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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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非常小,虽然在1984—1988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实际利用总额仍然很低;
1989—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在1991年增长率逐渐恢复后,1992和1993年实现了超高速增长,增长率达到150%左右,同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迅速扩张,在1994年达到337,67亿美元。
此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基数的扩大,增长率逐渐趋缓。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汇率稳定,坚持不贬值,直接导致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放慢,并且还在1999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2000年我国初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利用外商投资出现回升迹象,到2001年和2002年,外商在华投资恢复增长,增速达到10%以上。
但2003年由于SARS的出现,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利用外资与2002年基本持平,2004年在摆脱了SARS的影响后,外商直接投资又实现了13%的增速。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刨除了特殊客观因素影响之后(亚洲金融危机,SARS)FDI与GDP增长态势还是基本相似的。
经济较好时,FDI增长迅速;
经济恶化时,FDI的增长速度也放缓,如在1999年,GDP增速下降到近几年最低水平7.1%,FDI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现象。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扩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也出现比较稳定的增长,2001年以后年增速一直保持在10%以上。
有关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分析主要是着眼于资本形成的角度,从有利于提高国内储蓄水平、改善国内资金供应状况和形成连带的产出效应方面来阐述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国内的资金供给。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资本形成的比重是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规模由小到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1993年起至今我国社会资本形成中外资的比率一直保持在12%以上。
外资的流入,不仅从数量上促进了中国资本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中国的资产质量,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是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度的重要指标。
图1反映出1981~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变化情况。
1981年该比重仅为0.58%,1990年达到2.28%,1994年首次突破10%,2000年上升到22.3%。
在此之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到2006年,该比重高达32.8%。
该比重的持续增长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用1983—2006年的年度数据,相关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其中GDPt(国内生产总值)和FDIt(外商直接投资)以现价形式表示,使用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另外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两个变量取对数。
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lnGDPt和△lnFDIt。
2.检验方法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传统上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问题。
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
为了使回归有意义,可以对其实行平稳化。
采用的方法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
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原时间序列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这可能会使得结果产生严重偏误。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协整理论,而要进行协整分析必须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方法对ρ系数进行τ检验,其方程为:
ΔYt=α+βt+ρYt-1+∑mi=1θiΔYt-i+εt
(1) 其中,△是一阶差分符号,εt是随机误差项,Yt是所研究的时间序列,m是最佳滞后期数,这个滞后期数保证εt误差项的平稳性(白噪音)。
零假设H0:
△Yt是一个非平稳序列,当ρ显著为负数时便拒绝原假设,说明△Yt是一个平稳序列。
而如果变量的一阶差分是稳定的,则变量Yt有单位根,也就是说该变量是非平稳的。
在实际中,回归的最佳滞后期数m是不知道的。
本文采用Engle和Yoo提出的AIC准则来决定方程
(1)的最佳滞后期数。
这个准则定义如下:
AIC=2L+2Km
(2) 其中,L是对数似然值,m是观测值数目,K是被估计的参数个数。
AIC准则要求其取值越小越好,因此,使AIC最小的m值便是最佳滞后期数。
由于ADF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分布的,因此使用Mackinnon临界值来进行判断。
(2)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由Engle和Granger首先提出来的,这一方法论的基础思想在于,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呈现出非平稳性的特征(即每个变量都有单位根),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如果呈现平稳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存在协整关系),而变量的增长率便表现出共同的增长趋势。
根据Engle和Granger的研究,如果对于时间序列Yt=(Y1t,…,Ymt),Yit是同阶单整,并且存在一个向量β,使得βTYt是平稳的,那么就称序列Yt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方法进行协整检验。
这是目前被普遍认为最为可靠的检验方法,它可以避免使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带来的问题,并且有较好的小样本特性。
根据JJ法,一个n维向量自回归模型表示为:
Yt=π0+π1+…+πmYt-m+εt(3) 式中,Yt=(Y1t,Y2t,…,Ynt)′,π0为n×
1阶向量,πi为n×
n矩阵(i=1,…,m),m为滞后阶数,这是一个长期模型。
Johansen和Juselius提供了两种方法来检验协整向量的个数,分别是特征根轨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此处应用最大特征根检验。
最大特征根检验的原假设为H0:
最多有r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统计量为:
TR=-Tln(1-λr+1)(4) 其中,λr+1为特征根,如果TR>
临界值,则拒绝H0。
从r=0开始依次检验,若拒绝r=r0-1的H0,同时又接受r=r0的H0,则说明协整向量个数为r0个。
(3)计量检验 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输出结果中可以看出各水平统计变量检验值的绝对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所对应的临界值,而一阶差分变量的检验值绝对值是显著的,也就是说GDP和FDI这两个变量存在单位根I
(1),也即是不平稳的。
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也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因为GDP和FDI都是一阶单整变量,所以可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由于使用JJ法建立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先采用AIC准则来进行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测试,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FDI与GDP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变量最大特征值似然率5%临界值假设的协整方程数 lnGDP0.69625331.2449725.32没有* lnFDI0.47606110.9884612.25最多1个 注:
①协整的形式为数据中有线性决定性趋势,协整方程(CointegrationEquation——CE)中有常数和趋势,VAR(Vectorautoregressivemodels——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没有趋势。
②*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③协整关系的滞后阶数为2。
表2从零假设H0:
r=0开始,似然率统计量的值为31.24497,超过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25.32,表明应拒绝零假设的H0∶r=0,接受r=1备择假设。
同时,在原假设为H0∶r=1时,似然比为10.98846,小于5%的临界值12.25,因而接受H0∶r=1的零假设。
结合这两个假设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FDI存在1个协整关系。
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有理由确信我国GDP与F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为:
lnGDP=7.099+0.34lnFDI(5) (44.71)(10.72)(括号内为t统计值) 由于宏观数据各期数值之间可能存在自相关现象,因此观察其D-W统计值。
D-W统计值=1.44。
在有22组数据和1个自变量时,D-W统计量的上下限值分别是1.00和1.17,1.17<
1.44<
2。
所以方程中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因此,FDI每增加1%单位,将会促进GDP增长0.34%单位,该数据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同时,我们进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也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其检验结果体现在表3之中:
表3FDI与GDP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F-统计量显著性水平 LnFDI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19.20910.01714 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0.393220.42336 表3中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数字越小,说明自变量预测因变量的能力越强。
从表3中可以看出,LnFDI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F-统计量19.2901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29,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是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其F-统计量数值小于3.29。
这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还没有成为引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
这也说明,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所产生的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作用还不显著,而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考虑更多的主要是我国的优惠政策、获利水平、开放程度和投资环境等其他因素。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鉴于国际资本的逐利动机和外国投资者所追求的目标与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外商直接投资在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总结和分析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不在于否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在于加深对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正确认识,以便在新时期的引资过程中统一认识,在实施引资战略的同时,控制引资的规模、流向和结构,寻求判定引进外资质量的合理标准,从而达到合理规避矛盾,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的目的。
1.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市场换技术的得失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
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开放国内部分市场,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
从经济学角度看,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是利用外商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即付出“市场”这一成本,市场本身不是一种商品,所以不能用于交换。
然而,市场需求的存在却是商品交换的前提。
企业在市场的一切活动,均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获取利润的关键在于市场的销售权。
收回技术这一收益。
然而,比较这一成本和收益的实际结果,我们发现,在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悖论:
中国出让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但没有获得所希望得到的技术(这里指一流的先进技术)。
对于属于成熟先进技术产业范畴的外商投资企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工业企业等,外商虽然向中方转让了部分非核心技术,但紧紧控制了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主要依靠母公司和本企业,由于外商企业控制了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使我国企业和人员根本没有机会掌握这些技术,更谈不上推广和应用了。
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产业链来看,由于国内企业的配套能力相对较低,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的原材料以及零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从而缩短了外资企业在我国的产业链。
有关部门对机电外资企业的调查发现,国内采购比例在20%以下的占53.7%,而国内采购比例在75%以上的仅占7.4%。
这些都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收益与成本不相匹配的表现。
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负面效应超过了正面效应,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打破外资企业对于技术的封锁与垄断。
在跨国公司看来,技术比市场更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开拓市场依靠的就是技术。
先进技术和管理是跨国公司最大的优势,是它的立足之本、竞争之本、取胜之本。
因此,跨国公司不可能与其他企业共享自己的优势,更不愿意为自己设立竞争对手。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矛盾 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冲击民族工业的发展,从而引发人们对引进外资的疑虑。
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间的矛盾,处理好二者的不同利益,是中国引进外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1)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与民族工业在资源利用方面的关联冲击民族工业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尤其是东道国的稀缺资源),于是,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工业在资源利用方面的关联集中表现为对东道国稀缺资源的争夺。
一是对东道国人才资源的争夺。
一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从东道国大量招募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又削减本企业的非熟练劳动力,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多的就业贡献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
二是对东道国技术成果的争夺。
东道国一些企业本来拥有重要的技术发明或专利,但由于缺乏经营和发展资金,往往只能将技术发明或专利售给外资企业,甚至整个企业因此而兼并。
三是对东道国品牌商标和经贸信息等无形资产的争夺。
四是对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争夺。
例如一些外商投资者鉴于母国在某种自然资源方面的缺乏而将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运回国内。
上述关联机制的负面影响导致东道国民族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短缺的困境,从而抑制其发展壮大的进程。
(2)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与民族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结构关联冲击民族工业发展 一般而言,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就越高。
然而企业利润的实现与产业的集中度、企业的规模大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资本的逐利动机促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存在着扩大自己的规模并提高整个产业集中度的倾向。
对于某一个单一的特定市场而言,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扩张将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挤压效应,严重的还将出现外国公司垄断东道国市场从而挤垮或窒息东道国产业尤其是幼稚产业的现象。
因此,通过与市场结构的关联,外商投资企业对市场的竞争程度和产业的集中度的直接影响将导致不同的民族工业发展效应。
若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在市场中所处的行业部门直接削弱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引致上述冲击民族工业的效应。
(3)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与民族工业外部政策环境建设的关联冲击民族工业发展 一般而言,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可以推动,有时甚至可以导致东道国的制度变革。
一方面,他对原先在基本无外部扰动的经济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立法提出了外部适应的要求,从而可能引发税收、金融和会计等领域的新的立法体系及政策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的东道国而言,在其迫切期望获得外资提供资金供给的引资初级阶段,死鬼收、欧资等领域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倾向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由此引致民族工业外部政策环境的改变,挤压民族工业的发展。
外商对华投资冲击民族工业发展的表现主要有:
外商在华投资在企业层面上的控制(股权控制、管理和营销控制等),抑制了民族企业的经营空间;
外商在华投资在产业和地区层面上的控制(利用兼并、收购或战略联盟等方法,形成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挤占了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
外资企业获取的优惠政策(企业设立程序的优惠、税收优惠、进出口权方面的优惠和外汇管理优惠等),削弱了民族企业竞争优势。
3.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冲突
(1)外商直接投资目标与中国经济发展长远目标之间的矛盾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是希望通过外资的引进来缓解资金“瓶颈”,密切产业之间的内部关联,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并通过引导外资向中国落后地区的流动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巨大差距。
然而,外商对华投资的战略目标建立在“全球一体化”和“生产国际化”的基础之上,力求将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全部生产活动纳入全公司整体增值链中,构成一个有机的组成环节。
因此,其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均不会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准则。
这种战略目标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严峻挑战。
(2)外资企业的贸易逆差和外商投资利润的集中汇回对中国国际收支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逆差的扩大将给中国带来经常项目的逆差压力,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综合计算的结果,1982—1999年这18年来,外资经常差额基本上是逆差,累计逆差规模达到2261.5亿美元。
由此可见,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常账户基本保持了顺差,但主要是由于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巨额顺差超过资本收支逆差带来的经常收支逆差的结果。
外商投资利润的集中汇回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1982—1999年的国际收支统计,投资收益中外资企业的支出累计达到1334亿美元,相当于经常账户累计顺差额的1.3倍。
外商投资利润的集中汇回意味着外商投资收益逆差的扩大,必然会带来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进而带来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
(3)金融市场对外资开放与内部体制转变的非均衡性给中国的金融安全造成较大威胁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
金融市场逐步对外资开放,在华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其业务范围和规模也在逐步扩大。
鉴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健全,金融秩序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秩序比较混乱,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较大,资金雄厚、管理水平先进和具有极强竞争优势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加大了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不仅货币政策调控和对资本流动风险调控的难度加大,还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因素。
(4)外商将污染行业对华转移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不少外商投资企业环保意识较强,引进了先进的防治环境污染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些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是高污染密集产业,将淘汰的技术、设备、生产工艺和危险废物等转移到中国,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关于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和建议 1.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首先,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主要是制定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兼并和收购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尽快与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将是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一种必然趋势。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在新形势下有效地吸引外资,允许外商来华以并购企业的方式投资,就必须为外商对华跨国并购做好准备。
其次,完善资本市场,并逐步开放。
资本市场是跨国企业购并的主要渠道,没有规范的资本市场,企业购并将很难进行。
最后,制定新的监管体系和形成新的竞争关系。
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机构统一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这种情况不利于对外资企业的协调管理。
因此,国家应尽快建立一个统一机构,对外商投资进行统一管理。
同时,要制定竞争政策,维护良好的竞争环境,特别是要利用外商投资把竞争机制引向第一三产业,提高一三产业的竞争优势。
投资环境是资本增殖的摇篮,任何外商在投资过程中都会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这是引资的前提,因此,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将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一步。
2.逐步取消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 在利用外资初期,由于中国经济尚未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国内体制和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都不稳定,实行某种程度上的优惠政策是不可避免的。
外资的优惠待遇集中体现为税收优惠,而实际上外国投资者越来越注重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收优惠的吸引力相对减弱。
近年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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