用外资分为三个发阶段。
即早期阶段、适度引进阶段和资金自由流动阶段。
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强调资金流入,控制资金流出,对外资给以种种优惠政策。
适度引进阶段的特征是针对第一阶段产生的种种问题进行政策调整,逐步减少优惠政策,着重改善投资环境,并适当放松对资本流出的控制,但在资本账户上仍然保持顺差。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基本上开放资金市场,统一实施国民待遇,对资本流入和流出既不加以限制,也不给予鼓励。
我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适度引进阶段,应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
其理由是:
第一,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自由定价的权利。
很多外资企业产品与国内企业产品在质量上不相上下,但其价格往往高出1—2倍甚至更多,因而其利润回报率远远超出了国际平均利润率水平。
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要素成本甚低。
首先,劳工成本极低,一般地说,三资企业一般员工的综合待遇比不上本地国有企业,只有高级管理人员和和高级技术人员的待遇较高。
其次,在合资时中方企业固定资产特别是土地、房产严重低估
第三,外资来源结构欠优。
我国近年来引进的的“外资”,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港台资本,而大多数港资台资企业技术档次甚低,不符合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
还有许多所谓外资实际上是所谓假洋鬼子。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过多的对外资的政策优惠有直接关系。
。
第四,对外资企业政策优惠产生很多消极影响,损害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冲击国内市场,造成国内银行资金过剩,恶化产业结构,推动通货膨胀,助长贫富分化。
因此,必须修改现行的外资法。
除特殊产品和产业外,对外资企业实行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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