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海商傅衣淩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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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闽书》亦云：

湖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因相剽杀。

⑤

到了嘉靖初年，民间造巨船下海通番者，只据《明实录》所载，便有许多材料。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福建人多地少的现象，自宋代即已存在。

[元]脱脱：

《宋史·

地理志》云：

“土地迫<

阝匚夹>

，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故多田讼”，所以宋代福建溺男溺女之俗最为普遍。

关于明代的情形，则参将黎国耀也有一节扼要的报告，“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

……尝观漳郡力农者，散处七闽，深山穷谷，无处无之，而挟农具以人浙至温处，亦时有焉”（[明]郑杰：

《虔台倭纂》下卷）。

②“宣德八年（1433年）命严私通番国之禁，八月，复敕漳州卫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

“正统十四年（1449年）申濒海居民私通外国之禁，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言，旧例濒海居民贸易番货，泄漏事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

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复命申明禁之”（《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洋市》）。

③“吕宋居海南中，去漳州甚近。

”（[清]张廷玉等：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吕宋传》）

④[明]张燮：

《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⑤[明]何乔远：

《闽书》卷六十四《文范志》。

此条系记成化问事。

嘉靖三年（1524年），刑部复御史王以旃议，福建滨海居民，每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

四年（1525年），浙江巡按御史潘仿言，漳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治获之。

十二年（1533年），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

十三年（1534年）初，直隶、闽、浙并海诸郡奸民，往往冒禁入海，越境回易以规利，官兵追贼至海上。

会奸民林昱等舟五十余艘，前后至松门海洋等处，因与官兵拒敌，多少杀伤，寻执之。

十五年（1536年），兵部复御史白贲条陈备倭事宜。

一，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

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

迨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间，福建海商之数益见发达，后遂遍布于福建沿海各地。

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

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

⑥

这点，明人张燮的话，很能道出实情。

他说：

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八，“嘉靖三年四月壬寅条”。

②《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嘉靖四年八月甲辰条”。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条”。

④《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嘉靖十三年八月壬子条”。

⑤《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条”。

⑥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四《艺文》。

此系赵文华语。

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如今日之伙也。

就可以见出明代福建海商的发展，不单在量上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在质上也起了一些变化。

大体上言之，明代福建海商分布之地，以漳、泉为多，福、兴次之。

②就中，以漳州的地位最称重要。

漳之始通番舶，实在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以葡萄牙人的东来互市，为广东官吏所阻，于是海外诸国皆往福建行商。

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市，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矣。

嘉靖初年，闽、浙两市舶司复因海疆不靖罢置，商人为逃免税饷，于是漳州的海沧、月港、浯屿遂成为中外互市之地。

既而皆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

浙人又导之，必舶双屿。

每岁夏季而来，望春而去。

故在嘉靖二十年间，漳州海面商船往来不绝，葡萄牙商人的留居漳州达五百人之多。

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

而外船也频相来航。

嘉靖二十六年即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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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张燮：

②“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濒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

”（[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③[明]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引林富疏。

④[明]胡宗宪编：

《筹海图编》卷十二。

⑤[日]小叶田淳：

《中世南岛交通贸易史的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41年。

⑥[清]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福建六》。

二十六年（1547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

漳、泉贾人，往贸易焉。

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

都御史朱纨获通贩九十余人，斩之通都，海禁渐肃。

又据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记载，通商于满刺加的中国船，均从漳州开航。

②这里所指的漳州，即是月港。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有云：

“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

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

”故成弘之际，月港号称小苏杭。

再据柯乔的话，颇不难窥见嘉靖时代月港繁荣的面貌。

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

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

方物之珍，家贮户峠。

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

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

盖闽南一大都会也。

所以在嘉靖前后，福建的海商大贾，通番巨寇，如阮其宝、李大用、谢和、王清溪、严山老、许西池、张维，以及二十四将、二十八宿等，差不多都为漳州月港人。

他们常于走马溪旧浯屿住舡，月港出货。

④虽然月港中经倭寇之乱，商业为之稍衰，然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无由阻抑，仍成为国内对外贸易的中心。

于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奏设海澄县治。

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洋，继而开征商税，⑤成为清代海关的前身。

次于月港，诏安的梅岭，在海澄设县之前，曾为商舶开航之地，亦是海商的一个出入口。

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

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

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

莫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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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小叶田淳：

《足利后期遣明交船通贸易的研究》，《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第四辑。

③朱纨：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引福建按察司巡视柯乔议，兹据小叶田淳前文转引。

④[明]郑杰：

《虔台倭纂》下卷。

⑤[明]张燮：

⑥[明]俞大猷：

《正气堂集》卷二《呈福建军门朱公揭》。

我们据另一记载知道住居梅岭的海商人口，数且万家。

中丞阮鹗帅兵讨倭，倭走南澳，乱民从倭者，集梅岭，且万家。

众议往屠之。

……中丞曰：

其在浙、直为贼，还梅岭则民也。

奈伺毕歼之。

而南澳处闽、广交界之间，亦称殷富。

南澳在漳、潮二州海岛中，四面阻水，可三百里。

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历代居民率致巨富。

其地在倭乱中，曾经成为中倭市场的总汇。

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严，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

福建捕急，则奔广东；

广东捕急，则奔福建。

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

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

当时为了商业上的需要，便利海商的参考，并编有《南澳倭商秘图》的专书，这也足以证明这一地方海商的繁盛。

再据记载，当时漳州附近有一村落，全靠经商行劫为活。

他们一面是海盗，一面是商人，正是中世纪商人的本色。

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掳下舡，沿海候风行月余，至大高桥。

桥上人言皆闽音。

自言漳州过此桥五十余里，芦苇沙涂，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

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林，今春满载仍回漳州去矣。

其次，泉州自昔为中外交通的要港，明代晋江的安平，经商行贾，几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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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六《纪遗》。

②[明]何乔远：

《闽书》卷四十《扦圉》。

③[明]胡宗宪编：

《筹海图编》卷三。

④[明]王文禄：

《策枢》卷四《截寇原》。

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

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当嘉靖时代并有番舶连翩而至。

泉之安海（即安平），向虽通番，犹有避忌。

迩年番舶连翩径至，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倚也②。

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见的不仅是居民万户、阛阓栉比，为各方商贾之所聚；

同时又是福建海商的一个重要出生地，他们常是全村经商，每每携带乡族之人偕行。

安平一地，据现在不完全的资料，即可以看出其中的陈、杨、黄、柯、叶诸族③的行商人数之多。

中左（厦门）居泉漳之交，为同安、海澄的门户，五方杂处，海贾亦多。

据天启三年（1623年），福建巡抚商周祚的报告，荷兰人以求市不得，曾登岸攻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

④可见厦门的洋商，也颇不少。

其他濒海之县，如同安、惠安等，亦多通海贸夷。

同安滨于海，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惧。

惠，海国也，海滨人，业船……且通于外洋夷国，能识飓预险，洋面往来，可以无虞。

①[明]何乔远：

《闽书》卷三十八《风俗》。

②[明]胡宗宪编：

《筹海图编》卷四。

③据乾隆《泉州府志》的《笃行》、《乐善》两传所见安平商人的姓名。

又安平屿头的蔡氏，洪朝选云：

“乡近海，其富擅一邑。

”（见[明]洪朝选：

《芳洲先生摘稿》卷三《蔡省庵墓志铭》）

④《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五，“天启六年十一月戊戌条”。

⑤乾隆《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志》，引明酆一相县志序。

⑥雍正《惠安县志》卷二《气候》。

三则福州各属的下海通番，虽不似泉、漳之甚，但我们晓得元时海运故道，始于福清，迄于直沽。

明太祖赐朝阳通事三十六姓与琉球，即为福州河口人。

永乐时，郑和的下西洋及出使琉球，也都是从福建梅花开航，成化间，复因福建市舶司移设福州，这越发刺激了福州方面海商的活动。

惟因仅限与琉球一国贸易，故数尚不多。

从予驾舟者，闽县河口之民约十之八。

因夷人驻舶于其地，相与情稔，欲往为贸易耳。

其邻近的福清，有海舶之利，行贾四方。

所以嘉靖年间，福清的海商喇哒，至见活跃。

②如二十六年（1547年）有福清冯淑等三百四十人泛海通番，③为朝鲜所获。

及其末叶，以荷兰人的东来，于是福州的琅琦诸岛，亦皆辍耒不耕，远商海外。

向来闽中通番者，皆从漳州月港帮船。

二十年来，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

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此不可不虑也。

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红夷。

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碗毡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

其黠者，装作船主，客银落手，浪用花撑。

以上记载都可以证实明代福建沿海各地从事海上贸易的活跃，所以自隆万以降，下海通番者，已成习俗，而政府也无力禁止，不得不作事实上的承认。

如所谓“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暹罗诸国及安南、交陆，皆我羁縻属国无侵畔。

故商舶不为禁”。

⑥所以万历十七年（1589年）由海澄出口的东西二洋的洋船，岁限船八十只，给引如之。

反以引数有限，而私贩者多，增至二百十引。

其实，由于海商贸易东西两洋无不获得大利，故违禁走私越贩，实繁有徒。

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海澄即有越贩商人胡台、谢楠等二十四船进口，其他走私的商船尚未计及。

并且我们根据许多外国人的记录，当十七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遍布于南海各地，从事各项贸易，执东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

与同时代的欧洲商人，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曾不断地为着争夺贸易权而竞争。

这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明代福建沿海人民经商的众多，且分布得相当广大。

①[明]陈侃：

《使琉球录》。

②“嘉靖二十五年福建福清等县通番喇哒见获林烂四等纠集多人，发航往至日本国”（据小叶田淳的《室町时代明钱输入与铜钱流通事情》转引朱纨《甓余新集》）。

③《明实录》、《礼部志稿》、《崇相集》，各书皆有记载。

④[明]董应举：

《崇相集·

闽海事宜》。

⑤[明]董应举：

论嘉登里文》。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福建三》。

上面我已经说过明代福建海商的发达，系由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结果，而自欧人东来之后，接着日本人、琉球人、暹罗人等也相继参加海上贸易，于是这就决定了福建海商的活动范围，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进行海外贸易。

因此，其在国内，则与徽、浙、粤商人共同参加海上贸易的活动。

它的活动地点，首为广东。

我们知道，明代的广东，为一冒险家的乐园，贾人欲得厚利者，皆相率南入粤东，号称“走广”。

①同时，濠镜又为各国互市的中心，故闽人多贾于其地，而以漳、泉为多。

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淳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

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

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

诸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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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副使谭纶云：

“连年倭患皆为私通贸易而起，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目，日：

‘走广。

’”（[明]胡宗宪编：

《筹海图编》卷十二）

②[清]张廷玉等：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佛郎机传》。

且从香山澳转贩诸番及日本各地。

为了福建海商在广州从事海外贸易之多，所以他们在明代曾和徽州商人、广东商人担任管理对外贸易的重任。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

三十八年（1559年），海寇犯潮，始禁番船及夷人毋得入广州城。

次为浙江宁波的双屿，也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

嘉靖丙戌（1526年），越狱（流）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同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

嘉靖十九年（1540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

这都足以说明浙江是福建海商的集居地方。

他们是以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为本据，联络外省商人共同从事海上贸易的活动。

如云：

有一种奸徒见本处严禁，勾引外省。

在福建者，则于广东之高、潮等处造船，浙之宁、绍等处置货，纠党入番。

在浙江、广东者，则于福建之漳、泉等处，造船置货，纠党入番。

此三省之通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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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明代福建商人在粤经商之多，兹只就乾隆《泉州府志》所举的安平商人，即可见一斑。

“黄维珪，晋江安平人，……以食指渐繁，代父贾，往来吴越粤峤间”（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明笃行》）；

“黄尚纲，晋江安平人，……遭家中落，谓弟曰：

我贾尔读，于是历吴越东粤，积勤累织”（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明笃行》）；

“伍荣扆，晋江安平人，贾于粤”（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一《明乐善》）；

“颜猷，晋江安平人，……既长，乃持筹于北齐南粤”（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一《明乐善》）。

②[清]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

③[明]郑舜功：

《日本一鉴》。

《筹海图编》卷五。

⑤[明]赵鸣珂：

《广福浙兵船会哨论》，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六《艺文》。

在这般广、浙人之外，我们还见有“浙、直丝客，江西陶人”群集闽海沿岸，就中以徽商最称活跃。

即嘉靖问在福建沿海的徽商，如许松、许栋、许楠、许梓、汪直之徒，“觅利商海，卖货浙、福”，皆其著例。

最后，尚要一述的，即当明代末季，由于林道乾等的开拓，荷兰人的东来，于是台湾的淡水、鸡笼也成为福建海商活动的一个据点。

海滨之民，惟利自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

日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红毛业据之，以为窟穴。

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持货私至鸡笼、淡水之间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

其在海外，则东西两洋，无远弗届。

早在明代初年，沿海居民即有私往琉球、真腊、暹罗诸地贸易，郑和的下西洋，闽商随行者，亦颇不少。

宣德八年（1433年），漳民即多私通外国。

后之正德、景泰两朝，政府对于福建地方官吏曾屡颁严令，禁约居民不得下海通番；

然而这禁令是无法抵挡正在成长中的经济的暗流的。

于是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乘巨舰，贸易海外。

据外人的记录，在葡萄牙人未来满刺加之前，每年有从漳州来的商船四艘，运载金银生丝，换回印度的产物。

②于是到了嘉靖时代，“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诸国，通易货物”。

③据柯乔说，他们“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

这都可以见到福建海商的活动区域已是相当广大。

但是为正确地了解明代福建海商的活动，洋船的船数，以及他们航行的地点，兹拟依据许孚远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海禁条约行分守漳南道移，关于岁限八十八只船的航行地点，述之如下。

①[清]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福建六·

郭造卿防闽山寇议》。

②[日]小叶田淳：

《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的研究》，日本评论社1939年。

③[清]顾炎武：

④[明]许孚远：

《敬和堂集》卷七《公移》。

兹据小叶田淳的《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的研究》（日本评论社1939年）转引。

东洋

吕宋，一六只

屋月、沙瑶、玳瑁、宿雾、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二只；

磨荖英、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咨、岸塘、吕蓬，各一只。

计四四只。

西洋

下港、暹罗、旧港、交阯，各四只。

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三只。

马六甲、顺化，各二只。

大泥、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文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宁、陆坤，各一只。

计四四只。

合计八十八只。

其他的鸡笼、淡水，则给广东、福宁州、浙江北港的捕鱼船同样的文引，岁四、五只或七、八只不等。

嗣巡抚许孚远复根据巡海道的呈请，于占城、交陆州等十二所各增加一只，合计一百只。

鸡笼、淡水以十只为准，然二十五年（1597年），据金学曾等的建议，东西洋引，合鸡笼、淡水并新加的占城、交阯州等共引一百七十张，更请增加二十张，亦得许可。

以上所说的船数，只是公开的材料。

其实，在嘉靖年间倭寇构乱之后，福建商船的远航日本、琉球各地的，并没有停止，且为数颇多，皆未见列入。

所以上表只能给我们以一个粗略的估计。

虽然如此，我们还可进而看看明代福建海商最活跃而人数最多的，究竟在哪些地方。

就中，在东洋方面，首屈一指的，自为吕宋。

何乔远与张燮皆有同样的报道。

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日涧内。

其久贾以数万。

华人皆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

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

按两书的记载，均以吕宋华商有数万人之多。

其中，大部分实为闽人。

这般商人，早在西班牙人未到达吕宋岛以前，即已年年运来生丝、陶瓷等商品，与土人相贸易。

自我们殖民地的北方，即自当地的东北不大远的地方，有称为吕宋及明多罗岛（Vindoro）。

同地每年有中国人及日本人来此交易。

他们运来生丝、羊毛、钟、陶瓷器、香料、锡、色木绵布及其他的小杂货。

当归航时，他们则输出金和腊。

这两岛的住民，为摩洛人（Moro）。

他们购入中国人及日本人所运来的货物，因而转贩于群岛中。

迨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以其屡向中国要求通商不得，于是中国商人群趋吕宋为互市之地。

以去者日多，西班牙的殖民政府为便于管理，遂于其地成立有特定的华侨住区，名日涧内。

按涧内一辞，依日本人的研究，④约当西班牙语的Arciria，其义为生丝市场。

十六世纪时，漳、泉的商船，每年至少有三四十只停泊于马尼拉，运来各种生丝及丝织物。

这个地方生丝市场会这样地发达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即自倭寇之乱，中日商人乃利用吕宋作为中介贸易地，所以日商率往吕宋转贩生丝。

这一个事实，徐光启和茅瑞征都有同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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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藏·

王享记》。

②[明]张燮：

《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

③[日]岩生成一：

《南洋日本町的盛衰》，《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第五辑。

④[日]箭内健次：

《关于马尼拉的华商住区》，《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第四辑。

我边海亦真实戒严，无敢通倭者。

既有之亦眇少商贩，不足给其国用。

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

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

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

……而市物又少，价时时腾贵，湖丝有每厅价至五两者。

吕宋国在东洋中，国甚小。

……其地去漳近，故多贾舶，今附香山濠镜澳贸易。

而中国通倭者，率阑入吕宋以为常。

所以漳州年年舶载生丝于马尼拉，而转卖于日本。

③我们还晓得，吕宋的中国生丝市场，有一回为了日商的抢购，曾掀起很大的风潮。

④中国的生丝，在当时不仅为日本商人所欢迎，同时，西班牙人、吕宋人也同样地欢迎。

西班牙人并曾以之转售于墨西哥。

由于中国生丝在吕宋有广大的市场，刚好吕宋“地无他产”，他们均系以银来购买。

东洋中有吕宋，其地无他产，番人率用银钱（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易货。

同时，海澄的洋税，对于由吕宋回航的商船，特别课以加增饷。

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

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诸商苦之。

万历十八年（1590年），量减至百二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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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李林编：

《徐文定公集》卷三《海防迂说》。

②[明]茅瑞征：

《皇明象胥录》卷五《吕宋》。

③[日]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