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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切入点来思考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
之所以选定这样的角度是因为持续的人均产出的增长始终是经济长期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态势对我国的经济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我国曾经是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进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逐渐枯竭,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供给是丰富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采用多劳动少资本的技术结构是符合其资源情况的。
正是如此,我国制造业在近年来依赖充足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了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并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力资源并不是无限充足的,劳动要素价格也不是永远低廉的。
伴随着中国人口的低生育和老龄化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枯竭,如果经济发展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就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为了了解劳动生产率的这种变化,本文利用2000-2007年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计算近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分解出其增长源泉,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的特点作出客观的判断,进而对今后我国劳动生产率乃至总体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探讨。
二、总体劳动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
(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为了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2000-2007年制造业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主要指标,包括产出水平、固定资产和职工数量。
从表1可以看到,2000-2007年,制造业的产出(增加值)从不到2万亿元提高到超过了1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3%。
而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固定资产的数量和劳动的数量,虽然也都在提高,但是并没有比产出增长速度快,这也就意味着要素的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包括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提高。
但同时,固定资产增长快于劳动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的数量由2000年的不到3.5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7.54万亿元,劳动的数量由4558万人增加到6850万人,资本年均增长12.1%,大大超过劳动数量6.12%的年均增长率,可以说在制造业要素使用比例上是在逐步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这个现象有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在加大,另一个是产业和企业越来越地采用多资本少劳动的技术结构。
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一般来说,度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平均劳动生产率(APL),它是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出(即总产出除以劳动力数量);
另一个是边际劳动生产率(MPL),它是最后一单位劳动力创造出的边际产出。
图1展示了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资本密集度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后,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4.3万元上升到2007年的20万元,同期,边际劳动生产率则由2.4万元上升到11.4万元,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5%以上。
由于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包含了其他生产要素对于产出的贡献,因此,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要高于边际劳动生产率。
从图1中我们还看到人均资本在这几年间的变化情况,人均固定资本水平从2000年的7.5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11万元,资本密集度逐年提高,也就是说,从2000年以后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在下降。
另外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表2给出了2000-2007年世界上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2000-2008年,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劳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而一些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已经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如美国的增长为2%,日本为1.8%。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慢于我国,如印度仅为4.9%。
从这样的结果上看,我们无法否认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猛的提高,但是我们更希望了解这种提高的来源是什么,它又意味着什么?
(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分解
一般来说,如果假定生产函数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我们可以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资本效应、劳动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三个部分。
分解的方法如下。
对于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
Y=ALαKβ
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APL=Y/L=ALα-1Kβ(平均劳动生产率)
从而,可以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
g(APL)=g(MPL)=g(A)+(α-1)×
g(L)+β×
g(K)
上面两个等式右端的第一项为技术进步效应,第二项为劳动效应,第三项为资本效应。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等式相当于把对产出产生作用的因素归结为技术水平(A)和要素投入(包括资本K和劳动L)两个部分。
等式右端的第一项也就是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部分的含义是,在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不变时,技术进步给产出带来的增加实现了单位劳动的产出增加,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
后两项则为要素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部分。
等式右端的第二项为劳动的影响,这部分的含义是,生产同样的产出而多采用劳动投入的时候给单位产出带来的影响。
由于劳动弹性通常是小于1的,这一项通常是负数。
第三项则为资本的效果,这一项的含义是,如果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多采用资本要素,那么可以提高劳动的使用效率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体上看,第一项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后两项之和为要素投入变化(也可以看做是资本深化)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已有的一些研究,作出了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解。
涂正革等人发现,1996-2002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以15.9%的速度增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
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总体低于资本深化的贡献,但上升势头强劲。
辛永容等人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前期资本深化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后期技术进步开始发挥其强劲的促进作用,成为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由此看来,在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前面的研究似乎都一致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或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得益于资本深化的作用,并逐步地转为依赖技术进步的作用。
这里笔者就2000年以来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
那么根据上述的方法,笔者对2000-2007年劳动生产率(以平均劳动生产率为例)进行了分解(见表3)。
从表3的结果上看,虽然各个年份之间有所不同,我国制造业在200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5.25%,这体现了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而从笔者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的结果上可以看出,资本、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年均24.88个百分点,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力量。
其中,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3.1个百分点,而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投入的作用在两个方面得到了相互抵消,具体情况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都在增加,劳动投入的增加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略低于资本投入增加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所以说虽然要素总体投入提高带来产出增长,但由于两方面的作用效果相互抵消,因而没有带来总产出等比例的增长,生产要素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的贡献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以技术进步为主、资本积累为辅驱动的,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增长方式已经出现由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向依赖技术进步的集约型转变的迹象。
但是在看到这一情况的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均资本和技术进步在长期是需要相互辅助产生效应的,在制造业新技术快速进步和应用的同时,资本深化的配套也要相应地跟上,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效率。
单纯依靠原有产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而不进行相应配套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长期要受到很大的制约。
三、行业劳动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转换效应
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从产业的角度测算分析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命题。
由于不同行业生产率上的差异,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就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带来的(从生产率低的部分流向高的部门使总体生产率提高,从生产率高的部分流向低的部门使总体生产率降低);
二是每个行业自身生产率的变化带来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算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在行业之间的流动和转化会给总体劳动生产率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不同行业的特征。
图2给出了制造业30个行业人均固定资本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表现,笔者按照各个行业在2000年的人均资本水平进行了排序。
图的左边部分是相对劳动密集的行业,右边部分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行业。
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行业资本密集度虽然都有些变化,但总体上它们的排列顺序没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产业有着自身要素使用上的特点。
同时我们也看到,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深化的程度很微小且很有限。
图2也给出了各行业在2000年和2007年人均产出(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较低,而且增长也较为缓慢。
(二)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行业转换效应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产业性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而我们知道,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正是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加权汇总,所以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会引起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抑或是下降。
具体来说,由于各部门生产率的水平和增长率各有差别,因此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转移时,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生产率增长。
对于总体的生产率(平均劳动生产率)可以写成:
式中,y为产出水平;
L为劳动力的数量;
Yi,Li,λi,yi分别为第i个行业的产出水平、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所占总体劳动力的份额以及第i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这样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可以写为:
等式右端第一项为行业转换效应,也被称为“丹尼森效应”,第二项为“纯生产率效应”;
第三项为交互项,也被称为“鲍默效应”。
对于这种结构转化所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已有学者运用一些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统计资料进行了研究。
比如,威尔弗雷德的(Wilfred)研究表明,1924-1950年英国制造业行业的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
而蒂默和斯泽迈(TimmerandSzirmai)对1963-1993年印度、韩国等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并没有证实上述假说。
另外,法格伯格(Fagerberg)对1973-1990年39个国家行业的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研究也没有证实这一假说。
虽然仅从这些研究中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可以看到制造业结构变化的效果是复杂的,其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显著性可能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呈现出很大的差别。
高帆的研究表明,在1956-2006年的考察期内,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是最重要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纯生产率效应已占绝对优势,劳动力在部门间配置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根据王玲的测算,1978-200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由于“纯生产率效应”的贡献率达到49.20%,就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4.73%,而从时间序列上看,在三项变动中纯生产率变动贡献度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产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的贡献呈明显下降趋势。
在这里笔者将给出我国制造业进入21世纪以来总体生产率变化的行业转换效应。
表4是对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通过行业转换角度进行分解的结果。
从全国情况看,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压倒性贡献的因素是各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它们几乎贡献了劳动生产率的全部增长;
劳动要素在行业之间的流动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包括丹尼森效应和鲍默效应)很小。
这部分效应代表了劳动力在行业间重新配置而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
应该说考察行业转换效应(丹尼森效应)必须同时观察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那么在表5中笔者给出了2000年和2007年各行业就业人员占制造业总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化。
我们可以发现,表5中左边许多的行业(相对劳动密集的产业),它们的就业份额有所增加,而右半侧的行业(相对资本密集的产业),它们的就业份额都有所减少,说明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方向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从生产率低的行业流向生产率高的行业的趋势,甚至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行业其就业份额有所增大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2000年以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而缺乏由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劳动力在行业间转换所带动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效果在近两年已渐显端倪,如表4所示,从2005年开始,虽然行业转换效果的丹尼森效应在绝对水平上还未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但已有较为明显的提高,而生产率效应则已略显下降趋势。
四、区域产业布局特点及劳动生产率水平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同时体现在区域板块上。
在很长时间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沿海地区推动的。
蔡防等人认为,在劳动力丰富从而具有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本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便利,以及中西部地区迁移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除了沿海地区整体发展保持高速之外,中西部地区也逐渐加快了赶超的步伐,从而形成了中国整体经济以GDP增长率为主要表现的良好绩效。
为了考察地区间的产业特点和劳动生产率变化,本文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6个区域:
即珠三角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海南),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一)区域资本密集度
表6给出了6个区域人均固定资本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区域资本密集度虽然都有些变化,但它们的变化方向和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别。
比如珠三角地区相对人均资本水平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在2000年的起点就是如此,而在2000-2007年这几年间,其资本密集度虽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下降的,资本劳动比下降了接近5个百分点。
而除了珠三角区域以外,其他5类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资本深化。
其中,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深化最为显著。
2007年,珠三角地区成为劳动最为密集的区域,人均资本低于其他区域的一半。
相对来看,东三省和中西部地区资本较为密集,其中东三省的人均资本最高,其次是西部。
中部地区的人均资本虽然还没有明显地高于其他区域,但是其资本深化的速度是最快的,从2000年最低的6.2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11.8万元/人。
由此看来,区域之间的产业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即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资本密集型产业。
(二)区域劳动生产率
应该说各区域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表6给出了6类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可以看到,珠三角作为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区域,其起始的生产率表现还不错,仅略低于长三角地区。
但是相比于其他区域,珠三角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缓慢,至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1.78%,在各区域中最低。
由此可以看出,产业升级的滞后制约了珠三角地区的长期发展,以致更高级的产业结构直接形成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后者一起步就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或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而同一时段内,第三轮即以装备业为主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结构也起于第三类地区,例如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地区,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近30%,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很迅猛,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49%和25.89%。
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及时调整,那么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都会受到制约。
五、结论
(一)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从笔者的计算结果看,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有着强势的发展,其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和分析,笔者发现,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压倒性贡献的因素是各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说,劳动投入从低劳动生产率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行业转移的影响很小。
而从劳动投入在各行业的结构看,我国制造业劳动投入的平均结构变化并没有明显地向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的行业倾斜。
也就是说,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尚未明显地发生,也并未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需要产业结构的升级来带动
应该说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在我国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是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
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变得不充分,这时符合比较优势的做法就不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要实现产业升级。
本文的研究表明,从产业情况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空间比较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长期内很难有更大的发展。
我国不同区域发展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起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几年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无很大起色,相比较而言,后起于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增长强劲。
这样看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逐渐依靠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进行产业升级和调整,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作者简介]曲明(1982一),女,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助理研究员。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来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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