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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史观
论全球史观
近年来,全球史观在史学界逐渐兴起,并渐渐影响到中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史学指导思想。
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思想,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一思想以便运用到实际研究中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
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覆盖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的广大地区。
“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便是:
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
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他本人也因为采用“全球史观”阐述历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
同时,“全球史观”的持有者还认为,宏观的历史不等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
另外,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通过深入研究,构建起“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
他强调说: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
”他的观点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出人们对全面了解人类历史的共同要求。
(以上内容摘自《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北京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车华玲)并且,在他参与编著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中,也透露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毅曾撰写过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发表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第七版。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
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终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个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以“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此外,有关于全球史观的发展趋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也有过很概括的论述。
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就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而在1945年以后,由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了。
事实上,如果要对“世界史”的观念追根溯源的话,假如可以说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425年)的《历史》尚未表现出自觉的"世界史"意识的话,起码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亚(Polybius,约前205~122年)的《通史》则是的确表现出自觉的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性意识:
各地区互相联结、影响的"世界"意义上的统一性。
他写道:
在此之前(指在他以前的历史撰述),世界历史不过是一些毫无联系的事件的记录。
事件的原因和结局因地区不同而各不相同。
但从这时候起,历史开始成为一相互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与希腊、亚洲的事务相互影响,呈现联合统一的趋向。
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史学思想:
所谓的“世界史”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它是否在这“世界”之中建立起各个部分之间联系。
”
在波里比亚以后,在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对“世界史”的思想观念、编撰方法等等问题有过各种贡献的史学家为数不少,但真正促使史学研究打破种族、区域等视野偏见的力量更主要的不是来自学术内部,而是来自现实中的世界力量的变化。
巴勒克拉夫指出:
“正是那些使我们对现实的看法转变的力量――首先是指绝大部分人类的崛起,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挥政治影响――迫使我们开阔视野去看待过去。
”因此,历史叙事中的"全球视野"问题与世界力量的格局变化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在全球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全球史观也在其带动下影响越来越大。
以上可以看做是全球史观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2005年12月30日,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邀请,为研究生作了题为《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编纂》的学术讲演。
刘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仍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的代表之作,反映出史学界对此仍存在着一些误解。
“全球史”是由WorldHistory或UniversalHistory翻译而来的,最早产生于美国大学本科生的教学课堂,相当于我国压缩后的世界通史。
而全球史观只是一种编纂世界史的方法论。
以1963年WilliamMcNeill的TheRiseofTheWest诞生为标志的全球史,是在全球化进程这一时代背景中产生的。
此外,人类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和东西方日益密切的学术交流也为其成长提供了学术滋养。
接着,刘教授总结了全球史的五点学术特征,即抛弃西方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模式;在世界史进程中,不以某一国家的进步代替全球的发展;社会交流的意义日益受到重视;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批评欧洲中心论;对历史发生的必然性提出了挑战。
同时,全球史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忽视了各个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把跨文化互动作为全球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文化和跨文化的概念还不够清晰等。
最后,刘教授强调了全球史之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刘教授指出,应关注横向的联系,弥补我国以往研究的弱点;对一些世界性历史问题的评价以及对世界近代早期的历史定位,都应当更加客观、公允。
(摘自刘新成教授的演讲稿)
此外,《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也就全球史观一问题编发了于沛等人的一组笔谈文章。
于沛在《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一文中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一,近年对国内学界有一定影响。
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真正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郭小凌在《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一文中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
裔昭印在《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文中指出,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史观,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
林中泽在《历史中心与历史联系》一文中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重视的是历史的联系,但要反对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的联系的做法。
吴晓群在《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
》一文中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史观这一思想在史学界还是存在一些分歧,这些我们都有待研究。
不过,全球史观比起以往的西方中心论,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它否定了西方人把自己的历史文化作为世界中心的狭隘看法,而逐渐尊重其他非西方民族的历史文化。
但是在史学界,对如何解释阐述全球史观似乎还存在的很大的差异,所以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新世界需要新史学”,在地球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全球史观是否可以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思想,代表各国历史思想呢?
这些依然有待商榷。
有关全球史观问题研究的综述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
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
“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者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 一种新的思维活动,标志着史学观念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正在并必将对历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
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全球史观,即以全球文明的角度出发,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其基本理论包括:
①从全局即从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②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
③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基本方面。
④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历程是历史发展的两根主轴。
“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
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还覆盖了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广大地区。
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
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他本人也因为采用“全球史观”阐述历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
同时,“全球史观”的持有者还认为,宏观的历史不等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
另外,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通过深入研究,构建起“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
他的观点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出人们对全面了解人类历史的共同要求。
近年来,全球史观也是国内外史学理论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全球史观力图摒弃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把每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的每一方面都纳入到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当中,这对于促进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深化历史研究和拓展人们的历史视野,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全球史观绝对不是史学研究中的新教条,它仅仅是一种开放的研究指南,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尚未定型和完善,它不过反映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新趋势而已。
下面就对全球史观产生的原因、正式提出、发展实践、内涵以及影响等方面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㈠全球历史观产生的原因分析:
全球历史观作为一种思维形态,它的出现既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史学家们主观认识活动的结果,是历史思维科学进步的标志。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全球历史观的产生也不例外。
于沛曾在《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观》一文中指出:
“‘全球历史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它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即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目前,尽管人们对全球化的界定千差万别、褒贬不一,它始自于何时仍有很大分歧。
但是,有一点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全球化是现时代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漫长历程中,全球化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重要时代特征之一。
显而易见,全球历史观就是这一重要时代特征的具体反映。
就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观的关系来看,全球化表示客观事物及其运行变化的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现象、过程、规模和趋势;全球历史观则表示主体关于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一种观念、思维和方法,它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
前者属于客观层面,后者属于主观层面。
从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进程看,全球化催生着全球历史观的形成,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全球历史观的发展程度,全球化不仅改变着现时代的世界面貌,也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历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具体来讲,全球历史观的产生有下述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科学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是全球历史观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
历史上,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导致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并通过统一的世界市场将各国纳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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