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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试述汉语和英语动词谓语句的下位句型。
5.1.试述语义场的系统性和层次性。
5.2.试述语义场研究的意义。
5.3.举例说明为什么在描写句子的语义结构时,常常要从谓词入手,也就是把谓词看作处于支配地位的核心成分。
5.4.结合实例说明词的派生义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基本途径。
6.1.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怎样?
6.2.应如何看待“文字发展三阶段论”的观点?
6.3.试述“文字的创制”的含义及应注意的问题。
6.4.应如何看待文字的改革?
7.1.试述几种不同的语言起源说。
7.2.试述语言发展演变的具体体现。
7.3.试述语言发展演变的原因。
7.4.试述能对语言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
7.5.什么是意译词?
请结合实例说明意译词与纯粹音译词及仿译词有什么不同。
7.6.试述洋泾浜语的含义、特点及发展前途。
7.7.试述民族语言政策的性质和内容。
8.1.试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8.2.试述关于大脑构造与人的语言能力关系的研究成果。
8.3.举例说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9.1.为什么说语言学的应用领域十分广阔?
9.2.试述母语教学的任务。
9.3.试述哪些信息处理技术应用了语言学的知识。
论述题答案
答:
因为语言符号在时间上是线性展开的,反映口语的书面语同样也是线性展开的,因此语言单位和语言单位的组合也只能采用线性的序列形式。
不同长度的语言单位的组合可以称为“句段”,所以组合关系也可以称为“句段关系”,如“鸟儿能飞”、“别烦我”等。
参与组合关系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词”、“短语”、“句子”,只要这些单位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模式组合而成的,就都属于语言。
组合关系体现为一个语言单位和前一个语言单位或后一个语言单位,或和前后两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互相关联的语言单位组合而成的整体之中。
例如,“胡说”一词,在这一组合中两个词是相互制约的。
“胡”受到后面“说”的制约,只能是个副词。
语言单位在线性语链中总处于一定的位置。
能在同一个位置上出现的语言单位处在共同的组合关系之中,具有共同的句法功能。
如:
我,在,看,报。
她,在,读,书。
李老师,在,想,问题。
以上三个例句中可互换的各成分就如此。
在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相替换出现的各个语言单位处在互相可以联想起来的关系之中,因而聚合成为一个类。
这种关系叫聚合关系。
聚合关系是在组合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组合关系又体现为聚合类的线性序列,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
1.2.为什么以客观存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学说和观点?
(1)尽管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对语言的观察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目的不同、依据的理论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依据的素材不同等因素会造成语言学存在着不同的理论。
(2)即使角度、侧重点、目的、理论、方法、依据的素材等都相同,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不同,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态度等主观因素不同,结论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
(3)客观的语言现象本身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并且还跟参与交际的各方、周围的社会环境等分不开的。
语言学家为了研究这种社会现象不得不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现有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加以切割分析,然后再进行综合。
(4)语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客观上是千差万别的,并且永远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因此,不同的语言学家捕捉到的语言现象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音位是从具体音素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功能音类,音位变体则是音位在特定语音环境中的具体体现。
音位是用来概括反映一组音素的辨义作用的功能单位,音位变体则是音位在各种语音环境里的实际发音。
同属一个音位的变体并无主次之分,但需要从中选出一个放在//中作为这个音位的代表,被选中作为音位符号的通常是比较常用的变体,或者是便于说明各个变体出现条件的变体。
比如汉语普通话里[æ
,a,A,ɑ]为同一个音位的变体,多数人选择常用的“a”作为代表,但也有人选择“ɑ”,以便能够说明各变体出现的规律。
音位符号选定后,属于同一个音位的所有变体在音位标音(宽式标音)中应使用同一个符号来标写。
如汉语普通话/a/音位的四个变体[æ
,a,A,ɑ]在音位标音中就可以统一用“a”来标写。
汉语拼音字母实际上就是一种记录音位的字母,比如/a/音位的四个变体[æ
,a,A,ɑ]就都用a来标写。
一个音位具有哪些区别特征,这需要把它放到特定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中去考察,放到与其他音位的对立关系中去分析才能确定。
因为一个音位需要而且只需要与本语言或方言的所有音位区别开来。
比如,汉语普通话/p/的区别特征是:
双唇,闭塞,不送气。
通过这三个区别特征,/p/就可以与汉语普通话辅音音位系统中的其他音位区别开。
英语里也有/p/音位,但英语辅音音位系统的内容不同于汉语普通话,所以二者的区别特征也就有所不同。
英语的/p/以“双唇”和/t/、/k/相区别,以“闭塞”和/m/相区别,以“清”和Ib1相区别,但并不通过“不送气”这个特征与其他音位相对立,因为英语里没有和/p/同部位的送气塞音音位。
可见,一个音位具有什么样的区别特征是由特定的音位系统,由其周围所有的其他音位决定的。
每种语言的音节结构都有自己的特点。
以汉语普通话和英语为例。
普通话虽然同英语一样,也具备V、C—V、V—C、C—V—C这四种音节结构的基本类型,但是其中的辅音C都不能扩展,也就是说普通话的音节中不允许出现两个或几个辅音相连的辅音群,而英语没有这样的限制,音节中可以出现辅音群,如stray[strei](走离)里有辅音群[str],sprints[sprints](疾跑)里有[spr]和[nts]两个辅音群。
普通话闭音节中的收尾辅音一C只能是鼻音,而英语没有这样的限制,除了鼻音之外,塞音、擦音、塞擦音、边音也都可以做闭音节的收尾辅音,如gate[geit](大门)、1ife[1aif](生命)。
普通话音节中的元辅音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像“光”[kua]这样的音节就是普通话里构成成分最多的音节,英语的音节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如上面的sprints就是由七个成分构成的音节。
在一些语言里,音节的音高可以区别不同的词义或语素义。
在这些语言里,每个音节单说时都有固定的音高形式,音节的音高形式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也就不同。
比如汉语普通话[kuo55](锅)、[kuo35](国)、[kuo214](果)、[kuo51](过)四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其不同的意义完全是由音节的音高变化来区别的。
这种音节所具有的能区别词义或语素义的音高变化就叫做“声调”。
有声调的语言就叫做“声调语言”。
汉藏语系里除个别语言外,都是声调语言,如汉语、藏语、苗语等。
在另一些语言里,音节虽然也可以有高低升降的音高变化,但这种音高变化只能起改变语气的作用,而不能区别不同的词义或语素义。
比如在说英语red(红的)这个音节时,音高可以逐渐上升以表示疑问语气,也可以逐渐下降以表示陈述语气,但无论音高怎样变化,“红的”这个词义都不会因此而改变。
这种没有声调的语言叫“非声调语言”。
印欧语系的语言一般都是非声调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等。
人们说话时,彼此相连的各个音节的轻重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它们有的听上去突出一些,有的听上去微弱一些,这就是语音中的轻重音现象。
实验证明,英语、法语、俄语和其他一些语言的重音都不是以音强的增加为主要特征的。
比如英语,总的来说音高和音长对表现重音所起的作用都要比音强大。
音强对表现英语的重音虽然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不及音高和音长重要。
汉语普通话的轻音主要表现为与重音音节相比,音长大大缩短。
同时它还会失去原有的声调,音强减弱,音质出现弱化和脱落现象。
综上所述,重音和轻音通常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来表现的,而并非只同音强有关。
(1)在非声调语言里,音节没有固定的、与词义相关的声调,允许以一个音节内部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的升降变化来构成语调,表达各种语气意义。
比如英语Here可以读作“Here↑”,也可以读作“Here↓”。
(2)在声调语言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与词义相关的声调,音节内部的音高升降变化已经担负了区别词义的功能,因而不允许再利用这种升降变化来构成语调,表达语气意义,否则就会引起词义的改变。
比如,如果硬套英语语调的读法来说北京话,处在句末的“八”[pa55]在陈述句中就会被读成“爸”[pa51],在疑问句中就会被读成“拔”[pa35],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3)实验证明汉语北京话语调的音高形式和英语语调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
北京话语调的高低升降主要是各音节调域(即声调音高的变化范围)整体抬高和压低的变化。
由于语调是通过音节之间调域的高低对比来表现的,因而不管这种高低变化有多大,音节内部的声调都能保持各自的区别特征,而不会引起词义的改变。
(1)语汇在产生时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
任何语言的词语,特别是意义单一的词,发什么音表什么义在初始阶段大多是任意的。
但语言中也有相当多词语,特别是“同源词”和“复合词”,其音义联系也有一定的理据性。
语汇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是统一的:
任意性是语汇得以产生的途径,理据性是语汇不断丰富的手段。
(2)语汇在表达上既有普遍性,又有民族性。
只要客观事物中有某种概念,语言中就一定会有某个相应的词语来表达它,这就是语汇的普遍性。
但词语对客观事物的表达与概念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又有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词语往往反映某个民族对事物的独特认识,在这方面不同语言就可能有明显差异,这就是语汇的民族性。
语汇的普遍性和民族性是统一的:
普遍性使得各种语言的语汇能表达大量共同的概念,而民族性使得某种语言的语汇又能体现一些独特的认识。
(3)语汇在变化中既有活跃性,又有稳定性。
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会很快反映到语汇中,这也就使得一些旧词语逐渐消失,而很多新词语出现,变化更替的速度甚至是惊人的,这就是语汇的活跃性。
但同时语汇的变化又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到社会约定和语汇系统的严格制约,也有极强的稳定性。
语汇的活跃性和稳定性是统一的:
活跃性使得语汇的个体元素不断地增加和更替,这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
但稳定性又使得语汇的基本成分和整体系统保持了固定和平衡,这也是为了保证社会交际能够正常进行。
汉语中语素大多数是单音节形式,书面上用一个汉字记录,三者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
一般而言,一个语素就是一个音节,一个汉字。
但是语素、音节、汉字又属于不同的范畴,语素是语汇单位,音节是语音单位,字(外语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因此将三者合起来看,就不能简单对应了。
如汉语中表示“谷类植物去掉壳和皮的果实”这个意义的语素,音节形式是mǐ,用汉字“米”记录,独立地看,这个语素是一音一字,同音节、汉字是一种对应关系,但汇合别的语素看,就不完全对应了.如同样是“mǐ”这个音节,还表示长度单位,汉字“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语素,mǐ这个音节还可以用弭、脒、靡等表示。
再如英语中的[-s],既表示名词复数形式,又表示与第三人称单数一致的动词后面的词尾,它们的意义明显不同,因此也是不同的语素。
外语的语素分类与汉语的语素分类大体上是一致的。
因为任何语言的语素也都有成词和不成词、自由和不自由、定位和不定位、实义和虚义的区别。
外语语素和汉语语素也有不对应的地方。
比如英语中“-1y,-fu1,-ab1e,-tion,-ness”这样专门构成词的语法类别的语素很多,而汉语除个别词后面能加“子、儿、头”而构成名词,个别词后面能加“-化”而构成动词外,几乎没有这类语素。
此外汉语的实义不成词语素,如“民、机、技、友、宴”等,在古代汉语中其实都是词,现在也偶尔可以当词用,并且确实有实在意义;
而英语“anti-,dis-,-er,-ist”等语素,不但从来也不是词,只是构词词缀,而且意义也并不特别实在,与汉语上述语素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类。
英语等语言中的语素与汉语最大的不同还在于表动词时态的成分都不是像汉语的“了、着、过、正在、着呢”那样独立的虚词,而是“-S,-ed,be-ing”那样的词尾形式,汉语没有这种纯粹是语法形式的词尾语素。
按照词缀在词中的位置,派生词可以分成三小类:
一是词缀在词根前面的前缀式派生词,如英语“re-write(重写),anti-war(反战的)”等,汉语“阿-姨、可-怜”等。
二是词缀在词根后面的后缀式派生词,如英语“modern-nize(现代化),desire-ab1e(合意的),boy-ish(男孩气的)”等,汉语“锤-子、木-头、花-儿”等。
三是词缀在词的中间或词缀非连续出现的中缀式派生词,如马来语“putuk(啄)”加上中缀就成了名词“pu-1a-tuk(啄木鸟)”;
菲律宾旁托语“ki1ad(红的)”加上中缀就成了动词“k-um-i1ad(红了)”。
此外,像德语“Arbeit-s-mann(工人)”,汉语“古里古怪、糊里糊涂”等也可以看作是加上中缀构成的派生词。
最常用的办法是插入法,又称扩展法或隔离法。
即如果一个语言片断中插入别的语言成分使它扩展之后,不改变原来的意义,这个语言片断就是词组;
如果插入别的语言成分使它扩展之后,意义改变了,或者没有意义了,或者不成结构体,就说明这个语言片断不能扩展,是词。
如“海带”、“说明”,前者中间插入“的”扩展成“海的带”不成立,后者中间插入“得”或“不”扩展成“说得明”“说不明”,都不成立,这说明“海带”、“说明”都是词,不是词组。
再如“大浪”“吃饱”这两个语言片断,前者中间插入“的”成为“大的浪”,后者中间插入“得”成为“吃得饱”能成立,而且扩展前后意义基本不变,这说明“大浪”“吃饱”是词组。
运用插入法来区分词和词组,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否则这种方法便会失效。
(1)插入的必须是同一结构层次上的直接成分。
如在“老手”中间也可以插入“手和新”,扩展成为有意义的语言片断“老手和新手”,据此就得出结论说“老手”是词组,这是不正确的。
(2)即使符合第一个条件,还是看看能否继续插入语言成分,使它进一步扩展。
如果不能,那么第一次有效的插入仍然不能成为确定词组的根据。
如“黄鱼”“机枪”“看见”可以扩展成“黄花鱼”“机关枪”“看得见”“看不见”,但第一次扩展后的片断不能继续插入别的语言成分,使它们进一步扩展,所以,“黄鱼”“机枪”“看见”是词不是词组。
(3)扩展之后的直接成分的结构关系,跟原来结构关系相同的,是词组,否则是词。
如“写信”是动宾关系,扩展后的“写一封信”、“写一封家信”,它们的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动宾关系,所以,“写信”是词组。
(1)语法规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所谓“抽象”指的是对具体东西进行类的概括。
语法规则实际上就是对人们说的话中的单位、结构和关系的某种类的概括。
如“桌子、电影”等词语,虽然意思不同,但根据某种共同特点,比如大都能受数量词修饰,就可以建立“名词”这个类,这就是从词的用法对语法单位类别的抽象。
(2)语法规则具有强大的递归性。
所谓“递归”指的是相同的规则可以在一个结构里重复使用。
语法规则实际上就是一种有限手段可以反复使用的规则。
比如下面汉语例子中句子长度不同,但只需应用一条规则就可以说明,因为它们各自都始终是相同的“主语+谓语”和“动词+宾语”结构的套叠。
例如:
①小李昨天来过了(句子1=主语+谓语,谓语=动词+宾语)②小王知道小李昨天来过了(句子2=主语+谓语,谓语=动词+宾语(句子1))(3)语法规则具有严密的系统性。
所谓“系统”指的是语法规则具有推导性和解释性。
语言中的每一条语法规则并不是独立起作用的,一条规则之外往往还有另一条规则管着。
(4)语法规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所谓“稳定”指的是语法规则与语音、语汇这样一些与地域差异、社会发展关系十分紧密的语言要素比较起来,变化现象比较少,变化过程也十分缓慢。
语法规律是指客观存在的语法,即人们说话时直觉和习惯上所遵守的某种语感。
语法规则是指主观认识的语法,即语言学家对于人们组词造句时的语感或习惯进行研究后作出的归纳和说明。
由于语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语法,因此对于说本族语的人来说,语法规律只有一种,只要能正常说话的人都具有运用这种规律的能力,或者说共同受到这种语法规律的制约;
而语法规则是主观认识的语法,是语言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的关于语法的一些规则,由于受不同的语言学家在认识、归纳和说明语法时主观认识上的局限、采用的理论方法和语法体系的差异、研究范围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因而语法规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广义的现代汉语既包括官话(即普通话),也包括方言,它们从空间上看是共时的,但因为它们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而变化的过程又有快有慢,其中有的保留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少些,差异大些,还有的则保留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多些,差异小些。
例如普通话中的词缀“的”有三种用法,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副词性成分,如“不断的(地)、渐渐的(地)”;
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形容词性成分,如“好好的、热乎乎的”;
还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名词性成分,如“吃的、干净的、他的”,但这三个词缀语音形式相同,所以很难说到底是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东西。
但从广东话看,分别起这三种作用的后缀是不同音的,这其实就正是反映了古代汉语(至少唐宋时)的情况,可见普通话与古代汉语比较起来变化较大,而广东话离古代汉语则更近些,也就是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共时差异就恰恰反映了汉语的历时语法变化。
4.4.为什么说形态丰富的语言中词法问题重要,而汉语中旬法问题更重要?
语法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是词法部分,一是句法部分。
词法也称形态学,主要描写词的形态特征和变化规则。
句法又称造句法,主要说明句子成分和句子类型。
因为传统语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印欧语,分析标准主要是形态,而形态变化都是附着于词上的,甚至句法结构也都离不开词的形态变化(如主语和谓语就必须考虑主谓的形态呼应,动宾结构的宾语必须变格等),所以研究这些语言的语法,词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汉语当中,词法形态不多,远远不像印欧语那样重要,但像语序、虚词、结构等句法问题在语法中占有重要的分量,所以在汉语中句法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语法单位包括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组,各种语法单位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
一种是量变关系,即语法单位之间只是所合成分数量的增减,但性质和作用不变;
一种是质变关系,即语法单位之间表现为所起作用的差异,但成分数量未必发生变化。
根据语法单位的特点,可以把语法单位表示为以下三级五种(由于单个语素和语素的组合都可能成为词,也可以增加“语素组”这个概念,这样就共有三级六种单位):
第一级:
1a.语素→(1b.语素组);
第二级:
2.词→3.词组;
第三级:
4.句子→5.句组。
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差别是数量性的,即彼此有不同的长度:
第一级中语素组由语素组成,第二级中词组是由词组成的,第三级中句组是由句子组成的。
不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差异是功能性的,即各自有不同的作用:
第一级语素和语素组的功能是用来构词;
第二级词和词组的功能是用来造句;
第三级句子和句组的功能是用来表达。
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量变关系也可以叫组成关系(单箭头表示),不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质变关系也可以叫形成关系(双箭头表示)。
语素是最小的一种语法单位,但它在语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特别重要。
一方面从形式角度说它只是用来构词的单位,本身很难建立聚合类和组合类。
另一方面从意义角度说语法分析也不太需要语素这个单位。
比如汉语“大家学哲学”这个结构,它包括“大家”、“学”、“哲学”三个词。
一般只要知道这三个词的聚合关系,如分别是名词或动词,进一步知道这三个词的组合关系,如先后是“主谓/动宾”结构。
语法分析到这一步就足够了,而且整个结构的意思也就清楚了。
如果再要分析到语素,那不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都很复杂,而且语素义与整个结构意义的关系反而不容易说清楚了。
(1)英语的动词谓语句一般可以再分成七种主要句型。
SV句型“Pricesrose.(物价上涨了)”,SVO句型“Maryenjoyedc1assica1musiC.(玛丽喜爱古典音乐)”,SVC句型“He1ookstired.(他看上去累了)”,SVAd句型“Mysister1ivesnextdoor.(我姐姐住在隔壁)”,SVOO句型“Hegaveheraringasbirthdaypresent.(他给她一枚戒指作为生日礼物)”,SVOC句型“Thepresidentdec1aredthemeetingopen.(总统宣布会议开幕)”,和SVOAd句型“Thedoormanshowedtheguestsintothedrawingroom.(门房领客人们进了客厅)”。
(2)汉语的动词谓语句的句型分类跟英语略有不同,比如可以先分出无宾语句和带宾语句,前者如“物价上涨了”、“爸爸正在休息”,后者再分成带谓词宾语句和带体词宾语句,谓宾句如“弟弟喜欢踢球”、“哥哥打算出国”,体宾句再分出带单宾语句和带双宾语句,单宾句如“孩子看电视”、“妈妈织毛衣”,双宾句如“妈妈送我一样礼物”、“学生问老师许多问题”。
(1)系统性是语义场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个语义场就是一个局部的语义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类属义素划定的意义领域,被划分为若干块并分配给不同的词语,这些词语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来对同一意义领域进行反映。
在意义领域恒定或封闭的情况下,一个词义占据的地盘大了,其他词义的地盘势必就会缩小;
反之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中某个词语的意义会受到系统中其他词语的制约,系统中某个词义的变化或词语数量的增减,会导致意义领域的重新划分和分配,从而引起系统中其他词义的变化。
语义场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反映出语言中的词汇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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