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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支部门的PPP用分支部门增加值作权数以公式2加总计算制造业PPP。
这个加权方法的合理性在于较大的样本产业部门和分支部门的PPP可获得较大权数。
购买力平价
用在这一研究中的主要数据是美国1987年的制造业普查和中国1985年的工业普查。
这些普查资料提供了关于产量和总产值的数据,因此可由此计算产品的单位价值。
一共对23个样本产业部门(sampleindustry)进行了67个比较配合,代表制造业15个分支部门中的13。
配合的产出代表中国方总产出的37.1%,美国方总产出的18.9%。
样本产业部门PPP按照上述方法加总到分支部门PPP。
共加总了13个制造业的分支部门。
在这个研究中,制造业分支部门包括一个或更多的ISIC三位数的主要部门(threedigitmajorsector)。
在三个情况下(木材产品,纸产品和非金属矿产品),一个ICOP的分支部门正好相当于一个ISIC的两位数分部门(twodigitdivision)。
分支部门的PPP可见上引文献(Ren,1997)
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
测量一个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方法是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因为这一指标表明两个国家间同类产品在价格上的区别。
这种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对中国来说要比生产率水平比较更为重要。
在15个分支部门获得的PPP利用增加值加权可加总到6个主要分支部门。
作为第二个步骤,1985年的主要分支部门水平的PPP可以用两国的价格指数外推到其它的年份。
在中国一方所用的价格指数是相应产业的生产者指数,而美国一方的价格指数是对应的主要产业组的净产品的生产者指数(U.S.BureauofLaborStatistics:
ProducerPriceIndexes,表4,各期)。
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特定分支部门的PPP低于汇率,那么在那一分支部门里的相对价格水平将会低于相比较的国家。
这个指标表明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国家就能在价格方面以有力位置与该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六个主要制造业分支部门的相对价格水平见表1:
在80年代,中国的所有制造业主要分支部门呈现了价格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货币的贬值。
可以预测在1994年以后中国的相对价格水平会增长,因为中国货币没有进一步贬值,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比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
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研究,1985
人均增加值的劳动生产率比较见表2:
表1中国制造业主要产业部门的PPP和相对价格水平(1985—1994)
(美国相对价格水平=100)
注解:
15个分支部门的分部门PPP摘自SzirmaiandRen(1997),汇率摘自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华盛顿,DC,各期。
Source:
增加值和就业人数摘自SzirmaiandRen(1997)。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比较(1980—1992)
在Szirmai和任若恩的文章中(Szirmai和Ren,1997),他们推出了一个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时间序列,见表3。
在外推中,中国时间序列资料的不足之处在于,这一数据的外推是用的净产值(净增加值)而比较年的数据是增加值。
这一新的动态比较展示了一个十分令人惊奇的发现,即在1980—1992年间,两国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相对位置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两国之间的差距没有明显的缩小。
在两国之间,就制造业总体来说,198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6.3%,而到1991年甚至略有下降,为5.5%,而到1992年几乎突然回到同一水平上,6.2%。
在各个分支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各有不同。
14个产业部门有6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了。
在纺织业部门,这种扩大十分明显,由1980年的12.4%降到1992年的7%。
在化学工业和皮革工业,这种相对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
表3表明在中国制造业的所有部门,虽然劳动生产率都有实质性的增长,但在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原因在于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明显的增长。
表4希望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发展放在一个多国比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这个多国比较中,美国作为比较的基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都与美国进行比较。
已有的发现是,中国制造业在80年代呈现了快速的发展,但与世界生产率的领先国家
美国相比,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没有出现任何缩小。
由于韩国和日本这一期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相当快,因此与这两个国家相比,中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甚至有所增加。
单位劳动成本比较
为制造业的主要分支部门计算的PPP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使我们可以从成本的角度探索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计算单位劳动成本。
美国劳动统计局定期发表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的趋势估计。
为了比较两国之间的单位劳动成本水平,我们利用了Pilat和vanArk(1994)中提供的关于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的数据。
关于中国一方的同样口径的数据首先根据1985年的工业普查对1980,1981,1984年加以估计,然后将之外推到80年代的其它年份。
在这里,劳动成本指对劳动的全部补偿,即包括税前工资,用于社会福利目标的基金,对养老基金的贡献,医疗保险及其它与就业有关的费用。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向自己的职工提供住房和其他形式的福利项目。
这些支出也应该计算在劳动成本内,任若恩讨论了具体的估计步骤见(Ren,1997)。
对各年计算的人均劳动力总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用人民币表示,可以利用下述公式将用人民币表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转化为用美元表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式中ULCX(U)是用美元表示的中国单位劳动成本,LCHX(X)是用人民币表示的单位劳动成本,OH是中国劳动生产率,ERX(U)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而UVRX(U)是人民币对美元的PPP。
利用美元表示的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与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相比较的比例见表5:
我们可看出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的差距在1980年到1987年是上升的,而在1987到1990年是下降的。
在1980年,中国的食品、饮料、烟草分支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甚至高于美国,原因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低和汇率的高估。
两国之间的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动趋势并不仅仅决定于劳动成本本身,也决定于汇率的贬值。
由于最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展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明显趋势,而汇率进一步贬值的可能余地则并不大,这就说明,为了保持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根据多边比较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以上的研究是建立在双边比较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产出和生产率利用Fisher指数与美国相比较。
然而Fisher指数没有传递性(transitivity)。
为了从全球的角度考察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多边比较。
最近Pilat和PrasadaRao的研究(1996)提出了一个在ICOP框架和数据基础上构造产出和生产率的多边比较的方法。
他们考察了两种多边化的方法,GearyKhamis方法(G-K)和拓展的Theil-Tò
rnquist指数方法,后者又称为Caves-Christensen-Diewert指数。
加总方法必须满足的性质
在讨论两个加总方法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加总方法必须满足的基本性质:
1.基国不变性:
基国的选择不影响单一国家的相对收入和价格水平,即基国的选择仅仅是选一个比较的基准。
2.矩阵一致性:
指数获得的数量必须满足两个要求:
对任何分类单元(category)所获得的数值在国家之间和分类单元之间是可比的。
3.因素可逆性检验:
价格比较和数量比较的乘积等于支出的比率。
4.传递性:
任何指数的两两比较在下列意义下具有传递性:
Ij/k=Ij/l*Ik/l(4)
5.交易相等性:
每个交易的重要性仅与其数量有关而与其发生国家的大小无关。
6.世界代表性:
“国际价格”结构反映的是世界的价格和数量结构。
7.统计有效性:
所用的多边方法应给出相应的数量和价格指数,而这些指数对数据收集中的抽样误差不敏感。
Geary-Khamis加总方法
GK方法是广泛用于实际支出国际比较的主要加总方法。
最初由Geary提出(1958),然后由Khamis详细阐发(1970,1972,1984)。
方法的基础是两个概念:
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和商品的国际(平均)价格。
GK方法使用下列联立方程体系对每种货币j(l,2,…,M)来定义未知的平价和对每种商品I(1,2,…,N)来定义国际价格:
Pi=商品i的国际价格;
Pij=商品i在国家j中的价格;
Qij=商品i在国家j中的数量;
PPPj=对国家j的PPP;
GK方法得出国际价格的向量和PPP的向量。
每个国家以每个分类单元在GDP中的份额作为权数。
因此,在这个方法中大国比小国对计算结果有更大的影响。
GK方法满足:
基国不变性,传递性,矩阵一致性和交易相等性,同时不满足因素颠倒检验而且偏向于富国(Gerschenkron效应的空间版)。
G-K方法是个可加程序,可计算一系列国际价格。
对每个国家j可得:
上式左边是用PPP缩减后的本国货币数值之和。
右边是以国际价格表示的总和。
两个数值都是用基国货币单位表示的。
Hill为UNSO,ECE和Eurostat撰写的报告(Hill,1981)详细讨论了在国际比较中使用GK方法和其他加总方法的有关问题。
拓展的Theil-Tò
rnquist指数
rnquist指数由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1982a,b)提出,用于价格,产出和生产率的空间与时间的比较。
这个指数分两步,第一步是做标准的Theil-Tò
rnquist指数(TT)的双边比较。
这个指数由Tò
rnquist首先提出(1936),后由Theil详细讨论(1965,1974)。
Theil-Tò
rnquist指数以k国为比较基国可由下式得出:
式中vij代表商品i在国家j的价值份额。
指数是以价值份额为权数的价格相对数的加权几何平均。
这个指数满足许多要求的统计性质,也具有要求的经济理论性质,即这个指数是“无比的”(superlative)和“严格的”(exact)(参见Diewert,1976以及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1982a,b)。
然而,TT指数不具有传递性。
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建议通过应用EKS技术得到一个拓展的TT指数。
EKS方法(Elteto和Koves,1964;
Szulc,1964)在保持特征性(characteristicity)的前提下,由一无传递性的矩阵得到传递性的多边比较。
这是在国际比较中的另一多边比较方法。
OECD在最近的比较中同时公布GK和EKS方法的计算结果。
对国家j和i的一个拓展的
TT指数可由下式给出:
(9)式中的拓展的TT指数给出了国家j的货币和国家k的货币之间的PPP。
对一对国家的TTG指数是国家j和国家k之间通过桥梁国家l的所有间接比较的简单几何平均数。
一个拓展的TT指数不能给出与GK方法中的“国际价格”相类似的参考价格,因此不能给出可加性的结果。
然而,可以利用不同的方法根据TT指数的平价导出国际平均价格(参见Pilat和PrasadaRao,1996中的详细描述)。
首先可在G-K框架下根据TT指数的平价定义下述价格:
式中Pi是在GK框架下的商品i的国际价格,作为转换后的价格的数量加权平均数。
第二个是PrasadaRao(1990)提出的Rao型国际价格,由下式定义:
在这个表达式中,每种商品的国际价格为那种商品在每一国家的价格,以价值为权数的加权几何平均数。
第三种方法获得国际价格是Gerardi-型的指数(参见Hill报告中关于Gerardi和GK指数的讨论)。
根据Gerardi指数,每个商品i的的国际价格是:
加总水平和数据
根据Pilat和PrasadaRao(1996)的建议,在这个研究中我们选定第三加总水平——制造业来进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多边比较。
关于中国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中国和美国的双边比较(Ren,1997;
Szirmai和Ren,1997)。
目前选定了日本、德国、美国、英国、韩国进行多边比较,主要的数据来自ICOP的出版物(Pilat,1994;
vanArk和Pilat,1993;
Pilat和vanArk,1994;
Szirmai和Pilat,1990)。
多边比较的结果
多边比较的结果列于表6,同时列入1987年的双边比较和汇率。
根据GK方法计算可得人民币和其它国家货币间的购买力平价,列于表7:
由于GK方法得到的结果具有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因此可以在多边比较的六个国家中进行两两国家的比较,结果列于表8:
应用GK方法计算的国际价格和与TT指数相应的国际价格列于表9。
四、结束语
在这个研究中,利用多边比较方法得出中国制造业的PPP和生产率。
这些结果可用于进一步考察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是非常有用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劳动生产率差距的解释。
为了解释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需要考察不同国家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而这种资本存量并不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固定资产原值或固定资产净值,而是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意义下所估计的资本存量。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在过去10年左右时间,以劳动生产率为衡量标准,中国与其它生产率的领先国家:
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即没有追赶趋势(catch-up)。
人均收入的增加可能由于两个原因产生,或者由于工作小时的增加和人口中的参加生产活动的人口比例的增加,或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
由于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的结构并在80年代具有十分低下的收入水平,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人口中从事生产人口比例的上升,这种上升或者是由于劳动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工业,或者由于农业中的隐性失业转移到工业中的显性就业。
所以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十分特殊的增长,而整个国民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却有了较快的增长。
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低速增长之间并没有矛盾。
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研究显然是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估计。
为了进行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估计,使用较多的方法是双国生产函数分析方法。
对这样的研究,目前的工作提供了所需要的基本数据,例如国际可比意义下的产出和劳动投入。
我们也需要国际可比意义下的资本存量数据。
在计量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时的理想转换系数是用生产法估计的PPP。
对中国来说,这些PPP都已在很详细的水平上得出。
如果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和其他国家(包括OECD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分产业部门的出口状况和这些国家国际竞争力之间的联系,这将对国际竞争与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经验性检验的机会。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西方经济学中,“开放经济”通常被定义为“进口、出口或生产要素越过边境的活动都没有限制”的经济。
①这种界说显然反映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
事实上,任何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对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施加任何限制,因此,完全意义的开放经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
然而,另一方面,除了极少的例外(例如在战争时期),各国或多或少都会与国际经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也就是说,各国经济或多或少都是开放的,只是开放的规模和程度存在着差别。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径直将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来进行讨论。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历程
自197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
这一战略转变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其显著标志,就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表1)。
但是,观察十余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动态就不难看出,在1994年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未脱离传统的在实物上“互通有无”的范畴。
尽管在80年代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曾经掀起过连续几年的高潮,但也主要是服务于进出口的目的。
也就是说,从机制上看,这一时期的外资流入主要是补偿性的。
这种状况自1994年开始有了转变。
由于中国政府于该年逐步放开了对经常项目下外汇兑换的限制,同时建立了正规的外汇交易机制,中国经济在金融面上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
其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逐步脱离开其与经常项目的对应补偿关系,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旅程,以致于1994—9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续三年同时出现顺差,进而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连续三年高速增长。
这种状况,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关于经济对外开放的利弊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相应选择,经济学文献多有论述。
①这些文献,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思路。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经济确实存在着大量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例如,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连续数年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顺差,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同时出现,以及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资本外流同时并存的现象。
凡此种种,都是现有的理论所难以完满解释的。
描述这些现象并给予理论上的解释,显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
二、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同时并存:
资金的“迷失”
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外汇储备大规模地稳步增加,到了1997年底,外汇储备已达1399亿美元。
②增加极为迅速且规模如此之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是否合适,曾经引起朝野的极大关注,但是,1997年由东南亚发端然后迅速波及整个东亚的金融危机,很快使得对外汇储备规模的讨论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痛苦经验显示:
面对国际资本的冲击,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外汇储备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一扫而空。
但是,外汇储备的来源问题仍然是需要讨论的。
外汇储备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来源:
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表2刻划了中国1982-1996年这两个来源对储备资产(以外汇储备为主体)增长的贡献。
可以看到:
1994年以前,中国储备资产的变动长期徘徊于100亿美元之内,1994年则开始快速增长;
而对这一增长作出最大贡献的,主要是资本项目的长期巨额盈余。
在开放经济中,从总供给角度来描述的国民收入可安排为公式1:
Y=C+S+T+M
(1)
其中:
Y:
国民收入,C:
国内消费,S:
国内储蓄,T:
税收,M:
进口
从总需求角度来描述国民收入,我们可有公式2:
Y=C+I+G+X
(2)
Y、C、I含义与上相同,G:
政府购买,X:
出口
根据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恒等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公式3:
(S-I)-(G-T)=X-M(3)
假设政府的收支相等,即不存在财政赤字或盈余,则有公式4:
I-S=M-X(4)
公式(4)是在政府收支平衡的假定下,根据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恒等关系建立的国民经济恒等式。
式中,投资与储蓄之差和为“储蓄缺口”,进口和出口之差称为“贸易缺口”(或外汇缺口)。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储蓄缺口”在“事后”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就是说,如果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的投资需求,需要进出口有一个规模相等的赤字予以平衡,这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
如果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则需要进出口有一个规模相等的盈余予以平衡,这时需要国内资本输出。
简言之,对于一个正常运行的国民经济来说,上述两个缺口必然是相等的。
“两缺口”分析模型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
钱纳里和A·
斯特劳特创立(1969)。
①该模型至今仍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分析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工具。
钱纳里等人认为,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形式的约束:
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水平较低,不足以支持投资需求的扩大,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是“外汇约束”,即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了经济发展;
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吸引并有效地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钱纳里认为:
成功地利用外资可以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假定一国经济存在不利于本国的缺口,引进外资就绝对必要。
外资流入的作用首先就是弥合“双缺口”。
外资的进入事实上有两种方式,一种体现为进口的增加,另一种是资金的流入。
在第一种方式下,进口的增加直接体现为国外储蓄来源的增长,毋需动员当期的国内储蓄。
第二种方式稍微复杂些。
外国资金引入后将对国内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产生需求,这有可能通过价格变化及一些其它因素对国内储蓄产生影响。
但是,由于影响国内储蓄的价格、利率、工资等多方面因素客观上能够相互抵销,外资流入对国内储蓄的负作用是较小的,总体上会使总储蓄增加。
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十分重要。
“那些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国内储蓄以满足其经济增长抱负的国家,历来都是从其他国家寻求资金供给。
”②目前已成为发达经济的许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均依靠外国资本的流入使经济持续增长。
③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利用外资或依靠外国储蓄来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引进外资亦即利用国外储蓄是有成本的。
以债务方式流入的国外储蓄是一种纯粹的债务,净债务量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收入和进出口规模的“警戒比例”,①外债规模不能超过国力承受的限度。
以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国外储蓄虽不象外债那样有较强的还本付息约束,且受资国也较少承担投资的风险,但由于国外直接投资者经常能获得比间接投资的利息收入更高的利润收益,所以,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内储蓄流出。
由于利润的汇出被统计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下,外国的直接投资将在未来影响受资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平衡。
这无疑对一国的总储蓄存在着负面影响。
从根本上说,受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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