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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
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发挥股票和证券市场对经济的杠杆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英美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发展起源上,由最初着眼于政治自由扩展到经济领域的自由;
在经济领域内,由最初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主张国家干预;
当国家职能越来越多、难以保障全社会的自由时,又主张为政府减负,重提自由市场经济主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推行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意味着英美发展模式进入第三个阶段。
里根—撒切尔主义信奉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便利化,体现了放弃管制、削弱国家作用的“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
里根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随后的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而小布什政府继承里根衣钵,并利用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等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英美发展模式。
自由主义始终是英美发展模式明显的主线,是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英美发展模式的本质。
英美模式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优势,充分地调动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竞争那只“无形的手”对经济的指挥作用和推动作用。
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表现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灵活性,比其他模式的国家更能适应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其弊端主要有:
容易导致国家的必要干预作用下降,控制风险的能力弱化;
容易导致不惜牺牲长期社会利益而追逐短期利益;
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使各种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冲突关系较为明显,严重削弱了市场的协调性与社会的和谐;
强调效率优先原则,不太重视公平和合理分配的原则,容易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不断凸显;
追求金钱至上,讲究金钱万能,导致道德危机、人际关系淡漠等。
(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又称欧洲大陆模式,或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它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为典型,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欧国家。
二战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在重建国家政权、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及本地区的情况,总结和吸取过去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它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依次经历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几个发展阶段,但其基本特征并没有变。
概括地说,它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契约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择业自由等因素,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先进成分。
这种模式既注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特点,同时又注重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断调整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具体来说,莱茵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把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企图实现自由、效率和社会秩序三者的和谐统一;
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实行劳资“共参制”,由雇主组成的雇主协会和由雇员组成的工会结合起来,共同参与管理企业的内部事务,尽力减少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注重提高雇员的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注重职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尽量避免因失业而引起工人运动和社会动荡;
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与企业有紧密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作用。
总体说来,莱茵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还是比较成功的,较好地体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有:
一是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国家和企业不堪重负,人们的过高需求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是国家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干预过多,限制较多,劳动力成本过高,失业率上升,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下降,企业缺乏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三)转型国家发展模式
苏东剧变后,前苏东十几个国家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与西方特别是西欧趋同的经济制度。
历经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替换与体制转型之后,经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总体上都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近期以来,转型国家发展模式越来越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
主要表现为:
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不赞成由市场决定一切,强调国家的干预职能不能弱化;
重视塑造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原则的劳动市场体制;
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覆盖绝大多数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建设,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重视社会公正,努力缩小社会两极分化。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
一是东欧及独联体许多国家与西欧毗邻,与西欧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大。
二是历史文化传统大体相近,在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上对西欧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三是东欧、波罗的海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战略需要。
四是前苏东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在价值取向上更加认同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
尽管各国进行转型的初始条件有差异,但引发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因都是长期的经济低效率和增长停滞。
其制度调整只是手段,通过制度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激励和行为约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
当然,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及经济基础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
其基本特点是:
确立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市场调节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各种形式的垄断与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经济自由化程度参差不齐,如俄罗斯的集中程度较高;
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强调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一些国家一定程度上采用带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
作为一种新发展起来的发展模式,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制度更迭中容易重塑新的发展模式,确立新的发展道路;
二是在总体上仿效莱茵模式的同时,也注意吸纳其他模式的一些优点,如英美等国的经济管理与制度创新措施、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东亚国家注重吸引外资和灵活的体制机制;
三是将本国历史文化与宗教传统作为自己发展模式的精神支撑。
该模式的主要不足,一是因过分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受西方的负面影响也多,经济社会发展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冲击;
二是受西方国家特别是受欧盟的制约比较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
三是法律体系不健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多,经济和社会活动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腐败现象比较突出。
(四)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象。
1993年10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东亚模式”的概念。
实际上,东亚模式不是一个严格和准确的概念,而是便于人们与通常所说的拉美模式、欧美模式相区别,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在促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的共同做法或经验的统称。
它强调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但不否认东亚国家或地区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个性。
东亚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是倡导经济优先,以经济建设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东亚国家或地区战略的中心任务。
二是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过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并努力扩大出口。
三是实行国家或地区管理和干预,扶持特定产业,创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
四是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次发展,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
五是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带动经济的高增长。
六是国有企业民营化。
七是在企业管理、家庭生活、制度建设、饮食文化等方面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
东亚模式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东亚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适合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提高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开放程度,保证了经济社会较长时期的良好运转,在追赶型模式中展现了明显的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东亚模式的劣势。
第一,东亚模式出口导向型政策很容易受国外市场的制约,市场风险很大,一有金融危机袭击就首当其冲;
第二,东亚模式追求的高速度发展,往往会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发展也会带来资源过度开采、自然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保障滞后等问题。
(五)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指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
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会后,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总结与会代表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振兴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举措,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随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成为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主流指导思想,形成名噪一时的“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的基本特征:
一是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壁垒和逐步消除非关税壁垒。
二是放松外资管制,投资领域更加开放,外资优惠政策不断增加,简化申报和审批程序。
三是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包括直接出售、资本市场股权出售、企业内部向职工股权转让、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方式,私有化的范围广、规模大和外资参与程度高。
四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实现税制简单化、税种结构合理化和税收管理现代化等目标。
五是金融改革,取消利率管制、取消或废除强制性信贷配给、降低和统一银行存款准备金、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组织和法律上保证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地位。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使拉美在债务危机之后,达到了“经济稳定”的目标,为拉美国家建立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使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从而有利于拉美国家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过分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忽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改革的时间和顺序问题上,普遍实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模式,而忽视渐进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一些国家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生产集中不断加强,国有资产流失加剧,失业问题严重,收人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加剧了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解决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反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进一步恶化。
一些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拉美模式面临危机,成为拉美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
21世纪初,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和以卢拉为代表的“温和左翼”逐渐成为拉美国家的主流,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实验的失败。
当前,拉美国家仍面临着探索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艰巨任务。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变革
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与变革,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迫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注重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造成的。
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国家广为推崇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即所渭的“华盛顿共识”,在金融危机面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这表明盛行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到重大挫折。
实际上,在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过程,而且随着政党轮替,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始终在交替进行。
这次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国有化,体现了长久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斗。
现在的美英等国政府,无论是偏好经济自由主义的右翼执政党,还是更青睐政府干预的左翼执政党,都奉行务实主义哲学。
未来,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
事实上,每当市场进入繁荣期,自由主义便会抬头,右翼政党得势,政府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
但是,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等到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危机,构成制度风险;
这时政府便会由幕后跳到台前,实行干预;
左翼政党就会上台,社会民主主义又会复活,直到这一轮危机暂时平息。
第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坚守自由、效率、公平等基本原则的同时,更加强调政府干预。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明显处于弱势。
但金融危机帮助它改变了处境。
尽管金融危机使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增强了“信心”,并且在当今政治思潮的交锋中暂时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但这一模式的某些弊端并未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自动消失,比如体制僵化、制度创新不足的问题,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财政困难加剧问题,国际竞争力弱化问题等。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重塑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趋向:
一方面,它将会更加高扬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坚持其基本价值取向,向国际社会张扬其公正、互助的“魅力”。
当前,欧洲政坛的主要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等都对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甚至要以该模式取代新自由主义模式,使之成为世界发展模式的样板。
另一方面,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会对其传统弊端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其经济体制僵化、劳动力市场活力不足、社会保障体制人不敷出等问题,学习和借鉴英美模式、东亚模式的优点,注重加强与其他发展模式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转型国家在总体仿效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根据本国国情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
金融危机表明,脱离自身条件,不切实际地向欧盟标准看齐,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奉为“圭臬”,在前苏东国家行不通。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东欧部分国家深受过度依赖西欧国家以及过分追求套用欧洲大陆模式的诸多标准之苦。
波兰、匈牙利等国就为此受到很大冲击,金融危机促使这些国家进行反思。
东欧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力图实现欧洲大陆模式的本土化改造,既把建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视为前进方向,又注重培育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许多独联体国家意识到,只能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作为探索自身未来发展模式的参照系数,在大体的框架和总体思路上对之借鉴,并不能机械地模仿和照搬。
一种发展模式的培育和塑造,需要较长时间的锻造和实践检验。
总体上说,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尽管大方向上是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靠拢,但当前大都处在过渡阶段,要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和定型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较长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东亚模式”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新课题,一些国家或地区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
东亚模式曾有过较长时期的辉煌,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过十来年的调整虽有所改观,但本次金融危机再次显现出该模式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东亚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
比如,进行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强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区域外的市场依赖;
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扩大政府对银行保证金的覆盖面,增加外汇储备,实行金融资源的多元化配置;
加快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
适度进行政体改革,顺应本国中产阶级等群体的民主诉求,增加决策透明度,减少体制性腐败;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遏制社会分化趋势,维护社会稳定。
综观东亚模式的未来走势,它不可能完全照搬哪一种发展模式,仍会以自身的传统发展模式为蓝本,保持自身模式的基本特点,同时会借鉴其他模式的优点对传统模式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
第五,拉美国家强调吸取新自由主义的沉痛教训,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21世纪以来,拉美大多数国家就在总结世纪之交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再次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判断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调整思路。
一是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力量,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彻底清算,谋求建立新型的经济体制,甚至走所谓拉美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主要举措就是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领导与管理,把一些重要的资源部门和重要行业收归国有,加强对市场自由化的约束,增强民众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二是以巴西、智利、秘鲁等为代表的国家,主张对拉美传统模式以及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和纠正,以拉美的民众主义思想为基础,注重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理念,更多地吸收欧洲大陆发展模式的优点,但并不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
三是以哥伦比亚、墨西哥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基本上肯定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主张按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传统模式进行改造,加强拉美与北美的关系。
今后拉美国家仍会走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拉美左翼是部分国家的一种选择,但其能够维系多久,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鉴于拉美多次发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教训,新自由主义思潮难以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主流指导思想,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仍有一定市场,只是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照搬。
综台分析,巴西、智利、秘鲁等所倡导的发展模式将会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选择。
三、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基本走向
当前,世界上一些执政的主要政党仍在不断地对其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革新,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
一方面,世界上存在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没有哪种发展模式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适用的,不存在一个需要各国照搬仿效的样板。
哪一种发展模式对其适用,只能由本国国情决定,由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去检验。
另一方面,发展模式的更新换代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一种发展模式的优劣,只有在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比较中才能显现,在本国经济社会运行的最终成果中得到体现。
世界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即便经过一定时期的实践检验成型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而及时地进行调整和创新,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当今世界有不少发展模式都是在经过重大改革调整后重现生机活力的。
对发展模式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掌握改革的时机和注意改革的分寸,讲究改革的方式方法,使改革稳妥推进。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软硬实力的全面展示。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综合国力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化,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竞争和博弈则是其重要方面。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探索出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其经济必然得到发展,社会就会获得相应进步,国力也将得到增强,群众自然也就拥护这一发展模式和道路,本国发展模式的内外影响就会扩大,并最终使本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发展模式也就成为展示其良好国家形象、彰显国家实力的最好招牌。
反之,选择错误的发展模式则使其在国际竞争中落伍,处于被动地位,并有损自身的内外形象,最终成为一国或一地区发展前行的枷锁。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培育非常重要,发展模式之问的竞争已经成为决定一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
当代资本主义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面临两难抉择:
要挽救必然灭亡的命运,就要放弃早期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采用凯恩斯主义或推行罗斯福新政的做法,而这样做又带来“滞胀”危机;
出现“滞胀”危机,就要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复归,可是复归的结果就是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膨胀的恶果。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差异很大,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
罗斯福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元素,但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
这就如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和转换,但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值得重视的是,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暴露出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许多弱点,但英美模式中固有的科技和制度创新、灵活应变能力和实用主义精神依然存在;
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次危机过后,两种发展模式经过“修复”将会有新的发展。
第四,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调整中日益趋同。
发达国家执政党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尽可能避免走过去左、右两个极端,以满足选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左、右翼政党彼此借鉴,政策主张“趋同”。
当前,二者只在社会改革程度和代表社会阶层方面有所差别,而在根本政治问题和对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一致。
与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相比,欧洲右翼传统政党,如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德国的基民盟、英国的保守党,比美国的民主党甚至还要“左”一些,这些现象在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干预、宗教政策等方面均有充分体现。
以法国为例,萨科齐上台后在政治上招揽社会党人人阁;
在经济政策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鼓励市场竞争;
在外交上,与美国靠近,与美国总统称兄道弟,目的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倚重美国来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
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萨科齐又主张国家干预,甚至想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其举措实际上体现了法国传统的波拿巴主义,即在社会危机来临时,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希望成为全体民众的代表。
事实上,欧美国家历来就有让左右两派轮流当政的现象,通常是经济不景气时选右派当政来发展经济,经济景气的时候选“左派”当政来扩张福利,当然,也曾出现过“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法国)。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左派”和右派尽管政策有所不同,但它们永远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第五,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越来越小。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性。
例如,东亚模式中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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