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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间，续补《史记》而有史可查者有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十多位学者，而扬雄是较早的一位。

他晚生于刘向约二十年。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续《史记》之作，史无具体记载，其《新序》、《说苑》实与《史记》不类，可能是徒有虚名。

褚少孙、刘歆、冯商三人约与扬雄同时。

褚少孙补《史记》之作已失全貌，今只可从其文附于《史记》而略见一斑，约有十二篇，今本《史记》之《三代世表》、《陈胜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章末尾“褚少孙曰”者即是。

刘歆之作，史无明文记载，只知徒有雷声。

冯商之作，有始无终。

而据王充“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之说，可以推断扬雄已续成《史记》之后的西汉历史著作，惜其书早佚，使人不能了解真相。

但毫无疑问，此书是扬雄的史学代表作。

再者，扬雄关于历史大势的分析及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多取于《史记》。

他对秦汉历史大势颇为了解，并有精辟的分析。

扬雄云：

“或问：

六国并，其已久矣。

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载而咸，时激、地保、人事乎？

具。

请问事。

孝公以下，强兵力农，以蚕食六国，事也。

保。

东沟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卤泾垠，便则申，否则蟠，保也。

激。

始皇方斧，将相方刀，六国方木，将相方肉，激也。

”[2]（卷10，《重

黎》）这话的大意是，秦兼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具有时势、地理、人事三方面的因素。

人事方面，秦孝公以来实行耕战政策，强兵力农，远交近攻，“以蚕食六国”。

秦逐渐强大，而六国日益衰弱。

地理方面，秦东有大河，南有高山，西采梁、雍之材，北有泾水灌地，进可攻，退可守。

时势方面，秦恃强盛，君臣齐心用兵，而六国因趋衰弱，君臣畏惧丧胆，于是主客观形势相激使然。

扬雄此论基本上取于贾谊《过秦论》。

贾论包括秦并六国的时势、人事、地理诸方面的因素。

司马迁对此论非常欣赏，在《史

记?

秦始皇本纪》叙述秦并六国之后，感叹“善乎哉贾生推言之也”，而引用之，《陈涉世家》末尾也引用了贾论一部分。

扬雄只是对贾论作简要的概括而已。

在秦并六国问题上，他与司马迁都是同意贾论的。

扬雄论秦、楚、汉于数十年间政权三嬗颇有见地。

他说：

“或问：

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秦十五载而楚，楚五载而汉，五

载之际，而天下三嬗，天邪？

人邪？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当时虽欲汉，得乎？

六国蚩蚩，为嬴弱姬，卒之屏营，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

秦失其猷，罢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项氏暴强，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擅楚之月，有汉创业山南，发迹三秦，追项山东，故天下擅汉，天也。

人?

兼才尚权，左计右数，动谨于时，人也。

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

”[2]（卷10，《重黎》）大意是：

自秦兴，兼六

国至于楚而汉，数十年间，政权三嬗，即由秦而楚，由楚而汉，政权更易如走马灯，此中有“天”，即时势的变迁；

有“人”，即人谋的作用。

时势与人谋，相辅相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论实是对司马迁之论的继承与发挥。

司马迁在《史记》之

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中叙述了周建诸侯，而十二诸侯，而六国称雄，而秦并六国，并于《秦楚之际月表序》作了论述。

他论道：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

初作难，发于陈涉；

虐戾灭秦，自项氏；

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

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豪桀，维万世之安。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

故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1]（卷6，《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此言，概论了

秦、楚、汉政权三嬗，条理清楚，论点突出，既言历史大势，又

言人为作用，人据势而改变政局。

此中的“天”，主要是指时势，

与“杂”

然而，正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扬雄对于司马迁的“奇”

是予以批判的，或是与其说针锋相对的。

班固曾言：

“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汔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3]（卷87下，《扬雄传下》）照班固此言，扬雄《法言》主要是针对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

用法应之”之作。

循此，试探扬雄对司马迁“奇”、“杂”的

批判。

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引了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为立言之旨。

《要旨》提到：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

”他又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1]

卷130，《太史公自序》）另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中讽刺

公孙弘“缘饰以儒术”，阿顺君主，“无益于俗，而稍骛于功利矣”[1]（卷112，《平津侯传》）。

他称道“学黄老之言”的

汲黯，肯定其“无为”而治，并对公孙弘、张汤等当面指责[1]

卷120，《汲黯传》）。

这些说明，司马迁有褒黄老而讥汉儒

之意。

扬雄对此是不满意的。

“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

矣。

委大道而好乎诸子书，恶睹其识道也？

”[2]（卷12，

君子》）“或问：

无为。

奚为哉！

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

绍桀之后，篡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乎？

”[2]（卷4，《问道》）他又说：

司马子长有

言，曰：

《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

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

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经。

今之学也，非独为其华藻也，又从而绣其，恶在老不老也！

或曰：

学者之说可约邪？

可约，解科。

”[2]（卷

7，《寡见》）这些话的意思是，只有《五经》合乎道，诸子书

与《老子》之约都不可取；

无为，只适合于古代，殷周以来也不合时。

这显然是与司马迁思想相背的。

司马迁肯定陈胜、吴广发难于亡秦兴汉有功，故写《陈涉世家》。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1]（卷130，《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详记陈胜等发难经过及影响，如实地记述陈涉“王凡六月”，及其败亡原因，篇末还特写一笔：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相将竟亡秦，由涉首事也”[1]（卷48，《陈涉世家》）。

充分

肯定了陈胜起事的历史功绩与意义。

扬雄对陈胜的评论，显然与司马迁观点不一。

陈胜、吴广。

乱。

不若是则秦不亡。

亡秦乎？

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2]（卷10，《重黎》）意谓陈胜、吴广作乱

犯上，未能亡秦而先败亡。

此论与司马迁观点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司马迁对聂政、荆轲等称为刺客，颂扬他们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

他详记聂政、荆轲以及曹沫、专诸、豫让等的行为。

写聂政为严仲子的泽厚之交所感动，决心“为知己者用”，为其报仇刺杀韩相侠累，而自毁容以死。

聂政姊荣深感弟弟“士固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哀而死于政尸之旁。

写荆轲受燕太子丹优礼厚待，决心为其报仇而入秦劫刺秦王，于是于易水告别出发，至秦廷击刺秦王而未成，被杀。

所写易水分别之慷慨悲壮，击刺秦王之有声有色，十分感人。

篇末论曰：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卷86，《刺客列传》）。

作者充分肯定聂政、荆轲等

士为知己者死”之志，认为他们的侠义行为，足以名垂千秋。

而扬雄对聂政、荆轲等所作所为是否定的。

“政也，

为严氏犯韩，刺相侠累，曼面为姊，实壮士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乎？

（或问）轲。

（曰）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

”[2]（卷11，《渊骞》）

意谓聂政、荆轲等的行为，都只是刺客小人行径，其死非为君亲之难，不符大义。

这显然与司马迁是不同论调，司马迁称颂的是

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扬雄标举的是君亲之义。

司马迁对货殖人物有特殊的眼光与看法，为他们树碑立传，

称其力行致富与家与国都有利。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知者有采焉。

”在传写了古今货殖人物之后，他指出：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守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1]（卷129，《货殖列

传》）。

意思是，所写这些人物，都不是靠特权特殊待遇或弄法犯奸而富，不是以特权谋私利而富，而是用力用智，了解市场，抓住时机，既经营工商又从事农畜，从容治生，所以值得称道。

换言之，司马迁称道的是些正常谋生致富的货殖人物，而不是那些享特权搞奸利之徒。

同时，他讽刺好逸恶劳之徒，说：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1]（卷129，《货殖列传》）。

这是讽刺无所作为而自

甘贫穷者，是批评“好语仁义”而不是否定“仁义”。

扬雄对货殖人物的看法，同司马迁的观点大相径庭。

（或问）货殖。

蚊。

”蚊是吸人血的飞虫。

扬雄以为货殖人物是“蚊”，是社会的吸血鬼，贬意了然。

用力用智而致富者，怎能称为“蚊”呢？

看来他也是“长贫贱，好语仁义”那种人物，是站在司马迁观点之对立面的。

司马迁对游侠情有独钟。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他以饱含热情的笔触歌颂游侠之仁义。

他写道：

“今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篇中写郭解仗义行为尤为突出，但他竟被官府追捕而处死。

司马迁写其事：

“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

‘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

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

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

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

解杀之。

当大逆无道。

遂族郭解翁伯。

”有些人称誉郭解，而轵儒生以为郭解“以奸犯公法”，御史大夫公孙弘更以为郭解有

大逆无道”之罪，故处以族罪。

司马迁则公然以为“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对郭解之死，深表同情，慨叹“惜哉”[1]（卷124，《游侠列传》）。

扬雄对此却不以为然。

“（或问）游侠。

窃国灵也。

”[2]（卷11，《渊骞》）所谓“窃国灵”，就是盗用国家

权威。

扬雄以为游侠是以武犯禁的危险分子，站在国家的对立面。

这与儒相公孙弘同一个观点，而与司马迁观点显然相反。

在对待诸子、刺客、货殖、游侠等的看法上，扬雄同司马迁的观点不一致，这正是他说司马迁“爱奇”、“多知为杂”的关键所在。

稍晚于扬雄的班彪评司马迁：

“论议浅而不笃。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

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此其大敝伤道。

”[6]（卷40上，《班彪列传上》）班彪之子班固评司马迁：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卷62，《司马迁传赞》）。

这显然都受到了扬雄思想的影响。

三、评司马迁“实录”是肯定良史之才

扬雄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是对《史记》记事行文的肯定，是对司马迁良史之才的褒扬。

法言?

重黎》说：

《周官》？

立事。

《左氏》？

品藻。

太史迁？

实录。

”他以为《周官》、《左氏》、

史记》三者具有立事、品藻、实录各不相同的特点。

何谓“实录”？

扬雄未加说明。

班固说：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

”[3]（卷62，《司马

迁传赞》）他坦白自己的看法源于刘向、扬雄之见。

班彪评司马迁曰：

“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6]（卷40上，《班彪传上》）他的这个看法，看来也非本人的创见，也取于扬雄之论。

根据班氏父子之说，对于所谓“实录”，就可归纳为这么几点，即：

文直事核，述序事理，文质相称，善恶传真。

所谓“文直事核”，就是史文直接写史实。

“核”，颜师古

是文直而不曲，事核而不虚。

《史记》是部历史著作，是书事实的，文为书事而用。

所谓“善述序事理”，就是善于把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原委曲折、个中情理叙述出来。

司马迁详写秦汉历史，所写这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化以及各种人物言行

心态，都能纲举目张，条理分明，而揭示内情。

试以《史记?

李

斯列传》写李斯被赵高愚弄说服的言行心态为例：

秦始皇死于沙

题。

中车府令赵高与始皇少子胡亥阴谋篡权，而与丞相李斯商量。

李斯认为始皇遗嘱用意至明，不可篡改。

赵高说：

“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

功高孰与蒙恬？

谋远不失孰与蒙恬？

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

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

”李斯承认“此五者皆不及蒙恬”。

赵高进而说道：

扶苏若“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

而胡亥“慈仁笃厚”，

尽礼敬士”，“可以为嗣”。

李斯心动了，但因不符道义，感到为难，说：

“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

赵高马上说：

事变是正常的，“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断言不可能发生意外。

李斯动摇了，但还是觉得干这种事，名不正，言不顺。

赵高更进一步说：

“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

李斯患得患失而顺从了，“乃听高”。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接着，谋害死扶苏、蒙恬。

从此李斯更被赵高愚弄以至被害致死。

由此可知司马迁确实“善述序事理”。

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就是行文书事切实而不浮夸，质朴而不粗俗，文质相称。

扬雄曾说：

“曰：

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

”[2]（卷3，《修身》）

又说：

君子尚辞乎？

君子事之为尚。

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君子》）他主张华实相副、事辞相称，也就是文质相称。

而对

于文、质二者，认为质是主要的，乃第一位，文是服从于质的，是次要的。

他还说：

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

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敢问质？

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豹而战，亡其皮之虎矣。

”[2]（卷第2，《吾子》）这就形象地指出，文

是而质非，乃羊质虎皮；

文失其质，则非笃实。

司马迁写史，是很注意文质相称的。

他写历史人物，能抓住各个人物言行举止的特点而行文落笔，例如，写项羽、刘邦初见秦始皇的心思与口语便不相同。

他写项羽（名籍）：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

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

”[1]（卷7，《项羽本纪》）。

出身没落贵族的项羽，年轻胆大，有点冒失，口出大言，足见粗豪之气；

而项梁年长，就注意所处场合而谨慎小心。

写刘邦在咸阳观秦始皇：

“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1]（卷

8，《高祖本纪》）。

出身平民的刘邦，初涉世面，对帝王气派

非常羡慕，很想尝尝这种滋味。

这里写项、刘之文，皆文质相称；

假如互换文字，就牛头不对马嘴，文质不副。

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写美好事物不虚夸，对丑恶何谓美、恶？

首先有个思想、立场与观点问题，这里暂且不谈。

一般而言，司马迁对英雄人物或好人，既不虚夸，也不掩饰其缺点；

对罪恶之徒或下流人物，既不为其隐恶，也不抹杀其个别长

处或优点。

例如司马迁是称颂汉文帝“德至盛”[1]（卷10，《孝

文本纪》）的，而在《淮南王传》就写了汉文帝置亲兄弟淮南王于死地，以致有民谣传世：

“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司马迁是爱护李广的，但在《李将军列传》也写了李广因受霸陵尉轻侮而积怨于心，仗权势斩之。

又如，司马迁是厌恨酷吏张汤的，但在《酷吏列传》还写了其长处：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

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

‘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

载以牛车，有棺无椁。

”说明张汤为官是清廉的。

有说史家无私念，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

以此要求史家是应当的。

司马迁大致可以接近这个要求。

司马迁写史行文，具有这些特点或优点，自然可以当得起扬雄的“实录”之称。

通过论析，可以明确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在于：

第一，将史学与儒学并列，实际上公认史学的独立地位。

中国的史家早已出现，评论史学的文字也早已问世，但像扬雄如此评论司马迁，是史无前例的。

而司马迁与《史记》，确实是中国史学高耸的丰碑。

第二，评论史家与史书，首先抓史实思想。

扬雄评司马迁与

史记》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他评论史学思想的尺度，是儒学思想，这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

他的批评，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这是后学应当注意到的。

司马

迁如果不“爱奇”与“杂”，也就不会那么光彩夺目而金光闪烁。

第三，评论史学，也应注意史家与史书的叙事行文是否实录。

这是史学的最基本问题。

如果评论史学，只是抓史学思想，而不注意写了什么及如何写的，未免有腾空言之嫌；

而评论某史家伟大、某史书优秀，忽视其是否实录，未免有欠允当之讥。

第四，评定良史之才，着眼于其实录是毫无问题的，总得抓住基本的东西。

但重要的还是应抓史学思想。

只有既注意撰史才能，又注意史学思想，才能真正评定良史之才。

扬雄论史学思想

存在尺度问题，而论良史之才忽略史学思想的要求是片面的。

如今应当注意到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