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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P102陈桐生《论宫刑与<
史记>
的关系》:
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03期。
第三,宫刑事件使《史记》渗进了司马迁的个人身世之叹。
由于宫刑对司马迁心理刺激太大,所以他不仅专门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报任安书》来辩说自己的心迹,而且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往往借历史人物来写自己之心,向千秋万代读者剖白自己受酷刑后种种沉痛感情。
其身世之叹主要有:
1感慨资财缺乏,无钱自赎2渴望救士于厄困的人间真情3对刑法和酷吏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4反复说明屈辱乃人生难免之事5辩说受辱不死乃是希望有所为,提出了“激”的概念6同情失败者而厌恶命运宠儿7宫刑使司马迁产生怀疑精神。
可见司马迁遭刑以后的思想,不进见于《报孙会宗书》和《太史公自序》,也见于《史记》全书中。
2不足:
①公元前104——前98年间,在李陵之祸前司马迁已经写了6年《史记》了,这一点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认为全书充满了“愤”。
②具体的论述上,有两方面:
一是不够深入,停留在浅显层次。
比如越王勾践、伍子胥只是简单说司马迁有身世之叹,很少进一步解释司马迁是怎么渗入了身世之叹。
应该做的说明没有做。
二是证据没有新意,都是老几样。
③只是孤立地讨论《史记》各个部分,没有联系起来,比如单独讨论屈原列传、余下列传,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都是司马迁寄予身世之叹的篇章。
④在李陵之祸带来的影响方面,有一点盲目性。
比如《史记》的批判性,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司马迁在泄私愤,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就算没有遭受李陵之祸,由于秉笔直书,批判也是会有的。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1针对以上不足,我要做的工作是:
①进一步分析司马迁是如何渗入身世之叹的。
②全面分析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
③补充两条报复性案例证据:
a谏而不听,后果严重b受辱杀人、杀君【“怒”字?
】
补充的理由:
司马迁的内心是有恨的,可是他恨的人是统治者,在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的时代,他不可能像《史记》中某些人一样因受辱杀人,可是,在他笔下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敢于因为受到侮辱而去做出格的事情,去杀人,甚至去杀君,历史上这些人他们做到了,所以他写他们的事,记录在史书中,司马迁自己的信念也在里面绵延,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救。
就好比现在很多女作家在进行自我写作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谏而不听,后果严重”的案例也一样,同时也是对统治者的严重警告。
2、思路
在研究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影响之前,先说明关于李陵之祸事件包括起因及其受宫刑的始末,在第二章讨论。
然后在第三章,专章讨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
最后在第四章阐明研究研究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影响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章研究前提
第一节李陵之祸
1、起因
①来新夏:
与武帝长期分歧,矛盾总爆发
②韩兆琦:
写《史记》,对统治者有批判与揭发
③沈伯峻:
为宽武帝之心,被武帝误解
④吴汝煜:
武帝喜怒无常
①P92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李陵之祸是他和武帝长期政治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
'
因为“司马迁在政治上的种种异议无疑是武帝实现宏图的阻力,必须扫除;
但武帝又不便以政治分歧来加罪。
适逢其遇,就利用李陵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
②P92韩兆琦《司马迁的受宫刑及其忍辱著书》:
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李陵事件,是汉武帝抓住的一个借口。
二是“沮貮师”与“诬上”,只是碰到了无敌的部分问题。
三是司马迁写的《史记》。
因为《史记》有许多进步的不能为当时所容的观点,以及有不能为武帝所容的对汉朝统治者的批判与揭发。
涉及到了汉朝统治集团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
机会碰巧了,宿怨新愆,一齐发作,于是最高统治者下了毒手。
③P92沈伯峻《司马迁为何被刑?
》陕西师大学报,1982,04期。
反对总爆发说。
他为李陵辩解,并不是认为他投降有理,而是为了“广主上之意”。
盛怒中的武帝根本不体察司马迁的苦心,不等司马迁把话说完就把他下狱治罪,处以重刑。
司马迁确实冤枉。
④P95吴汝煜《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兼谈此事对写作<
的影响》,《史记论稿》,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十版。
认为司马迁“坐举李陵”,并犯有“诬枉罪”。
张大可《司马迁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看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二是如何看司马迁受祸?
是由于皇帝的喜怒无常。
2、受宫刑:
十.司马迁受宫刑:
p13清.赵明《司马迁下蚕室论》“琴鹤山房遗稿”,卷五。
P17韩兆琦《司马迁自请宫刑说》,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都认为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判为死刑,是自愿改为宫刑的。
第二节忍辱不死,《史记》创作心理分析
1历史与现状:
①发愤著书;
⑦正直史官的优良传统;
②树碑立传、立身扬名;
③生死观;
⑥时代使命、父亲遗愿、前人的历史启示⑤雪耻;
④心理分析:
性心理、伦理心里、人格心理
主要论文有:
①发愤著书:
a发愤著书含义:
发愤著书,重点在“发愤”二字上,是侧重探讨司马迁的立场转变。
九、p95韩兆琦《司马迁的文学观》,收入《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阐述发愤著书的含义,认为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受挫折、受侮辱、能够给人一种激励,能够使人的意志更加顽强,能够让人的生命放出更加绚丽的火花;
其二是受挫折、受侮辱能使人的思想认识飞跃,能使人猛醒,能使人看清、认识过去一帆风顺时所不容易看清、认识的东西。
九、p95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其中《文学观点》一节中说:
在司马迁看来,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都产生在他政治上受排斥、被打击、被迫害、被摧残的时期。
由于政治上的被迫害,便使他对迫害产生强烈的不满,即“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因此借著述来抒发他的愤懑不平,即借著述来控诉迫害者,借著述表白自己的无辜,“以见于后世”。
所以一个作家受迫害越深,他的愤慨不平越激烈,他的作品的内容就越忧愤深广。
吴汝煜《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兼论此事对写作<
的影响》,收入《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概括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一是发愤著书,寄托自己的政治见解;
二是深化了对封建道德与法律的认识;
三是树立了卓越的生死观。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第五论题“遭李陵之祸而发愤著书”,载《兰州大学学报》专刊,1985年1月,收入《史记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九.p96:
文章认为,司马迁经历生与死的斗争,“终于从非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献身于《史记》,流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练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
九.p96张大可《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载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
提出“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是司马迁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的表现之一。
九.p96张大可《论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收入《史记研究》。
认为:
司马迁发愤著书是受李陵之祸以后形成的意识,“发愤”既是《史记》成书的新的动力,更是司马迁思想发生质变的关节。
九.p96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的《序论——司马迁和史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从理论上概括“发愤”的要义,说“发愤,是指一个人能不能发奋,需要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素质。
一要有坚韧顽强的奋斗意志,二要有忍辱负重的生死观。
九.p96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实践和成就做了具体的概括,说: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愤,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于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九.P96刘振东,《史记与司马迁之“愤”》,人文杂志,1995,05期。
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角度讨论司马迁之“愤”。
首先提出“抒愤”是《史记》的写作目的之一。
三是为了抒发内心的郁愤。
“愤”是时代之“愤”,历史之“愤”。
认为“愤”来自李陵事件。
确实有个人怨愤,而且刻骨铭心,并且是激励司马迁写《史记》的巨大动力。
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角度讨论司马迁之“愤”。
认为关键在于,这些属于个人的东西是否有深广的历史内涵和普遍的社会意义。
然后从人生价值观的角度,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人生价值观以及人格意识的发展,论证司马迁通过写《史记》以建功立业的抱负,以实现人生价值的人生价值观有着深广的历史内涵;
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便出现任何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君主的意志,任何个人的选择必须服从君主的选择,这样的时代,对任何一个有自主的人生价值追求和独立人格尊严的倜傥非常之人都会加以扼杀,司马迁正式这样一个典型。
所以司马迁的受刑虽然是出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偶然后边有着必然,时代和历史的必然。
因此司马迁的“愤”不是一己之私“愤”,它所蕴含的是时代之“愤”,历史之“愤”。
正因为有这样深刻的历史内涵,才使司马迁之“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并且强烈而持久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b结合《报任安书》、《士不遇赋》说明发愤著书:
10.p19李慧昌《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汕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认为受腐是司马迁本人的要求,不是廷尉的原判。
司马迁这么做的原因有三:
一是死有轻重的生死观。
无罪而死,死得冤枉,与蝼蚁之死无异,所以不愿意死。
二是《史记》“草创未就”的责任感。
因为“惜其不成”,所以选择了不死,故而“就极刑而无愠色”。
愿受腐刑之耻。
三是借文章立名。
他“所以隐忍苟活,幽欲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四是后世自有知己的坚强信念。
相信后人可读其书以知其人,自由理解他受腐刑之耻的苦衷。
九.p91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
是八十年代史记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专论及兼论的文章有数十篇。
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李陵祸的起因,是与非,司马迁发愤著书。
十.P10黄振民《漫谈司马迁的<
报任安书>
》牡丹江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指出实质上《报任安书》是一篇具有控诉性质的忍辱述志书。
谈到宫刑对《史记》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汉家由盛转衰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并力求之臻于完美的动力来源于宫刑事件。
文章分析了《史记》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几十年当中社会条件和作家心理的变化,指出司马迁受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就是要完成《史记》著述大业。
《报任安书》“发愤著书”一段他对著述《史记》的动机和意义作了新的阐述,指出愤书的动机来源于困厄和耻辱。
愤书不注重即刻的心理平衡,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评价。
愤书不限于具体的复仇对象,它从一个冤仇出发,但又超越了个人恩怨,把目光投向文化学术事业,它主要是通过凝聚有巨大文化价值的著作,作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此来确证自我价值。
愤书的目的要对此前耻辱实现补偿和过补偿。
《报任安书》说的清楚,愤书是要洗去耻辱,使自己的人格和名誉重新得到张扬。
②树碑立传、立身扬名:
9.P96刘振东,《史记与司马迁之“愤”》,人文杂志,1995,05期。
认为《史记》写作目的有三:
一是为了给他心目中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
二是为了立身扬名;
③生死观:
九.P97朱发建《超越死亡:
司马迁的著史心态》,湘潭大学学报,1996,05期。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生死之间的抉择,二是忍辱偷生为著史,三是秉笔直书写信史,四是慷慨悲歌颂英雄。
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
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拼搏,与命运对抗,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定的胜利。
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及著史心态正式如此。
④心理分析——性心理、伦理心里、人格心理: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的心理分析:
把文艺心理学引入《史记》研究。
九.P99成顼,《司马迁受宫刑而愤书的心理分析》,人文杂志,1991,04期。
从司马迁受刑后的性心理、伦理心理、人格心理与愤书偿辱心理四个层次阐述司马迁受刑以后的心理心态和从受刑到愤书这一心态转化的心路历程,论述深入,发人所未发。
性心理:
1、性心理中的耻辱感:
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使生殖器官具有神秘与神圣的意义,暴露在狱卒面前,任其宰割,是奇耻大辱。
2、被阉割以后的性苦闷。
伦理心理:
中华民族是高度伦理化的民族,孝悌观念是伦理观念的核心。
——不孝意味着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忠,失去了在政治上发展的可能,意味着对天地常道的背叛,成为天地间所不容的人:
1、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爱惜父母所赐予的身体是孝的首要内容。
身残是对父母及祖先的莫大玷污。
2、汉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身即难修,家何由齐?
人格心理:
司马迁以志、仁、义、勇、立名五项作为立身依据,强调“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表明他接受的是儒家人格理论,这是基础。
此外,他还吸收战国人慷慨自尊,倜傥非常的精神,最终达到承继天运作为生民以来第二个孔子的至高境界。
然而受刑的无情事实粉碎了他五彩斑斓的梦。
从受刑到愤书这一心态转化的心路历程:
司马迁经过了理性思考:
1要死的有价值2世俗不能与死节者比,特以为志穷罪及,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3死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士的最后旨归是幕义。
⑤雪耻:
九.P98聂鸿飞《司马迁的雪耻意识与<
的创作——读<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061期。
分析司马迁在“士可杀不可辱”与“就极刑而无愠色”之间做出选择的心理动机,是什么信念支持她“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呢?
这是因为司马迁有一个层次更高的目标和信念,即“恨死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他最重要完成《史记》,《史记》未完成而伏法受诛,那就死得轻如鸿毛,而完成《史记》,传诸后世,则可以“偿前辱之责”,即弥补宫刑之辱。
司马迁决定采取这一意志行动,是一个历史家的特质去思考判断的。
他考查、分析了两种历史现象:
一是想到了许多历史人物身为王侯将相,却也难免受刑被囚的事实;
二是想到许多历史人物,身逢厄运而矢志不屈,终于成就了不朽之业。
他从古人的事例中汲取了自我激励的力量,坚定了忍辱而生,完成《史记》著述的决心。
⑥时代使命、父亲遗愿、前人的历史启示:
九.P101张新科《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作意识》,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01期。
运用美国心理学家挫折的ABC理论,分析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
认为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之后,之所以能忍辱负重,关键在于他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对挫折有清醒的认识,使创造活动没有中断。
司马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情绪:
1、时代使命2、父亲遗愿3.修史目的4、成就功名的追求5、个人的雪耻意识6.前人的历史启示。
三点结论:
1、挫折会给创造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形成情绪障碍。
但如果能正确认识挫折就能变压力为动力,使创造活动继续进行2、挫折可以毁灭人的肉体,但也有玉成人的事业,使创造城郭更具价值性。
关键在于受挫者是否有明确的创作动机与目的,能否调整自己的情绪以适应新的环境3、在创造的过程中,创造者必须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坚定信念,坚持斗争,才能战胜挫折,取得成就。
⑦正直史官的优良传统:
裴斐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年版,127页。
司马迁之所以惨遭酷刑,还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也与他的家世影响分不开。
司马谈等正直的史官,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记事态度的严峻,使他们往往与统治阶级的意愿相违反,历史上的奸臣暴君,大多无法逃脱他们的口诛笔伐,统治者的威胁和利诱,也不能使他们屈服,这些人养成了严正刚毅的性格、坚决的反抗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
正直史官的这些优良传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点不对。
这是说的史官的职业道德,咱们要研究的是司马迁的生死价值观。
是两个问题。
)
2存在的问题:
对各个理由逐一分析,发现:
动机没有主次,没有抓住主要动机。
3重新分析创作动机。
从主观性方面分析。
立言(冯友兰):
a表达自己,寻求后世知音: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很难的,当时没有人理解司马迁,他写了屈原等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他读懂了屈原,也许他也在想谁会读懂我。
因此他写其所爱,写其所恨,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表达。
活着没有人懂自己,死了希望以后有人懂。
b孝。
汉以孝治天下,司马迁无子,又遭宫刑,对不住祖先c雪耻。
对自己生命缺陷、缺失的一种补偿。
e反抗。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p205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
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权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
第三章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影响
①谤书说②非谤书说③否定谤书说,承认李陵之祸的巨大影响
①谤书说
10.P81周国伟《<
谤书辩》,扬州师院学报,1986,第4期。
认为《史记》不是谤书,是司马迁在朴素唯物论为基础的进步的历史观和经济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家之言”。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
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做《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
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
有怨言,下狱死。
”其后把《史记》说成谤书的是班固,认为司马迁在受刑之后而著书刺讥,这也是把司马迁做《史记》的时间弄错了。
司马迁做《史记》是在受刑之前,而非在受刑之后。
还有的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和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就是对汉武帝微刺谤讪,泄发私愤,因而认为《史记》是谤书。
其实司马迁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是按时序编排的,原是顺理成章之事,并无微刺谤讪,泄发私愤之意。
而《封禅书》讽刺封禅求仙,也是意在批判“天人感应”之说,坚持朴素唯物观点,并非司马迁在发泄私愤。
《西京杂记》最早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是微刺谤讪,这也不能同意。
司马迁不拘正统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正反映了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班固在《司马迁传》中,也认为司马迁序游侠,述货值是微刺谤讪,泄发私愤。
其实,司马迁力主发展商品经济,反对固守自然经济,是符合社会前进的历史发展要求的;
他序游侠、褒游侠的一个目的就是蔑视商人、贬斥商人,反对豪强兼并和两极分化,这一切都不能说他是微刺谤讪,泄发私愤。
文章首先指出,宫刑与《史记》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
早在东汉时代,章帝和王允就认为司马迁因为遭受宫刑而微文讥刺,贬损当世,从而认定《史记》是“谤书”。
此后,魏明帝、刘知几、王夫之、李晚芳等人都坚持《史记》“谤书说”。
今人认为司马迁受宫刑后对于汉朝统治抱有了决绝的态度,在《史记》里发泄他的愤懑不平的情绪,以激动的心情来谴责历史上和当时的黑暗现象,并歌颂一些英雄和有气节的人物。
从这种书法可以看出“谤书说”的影响。
按照“谤书说”,《史记》就成为司马迁泄私愤的著作,这种观点显然是对《史记》题旨的歪曲,同时也是对司马迁人格品质的贬低。
实际上,司马迁倒是从根本上拥护汉家政权的。
从司马氏父子最初著述《史记》的动机来看,《史记》就是受到汉家盛世气象的鼓舞,适应汉家改制的需要而著述的。
对此,只要读《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知道。
因此,在讨论宫刑与《史记》关系的时候,必须坚决推到和排除“谤书说”。
阿英:
按作者所说,根本上拥护汉家政权就是人格高尚了吗。
泄私愤就是人格底下吗。
②非谤书说:
见上。
十.p80张玲《<
不是谤书》,福建论坛,1999年第5期。
文章认为《史记》不是谤书,因为:
首先,就司马迁个人而言,司马迁不具备写出谤书的主观条件。
家传、时代环境、自身游历、学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培养了司马迁的良史品格,也形成他大一统的历史观。
这一史官,决定了他“尊汉”的主旨。
从其著书动机与目的来看,司马迁早年顺畅的仕宦生涯,决定了他早期的著述动机是承遗命,目的是歌颂汉兴70年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
”积极的入世态度,必然导致其心理人格对汉朝的依附。
受刑后的司马迁“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史记》写成一部流传百世的巨著,因此也不能仅为报一己之私很,而使呕心沥血之作染上不信实的尘垢,留话柄于千秋后世。
其次,是“非贬孝武”问题。
纵观《史记》相关项目,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统治首先持的是肯定态度。
然而司马迁强烈的批判立场、敏锐的历史观察力又使它超越外在的繁荣强盛,看到了汉王朝统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于是在歌颂的同时又指出种种弊端,客观冷静地对汉武帝的政策进行叙写评价,而这些评价又是较为持正公允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被大一统史官主宰的《史记》宗汉主旨明显,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所以《史记》不是谤书,是一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
③否定谤书说,承认李陵之祸的巨大影响
文章又认为,宫刑是司马迁生平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却是给司马迁著述《史记》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史记》一书留下了宫刑事件的深深印记。
一方面要排除“谤书说”,一方面又强调宫刑对《史记》的重大影响,这样宫刑与《史记》的关系就是一个极其微妙敏感的问题。
文章认为关键在于把握其中的度。
第二,宫刑事件使司马迁从心理上拉开了与汉家的距离,获取了独立观察思考的人格条件。
第三,宫刑事件使《史记》渗进了司马迁的个人身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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