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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卷。
其余生平无考。
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
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
②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
“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
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
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一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
以苏轼为例》③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
’”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④。
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
”⑤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⑥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
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
“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
”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
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⑦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
《宋史·
王安石传》言: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
‘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
’因言:
‘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
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⑧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
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
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
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
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
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
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
“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
”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
“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
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
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
”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
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
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
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
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⑨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
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
二征南将士中的关羽崇拜
该碑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首先揭示出征南将士的崇关习俗。
这要从狄青征侬智高说起。
碑言:
皇佑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
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
仁宗赐额,以旌灵贶。
按侬智高起事于皇佑四年(1052),屡败宋军。
而狄青是于次年(1053)以枢密副使身份,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一万五千步骑启行,南下征讨的。
这场战争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
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侬智高攻广州,亦“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⑩。
则狄青之“临敌被发,带铜面具”,或亦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威慑功用。
主要战役“大战昆仑关”的经过详载于史,不赘。
此一战役最有名的遗存,就是题刻于桂林的《三将平蛮碑》,至今仍在。
可知桂林才是宋军出战的大本营。
侬智高与狄青两军都曾拜祷关庙,可知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
有趣的是,鉴于宋兵劳师远征,狄青鼓舞士气的手段也颇诡异:
南俗尚鬼。
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
武襄遂为驻节,而祷之焉。
因祝曰:
“胜负无以为据。
”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
“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
”左右或谏止:
“一倘不如意,恐沮师。
”武襄不听。
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
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
曰:
“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
”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
及师还,如言赎取钱。
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
诏封庙曰“灵顺”。
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其事于其父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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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神”亦且用计作弊,可知宋兵于巫觋染习之深,亦犹宋真宗赵恒假借“天书降神”,实立“神道设教”之机心12。
故狄青取胜之后,要求复新被侬智高毁坏的关羽庙宇,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提到皇佑年间关羽庙宇已蒙仁宗赐额,应为宋廷崇封关庙之始。
一般以《宋史》及《古今图书集成·
神异典》,认为宋代崇封关羽始于哲宗、徽宗两朝,此记可补史料记载之阙失,惟不知狄青所祷之神为谁何。
按“灵顺”为南宋加于婺源五显神之祠封,笔者已在《“周将军”考补正》13中考探,此不赘。
且广西地处边远,又无关羽及蜀汉遗迹,何以竟然先有关庙?
是一疑问,下文再探14。
宋廷第二次在广西用兵,是抗御交趾入侵15。
这就是碑文所述“向也交趾入寇廉、白,熙宁九年(1076)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
这次是派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副之,“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
主要战役是大战富良江。
但由于主副两帅不和,还因“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
(郭逵)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16。
碑记所说“元戎”,应即郭逵。
郭逵亦出身行伍,与狄青同样受到范仲淹的赏识。
邵伯温尝言:
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
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
饥则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
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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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逵传》复言:
“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
仲淹勉以问学。
”以善兵知名,尤擅阵法,“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
‘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
’因为帝论其详。
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
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
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18。
《宋史》列传将狄青、郭逵踵接而立,其论赞言:
论曰:
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
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
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
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
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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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蔡东藩《宋史演义》第三十四回也注意到“《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
所以郭逵部属踵继狄青,膜拜关羽神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惩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宋军兵制相当繁复。
即使经过熙宁变法,裁汰老弱,但仍然是以募兵方式,驱使北方兵夫冒着盛暑远征岭南。
这次在沁县神虎第七军募集的将士,即碑文所言“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
他们参拜了狄青修复的关庙,并发“军誓:
假威灵平蛮得俊,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
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
这里的“木刀绘马”大约是奉为神灵仪仗的意思。
他们相信的确得到了神佑,在一次遭遇战中,本来势均力敌,“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
精诚所召,助顺之灵。
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
结果是大团圆,富良江一战“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
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
于是“归而建庙以享祀,答神之休。
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
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
史载由于北方将士民夫不适应岭南暑热,“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20,损失也很惨重。
相比之下,这支队伍的确很幸运,值得在乡里立庙,以感神庥。
值得注意的是,碑阴说明“神虎第七指挥,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
至熙宁十年三月,内回到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立庙元初□□”,则新庙刀马是在桂林市区南面的荔浦县“本祠”请到的,看上去似乎与碑文所述狄青完新之关庙颇有分别21。
按桂林尚存有刊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即狄青征伐侬智高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三年)之《义缘龙隐岩造像记》,其言:
城里崇明寺住持棋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
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伽寺开光斋僧,上报四恩,下资三友。
至和二年乙未九月五日谨题小师法巽、法稳、法衮金符书匠人易任端,刻石卢迁。
22
可知中国化后的佛教不但摒弃了“沙门不拜君亲”的天竺原教旨,反而主动为国家请求护佑,而关羽也作为“擎天得胜”之神受到崇奉。
据说宋仁宗看到慈云遵式所著《金光明护国仪》中的发愿文中“诸天威神护持我国圣帝仁王,慈临无际”之语时,曾经感慨:
抚几叹曰:
“朕得此人,可以致洽。
”23
此事距狄青征侬事不远,却仍然保留着唐人传说中佛教托迹关羽显圣的故事,而“擎天得胜”之说,也保持着由佛教护法战神毗沙门天王演变而来的痕迹。
这也许就是宋军将士祈祷关公护佑的真实原因。
荔浦位于今之桂林市区南面,该县城城西旧有关帝庙一座,现已撤毁。
方志记载,亦只言“宋绍兴间建”24,可知曾经失传。
若按蔡□“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的记述,或者“本祠”就是狄青祷神的荔浦县之关羽祠庙。
碑文中有“精诚所召,助顺之灵”一语,疑即仁宗赐额“灵顺”之山水。
而南宋时周将军庙亦额“灵顺”,或者就是其混杂入关庙的原因。
且细玩文意,“侬贼陷邕州”一语,似为道明侬氏势力最张之时,而非其祷庙之地。
而神虎军之“到是庙”,即是“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之祠宇,亦即侬智高祷请毁坏、狄青完新之关庙。
地理六》“桂州”条下注明:
“荔浦,望。
……熙宁四年废修仁县为镇,入荔浦。
元丰元年复……唐丰水县。
熙宁四年废为镇,入荔浦。
元佑元年复。
”可知荔浦作为当地的“望”郡繁邑,熙宁初年正在不断扩大中25。
又桂林市区东面的恭城瑶族自治县,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座大型关庙,占地面积较当地孔庙大约一倍。
据介绍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为目前广西保存得最好、最大的关帝庙。
这种情况颇不寻常26。
据方志记载,恭城置县始于隋末大业十四年(618),另《宋史·
地理六》在“昭州”条下有“恭城。
下。
太平兴国元年(976)徙治于北乡龙渚市。
景定五年(1264)复旧”,可见桂林地区崇祀关羽之风习,犹存留至近世不衰,亦为旁证可也。
至于广西为何先有关羽崇拜的风习,或者与唐末五代移民有关。
惟无确证,以俟来者。
按唐人贬谪,常以岭南为流放地。
柳宗元以“八司马”案被贬谪柳州,曾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中说: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蒲。
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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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身履亲历的感慨之言。
但也把中原风俗带至岭南。
晚唐人莫休符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即撰有《桂林风土记》三卷(今存一卷),已备述“舜祠”、“尧山”、“伏波庙”、“张天师道陵宅”等名胜。
宋孝宗干道二年(1166)范成大曾出知静江府(今桂林市),又在《桂海虞衡志》中逐一描述桂林山水之胜,风物之奇,民俗之异。
永嘉人周去非淳熙(1174—1189)中官桂林通判,着有《岭外代答》,以记载海外诸国闻名,四库全书辑为十卷,但两书都未叙及祠宇庙祀。
周去非惟于第三卷中谈及“僧道”,略谓“南中州县有寺观而无僧道,人贫,不能得度牒”,可知其概。
三立碑将领与北宋兵制
据《辑考》考述者统计,沁县关庙署名之立碑人达到780多人,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
只是对立碑人的身份检索无多,仅以“其余生平无考”概言之,是一憾焉。
其实立碑人中官衔最高的一位,即“左麒麟副使兼门通事舍人,知威胜军兼管内劝农事,及管本军驻泊军马公事王文郁”者,《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就有他的传记。
据载: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
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
韩琦荐其材,加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
”他与前述狄青、郭逵同样,也是西夏前线行伍出身,勇谋兼备的骁将: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
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
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
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
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
“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
”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
迁通事舍人。
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
又《续资治通鉴·
宋纪七十七》:
(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距守。
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
“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
”文郁曰:
“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
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
”及夜,集死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贼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
丙辰,以夏人犯兰州,贬李宪为经略安抚都总管。
以王文郁为西上门使,代李浩知兰州。
他最后积军功位至御前都虞候、观察使。
立碑时的主要职务就是威胜军的主管。
倒是他的这个职务不见于史传,可以补其阙失。
其余信众主要涉及到两支成建制的部队,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并“基钱一伯(百)七十三贯文,并是安南道回人出办。
所有殿宇,系众合营修盖”的神虎第七指挥;
另一个是前来赞襄,“愿舍俸财,装塑大王尊像,及合满殿平棋、暖阁装漆并完,并累集钱修盖在庙殿宇,具合上石”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
据《宋史》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言:
概有宋之兵制,大概有三:
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
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
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神虎军属于厢军升为禁军的,“(咸平四年)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景德四年,诏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见存为定额,缺则补之”,隶属禁军侍卫步军司。
宣毅军亦然: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
”“(治平)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
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
”在宋军的“诸军资次相压”即排序上,神虎军居于81位,宣毅军居于94位,都属于“下军”之列。
后世演为小说《三遂平妖传》的原型人物,曾在庆历年间借弥勒教在贝州(今河北邢台市南宫县)起事的小校王则,就是属于宣毅军的。
兵四》言,河北、河东,咸平三年诏:
“五百人为指挥使。
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
”据《中国军事史·
兵制》言:
指挥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
北宋以五百人为一指挥,以指挥使和副指挥使统领之。
计算禁兵兵力时,不以厢、军、都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指挥为计算单位,也就是固定的编制单位。
在屯戍和调动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隶属编制系统,而以指挥作基本单位临时编组……至于每指挥实有人员,经常不满五百之数,原因之一是各指挥情况不同,一是宋军普遍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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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则此次奉祀关羽的神虎、宣毅两指挥的人员,就是神虎军“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包括“安南道回”与“在营”两个部分,以及宣毅军的指挥编制“二百八十八人”,共计五百二十五人,占立碑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其列职务除了指挥使、正副都头和节级之外,尚有北宋实授军职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局,此外还有孔目官、勾押官、开坼官、正勾覆官、副勾覆官、上名押司官、□□押司官、次名押司官、下名押司、前行、后行、攒司、军司、勾当人、军头、旗头、教头、曹司、急脚等名衔职务,远较《宋史·
兵制》所记为详。
史谓宋制多吏,此亦见证之一。
由于此碑将北宋一个指挥的建制部队职官名衔囊括一尽,也是难得的古代兵制资料,幸望留意。
又“安南道回”的神虎军人员具有官衔职务者,明显多于“在营”及宣毅军人员,显为碑文所言“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的结果。
立碑人中还有“在军都仓”和“军城马铺节级”、“近铺节级”,应当是威胜军的后勤管理部门。
职务有斗级、节级。
还有外地供奉人如“宪州斗子节级杜稹等一十五人,元丰二年三月,内献朱漆杆锯刀一口”,亦为后勤官吏。
按娄烦县(今属山西忻州市)唐时为静乐县,五代宋置宪州,是专门为皇帝饲养军马的行政特区。
此外地方官吏则有铜鞮县29之上押、下押、手分等。
另有乡里平民若干,亦可见出平民中尊奉关羽的普及程度。
或者可以说,正是普通将士对于关羽的崇拜,才逐渐影响到士大夫及上层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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