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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既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努力推进国际金融、财税和货币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又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货币政策的弹性,增强抵御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可能产生冲击的能力,维护本国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
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要时刻跟踪和评估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面加强对全球流动性变化及走势的监测分析,高度关注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向和流量变化,提前做好预案。
同时,综合把握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稳增长、促改革、求发展,在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2、欧洲银行业联盟由构想变成现实 三大支柱均获通过
事件4月15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银行业联盟法案中的单一清算机制和国家存款担保基金规定。
至此,由单一监管机制、共同存款保险机制和单一清算机制为三大支柱的欧洲银行业联盟终于在理论上由构想变成现实。
欧洲智库布鲁哲尔(Bruegel)主管冈特曼·
沃尔夫
欧洲领导人关于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决定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新步伐,其目标是提升金融体系弹性,降低银行和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系。
政策制定者目前在构建联盟三大支柱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国家公共资源与脆弱银行之间的联系还将保存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功是确定了欧央行强有力的统一监管地位。
过去一年里,欧央行不仅聘用了上千位银行监管专家,还通过银行业压力测试等措施提升了欧洲银行业的透明度。
但是,银行业联盟一些重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首先,作为一个新的统一监管机构,欧央行是否有能力确保存款在整个联盟内自由流转。
危机期间,各国监管机构严格限制银行在外设立分支机构,旨在降低储蓄者面临的外国资本流动和风险敞口。
这种限制阻碍了跨境银行整合,也不利于金融一体化。
但是,要彻底抛弃这项政策对于存款保险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尚存争议。
其次,欧央行和监管当局要继续推进银行体系的清理和重组进程。
数据显示,目前欧洲银行系统利润率偏低,不良资产敞口巨大,且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因此,预计进一步的银行整合不可或缺。
无论这种整合是在国家层面还是欧洲层面进行,对于金融一体化来说都至关重要。
再次,是有关银行重组和清算过程中的私人债权人参与问题。
此前,纳税人成为营救银行的主力军,而新立法旨在让债权人为银行损失埋单。
这一转变能否成功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出现问题时各方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新规。
如果监管机构强制银行进行事前估计,那么通过救援能够助其应对负面冲击并防范新的金融危机;
如果救援不足以解决银行问题,那么将再一次动用财政资源。
考虑到欧洲目前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新建立的联合融资机制仅够救援中小型银行。
对于大型银行,则需要达成临时政治协议。
在政治一体化缺位的欧洲,这种状况不可避免。
最后,要降低银行和国家主权债务之间的联系,仅靠救援和风险共担是不够的,银行也需要降低自身的主权债风险敞口,而这种敞口在危机期间已然大幅上升。
总之,修复和深化欧盟金融一体化还需要时间。
过去几年间这个地区所经历的危机和政治紧张局势损害了投资者信心,但是确立强有力的单一监管机构以及围绕银行清算机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应被视为一大转折。
欧央行作为单一监管机构的作用发挥得越好,金融一体化就越会得到推进。
此外,政治仍将是金融一体化进程顺畅与否的影响因素。
3、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成立 区域金融合作深化
事件10月24日,中国等21个国家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其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
1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开创了区域金融合作新模式,也契合了亚洲互联互通的巨大需求,将有效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融合。
亚洲很多经济体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
据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的基建投资缺口高达8.3万亿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资8000亿美元。
其中,68%是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为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
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每年提供的融资规模仅能满足上述需求的5%。
亚投行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丝路基金初始规模为400亿美元。
两者的成立,除了为区域金融体系增添新成员,还将大大推动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互联互通,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将为区域金融合作提供新的范本。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既是投融资机构,也是中国倡导建立的一个新型跨境投融资机制。
亚投行的融资模式可能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银行同业拆借;
二是集中21个初始成员的主权信用,并以此为基础发行债券。
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机构,未来的发展不会局限在创始成员,还将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增资扩股,吸纳新成员,以提升业务范围和能力。
除了成员政府资金投入和入股,亚投行还将吸引其他商业银行及民间投资,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债券、设立专门基金等方式把亚洲乃至全球各种闲散资金吸引到亚投行(即引入PPP模式),由其科学管理和运营,专项用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丝路基金类似于产业投资基金,将采取市场化运作。
其一般运作模式都是政府先注入部分资金,再吸引各路资本。
目前,国内正在酝酿地方版和民间版的“丝路基金”,其他国家也有所动作,这样,必将有更多资本投入两大金融机构的运作之中。
目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资本金仍然以美元计价,但是,不排除在日后会引入地区性主要货币,或者采取类似特别提款权的措施。
鉴于人民币已经是亚洲部分地区接受程度较高的货币,人民币有望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如,当亚投行向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人民币基础设施贷款,这些贷款的一部分可以用来采购中国的机器设备、支付中国的建筑劳务输出等,这有助于促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减少原来用外币结算的交易成本;
一部分人民币和用人民币购买的金融资产也可被当地投资者持有。
因此,亚投行及丝路基金可以通过不断的对外投资而提高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的比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4、日本经济再陷衰退 安倍经济学备受质疑
事件12月8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三季度经济修正数据,第3季度日本GDP从此前下滑0.4%(环比折年率为-1.6%)下修至0.5%(环比折年率为-1.9%)。
由于连续两个季度为负增长,日本经济出现技术性衰退,安倍经济学遭受质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出现摆脱通缩的迹象:
2013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为1.5%,2014年第1季度实际GDP增长远超预期,高达1.6%(环比折年率为6.7%)。
但到2014年第2季度消费税上调后,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超预期大幅回落。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安倍经济学的边际效果在递减,即便是在安倍经济学刚推出的2013年度中,日本经济季度环比增长率也是呈下降趋势,而此次的衰退则表明安倍经济学不能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实质性帮助。
日本经济自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来已经陷入长期的“通缩平衡状态”,但是一直以来,政策制定者根本不清楚日本通货紧缩的结构,也找不到摆脱通缩的具体办法。
因此,安倍经济学是一场政策实验,其“三支箭”就像在黑暗中射出的箭,虽然不会导致太大的风险,但可能也不知道下落。
第一支箭是激进的货币政策,用来结束通货紧缩。
第一支箭射出后,日元大幅贬值,短期来看对出口的影响存在时滞,效果不太明显,但是长期来看有利于日本经济。
第一支箭在改变预期上也取得了一定效果,狭义货币的增长并不多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有较大增长。
提升通货膨胀预期约1个百分点,降低了长期实际利率0.9个百分点,消费物价开始回升。
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用来点燃经济的复苏热情。
但是,当前日本财政状况严峻,债务水平在发达国家中高居第一,超过200%,财政政策的运用受到严格制约,相反,中期的财政健全化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安倍政府推迟增税对日本实现财政健全化造成很大影响,导致日本实现财政健全化的信心不足。
12月1日,穆迪宣布将日本评级从AA3下调至A1。
同日,标普表示,虽然维持日本AA-主权评级不变,但是对日本的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味着未来可能下调其主权评级。
真正决定日本经济前景的主要是第三支箭。
如果结构改革不能推出,持续需求刺激政策将不具有可持续性。
结构改革将有效地提升日本潜在产出,提高工资收入,激活国内市场,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减少贸易摩擦,更好地支撑需求政策的实施。
但是结构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减少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也是当前安倍经济学受到广泛质疑的原因。
尽管安倍在2014年按照预期获得连任,但是其用于结构改革的第三支箭依旧不可能因此而真正发力。
其原因是日本经济积重难返,其人口结构,僵化制度,财政包袱,政治沉珂短期内不可能发生逆转。
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安倍政府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在经济方面不大可能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
相反,安倍政府可能会变本加厉地转向政治运作,孤注一掷最后一搏,把博得政治选票的宝压在修改宪法的赌注上,日本国民将被安倍政府拉入一个政治上愈加分裂的困境之中。
5、原油价格暴挫 能源去金融化显现
事件12月16日,布伦特油价五年半来首次跌破60美元,至59美元;
美国WTI油价跌破54美元。
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11月25日,对冲基金持续削减WTI原油期货及期权净多头头寸。
伦敦洲际交易所北海布伦特原油活跃期货则显示,截至11月12日,基金管理的净头寸仅为4.42万手,四季度中曾一度呈净空头状态。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部主席龚方雄
油价今年尤其是过去几个月暴跌是全球金融市场重要事件。
油价下跌的原因有很多,如供需失衡、金融属性和阴谋论等。
其中,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给全球市场带来的冲击是最根本的。
页岩油/气革命影响到美国能源供需关系,取代一大部分进口原油。
美国去年已不再是最大原油进口国,进口依赖度越来越低。
沙特本月初削减对美出口原油价格,就是在争夺其在美国被页岩油/气取代的市场份额。
其他地方的页岩油/气产量不大,并没有对其构成威胁。
在金融属性方面,任何金融产品甚至实体产品都有金融属性且是双向的。
价格走高时,金融资本会买入,产业资本则进行对冲,以锁定价格;
价格下跌时,金融资本卖出,产业资本会买入。
不应夸大金融属性对油价下跌的影响,最多估计在10美元至20美元。
阴谋论是指美国通过低油价打击俄罗斯。
而沙特没有降低欧洲这些俄罗斯主要出口市场的价格,表明阴谋论只是一种想象。
地缘政治因素拉低油价的幅度估计在5美元至10美元。
原油价格暴跌对中国来说,利远远大于弊。
一是中国是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进口依赖度很高,且一直在上升。
低油价对中国绝对有利。
二是中国原油储备还没有储备满,储备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差距。
前几年,因油价太高,储备只是在慢慢增加。
现在原油价格下跌,虽对现有储备有影响,但应可更快地增加储备。
三是原油价格下跌带动下游产品,如汽柴油价格的下降,缓解了中国的通胀压力。
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这给了央行更大的货币政策空间,如降准和降息。
四是中国经济近年来高歌猛进,对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额度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
中国还是要继续开发利用清洁和可循环能源,摆脱对外依存度增加的趋势,用清洁能源取代高污染能源,尽量实现自给自足,以避免全球市场不可控的价格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预计短期内能源价格还将下跌,何时见底还很难说,价格最终由市场决定。
对于美国页岩油/气的成本,认为60美元甚至40美元的都有。
当然,主观成本判断并无必要,因为石油、页岩油/气开采商的成本是动态的。
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模式改进,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可以降低。
若未来油价维持在65美元,石油生产商会努力将成本降到更低,成本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明年油价何时见底,一是取决于欧佩克与美国页岩油/气厂商在成本方面的博弈,二是取决于全球经济状况。
若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实现较好增长,则有助于油价更快见底。
若和今年一样,则很难说何时见底。
6、G20峰会出台布里斯班行动计划 全球治理变革亟待推进
事件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第九次领导人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本届峰会三个主题为:
促进私营企业成长、增加全球经济抗冲击性和巩固全球体系。
会后,G20发布公报,出台旨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秘书长张燕生
G20峰会应金融危机而生,最早创立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各国央行与财长参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升级为各国领导人亲自参与的峰会。
2009年,G20成员国领导人宣布,该组织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这种转变表明,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后,建立有效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性,亦凸显全球治理之难。
特别是在危机动荡的年代,诸多国际协调行动都需要领导人亲自参与拍板。
2014年G20峰会针对持续多年全球经济的低迷状态而确定讨论主题,峰会达成的核心成果是布里斯班行动计划,目的是促进增长与就业,具体措施为两大方面:
第一,加强近期及中期内的宏观政策支持,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为中长期内的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
第二,加快结构性改革,提升中长期内的增长潜力,包括提升公共、私人部门的投资质量,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促进市场竞争;
强化国际贸易;
提升社会就业参与率等。
通过这些措施,期望在2018年使G20成员整体GDP额外增长2.1%。
客观而言,在形势紧迫的危机期间,G20峰会对于团结各国、携手推出重大应对措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2009年4月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等主张,成员国向IMF和世界银行等提供1万亿美元资金,大幅增加IMF特别提款权规模2500亿美元,并在打击避税天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限制银行家薪酬和刺激经济方案等方面都形成共识。
可以说,这次峰会成果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转折点,极大地稳定了市场信心、遏制了经济大衰退趋势。
此后的各次峰会成果都显示了各国团结面对重要挑战的意愿。
然而,随着危机缓和,G20峰会所达成的成果不再为一些成员国所重视或遵循,特别是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雷声大、雨点小”。
过去几年,IMF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受到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阻挠,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球贸易增长低迷,降至与GDP增速相若的速度,显示各国经济呈现“关起门来发展”的趋向,贸易保护措施依然我行我素。
同时,各次峰会屡屡强调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很多国家改革进展缓慢。
2014年G20峰会在改革全球金融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等方面毫无进展,仅在公报中表达了失望言辞,并期望IMF提出下一阶段的对策。
未来,基于G20平台在推进全球金融治理变革方面仍将扮演最为关键的角色。
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平台的作用,需主要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更好的协调手段,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务实地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
这对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增长至关重要。
7、乌克兰事件升级 国际制裁重创俄罗斯
事件克里米亚3月中旬并入俄罗斯后,西方对俄制裁由个人和实体逐步升级至能源、金融、国防三大关键领域。
因西方制裁、油价大跌、国内经济基本面恶化,俄罗斯卢布持续贬值。
12月16日,卢布出现罕见暴跌,美元对卢布汇率升破80一线。
俄罗斯预计,今年资本外流总额将超过1200亿美元,明年GDP将萎缩0.8%、通胀率达两位数。
瑞银财富管理北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浦永灏
短期来说,俄罗斯会由于制裁和油价暴跌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卢布对美元也已经贬值近一倍。
另外,在西方的制裁措施中,比较严重的一点是不允许俄罗斯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到西方去发债、发股融资,这对俄影响很大,因为该国资本外逃严重,这一措施使企业融资面临进一步困境。
最近中国在俄罗斯的项目也有撤出的情况,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制裁的负面影响。
能源方面德国其实与俄罗斯相关性高,国际制裁对双方影响都很大。
俄农产品出口受限造成国内通胀。
我们估计明年俄通胀率会进一步上升,从今年的7.7%升至9.1%。
俄经济可能从今年的增长0.5%转为严重的衰退。
最近普京总统已呼吁国民做好应对经济恶化的准备。
不过,俄经济基本面与1998年违约的时候相差甚大,虽然外债比较高,估计有近1700亿美元的外债将在2016年6月前到期,但拥有4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另外,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较低,流动性账户处于顺差状况。
当然,如果油价进一步下跌,其流动性账户顺差肯定大降。
总的来说,俄罗斯外债违约并陷入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上升,但目前风险还不大。
短期内卢布有进一步贬值风险,油价下跌也会雪上加霜。
明年俄乌局势大幅缓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不愿让俄轻松过关。
从俄罗斯方面看,普京一方面表现强硬,另一方面也有些缓和姿态,如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希望撤销制裁。
欧洲方面,德国和法国在积极推动欧盟在俄罗斯作出让步后放松制裁。
但是,美国的态度仍比较强硬。
总体来看,当前西方是绝对不允许类似克里米亚的事再次发生,但俄罗斯也不愿看到乌克兰全面倒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边正在积极寻求能够缓和、各退一步。
我们认为俄乌边境是否能成功彻底停火也是一个关键。
对明年俄罗斯经济看淡,主要是基于对油价的预测以及卢布贬值后的高利率。
我们预计,布伦特油价未来12个月平均在75美元左右,随着油价下调会刺激美国汽车销售等,对明年原油需求有支撑作用。
但油价如果继续下滑,俄经济应该会出现进一步恶化。
考虑到通胀的恶化和卢布暴跌,俄央行最近已将利率又提升了650个基点至17%,以捍卫卢布。
普京12月初宣布的“大赦”离岸资本等几项措施利好俄经济,但要从根本上应对资本外流,还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改善国内总体投资环境。
当然,货币贬值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吸引外资,因为以外币计算的劳动力成本、房租会下降。
至于有金融投资者提出的现在进场的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你想博一下,有可能会赚,但风险也很大,因为不能排除俄乌局势及油价进一步恶化以及俄采用资本管制的可能性。
8、FTAAP正式启动 重塑亚太区域贸易新格局
事件2014年11月11日,APEC北京峰会通过《北京纲领:
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和《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批准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标志着包括APEC全部21个成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AP”)以2020年实现茂物目标为核心目标,将是全面的、高质量的,并且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的新时代广义范畴自由化。
FTAAP将建立在已有和正在谈判中的所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之上,具有包容、整合现有区域贸易安排的作用,体现更高标准的国际合作新典范,有利于推动区域贸易大发展。
FTAAP的启动并全面推进标志着亚太区域贸易合作迈向新篇章。
FTAAP有望整合碎片化区域合作机制。
亚太地区是经贸协议交错重叠最高的区域。
APEC、10+1、10+3等大批合作机制并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东盟自贸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议、美国-新加坡自贸协议等双边和多边协议已经存在或正在谈判。
碎片化的区域合作机制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目前同种商品往往面临不同的关税税率、降税程序以及原产地规则,歧视性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体系混乱,特别容易引起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上升。
在此背景下,启动一个覆盖范围全面、包容性强、规则一致的广域经贸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极大缓解亚太地区贸易体系的复杂性和碎片性,减少贸易成本,有利于区域贸易尤其本区域中小企业的发展。
FTAAP将确立更高标准的国际合作新典范。
《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表明,FTAAP是“全面的、高质量的,并且涵盖下一代的贸易投资议题”。
FTAAP以2020年实现茂物目标为核心,提出加快“边界上”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努力;
改善“边界后”商业环境,促进“跨边界”区域互联互通;
推进在投资、服务、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联接、海关合作、环境产品和服务、良好规制等合作倡议。
虽然FTAAP的基本条款尚未产生,但可预料,其主要内容应该不低于TPP所涵盖的服务、投资等领域,非关税壁垒、国内规则等边境后措施和环境条款等非传统FTA条款。
FTAAP的高标准必将确立未来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模式,代表了国际经贸往来发展的长期趋势。
FTAAP必将推动区域投资贸易大发展。
依托一个统一、高效的经贸合作机制,FTAAP将有效降低跨境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区内各国发挥自身竞争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并促进区内投资资源的优化配置。
区内一致的关税体系和边境后商业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促进区内供应链和产业链联接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和合作进程,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融合共赢。
可以预见,FTAAP必将成为整合和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驱动力。
FTAAP的启动并全面推进标志着亚太地区向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将极大地促进亚太区各国的经贸往来,为亚太经济可持续、包容和平衡的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9、沪港通开启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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