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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战国策派:
1940年前后出现的在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文艺派别,代表人物为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
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
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
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是其创作标本。
“人的文学”:
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生,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这与五四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对五四时期尤其是对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评析文学革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远意义。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复辟,民族工业发展,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力量增长,封建文学走向尽头――背景)。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深受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发起和倡导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作为其重要部分随兴。
文学革命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及创作实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思想上,它是历史空前的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有力地冲击和扫荡了封建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有极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又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它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学的坚决彻底批判,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对中国革命的思想、干部作了准备。
在文学本身上,它宣告了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这是划时代的伟大转变。
在世界意义上,它是十月革命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革命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使中国文学从禁锢束缚状态走向自由开放,从闭关锁国状态面向世界,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对世界文学革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精神胜利法”:
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形象所特有的性格特征,它的主要表现是:
自欺欺人,自我安慰,总是幻想在精神上战胜对方;
最能自尊自大,也最能自轻自贱,毫无人格可言;
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欺善怕恶,麻木健忘,糊涂终身。
阿Q的“精神胜利法”绝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性格,更是某种病态的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
“三个叛逆的女性”:
1926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一书出版。
这三个剧本塑造了三个大胆叛逆的女性形象,以炽烈的革命激情歌颂了妇女的觉醒和斗争,抨击了封建制度和道德,体现出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民主革命精神。
艺术特征:
通过历史题材以戏剧形式反射现实,用大胆想象和虚构手法发掘、描画历史人物的精神思想,使之与新时代精神息息相通。
“乡土小说”:
是在鲁迅的影响下,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王鲁彦《柚子》、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许钦文《故乡》为其代表作品。
作家们探求人生真谛、追求理想过程中,关注社会和农民问题,多方展现农村社会的破落衰败、农民的愚昧落后,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清新的泥土气息,拓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是新文学与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结更加紧密。
东北作家群:
指“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文学青年,并在左翼文学推动下开始文学创作。
主要有萧红、萧军、舒群、白朗、端木蕻良、李辉英等,代表作品为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他们开启了抗日文学的先声,表现了铁蹄下不幸而又不屈的人民,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
新感觉派小说:
是30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第二代海派,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
它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强调表现作家的主观感受。
代表作家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施蛰存《梅雨之夕》。
中国诗歌会:
成立于1932年9月,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
在上海设总会,在北平、广州、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会,并创办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主要发起人有蒲风、杨骚、任钧、穆木天等人。
要求“诗的意识形态化”及“诗与诗人的大众化”。
最有代表性的是蒲风,诗集《茫茫夜》,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
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特的诗人:
何其芳、卞之琳,合著了《汉园集》,(即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的合集)被称为“汉园三诗人”。
他们在表现现代派诗歌主张外,注重以诗传达独特的气质。
何注重诗歌形象、情调、气氛的统一,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诗歌风格质朴、蕴籍深沉,卞之琳诗歌深含着情感与哲理。
现代派”诗歌:
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和启发,特别追求诗歌创作在总体上产生的朦胧美,追求以奇特观念的联络和繁复的意象来结构诗的内涵。
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往往以其特有的青春病态的心灵,咏叹着浊世的哀音,表达着对社会的不满和抗争,也流露出对人生深深的寂寞和惆怅。
代表作家有戴望舒、卞之琳、废名等。
国防戏剧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为适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倡导,强调反帝抗日的主题,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效果,艺术上则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和方言戏剧。
优秀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上海屋檐下》、《咸鱼主义》等。
以《家》等作品为例,分析巴金早期(1929-1941)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巴金早期的作品充满着豪迈的热情,他愤怒地控诉封建制度及礼数的本质,彻底地否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号召人们冲出束缚,走向幸福,光明的新生活。
《家》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和腐朽,高公馆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奢侈腐化,梅芬、瑞珏成了牺牲品。
更多的人觉醒了,如觉民以“逃婚”行为向封建婚姻制度抗争,表现了只能过去自由的决心和勇气。
巴金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文化影响下的青年的痛苦和彷徨,同情其不幸时也批旁其作揖哲学,更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吃人罪恶的揭露。
其早期作品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浓厚的生活意蕴。
《家》里融入了巴金青少年时代在封建大家庭中的生活经验,也融入了他走入社会后积聚的对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深刻认识和憎恨,生活基础极为深厚。
(2)
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觉新的不抵抗主义,觉慧的幼稚大胆的反抗,丰满鲜明,小说用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久的审美魅力。
(3)
语言朴素而又富有热情《家》从对人物,故事的客观描述为基本手段,而以真挚的感性贯穿其中;
于平实的叙述中,用强烈的内在理性打动读者。
使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有着强烈的唤起读者情感的魅力。
孤岛文学:
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被沦陷区保卫的上海租界这一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文学。
它密切配合形势,及时反映显示,表现当时的民族精神和社会气息,配合抗日救亡运动。
于伶、阿英的剧作(《夜上海》、《碧血花》),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唐弢、柯灵的杂文,都是其优秀代表。
沦陷区文学:
是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海沦陷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华北沦陷区作家在夹缝中求生存,发表了大量揭露现实困境与民族生存意志的作品,形成了雅俗文学在对立中接近的趋向。
师陀《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传奇》,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均是沦陷区文学引人注目的景观。
“九叶诗派”:
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
主要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
他们强调挖掘现实与反映内心的统一,诗歌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中营造新颖独特的意象和境界,善于运用较大跨度的跳跃性来形成“陌生化”独特的艺术效果。
街头诗:
1938年8月,柯仲平、田间等联合发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在延安发起街头批判诗运动。
街头诗及抄在村庄墙壁、门楼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
它们多以抗战为内容,短小精悍、战斗性强,对宣传鼓舞群众发挥了很大作用。
田间的《义勇军》为其优秀之作。
作者除了诗人,还有群众,这使街头诗运动在更广的范围内蓬勃展开。
“甲寅派”:
得命于《甲寅》杂志,1925年由章士钊复刊,成为其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论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批驳其阻挡新思潮的本质,甲寅派很快败北。
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
文协: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战期间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发起人有各方代表近百人,由老舍主持日常工作。
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
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沉钟社:
浅草社骨干成员于1929年初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
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
一编
第一个十年
文学思潮与运动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新青年》(1915年创刊)为主要阵地,其主编陈独秀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
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
①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
②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
文学革命的过激主义
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抨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改变;
②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做整体性歧化选择,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的态度,也带来负面影响,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状态,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
③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而采取激烈彻底的姿态,难于认真思考文化转型与选择的复杂性,又来不及充分消化西方文化经验,难免粗疏偏激,也难于接受论争对立面的某些可能合理的意见。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
“八事”:
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
“三大主义”
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论争
1.与林纾的论争
2.与学衡派的论辩
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相信以伦理道德凝聚中国,反对急剧变革)
3.与甲寅派的论争
章士钊(倡导“读经救国”,认为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
文学革命的实绩
1.
白话文的全面推广
2.
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涌起
3.
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4.
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
胡适的文学理论建设
以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
重视横的移植,加紧评介西方的文学思潮理论;
同时又在纵的继承中找根据,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重估;
在思想内容与方法上,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
周作人的理论贡献
1.“人的文学”的提出。
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
1918《人的文学》
2.“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
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
1923《自己的园地》
3.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确认。
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散文视作美文。
1921《美文》
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理性精神的显现(理性批判精神、理性探索精神)
感伤情调的流行(伤感、惆怅、乡愁)
个性化的追求(表现自我、个性化风格)
鲁迅的冷峻犀利、徐志摩的潇洒空灵、叶圣陶的平实冷静
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来源:
考研论坛
鲁迅
1907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
《狂人日记》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一、《呐喊》与《彷徨》
1.“表现的深切”——独特的眼光、题材与小说模式
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故乡》《药》《伤逝》
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看/被看;
离去—归来—再离去
2.“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狂人日记》以心理意识的流动结构小说、反讽
《伤逝》主观抒情性
《在酒楼上》《孤独者》主体渗入小说
二、说不尽的阿Q
1.20-40年代“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关注阿Q精神的核心:
精神胜利法。
他处于社会底层,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粉饰态度。
2.50-70年代“落后的农民”的典型、造反者
他虽混有农民原始的报复性,但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
3.80年代初“国民性弱点”的典型,造反的负面
认为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
5.
新时期转向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
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而以精神上的安慰来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但是“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又确实没有改变人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现实成为现实的奴隶。
三、《野草》与《朝花夕拾》
1.《野草》独语体
2.《朝花夕拾》闲话风
①平等开放的风格,真率之气
②闲,即“任心闲谈”
小说
问题小说:
在五四启蒙思潮的背景下,受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作品的直接刺激而汇成的一股创作潮流,主要作者有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代表性作品如冰心《斯人独憔悴》《超人》,王统照《沉思》《微笑》,叶圣陶《苦菜》《隔膜》,探问人生的终极,关注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生存真谛。
乡土小说
王鲁彦《柚子》《菊英的出嫁》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许钦文《故乡》
“自叙传”抒情小说:
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其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出版《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其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迷羊》《沉沦》等,大部分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遭遇、心情,成为作者的“自叙传”。
零余者:
郁达夫小说所创造的一类抒情主人公,他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
他们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戕,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表示反抗。
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
庐隐《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
淦女士《隔绝》《慈母》《旅行》
废名《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
许地山《命命鸟》《缀网劳蛛》《商人妇》《春桃》
通俗小说徐忱亚《玉梨魂》张恨水《春明外史》
郭沫若
《女神》:
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女神》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
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崇拜自己的本质,热烈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并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又是大时代中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是袒露
《女神》中“我”对于理想的热烈追求,面向世界的眼光,真实地反映了郭沫若热情奔放、胸襟开阔乐观的个性;
“我”彻底的破坏与创造精神,不仅表现了郭沫若的反抗性格、旺盛的生命力与丰富的创造力,而且反映了其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1923《星空》1925《瓶》
1923《前茅》1928《恢复》(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
历史剧:
《卓文君》、《王昭君》、《聂嫈》
《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
※来源:
考研论坛
新诗
胡适的白话诗
1.“作诗如作文”
①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
②以白话写诗
2.“诗的经验主义”:
核心是“言之有物”(有我、有人)
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前者突出了写作者主体的性情与见解,后者强调了与“一般的人”即平民百姓的沟通与交流。
《尝试集》
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湖畔诗人:
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出版了他们的合集《湖畔》,并有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
文学史上称这四位诗人为湖畔诗人。
首要贡献在爱情诗,充满了清新明快的青春气息。
小诗:
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
主要作者有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感情与感受的努力。
冯至的诗
鲁迅曾把冯至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抒情诗的最大特色是处处表现出艺术上的节制
将《女神》式繁复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形象纯化为明净的形象;
内心的激情不直接倾泻,或外化为客观的形象,或蕴含于简单情节的娓娓叙述中。
《雨夜》
2.形式上采用了半格律体,诗行大体整齐,大致押韵,追求整饬、有节度的美。
这样,冯至的诗,不仅情调充满感伤苦闷,而且诗的节奏舒缓、音韵柔美,形成五四新诗中别具一格的幽婉风格。
新诗的规范化――前期新月派
1.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主张
①客观抒情诗的创造闻一多《口供》
②加强诗歌中的叙事成分
2.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特征
闻一多鼓吹诗歌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闻一多《红烛》《死水》(“沉郁”)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飞动飘逸”)
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早期象征派
1.穆木天“纯诗”的主张
①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
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生活担任”,诗是“内生命的反射”。
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
诗是要暗示的,具有“暗示”与“朦胧”的特质
2.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王独清《圣母像前》
冯乃超《红纱灯》
早期无产阶级诗歌蒋光慈
《自题小像》《莫斯科吟》
1.将五四新诗的平民化趋向极致,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强调从外部世界,即大时代里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吸取诗情,诗人自觉的将自我消融于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中,主张革命文学的主人“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消解了早期白话诗及抒情诗强烈的主观性与个人性,由肯定个人转向对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的歌颂,对左翼诗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2.强调诗歌必须向读者提供理想,如《莫斯科吟》。
注重理性理想的灌输,无产阶级诗歌必定加重议论成分,感情的抒发更加直露,想象也趋于平实,又与早期白话诗相通。
结合作品,分析《凤凰涅槃》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并阐述它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凤凰涅槃》体现出五四时代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精神,它是否定旧世界、歌颂新生的光彩夺目的篇章。
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深恶痛绝、势不两立,和对现实反抗的强烈精神。
诗中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体现出诗人否定旧我、诅咒旧世界、追求新生的精神。
2.对新的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和对新生的积极创造精神,同时饱含着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诗中凤凰焚烧旧我,获得新生,整个宇宙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一切都变得“新鲜”、“明朗”。
3.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体现了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鲜明要求。
诗作中因此出现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的诗句。
《凤凰涅槃》中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对创造理想的乐观坚信的内容,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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