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演化为产业集聚形式的条件选择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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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就几个概念给予界定,以使后文的分析更加清晰明了。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将业化产业区(SpecializedIndustrialDistrictsSIDS)、产业集聚或者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相提并论,然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的视角下,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本文第二部分笔者就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来分析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问题。
1、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
意大利学者贝卡蒂尼(Becattini,1991)将产业区定义为同业工人及其企业簇群在特定地域内大规模自然地、历史地形成为特征的地域性社会实体。
贝安奇(Bianchi,1993)则认为产业区是一个企业与区域性机构组成的系统。
巴格拉等(Bagellaetal.,2000)认为产业区是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受共同的社会规范约束、相互之间充满正负两种溢出的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位置区域内高度集中形成的企业网络。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专业化的产业区必须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一是区域性,即专业化产业区必须锁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而不是分散的;
另一个是聚集性,即有大量的生产同一种类产品的企业聚集在特定的区域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而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则是指专业化产业区的生产主要依赖于某一种特定区域内的特殊资源禀赋,特殊的资源禀赋在带来资源约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起了大量企业的聚集。
可以说除了区域性、聚集性之外,还有一种资源的依赖性。
从广义上讲,这种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三大类(傅允生,2005)。
而本文笔者在下文所要探讨的主要侧重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专业化产业区。
2、产业集聚(产业集群)
国内外有些学者视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为两个概念,也有人将其等名之,在本文中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主要探讨的是专业化产业区,而此部分主要是将这一概念与专业化产业区相比较),笔者将二者视为一个概念,以下使用产业集聚这一概念。
克鲁格曼(1991)认为产业集聚是建立在递增收益和简单的金钱外部性基础上的集聚和产业活动的集中;
Arthue(1998)认为,当假设递增收益,历史的积累或路径依赖和区位的“锁定”时,产业活动可能的结果是地方化集聚;
而波特(2002)给产业集聚了一个定义,认为它是指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的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现象;
我国学者王今(2004)认为产业集聚是一种区域组织形式,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若干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现象。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产业集聚除了专业化产业区三个最基本的特征:
区域性、集聚性、一定的资源依赖性之外,还有更强的柔性分工协作体系以及丰富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
3、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是产业集聚的初级形态,而后者是前者发展的逻辑方向。
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更强调对于某一种特定资源的依赖,其区域内企业之间生产的往往只是同一种类的产品,产品有很强的同质性。
区域内企业之间的聚集是一种简单的拼盘,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
并且其产业链条较为单一或者其他的产业链相当薄弱。
而产业集聚更像是一种中间组织,区域内有众多的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相互需求的关系。
企业之间形成高度专业化分工,彼此相互依赖。
而且他们在区域内部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与溢出效应。
而本文所说的质的飞跃也就是如何从简单的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演化至高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
三、理论回顾
关于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理论,国外初期的主要有马歇尔(1920)的外部性、韦伯(1929)的因素聚集、克鲁格曼(1991)的收益递增和自组织以及MagnusHolman(1998)的专利作用和AldoRomano(2001)的组织接近等。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范畴,与本文的研究范畴有所不同。
国内学者傅允生(2005)认为,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主要缘于地域资源禀赋,即地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效应。
与特定的地域资源及其配置方式相联系,具有多因素综合与多样性特征。
进而将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分为了3个方面:
(1)自然资源条件下的专业化产业区,即其地域自然资源禀赋与地方产业发展指向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地方产业聚集的初始条件;
(2)人力资源禀赋条件下的专业化产业区,即地域人力资源禀赋在产业聚集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并指出这种地域人力资源禀赋主要是指地方企业家群体与专业劳动力群体;
(3)社会资源禀赋下的专业化产业区。
即被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在诱发产业区生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最终,他将专业化产区的生成理论以函数的形式表达了出来,Z=F(D),D=f(y1,y2,y3)其中Z为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D为地域资源禀赋,y1为自然资源,y2为人力资源,y3为社会资源。
而郑亚莉(2003)认为专业化产业区生成的根本原因涉及到原始生产组织的各种行为,主要分为原发型专业化产业区和嵌入型专业化产业区。
原发型主要强调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对于区域内资源的原始依赖,更侧重其形成的自发特点。
而嵌入式则主要强调专业化产业区形成的外部力量,更侧重于外力(如政府规划)的推动作用。
金祥荣,朱希伟(2002)却认为专业化产业区兴起的历史逻辑为产业特定要素的空间聚集,将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生成看成是该产业的专业化产业区兴起的历史起点。
并且他们将这些特殊的生产要素分为产业特定知识,技术工匠与产业氛围。
关于专业化产业区的演化理论,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路径选择。
傅允生(2005)认为专业化产业区的演化层次与逻辑关系为:
地域资源禀赋为第一层面;
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为第二层面,专业化产业区为第三层面。
层面间具有层次递进与层面互动关系。
郑亚莉(2003)则通过演化经济学“变异——选择——保持”的演化框架,企业与小生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理论揭示了生产组织与环境之间相互学习的作用机制(生产组织——市场——消费者)是原发型专业化产业区脱离原始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而金祥荣与朱希伟(2002)的研究却表明专业化产业区起源于某些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发育、集聚形成浓厚的产业氛围,在外部环境发生有利于其扩张的变动时,经济主体取得组建企业这一合作性组织的进入权和市场规模扩大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兴起并逐渐壮大起来。
在这一框架内经过数理的分析得出某产业的产业特定性要素大规模的空间集聚使该产业得以竞争到有限的重叠性要素,从而抑制“窒息”与之竞争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该产业的发展,又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以该产业为中心的配套产业生产体系,推动产业的横向扩张以致形成一个强大的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超细密分工协作体系。
四、国内现有专业化产业区发展的比较分析
在这一部分笔者选取了我国三个典型的专业化产业区作一比较分析,这些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有自然资源禀赋型的,也有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禀赋型的;
有原发型的,也有嵌入型的。
通过其发展过程中的横向比较分析,我们试图找出其成功或者失败的因素,以此给中国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找出一些现实的症状分析。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选取了浙江温州的制鞋专业化产业区、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专业化产业区、陕西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三个案例。
(1)浙江温州制鞋业专业化产业区
温州的制鞋也源远流长,民间制鞋技艺成形可追溯到南宋时代。
南宋温州就已有皮鞋业“专业户”。
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很多皮靴专业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温州城出现了皮鞋街,有皮鞋业70多家(郑亚莉,200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温州鞋已遍及大江南北,远销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各国。
到1980年,温州市区有制鞋企业43家,从业人员103人,均为个人作坊。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制鞋企业的大量聚集是这种专业化产业区形成的直接动力。
根据上述理论,此时的这一产业区是一种依托人力资源禀赋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人力资源禀赋型的专业化产业区,其具备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的特征,尚处于一种简单的状态,没有相对完善的分工协作体系,生产组织单一,以手工作坊为主,也没有相关的产业和配套设施的支持,而且产品结构单一。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放宽,温州市抓住这一机遇在政策制度和市场规范上加紧了改革。
(如1989年的温州鹿城对鞋业的全面整顿,1994年温州市颁布的《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等)改善和拓宽了与外界进行交流互动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
使其产业的发展摆脱了对于特定人力资源的依赖,自然资源(皮革)从产地的流入,社会网络资源的培育使得温州制鞋产业区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生产企业数量增加,销售量也与日俱增。
(2003年鞋类产品产值达到263亿元,温州鞋革行业的外贸增长幅度在全市各行业中排名首位。
近几年来温州市更有“中国鞋都”之称,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外部经济规律开始产生了作用,与此产业前后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也不断进入,整个区域内制鞋产业集聚效应开始发挥,形成了六大优势和特点:
一是实力突出的产业规模,二是完善配套的协作体系,三是高度集聚的品牌群体,四是四通八达的营销网络,五是深厚浓郁的鞋业文化,六是独特超前的区域经济(温州鞋革会,2002)。
从以上温州鞋业从人力资源禀赋为特征的专业化产业区向制鞋业产业集聚成功演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质的飞跃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产业区的发展并没有单单停留在依赖其起源的单一人力资源禀赋,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不是其区域内特有的资源如自然资源(皮革)和社会资源(与外界社会网络的延伸)等流入,进而保证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其次一系列的制度体制保障使得三大资源之间产生互动,从而使生产组织与环境之间产生了相互学习的作用机制,引进更多的产业链条,产业集聚的外部溢出效应得到了发挥,从而使整个产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路径。
(2)北京中关村科技专业化产业区
中关村科技专业化产业区属于典型的嵌入型产业区。
1949年以前中关村还是一个自然村落。
1952年中科院确定了以中关村院址的规划,中关村被划进了中国科学院建设蓝图的范围内,进入初期建设时期。
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大潮直接激发了中国最大的高智力密集区北京中关村。
1980年10月23日,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成立,开始了高技术企业雏形的发展。
1983年1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高技术企业的积极探索,这样在政策的支持与体制的推进下,中关村地区民营科技企业如科海(1983)、京海(1983)、四通(1984)、信通(1984)等先后建立。
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开发性公司已近100家,形成了闻名中外的,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至此中关村高科技专业化产业区形成,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产业集聚,实现了质的飞跃。
尤其是自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
仅4年时间试验区企业有148家急剧增加到1300余家,年度工贸总收入由7亿元增加到37亿元,年出口创汇有300万美元增到4500万美元。
随后随着《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1995)、《关于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若干规定》(1998)、《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1999)、尤其是《关于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的请示》被国务院正式批复后,中关村(已改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各产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外部性更加明显,近几年,虽然IT行业的发展不如当年,但中关村的产业集聚效应一直使中关村保持着中国高科技第一村的称号,是其他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典范。
从以上中关村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关村的整个发展完全是一种外力推动型的,借助于中央府第的地理优势,中关村的每一步发展都与中央的各种决定颁布和制度改革息息相关。
是政策让中关村有了众多高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源禀赋,也是政策以及中科院等科研机构的扶植使中关村有了宽广而坚实的社会资源禀赋,从而在不断改进的体制变革中,中关村的各项资源禀赋互相协作,在各种外生因素的推动下逐步地进入了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式发展,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嵌入式的产业集聚的案例。
正如一位中关村领导所言:
中关村发展的勃勃生机要得益于国务院不断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
(3)陕西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
陕西蓝田玉石生产销售有着悠久的历史,迄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以蓝田县所蕴藏的丰富的玉石这一资源禀赋出发,大力发展玉石开采加工产业,逐渐形成了该县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
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拥有了成熟的专业化玉石产业区。
但是通过此次的调查我们却发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蓝田的玉石专业化产业区依然没有实现向高级的产业集聚的演化,区域内各大厂商独立开采、加工、销售,专业化分工并不细,除玉石产业链条之外,其它产业链条薄弱,远没有形成规模。
且厂商与厂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其玉石市场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
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现状令人反思。
本文将在第五部分根据笔者实地调查的数据再作详细分析,这里就不累赘。
简单比较上述3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1:
专业化产业区的逻辑现实起点均起源于地域内独特的资源禀赋。
温州制鞋专业化产业区的人力资源禀赋,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中关村高科技专业化产业区的社会资源禀赋(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本身就构成了一定的社会资源)。
结论2:
实现专业化产业区向产业集聚形态演化的前提是摆脱单一资源禀赋的束缚,实现资源的多样化及其延伸。
成功的两个事例中,温州制鞋专业化产业区依托人力资源禀赋的优势拓宽了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范畴。
中关村更是借助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人力资源及拓宽了社会网络。
我们由此猜测:
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没有实现这一演化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摆脱对于单一资源的约束,其它资源并未在区域内形成规模。
结论3:
外生变量(主要指制度安排)在这一演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使各资源禀赋产生互动,进而相互作用,最终现实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温州市几次重大的全国首家改革为其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而中关村这一嵌入式的产业区更是离不开政策制度的推动。
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没有实现这一演化的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度的变革没有为其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外部条件。
结论4:
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禀赋型的专业化产业区较之自然资源禀赋的专业化产业区的演化路径及条件相对简单。
这是我们一个直观的猜测,因为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与前两个的明显区别为其所依赖的资源禀赋不一样。
五、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发展的现状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2006年4月9日,我们调查组一行二十多人深入蓝田县玉石加工厂和玉石一条街对蓝田玉石产业的发展做了访问式与问卷式的调研,访问玉石经销者100多家,一共完成问卷73份,经整理有效问卷67份。
较为祥尽真实地反映了蓝田玉石产业的概况。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对所搜集到的资料和访问式调研的结果加以结合整理,以此来作为蓝田玉石产业区发展的背景分析。
而对问卷式调研所得到的数据给予计量分析,以客观反映现状。
(一)产业背景
蓝田县地处关中平原与秦岭的结合部,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丰富。
闻名中外的蓝田玉主要分布在玉川、葛牌和焦岱等乡镇。
矿带长约10.5公里,宽10米,厚1—4米,探明的玉矿资源有1100万立方米。
玉石品种繁多,分为墨玉、白玉、黄玉、绿玉、青玉五大类,三个等级。
蓝田玉质地坚硬、光泽湿润、纹理细密,其特点五彩斑斓。
据记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到唐朝,蓝田玉开发达到鼎盛时期,玉石成为朝廷贡奉的主要贡品之一。
1986年蓝田县政府建立蓝田县玉石厂,用专用机械开采蓝田玉矿。
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该县就把玉石生产作为一项主导产业来抓。
之后蓝田县逐步成为玉石加工销售的集散地。
现在已形成了长坪路、迎宾路和向阳路三条玉石交易大街。
全县有玉石加工厂166个,玉石工艺品经营门店多达600余家,规模较大的有88家。
从业人数达20000余人,年营业额达1800万元,实现税金120多万。
2004年蓝田玉获得了地域保护证,蓝田玉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然而调查中我们却发现,区域内各大厂商独立开采,加工、销售,专业化分工并不精细,厂商与厂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其玉石销售市场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
各大厂商、销售商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而非合作关系。
除玉石产业链条之外,其它相关产业链条薄弱,远没有形成规模。
(二)数据分析
针对这一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一方面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以阐明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一些基本的现状;
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在不减少原始变量所反映的信息,不导致分析有复共线性、重叠、畸变等误差源出现的前提下,能够以较少的变量更高质量地反映所调查信息。
首先我们由图1可以看出,在玉石来源的分析中,本地玉石加工厂加工和自己加工合起来占了83%。
结合上述产业背景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推论1:
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是自然资源禀赋型的。
蓝田县丰富玉石矿藏的存在,使得该区域在发展玉石产业中具备了相应的资源供给与产品需求的条件,从而构成了地方产业集聚的初始条件。
这种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具有天然优势,它的生成带有自发型、普遍性与自组织性。
但同时玉石资源的存在在给其带来产业比较优势之外,也带来了一定的资源约束。
接下来我们对所有有效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见下表: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Sphericitysig.的值为0,所以原始数据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由以上因子载荷矩阵我们可以知道,问卷中的16个变量经过重新的组合变成了一组新的仅有7个因子的变量。
它们可以反映69.42%的问卷信息(见附表TotalVarianceExplained)。
因子1包含了5、6、12、13、15五个原始变量,分别是指决定玉石价格的因素、玉石店的总资产、政府在玉石产业的作用、玉石市场的规范与否、蓝田玉的竞争优势。
因子2包含了原始变量7,即平均销售额。
因子3包含了原始变量3和8,分别指店主对玉石产品的满意度以及对玉石产品销售情况的价值判断。
因子4包含了原始变量9,即销售的优劣势因素。
因子5包含了原始变量16,即影响蓝田玉的整体形象因素。
而因子6和因子7,其并没有重新组合原有的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我们重新组合到的因子变量并没有囊括所有的原始变量(比如1、2、4、10、11、14)。
但新的变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信息,以下我们就主要对因子1和5进行分析,以找出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没有成功演化为产业集聚的原因。
对于因子1,我们命名为玉石产业的市场制度因素因子。
它表明了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所依赖的最大因素是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而且二者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
推论2:
由因子1所反映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影响蓝田玉石专业化产业区发展的已不是资源的禀赋等自然条件,而外因即市场和制度因素成为了其进一步发展所亟待解决的约束。
蓝田县玉石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但长久的发展并没有使其实现专业化产业区向产业集聚的演化。
在调查中我们从当地生产商和销售商口中了解到的信息也从现实中证明了以上的数据分析。
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带来了特有性的资源禀赋,蓝田县玉石专业化产业区早以形成,但是大家长时期简单的聚集并没有带来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产业集聚。
众多的销售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概念,固守仅有的资源与历史文化优势(在蓝田玉石竞争优势的调查中“历史悠久”占了42%)。
在市场方面没有统一的经营组织,并且经营市场极不规范、以假乱真、以次充优、争抢生意、竞相压价的行为经常发生。
使得蓝田玉石销售商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遇,想提价以提升玉石的形象,但是却因为竞争者价格的相对低廉而造成销售情况不佳;
想以降价的形式提高自己的销售量,但长此以往整个蓝田玉石的销售市场会更加恶化。
本来产业政策以及市场的规范需要政府制度的支持,蓝田县政府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但目光短视的政策制度只是解决了一时的困境却没有带来根本性质的改变。
就像办起玉石雕刻技术的培训学校却没有使其充分与当地玉石加工、国内市场玉石雕刻的交流互动,终使其半途而废,现已倒闭。
还有曾轰动一时的“蓝田美食美玉节”,政府在牵头成功举办第一届的时候,将第二届交给了私人筹办,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对蓝田玉的推销功能,多有抱怨。
蓝田玉石曾在2004年获得地域保护的审批,但是政府并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将其与玉石产品的销售相结合,甚至竟有少部分经销者对此并不知道。
政府制度因素的滞后(政府对于玉石产业的作用调查中有60%的认为政府起了阻碍作用或者不起作用)使得市场的发育受到了影响,从而使得市场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制度解决的障碍也就越大,进而对于市场治理的积极性下降,形成一个恶性的简单循环,造成了蓝田玉石产业永远停留在自然资源禀赋型专业化产业区的阶段。
因子5单独将制约蓝田玉石整体形象因素的变量单独列出。
其中认为玉石加工技术因素的占到了47.8%,认为玉石销售品牌因素的占到了10.4%,认为政府政策引导因素的占到了19.4%,认为市场机制规范因素的占到了22.4%。
推论3:
蓝田玉石由专业化产业区演化到产业集聚的要素条件还不完善。
这是阻碍这一演化不能顺利进行的基础原因。
由上一部分的结论2我们可以看出,要成功实现这一演化过程,单一禀赋的要素必须多样化和延伸。
但是蓝田县除了自然资源禀赋外,技术要素、制度要素、社会要素并没有建立起来。
蓝田县玉石技术人才缺乏,全县300多名技术人员竟然只有极个别人具有职业资格证,玉石生产设备陈旧、老化,工艺落后等。
玉石雕刻技术大部分来源于代际之间、师徒之间的传授。
技术要素并没有得到扩展。
一位玉石工艺销售商向我们悲观地感叹:
“政府不行了,蓝田人也不行了,政府没有这个整顿玉石市场的意愿,这些人也懒得为自己的事情折腾。
大家都挤在这玉石一条街上,互相之间你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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