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桃坊研究员访谈录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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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把《唐诗三百首》里的律诗注出韵部来。

我注了几十首后，不看《诗韵》就知道某个字属于哪个韵部了。

通过这些训练，我一下子懂韵部了，也懂平仄了。

他从不指定我读哪本书，我想读哪本他就讲一下。

半年之中，我学完了“四书”，还泛读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庄子》、《左传》、《周易》等。

他的书架上只有三套书：

《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是笔记，还有一部《八贤手札》。

我通过读它们，慢慢扩大了视野。

书房隔壁是祠堂，住着一位大学生，是刘先生本家。

他每天早上做农活回来后，就在祠堂里高声吟诵诗歌和古文。

他吟诵得很好，我由此学会了诗文吟诵。

那时，我想读一本能够指导我进入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书，但总是失望。

杲新先生劝我只要精读一本就行了，可我不懂，所以并不满足。

但他使我产生了读书的兴趣，引起我对知识的渴求。

我从此把世俗的东西看得很轻，自然产生了一种朦胧而高远的学术追求。

作为老师来说，做到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他是我平生最敬重的师尊。

1950年秋回农村，我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当青年组长、文教委员，积极得很，也接受了新思想。

汤君看来您很早就萌发了做人文学术研究的志向。

谢桃坊1954年我转到小学教历史和语文。

那段时间我集中吸收新文化知识，自修文艺理论、史学、逻辑学和哲学，还喜欢写新诗和小说。

我们那个年代接触的都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

即便是现在，有时我还要翻一翻。

那时读得很杂，都是自学，写笔记，写要点。

晚上，其他老师都去驷马桥吃酒、吃面，我就读书。

1956年报考大学，我成绩比较好，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梦想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家。

为此，我制定了非常宏大的阅读计划，从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到中外交通史、中国思想史、文献学、诗律学等等都有，想以此奠定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学年，把《周易》、《老子》一直到《宋元学案》、王夫之、廖平等这条线索拉通。

《诸子集成》、“前四史”、“十三经”都通读了，还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中国丛书综录》抄了很多，足足有一本。

经过较为系统的自学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哲学。

雪格诺夫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和何兆清的《科学思想概论》，使我获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哲学知识。

我半懂不懂地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费希特、康德、休谟等人的哲学著作，感觉还是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收获更多些。

因为读得并不太懂，我主要是接受其中的一些个别论点，摘抄成卡片。

比如马克思说：

“本质就是对事物的假设。

”列宁说：

“常识等于一个时代的偏见。

”这些论断，初听会令人惊奇，但确实很有道理。

汤君后来您的兴趣又是怎么转到文学和文艺学方面的？

谢桃坊我因为喜爱哲学，所以相对容易接受和理解文艺理论，这成为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基础。

我们那一代人很喜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方面修养不够，始终无法在理论上深入下去。

理论其实是一种修养。

每个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学理，你要把它谈得很透，这就要靠理论修养。

学术研究不是引用或采用东方、西方某一种学说、某一种理论就可以了，那样做其实很平庸。

不管是采用结构主义也好，接受美学也好，还有心理分析或者意识流、存在主义、系统论、信息论等等，仅从某一种理论出发，都容易走向片面。

1957年我成了“右派”，被定性为情节较轻、态度较好、留校学习的那种，但是从此成为另类，被同学监管，没有言论、行动的自由。

我纯朴而幼稚的政治信仰被无情的现实粉碎，想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志向也变得荒唐、可笑。

1958年以后，在极其痛苦的反思中，我想走纯学术道路，想找一个专业，既能满足我的理性需要，又能满足我的感性需要。

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赵幼文先生在通信中鼓励了我对宋词的喜爱，所以我从此决定研究宋词。

我考入大学的那年，吴则虞先生刚刚从西师调到中国科学院。

他是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的，词学造诣也非常高。

我发现学校《四部备要》中有他批的清真词，他编的《词的知识》我也摘录了很多。

他给西师买了很多词学书籍，我都看过，基本上读完了那阵子能够见到的各种词学书籍，分类做了笔记。

同时还泛读了能够见到的各种书籍，包括敦煌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催眠术等等。

后来我体会到，年轻时的泛观博览相当好，这种自学过程就是杜甫说的“转益多师是汝师”。

读那些学术著作时，我主要留意人家的思想是如何表达的，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思想，他们怎样研究问题的，采用了什么方法，基本学术观点是什么，哪些我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

汤君那时您在西师还能上课吗？

有没有得到过老师的系统指导？

谢桃坊对于我们“右派”学生而言，课堂学习时断时续。

我不愿意接近老师，怕给老师带来政治上的灾害。

其实当时西师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比如李景白先生讲《诗经》，一字一句讲得很透。

荀运昌先生是陕北人，讲汉、魏、六朝文学，口音不是很习惯，但讲得具体、实在。

徐无闻先生最有才气，讲课天马行空，板书也写得好。

林昭德先生曾经参加过川剧改良，宋词、元杂剧、元散曲都讲得好，这对我以后研究市民文学有影响。

刘兆吉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他讲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很细腻。

潘仁斋先生声音大，思路清晰，把文学理论驾驭得很好。

吴宓先生讲外国文学，从国家的概况、语言、典籍，然后再说到重要作家、作品，分析得很具体。

因为他的精彩讲授，我们外国文学学得相当好。

受他影响，我几乎把西方主要的古典小说读完了。

比如《巴黎圣母院》，吴先生说：

“它就表现为对人性的追求，发掘人性当中最好的东西。

”我的一个老同学还保存着他那时的讲义，近来送给我了，很宝贵。

那时我没钱买讲义，连理发的钱都没有，有时去捡废纸卖几角钱补贴生活。

过日子主要靠成都一个朋友，每个月在信封里夹一元钱寄给我。

课堂学习让我学会了很多技能，知识也掌握得比较扎实。

我个人因为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基本上以自学为主，没有特别的师承。

我没有读过中学，大学以后还经历了二十年的苦难日子，其间当了十五年农民，被监督劳动。

1980年参加中国社科院考试，被以助理研究员录取。

此后我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应该说治学道路走上了正轨。

我的治学完全是按照自己意愿做，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参加任何集体项目，不申请任何课题，保持独立和自由，也不参加单位的人事纠纷和派系斗争，按照自己的路子一直走到了今天。

二、词学之路

汤君早年您从事词学研究，第一篇论文是怎么写成的呢？

谢桃坊我初到社科院，进入了学术界，一切都比较陌生，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就必须选择一个人家研究得很少或者没有研究过的课题。

我的第一篇词学论文，是到四川社科院来之前就早已写好了的《宋代民间词论略》，后来在《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了，又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1983年，我接连在《文学遗产》发表了《略谈梦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在《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季刊发表了《张炎词论略》，又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宋代歌妓考略》。

这三篇文章很重要，我一下子就成名了。

汤君在《张炎词论略》中，您基本上对张炎词进行了重新评价，此文不仅很快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后来还获得了“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这段时期，您对宋词的研究着力于哪些词人？

谢桃坊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兴起“拨乱反正”思潮，我和词学界师友们正逢其时。

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仅肯定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豪放派词人，认为他们体现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宋词发展的主流，而婉约词派则被看作是脱离现实的逆流。

我于是着重论述了柳永、晏殊、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和张炎等婉约词在宋词发展中的意义，阐发了他们词中积极的进步的和爱国的思想，重新恢复他们在词史上的地位。

汤君您的《宋词概论》集中还原了这些词人的本来面目。

谢桃坊我们对词人的研究，必须要找到所存在的学术问题。

比如对晏殊的研究，古代的词论一般乐见其“仍步温韦”、“不减延巳”的继承的一面，而现当代学术界或认为他是“理性的诗人”，或称他有“旷达的抱负”，或者以哲理解其词作。

其实，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很难反映出晏殊词作复杂多样的面貌。

晏殊词的艺术性高于思想性，间接歌颂了北宋的太平盛世，故被宋人称为“温润秀洁”的“本朝之冠”。

再如柳永，建国以来他的词基本上都是被否定的。

我肯定其通俗歌词的作者身份，那么其词的意义也就更加突出了。

他是北宋初期经济繁荣与文化高涨时期，市民阶层兴起之时和新体音乐文学词体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涌现的新思潮之代表人物，是北宋初期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再如欧阳修，因“盗甥”而入狱案，其《琴趣外篇》中的七十余首艳词是否为他的作品，古今论者均有争议。

这两个疑案关系着欧公的思想品格和词史评价。

我从版本角度全面考察欧词，发现其《琴趣外篇》中自作词约占半数，同时的确收入了他人之作。

欧公编撰时新的歌词集以供家妓或歌妓演唱，这在当时是士大夫的雅好风尚。

其所收集的那些色情词作，后来成为政敌们攻击庆历革新和诗文革新运动时诬蔑他“盗甥”的工具。

前期欧词风格婉约，与晏殊词一起开宋文人词婉约传统；

后期以诗为词，旷放疏宕，为苏轼词体革新的先导。

又如周邦彦，他是北宋后期文化低潮中的典型文人清客，有过依附政治势力以求仕进的献赋活动。

其词内容不涉时势和重要社会题材，多书写退避感伤的怀旧和羁旅情怀，多淡漠、消闲、赏玩、厌倦的情愫，如果牵强附会地将男欢女爱一类的词看成屈原香草美人之意，刻意搜寻其政治寓意，不仅不符合词的原意，也完全违反了北宋词人的习惯。

周词标志着宋词艺术技巧的成熟，对南宋词的发展影响巨大。

汤君您对南宋词人的考察，似乎特别注重词人的个性？

谢桃坊也不尽然，还是要结合他们的时代和生平讨论。

比如姜夔，其前期词追求一种高逸潇洒、密致工巧之美，间接反映了南宋中期以来很大一部分江湖文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

其后期词则过于效仿稼轩词而丧失了个性，也把宋词引向了衰亡。

再如王沂孙，发展了姜夔词以来的雅化倾向，旨在表现“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缠绵深厚的爱国情怀。

其咏物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民族的气节和尊严，但也把南宋词发展中的雅与俗的矛盾推向不可调和的境地，标志着词体随着宋亡而衰微的必然命运。

张炎在宋末词体衰竭的时代企图集各家之长，追求不艳不俗的雅致格调和温柔敦厚的真挚，内容上充满黍离之悲、江南之恋和落魄之愁，故形成清空深婉而避空滑浅薄的风格。

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词学专著《词论》，集婉约词之大成，在宋元之际仍不愧为成就最卓著的词人，是宋代最后一位词人，也是宋词的光辉的终结者。

汤君《宋词概论》里，您详细论述了宋代的十多位名家。

您是怎样确定评选标准的呢？

谢桃坊这的确很麻烦。

我确定了两个原则：

第一，他有没有独创性；

第二，他在宋词发展史中是不是有着重大意义。

我选择了十二家：

北宋的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南宋的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

鉴于过去一些文学史仅仅粗略介绍些知识，我在全面阅读词人作品的基础上，侧重发掘词家很有思想价值的东西，所以有一定新意。

汤君您的《中国词学史》一书，可称词学界的第一部开创性的专史，它的体系是怎样架构的？

谢桃坊我转向词学史的研究，是想对词学理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末，我接受龙榆生和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观念，系统地和较全面地考察了词学理论、词史研究、词学批评、词体研究、词学文献整理的历史，初步建立了词学史的体系。

词体成为一种民族的音乐文学样式，它的兴起应该是在盛唐时期。

敦煌文献中以《云谣集》为代表的盛唐和中唐时期的律化长短句即是这种新体音乐文学形式，它们标志着词体的兴起。

西蜀词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是中国的第一篇词学文献，它在词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从此，“词为艳科”及“遣兴娱宾”功能成为稳固的传统观念，所以词体在两宋基本保持了民间俚俗的形态，最多被尊称为“诗余”。

宋人使“词律”为诸种音乐文学和诗体中的“别是一家”，他们将词乐定性为“胡乐”，把词体起源的时间上限定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下限定在唐末，并认为文人“依声制词”为词体兴起之内因。

李清照的《词论》产生在北宋后期，受了时代流行的纯艺术论影响，基本立足于婉约词的立场，故其概括和提出了词体艺术规范，如讲究音律、铺叙、典重、情致等。

这虽有合理性，但难免片面极端，也未能解决词体艺术形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既否定词体改革，也无新的出路，最终不得不回到“艳科”和“小道”的旧轨道上来。

汤君您的这部词学史，特别注意前代词学家对词韵、词谱和格律的总结、研究。

谢桃坊朱敦儒曾应制拟词韵十六条，列入声四部，但宋人无载，后世无传。

我受夏承焘先生启发，将其《樵歌》中的二百四十六首词的用韵加以归纳，恰可复原其十六条词韵。

将之与宋以来的《礼部韵略》和清戈载的《词林正韵》相较，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宋词用韵的真实重现，体现了宋人以口语叶韵的习惯，表现出词韵和诗韵的区别，为我们解决词韵分部、三系阳声韵和入声韵等词学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

明代张綖的《诗余图谱》，创白圈标平声、黑圈标仄声，半黑半白圈标可平可仄之声，并示前后阕、句数、韵数、字数以及范词一首，标明作者，供填词者使用；

分词的风格为婉约、豪放二体，而以婉约为正。

清康熙年间浙西词派崛起，词体复兴，“词学”名称亦得到确认，词体也完成了由音乐文学到纯文学的转变。

康熙二十六年刊行的万树的《词律》共收词调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体，以调的字数多少排序，每调内注明异名和字数，每调内各体亦注明字数。

每调与每体各选一范例，旁注韵、句、豆，于词字可平可仄者旁注明，未注明者则依原词字之平仄。

每调和每体后间有详尽的说明与考校。

此法避免了图谱的先图后词不相连接的毛病，也避免了黑白圈法易出现讹误的通病。

万树的《词律发凡》有助于清词的创作实践和词学复兴，标志着明代以来词律研究的最高成就。

汤君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您非常注意辩证地看待清代词学家词论和词集的学术意义。

谢桃坊清代词学家们的创作、词论和词集整理工作非常卓越。

嘉庆年间张惠言《词选》问世，论词注重发掘词的“微言大义”，在词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常州词派的兴起。

其理论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都占据了词学界的主流。

周济的《词辨》论词重“寄托”，认为“词亦有史”。

其对词的“尊体”是针对具体作品而言的，完全摒弃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教说。

他指示的作词途径也是逆序的：

“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这个途径比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要广阔得多，且调和了南、北宋词的严格分野，是近代词学史上第一个最有成就的词学理论家。

刘熙载论词没有宗派偏见，惟强调词品和人品的关系，主张“儒雅之内，自有风流”，要求作品能够完全体现作家的思想品格。

其“词品说”力图纠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理论缺陷和失误，对苏轼、辛弃疾等词人给予最高评价，全面肯定了豪放词的地位，在近代词史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陈廷焯的《词则》，阐明词体源流、正变观念，由浙西词派转向常州词派，以“沉郁”为词旨，再将常州派理论推向高峰。

清末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四家，既是词人也是词学家，他们摆脱了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以编选词集、指示学词途径而论词学的局限，在更严格的传统学术意义上作研究。

汤君在现代词学研究部分，您重点标举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胡云翼、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圭璋七家，这是为什么呢？

谢桃坊这七家对当代词学研究的启发和影响尤为深远重大。

王国维以宋词为宋朝的时代文学，其《人间词话》以佛家观念、西方美学思想与我国文学固有材料相参证而形成“境界”说，改变了词话固有的“助闲谈”、“资考证”的性质，建立文学批评的新理论体系，体现了中、西学术化合的特质。

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是梁启超。

他对宋词有很全面的认识，尤能以社会批评的方式肯定辛弃疾及宋代豪放词的深刻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

他吸收了西方科学的实证方法，使词学脱离了旧的考据模式，为现代词学开辟了新路。

“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位以文本分析、实证和美学等先进方法与白话表述方式研究词并奠定现代词学研究基础的是胡适。

他继承王国维时代文学的观念，进一步认为词体是“活文学”、“白话文学”，这就发现了词体对于新文化建设的新价值，真正达到了“尊体”的目的。

胡云翼认为宋词不惟是“时代的文学”，也是“音乐的文学”，此观点遂为词学界所接受，并在20世纪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

他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略》等是词学史上最早系统研究宋词历史的论著，首次提出“词为艳科”的观念，初步建构了词史的规模，充分肯定了豪放词的历史地位，反映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文革”前夕的学术思潮主流，完成了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重建了现代词学理论基础。

现代词学“三大家”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圭璋，他们的治学方法和研究重点各有不同，但恰能互补，合力推动了词学的发展，至今沾溉学界。

龙榆生主要着力探讨词学内部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其主编的《词学季刊》虽仅三年，但影响巨大。

夏承焘被公认为现代词学的“一代词宗”，在词人事迹考证、宋词音谱研究、唐宋词声律研究和宋词作家评论等方面都有很高建树。

唐圭璋堪称现代词学大师，他以五十年的心力完成了《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著作的编纂，在词学文献的编辑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汤君您的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词学史现已出了第3版。

后来，您又走向词律、词谱等尖端、艰深问题的研究。

谢桃坊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词体格律的研究。

这种研究兴起于明代，至清代初年《词律》和《词谱》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82问世后，词体格律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了，然而仍存在一些艰深和繁琐的问题，例如词的定体、词调的规范、词调的分类、别体的处理、词韵的标准、《词律》和《词谱》存在的错误等。

若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便不可能编订一部标准的词谱以供词学研究者和现代填词者使用。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词体起源于何时，不能将词体与古代杂言诗、乐府诗、唐代声诗、唐宋大曲和元曲相区别，不能确定唐宋词有多少词调，不能制定通行的词韵和标准的词谱，我们研究词学便缺乏规范。

我对上述难题做了艰苦探索，主要论文收在《词学辨》之中，又于2010年整理出《唐宋词谱粹编》，2013年出版了《唐宋词谱校正》，尝试重建词体规范。

我期望由词体规范的重建来推动词学的进展。

老友洛地先生最近不幸下世了，而引导我研究词体并取得成功的恰是他的律词观念，但我不认同他关于词体构成的见解。

我认为关于词体，有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以词从乐”，可从音乐文学的角度将词体与其他音乐文学区别；

一是“以调定律”，可以切实理解律词的观念。

汤君这对于现代词学研究非常重要。

您的这类论著还着重解决了人们最渴望了解但又最不易弄清楚的宋词的艺术特征、演唱情况、音乐文学性质、是否存在流派以及唐宋词的定体、歌妓与宋词的传播、词是否为艳科等理论问题。

谢桃坊我自己比较乐于对前辈词学家所做的不集中、不完善或于历史事实和词学理论上有缺陷的地方重新做论证和考述。

比如，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时代文学，那么它的独特艺术特征究竟是什么？

两万首词作各具个性，它们的主流特质是什么？

我从宋词作品、宋人笔记杂书、词学文献及出土文物的考察中大略检出其大概情形：

词的演唱已经成为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朝廷和官署的大合乐，中至士大夫和贵族家庭宴乐，下至瓦肆、茶舍、酒楼、歌馆等小唱，均重色艺俱佳、软美清圆的女音。

宋代民间艺人甚至以口诀的方式总结歌法来传习经验。

宋词的音乐特质是什么？

我系统考察了盛唐以来格律化的新体燕乐长短句歌辞后认为，宋词中的胡乐成分基本丧失，它结合的是燕乐系统的民间新声，它把燕乐完全华化了。

宋人是依声制词的，由此创造出了真正的律词。

词体是如何产生的呢？

宋人认为隋唐外来的胡乐在开元之后盛行，相应的就产生了长短句歌辞，宋人“依声制词”和“别是一家”的词体起源说，在敦煌曲子词这种标准的律词出土之后完全得到证实。

唐宋词的定体当以律词的出现为标志。

宋词是否可以简单地分为豪放和婉约两个流派呢？

我以为，宋词并未出现过真正的流派，所谓“流派”的分类，其实是将这个概念简单化和扩大化了。

词是否算“艳科”？

这个问题对讨论词的体性、宋词的价值及词学史上的正宗、别调之争都非常有意义。

宋人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词为艳科”。

词以艳丽为本色，或以婉约为正宗，这是词史的事实。

词体的艳丽表现了词人某种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追求情感自由的本质力量，这是其成为时代文学、引起读者共鸣的奥秘所在。

汤君这些问题颇为艰深，但您的论述又总是饶有趣味。

从对宋词作家个案的研究，到对词学史的研究，进而探讨词学理论，再到对词谱的整理，您的词学研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

谢桃坊我实现了研究宋词的初衷，我的宋词研究基本上圆满结束了。

从此我再也不想写词学论著了，因为确实很累。

三、“三支插曲”

汤君研究词学期间，您还完成了其他三部专著，您把它们形容为“三支插曲”，可以介绍一下吗？

谢桃坊这三支插曲，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因为学术转移而完成的。

第一支插曲是《苏轼诗研究》。

关于苏轼的评价，建国以来基本上把他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

新时期刚刚到来，四川成立了苏轼研究学会。

我发现，关于苏轼诗歌的研究，还没有一部学术专著。

可是要把苏轼二千七百多首诗看作一个艺术体系，整体去把握便很不容易。

其实在苏轼的著作中，表现他思想与情感最真实和最深刻的是诗歌，它突出的主题是以随遇而安、处逆为顺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同险恶的政治环境相斗争。

他富于理性和智慧，展示了丰富的人格，体现了自北宋以来中华民族的一种新的文化性格。

我写得比较薄弱的是苏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草率了一些。

且遗憾的是，这本书应该写苏轼的诗学思想，但当时忽略了。

最近我完成了一篇文章《苏轼诗学思想的意义》，算是把这个缺憾弥补起来了。

但总体上说，也算是第一本关于苏轼诗研究的著作吧。

汤君我记得您撰写《敦煌文化寻绎》的那个夏天，您狭小的客厅里摆了一把椅子，上面堆了几十本敦煌学著作。

您对我说：

“嗯，别看这是一部通俗的小书，要把它写好，还真不容易，得全力以赴！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很受教育！

谢桃坊那是偶然的插曲。

2006年夏季，有一天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去，与编辑王华光闲谈。

他恰好在编一套《失落文明》丛书，我们就谈到敦煌文化也是失落的文明。

没有多久，他就约我写这本书，说你对敦煌学有客观的看法，而且这书是比较通俗的，找你来写最合适。

我就答应了。

在这部书里，我想重点介绍敦煌的文献，其中除了一大半佛经外，其他文献也很宝贵。

这些敦煌文献藏在莫高窟，谁藏的？

是什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