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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星等,2007;
王家庭等,2008)。
二是探讨面临资源压力,城市发展应走的道路,多数学者建议应该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仇保兴,2005;
刘福垣,2006;
夏永祥,2008)。
三是分析城市发展中单个要素的集约利用状况,其中以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为主(朱玉碧,2005;
崔莹,2006;
王家庭,2008;
陈定贵,2008;
张江华,2008;
)。
由综述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缺陷:
一是很少有对城市发展中的资源集约效率进行定量的测度,多数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上;
二是对影响资源集约利用的因素的分析不多,尤其是定量分析更为欠缺。
本文试图从以下两方面对上述研究进行拓展:
①运用DEA方法建立各城市资源集约效率的计算模型,并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1-2006年六年间的数据对各城市资源集约效率进行测算;
②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建立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影响城市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1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根据已有理论可知,测度效率需要掌握生产前沿曲线的形状,但一般来说是未知的,只有通过实际的观测样本点(实际的投入、产出水平)来进行估计,Farrell(1957)提出可以通过构建一个非参数的线段凸面来估计,也可以通过参数函数来拟合数据。
本文使用非参数估计的DEA方法,下面简单介绍该方法。
1.1集约效率
本部分主要采用DEA分析中的CCR模型,在投入导向型下借助投影分析,通过比较各行业各投入要素的实际投入值与各行业处于相对有效状态下的各要素目标投入值来衡量各行业的集约效率。
考虑如图1所示的一个CCR假设下基于投入的DEA模型,以两种投入要素为例[CM)]①本文中35个大中城市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口径一致,包括大连、广州、天津、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南京、哈尔滨、太原、重庆、青岛、成都、西安、济南、长春、长沙、杭州、深圳、乌鲁木齐、郑州、昆明、兰州、贵阳、合肥、石家庄、福州、南宁、宁波、呼和浩特、厦门、南昌、海口、西宁、银川。
②城市基期的资本存量无法直接获得,本文按照Chow(1995)的处理方法,假设第一期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本文选择1995年为第0期。
同时,本研究选取的折旧率为5%。
③本文将计算出来的效率值都做扩大100倍的处理,以方便数据的其他处理。
说明该方法。
将产出水平单位化,等产量线为SS'
,投入要素为X和Y,包络线上的点C、D表示是有效率,而点A、B则在包络线上方,意味着同样的产出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也就是存在效率损失。
按照Farrell(1957)的定义,DMUA和DMUB的效率分别为OA'
/OA和OB'
/OB,但位于包络线SS'
上的点A'
点却不是有效点,因为在A'
点可以继续减少Y投入CA'
从而到达C点,而产出维持不变,这就是投入松弛问题。
在图1中,无效点A的有效参照点为C而非点A'
,点A的要素无效损失包络两部分:
一部分是由于DMUA的技术无效率而导致的投入资源过量AA'
,另一部分是由于配置不当所导致的松弛量A'
C,因此AC=AA'
+A'
C即为点A为到达目标点C所需要调整的要素的数量,如果AC越大,也就意味着生产中浪费的资源越多,集约程度越低,或者说,同其他在前沿面上的有效点相比较,所需调整、减少的资源数量越多,表明该点的浪费越严重,集约效率越差。
如果资源投入不需要调整,即AC=0,则意味着该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已经处于最优生产边界上,此时集约效率为1。
其中,i为第i个城市,t为时间,IE(IntensiveEfficiency)为集约效率,ARI(ActualResourceInput)为实际的资源投入数量,LRI(LossResourceInput)为损失的资源投入数量,TRI(TargetResourceInput)为目标资源投入,也就是在当前生产技术水平下,为实现一定产出所需要的最优(最少)的资源投入数量。
1.2数据处理
为保证各决策单元的同质性与可比性,本文以2001-2006年间中国35个大中城市①为研究对象,选择资本存量、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为投入变量,以各市的GDP作为产出要素来进行资源集约效率分析。
其中,GDP均经过平减指数平减,由于各市的GDP平减指数难以获取,本文以各市所在省的GDP平减指数代替;
资本存量数据需要计算,每一年的资本存量数据按照以下公式经过作者计算获得,当年资本存量=前一年资本存量+当年的资本形成-当年的资本折旧②;
劳动力资源以各市的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代替;
土地资源以建成区面积代替;
水资源以各市全年供水总量代替;
电力资源以各市全年电力消耗量代替。
数据来自中经网,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DEAP2.1软件运行,可以计算得到中国35个大中城市在2001-2006年间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集约效率,具体的测算值见表1,表1给出了35个大中城市2001-2006年间的四种资源的平均集约效率情况。
以下分别探讨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的集约效率状况。
2.1劳动力资源的集约效率
表1给出了35个城市2001-2006年六年间集约效率的平均值的具体情况。
从六年的平均结果来看,在劳动力资源的利用上,呈现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总体上集约效率较低,全国平均值为71.79。
表明整体上,我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投入方式仍呈现出粗放式的特征,集约水平较差。
二是35个城市集约效率呈现不断波动的态势,表明各城市的集约效率差异较大。
深圳市集约效率达到了最高值100,而银川地区最低,效率值仅为34.52。
三是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的城市集约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上海、杭州、宁波、厦门、青岛等东部城市的集约效率均在90以上,而西部地区的兰州、西宁、银川和贵阳等地集约效率均在30左右。
第四方面,整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要高于西部地区,同时基于第三点可以看出,人口稠密区城市的劳动力资源集约效率反而高于人口稀少地区城市的集约效率。
2.2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
表1给出了35个城市2001-2006年六年间土地资源集约效率测算的平均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土地资源的集约状况更不容乐观,全国平均集约效率值仅为68.68。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盲目的征地扩张城市建设用地的现象较为严重,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
同时,可以看出,集约效率值波动较大,不同城市间的集约化程度差异较大。
深圳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完全实现了集约发展,集约效率值达到100。
其中,沈阳、大连、长春、上海、宁波、厦门、南昌、青岛、广州九个城市的集约效率值也都达到了90以上,集约效率较高。
而南宁、重庆、贵阳、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的集约效率较低,均不足60。
可以看出,土地的集约利用状况同样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况,东部地区城市集约化发展进程要好于中西部地区。
2.3水资源集约效率
表1给出了35个城市2001-2006年六年间水资源集约效率测算的平均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城市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效率不高,平均值为72.86。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国各城市发展过程中,水资源的浪费情况还较为严重。
石家庄、太原、南昌、郑州、重庆、南京、南宁、贵阳、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十二个城市的水资源集约化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宁波、厦门、广州等城市的集约化效率较高,均达到90以上。
同样,水资源的集约利用状况仍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
我国东部地区相对西部而言,人口较多,同时工业较发达,相应的用水量要多于中西部城市。
而测算结果表明,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效率并没有随着用水量的增多而有降低的趋势。
2.4电力资源集约效率
表1给出了35个城市2001-2006年六年间电力资源集约效率测算结果的平均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城市电力资源的集约利用状况一般,效率值为73.01。
表明各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电力资源的利用也存在大量浪费的现象,但要好于劳动力、土地和水资源的集约利用状况。
其中上海、杭州、宁波、厦门和广州等14个城市的电力资源集约利用效率较高,均达到90以上,这些城市电力资源浪费现象不是太严重。
而太原、重庆、贵阳、兰州、西宁、郑州、银川等地,电力资源的集约效率较低,集约效率值均低于60。
在地区分布上同样呈现出东部城市的集约效率高于西部地区城市的状况。
同样,东部地区的电力消耗量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大的消费量并没有带来集约效率的降低。
2.5资源集约效率的变动趋势
图2给出了35个城市整体上平均资源集约效率在2001-2006年六年间的测算结果。
可以看出,整体上城市的集约效率呈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具有共同的走势,表明各种资源的集约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的,资源的集约利用是一个系统问题,与城市经济发展系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城市走的是集约式的发展道路,那么各种资源的投入都是集约的,利用效率都较高;
而相反,如果城市的整体发展是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那么各种资源投入都是粗放无效的,不存在独立于城市经济系统的投入要素。
二是,资源的集约效率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趋势。
虽然,效率值呈现出上升和下降交替的状况,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表明随着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发展规划的提出,我国各城市的发展,整体上是在向“集约化模式”进行转变的。
同时,本文按照各城市六年间的平均集约效率值分别在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四个方向上进行了聚类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聚类的结果,印证了上文的两个论断:
一是资源的集约效率是一个系统问题,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整体上决定了该城市各投入资源的利用状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城市在四类资源上按效率分类的结果相似,处于不同区段的城市大自相同。
二是城市资源集约效率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状况相同。
其中,位于高集约和中集约区段的城市中,东部的城市要多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而处于低集约和不集约区段的城市中,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数目要多于东部地区的城市数目。
作者:
王家庭 赵亮来源: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张路红
中国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下)
2010-2-3
3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3.1变量和数据说明
从上面计算出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城市之间的资源集约效率差异较大,而且其变动趋势也日趋复杂,如何理解理解这种城市之间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效率差异?
又有哪些原因造成了资源效率的不同?
根据已有的文献,不妨考虑以下五类影响因素:
(1)政府作用。
如今,我国的市场体系不是太完备,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力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因此政府的作用力与资源的集约效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本文以各城市年度财政支出占本市GDP的比例代表政府的作用力,用GOVit表示。
(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与经济的有效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应该与经济增长所需的投入资源的集约效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本文选取各城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代表该城市的产业结构,用INDit表示。
(3)经济开放程度。
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对经济系统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经济系统的开放性与经济系统中各种资源投入的集约效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本文以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值代表该城市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用FDIit表示。
(4)金融环境。
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的发展状况对经济系统造成的影响,应该会波及到各种资源的投入,因此金融发展与各投入资源的集约效率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
本文选取各城市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与GDP的比例和年末各银行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分别从借贷两个方向代表城市的金融发展状况,分别以SAVEit和LOANit表示。
(5)经济腹地。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其所在省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该城市的经济腹地对其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上文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各城市资源的集约效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与我国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分布类似。
因此,各城市的经济腹地,也即其所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与各城市资源集约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本文以各城市所在省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来衡量各城市经济腹地的发展水平,用ECAit表示。
其中,i为第i个城市,t为时间,以上各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2计量模型
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主要包括聚合最小二乘回归(pool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
对于具体模型的选择,可以通过WuHausman检验进行判别。
但是实际运用中往往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特点以及具体数据特征来决定。
通过F检验发现,本文研究的个体之间具有异质性,因此不能采取聚合最小二乘回归。
通过Hausman检验和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分析,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如下:
i=1,2,…,35代表不同的城市;
t=1,2,…,6代表不同的时期;
q=1,2,3,4代表不同资源
3.3计量结果分析
表3给出了模型(3)对四种资源集约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每组回归结果都通过了Wald统计量检验,且每组回归模型的调整R2均达到0.7以上,说明模型整体上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从表3可以看出,多数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只有少数影响因子在本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
每个影响因子对四种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有相同的地方,同时也存在差异。
3.3.1政府作用力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
在本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上,政府作用力的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作用力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不是十分明显。
虽然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上的关系,但回归系数的正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整体的关系。
从两者整体的关系上来看,政府作用力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产生的是正向的作用,即对这两者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
而对劳动力资源和电力资源而言,两者与政府作用力之间是负向的关系,政府作用力存在的情况下,集约效率将会降低。
该结果与目前我国政府的发展政策是一致的,由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对城市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严重,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均加强了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因此政府的作用力对该两项资源的集约利用是一个正向的作用。
对另外两种资源而言,由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政府的作用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机制的影响越大,资源有效利用的效率就越低。
3.3.2产业结构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优化对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改善基本印证了大多学者的结论,结果显示,如果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上升1%,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的集约效率将分别提高0.47%、0.68%、0.68%和0.61%。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非常大,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严重性。
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这些产业的特点就是科技含量高的集约型经济。
因此,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的一个过程。
所以,资源的集约效率会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而得到提升。
3.3.3经济开放程度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同样呈现出两面性,虽然在统计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仍从整体上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经济开放程度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之间是一种正向的促进关系。
这与一般的理解是相符的,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使得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成为可能,这些都会提高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
同时,我国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保护程度较大,各级政府在引进外资时,主要会选择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或者有利于保护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项目和企业,因此开放程度的增加会提高这两种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
相反,对于电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而言,经济开放程度与两者集约效率之间是一种负向的抑制关系,开放程度越高,两种资源的集约效率反而会下降。
本文认为,这与我国当前引进外资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引进的外资大多集中到了电子机械装配和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同时,我国还承接了大量从国外迁入国内的高能耗外资企业。
这些都会对劳动力资源和电力资源实现集约式利用带来负面影响。
3.3.4金融环境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代表金融发展环境的居民储蓄余额和银行贷款余额两项指标,对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的提高均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
这与最近的一些研究的结果是相符的,卓凯(2004),陈晓红,李大荣(2007)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而这些会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的。
金融深化过程中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是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居民储蓄成为社会总储蓄的主体,金融深化使得银行影响经济效率的主导作用加强。
但是,银行信贷配置是扭曲的、低效的,将更多的资金流向低效的生产部门,从而导致了整个经济效率的低下。
整个经济效率的低下,必然会导致投资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从而会降低资源的集约效率。
所以,金融深化在一定条件下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3.3.5经济腹地对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
城市的经济腹地,即城市所在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四种投入资源的集约效率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
结果显示,经济腹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则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的集约效率将分别提高2.7%、2.2%、1.6%和2.9%。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其所在省份整体的发展情况是紧密相关的,经济腹地的良好发展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同时,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单单由城市本身的经济系统来决定的。
这也解释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资源集约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我国整体的发展布局是不平衡的,呈现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经济腹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各城市发展中资源集约效率的差异。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DEA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构建城市资源集约效率计算模型和集约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并分析了影响这些集约效率的因素,得到如下两方面的结论:
(1)我国城市整体资源集约效率较低,并呈现出东部城市资源集约效率高于中西部城市资源集约效率的分布态势。
整体来看,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均在70左右,这一点证实了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的论断。
如果这样持续发展,依然依靠资源粗放式的投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城市必将会面临更大的资源压力。
从各城市来看,东部地区多数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趋于一致。
同时,资源的集约利用是一个系统问题,受城市发展模式的整体制约。
测算结果表明,每个城市四种资源集约效率的变动趋势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存在独立于系统的资源。
城市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式的,那么所有的资源投入都会显现出不集约的特征,即资源集约效率低下;
如果城市发展模式是集约的,那么所有的资源投入都会显现出集约的特征,即资源集约效率较高。
因此,城市发展规划只需对城市整体发展模式做出规划即可,一般不用针对每种资源制定不同的集约发展规划。
(2)在影响我国城市资源集约效率的因素分析中发现,政府作用力和经济开放度对集约效率的影响均不十分显著,但从其与资源集约效率的整体关系上看,由于我国政府目前比较重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问题,在政府自身作用力以及在外资的引进过程中,都注意到了对城市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因此两者对城市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集约效率的影响呈现出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对另外两种资源集约效率的影响仍呈现出负向的抑制作用;
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将会大大促进资源集约效率的实现;
而金融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反而呈现出抑制的作用,这与金融深化过程中金融资源的扭曲配置有关;
在城市资源集约效率与经济腹地的关系上,经济腹地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表明资源的集约效率与腹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联系。
本文的以上结论也支持了目前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发展规划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城市化的步伐也在加快,我国城市面临的资源压力也会快速增加,因此有必要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加大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的引导作用总体上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是对内的引导,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加强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力度之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两种资源的集约化效率。
因此,政府应加强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和制度保障,不仅针对土地和水资源,要针对所有的资源。
同时,要健全我国关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使“公众参与”这一理念在立法中得到体现,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资源集约利用的意识。
②是对外的引导,要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出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考虑,将国内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或生产工序迁移到国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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